炎黄文化-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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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序

新江的新作《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即将问世。多年来，新江在敦煌学、吐鲁番学、隋唐史、西域史、民族史、宗教史诸多学术领域辛勤耕耘，先后出版专著多部，论文、书评近两百篇。今天，新书的出版是他在以上诸多学术领域做出贡献之后的又一丰硕成果，可喜可贺。
新江的新作，使人们看到了他的整体研究的又一组成部分。他的这一新课题的研究符合他历来治学的路数，可以说是他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隋唐史、西域史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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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延伸。多年来，他辛勤搜集分散在国内外的文书写卷，可谓娴习而乐道于兹，心不旁骛。在网罗放失方面，经过他的全方位求索，除了私人藏家手中秘不示人的卷子之外，逸出他的记录或注录之外的殆无孑遗。对于门类繁多、内容庞杂的敦煌卷子和吐鲁番卷子，他在整体上有清晰的概观和通识；在处理个别文书残片的分类归属和定名等具体问题上，他有深入独到的见解。因而他不仅在编目、校录、整合、考释文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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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自身和结合文献研究文书写卷等多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并且通过对文书的悉心爬梳、过滤、钩沉、索隐而积累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量史料。文书残片的片言只语发出的微弱的史实信号，经过他置于历史时空系统之中考察其关联，往往显示多方面的文化内涵。近年，在一点一滴做完网罗散失文书写卷的工作之后，他又开始整理碑铭文献，研究中古中国与中亚、西亚的伊朗语世界的关系。他笔下的著述源源不绝，正是他二十年来辛勤努力的结果。新江在治学过程中，讲究穷尽材料，重视综合利用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这使他的研究不局限于仅就敦煌、吐鲁番而言敦煌、吐鲁番，进而注意敦煌、吐鲁番与更广阔的外界的历史联系。我们还看到，他在撰述上，无论是通论还是专题研究，都从学术史角度注意国内外学术发展的前沿状况。从他已经发表的论著看，总是既概括或融会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反映当前研究的最新状况。功力的深厚，视野的开阔，使他在史料梳理和课题论证上独具见地。也正因为是这样，他的很多工作是在和国内、国际的前沿学者对话，很多时候是接着国际上许多学者的话头讲，做出独到的结论，显著的例子是将西方学者所说的吐木舒克语（Tumshuqese）根据唐代文献定名为“据史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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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江的这部新书《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以较多的篇幅探讨了中古粟特人的历史及其对周边国家的文化贡献。自古以来，我国中原地区文化就和异域文化纠结在一起。仅以西域而言，在亚洲腹地的沙漠或砂碛边缘的绿洲废墟，荒芜有过青翠，粗犷有过柔媚，寂寥洋溢过生命，落寞孕育过壮丽。正是通过这一广袤的荒漠地区，中国和中亚、西亚文明进行了长期交流。但是，长期以来，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定居文明及其与我国中原和草原游牧文明的交涉。晚近乌兹别克境内粟特城邦遗址的考古发掘，近年我国中原地区粟特后裔墓葬的不断出土，促使人们越来越重视研究粟特人，即昭武九姓胡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作用。粟特商胡，即昭武九姓，富有经商才能，具有高度组织性，他们由于经营国际中转贸易而足迹遍及中亚东亚，并在他们所到之处建立起聚落，聚落与聚落之间再形成空间极其广袤的网络。新江的新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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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重构了昭武九姓胡的聚落的网状分布，翔实地叙述了他们的商务活动及其与本土居民的互动，以中古中亚史和中国史中湮没已久的一章补足了Philip Curtin与Jerry Bentley等人仅就海路研究前近代旧大陆跨文化的商业关系之不足。粟特商胡不仅是经商能手，而且长时期内在欧亚内陆扮演者传播多元文化和多种宗教的角色。新江的新著详尽地考证了祆教、摩尼教、景教的东来过程，继Geza Uray、H.-J.Klimkeit、David Scott与Richard Foltz等人研究丝绸之路上各种宗教的交互影响之后接着讲，做出了见解独到的补充。
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除了自身具有科学研究旨趣之外，又具有现实意义。我国的漫长历史从来没有脱离过与另外的民族、另外的思想、另外的信仰、另外的风俗的交光互影，文献中保存着与另外的文化、另外的社会实践、另外的心灵交际的丰富记录。这使中国认识了“他者”和异域，并且藉助于与“他者”的来往和与异域的交流而更好地认识了自己。对于这种与“他者”的对话，过去人们更多地体认到的是如何丰富了我国物质文化和艺术生活的内容，实际上，这样的对话也同时引发了人们对另外的思维方式的注意。中外文化异同的比较有助于破除思想上的畛域之见，改变仅凭自我存在、自我经验而形成的思维定势。在西力东渐之前，佛教的汉化和宋明理学的发展是藉“他山之石”以促成新思维之绽开的最佳例证。朱熹和王阳明之重新阐释“吾儒”，正是由于有了释氏之“他异”的对照。西力东渐后，新旧思潮无一不以“他者”为衬托，所有的主张无一不以西方为参照系。以继“国粹派”而起的“学衡派”为例，他们在反对当代主流思潮时，仍以白璧德（Irving Babbit）的新人文主义的理论为参照，支持其“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意在以理性的批判精神对待传统，补偏救弊，突破清末以来沿用多年的“中体西用”的思想架构。上个世纪的西方也是同样，一些西方学者正是出于与西方以外的“他者”的深化接触，才开始越来越自行质疑西欧中心论，考虑西方的重新定位。法国文化学家米谢尔·德·塞尔多（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学问极其渊博，足迹几乎遍及天下，他正是基于广泛的阅读和游历才提出，在欧洲，“史学编纂起源于欧洲与原来不知道的他者的接触”。在当今世界，跨文化的相遇日益频繁，异质文化的互动日益加强，我们已经看不到有什么地区还能游离于世界整体之外。今天，人们讨论的重点不再是跨文化的接触本身，而是频繁接触中的文化认同问题。在这种形势之下，西方越来越多其他领域的专家也把“西方中的东方”（the East in the West）纳入研究和著述之中，例如英国剑桥大学的Jack Goody即是。1984年，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启动了供全国高等院校本科使用的“哥伦比亚大学核心课程方案的亚洲教学计划”（Columbia Project on Asia in the Core Curriculum），参与考虑方案的有七十五所学校的百余位专家。该计划现已刊出教学指导书（A Guide for Teaching）三种，继《社会科学中的亚洲案例研究》（Asia: Case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比较观下的亚洲文献菁萃》（Masterworks of Asian Literatur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之后，1997年出版了《西方史和世界史中的亚洲》（Asia in Western and World History）。该书收有专家撰写的基本教材四十篇，这表明，在西方，亚洲在西方与世界中的历史与现状的重要意义越来越为人所认识，相关科目已正式纳入大学本科的基础课程。从当前这一研究趋势看，我国学者无论是在实证方面，还是义理方面都大有可为。在疏证、考信史实层次上，我们有丰富的传统文献和层出不穷的考古文物和文书，可供研究中西交通、中外文化交流的具体过程；在义理层次上，我们有大量的新颖资料可供探讨什么是“他者”（the other）、“他性”（otherness/alterity）、“异己性”（foreignness）和怎样“涵化”（acculturation）、怎样“认同”（identity）的“他者学”（heterology）理论。考据与义理的相互为用，不仅有助于今后中西交通、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也将促进近代历史上的西方的概念让位于世界的概念，并为人们今天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跨文化问题提供某种启示，打破西方某些论述话语的垄断地位。从这一意义上说，新江从事的新研究领域不仅仅是考证文化交流中早已存在的有趣史实而已，他的研究也将有助于启发人们思考人类存在、人类交往中的异向理解问题。
我长期游离于国内学术界之外，孤陋寡闻，每次阅读新江的论文，总能在丰富或几近完备的材料、广泛吸收的研究成果、独到的见地等许多方面受到启发，以致每当他有新作发表，我都先睹为快，略减与国内学界现实脱节的遗憾。令人非常喜悦的是，新江的业绩使人感受到目前学术群体的锐进势头，由陈垣、向达、冯承钧、张星烺、方豪、韩儒林、朱杰勤、韩振华、孙培良、章巽等先辈开创的研究中西交通、中西文化交流的传统，因新江和他的许多同一代学者的新颖研究而得到继承，而迈入新境界，而发扬光大。今天，新江藉助于整理文书和古籍的深厚功力、学术上的开阔视野，在追踪既往，唤起废墟遗址中酣睡的文化的性灵，再现中古中国与西亚伊朗之间湮没已久的文化联系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继此而往，新江以他的优越的主客观条件而肆力于深入探索古代中世纪的欧亚腹地及其周边的多种异质文化，必将对中外交通、中西文化交流领域的研究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
（资料来源：http://www.kunshanyz.xundain.com/skjy2/sywj/6-28/6-28-19.htm）<>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15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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