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王偉：20世紀以來的秦璽印封泥研究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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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02 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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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偉：20世紀以來的秦璽印封泥研究述評

20世纪以来的秦玺印封泥研究述评
(首发)
王伟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玺印在我国出现很早，它的起源应该与我国发达的治陶业有关。春秋战国时代，玺印的使用极其普遍。古代为了起到凭信或防止非法启封的目的，对需要保存或密封运输的物品或简牍文书，用绳捆扎或用囊盛装之后，在绳结上或封口处用胶质黏土封缄，并在上面用公私印章抑压，再将黏土烘烤干硬，使得其它人无法不留痕迹地随便开拆，从而起到对封护对象的保护、保密和凭信作用。这些用于封护的胶质黏土，不管有无加盖印章，均称为封泥。在以竹简为书写的主要载体的时代，玺印的主要使用形式是封泥。
一、1997年以前的秦玺印封泥研究
由于人们对封泥性质的认识比较晚，幷且早期仅是珍藏欣赏，封泥的重要性没有被发掘出来。虽然后来封泥著录的专书很兴盛，但秦封泥还远远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更不可能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因为可得以确认的秦玺印封泥几乎没有。其实早期著录玺印和封泥的著作已经收录了部分秦玺印封泥，只是对秦印的认识很模糊而不敢遽定。
元代中期杨遵《杨氏集古印谱》中王沂序文中最早提到“秦玺”；其后，元末刘绩《霏雪录》、明末张学礼《考古印文正薮》、甘旸《印学集说》、徐上达《印法参同》等论著中都有关于“秦” 玺印的论述。尤其是《印学集说》中“秦之印玺，少易周制，皆损益史籀之文，但未及二世，其传不广”的论述虽然不成体系，却代表了清代之前古人对秦玺印认识的最高水平。一直到清代中叶之前人们对秦印的认识仍然是模糊的。夏一驹《古印考略》、孙光祖《古今印制》都把战国小玺误作秦印。
第一次明确标出“秦印”一类的是清代学者陈介其，陈氏在《封泥考略》中提出的秦印标准主要是：职官地理符合秦制，印文风格同石鼓文、李斯小篆，印面有十字界格等。
早期的印谱或者封泥普录一般都不做考释研究，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对秦玺印封泥的辨认。肖毅《古玺文字研究述略》对古玺文字的研究做了简要的叙述[①]。先后对秦玺印封泥做过专门研究的学者有李学勤[②]、曹树铭[③]、罗福颐[④]、秦进才[⑤]、王献唐[⑥]、赵超[⑦]、沙孟海[⑧]、牛济普[⑨]、裘锡圭[⑩]、王人聪[11]、萧高洪[12]、陈雍[13]、曹锦炎[14]、任隆[15]、叶其峰[16]、许雄志[17]、王辉[18]、韩建武[19]、孙慰祖[20]、赵平安[21]、陈重亨[22]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对秦印的了解越来越多，但是综合性的研究仍然有待加强。
二、相家巷新岀土秦封泥資料的公布与研究
1995年春，西安市北郊相家巷村民无意间在农田发现大批封泥[23]。同年夏，路东之在民间文物市场获得大批相家巷出土秦封泥。
1996年底，在西北大学召开的“首届新发现秦封泥学术研讨会”上路东之公布了古陶文明博物馆所藏秦封泥。[24]1997年周晓陆等将同批封泥重新释读后公布。[25]
1997年4月，《书法报》公布了收藏于西安书法艺术博物馆的部分封泥。[26]这批封泥与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所藏秦封泥原是同批。7月，傅嘉仪、罗小红介绍了另一批相家巷出土的秦封泥，同时刊登有精美的秦封泥照片。[27] 8月，任隆又公布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相家巷出土秦封泥部分内容。[28]
1998年初，周晓陆等公布了后续入藏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的秦封泥， [29]对后续发现及他文发表的相家巷遗址秦封泥67品进行了考释。不久，任隆公布了收藏于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的秦封泥的新品类。[30]
1999年，傅嘉仪选取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所藏部分秦封泥在《篆字印汇》一书中公布。[31]后又在《历代印匋封泥印风》中对收藏于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的秦封泥做了完整的公布，其中有不少新品种。[32]
2000年5月，周晓陆、路东之将已经公布的相家巷出土秦封泥、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陆续入藏的秦封泥以及历代著录书中可确认的秦封泥汇集成《秦封泥集》一书出版 [33]，是当时搜集资料最全的著录专著，但今天看来此书漏收资料很多，仍需补订。杨广泰主编的《秦官印封泥聚》（两册，原拓）也收录了秦封泥的个别新品种。[34]
2001年10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公布了2000年4至5月间在相家巷遗址抢救发掘所得的全部封泥资料，共325枚100多个品种，并对其中一些“文字清晰可辨”的封泥做了考释。 [35]年底，王辉师《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选释》[36]《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选释续》也分别公布了部分秦封泥的新品类；周晓陆、刘瑞也公布了一些新见的秦封泥。[37]
2002年周晓陆、陈晓捷《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印》发表，公布新见秦封泥 10种，各种类品数不详。[38]
2002年10月周晓陆等发表《秦封泥再读》，又对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所藏秦封泥部分新资料进行公布。[39]同时，傅嘉仪编着《新出秦代封泥印集》出版。[40]此书将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做了完整公布，但考释甚为简略。
2002年12月，孙慰祖编着的《中国古代封泥》出版。[41]收录了上海博物馆2001年新入藏的海外回流的178枚相家巷遗址秦封泥中的一部分。该书幷不是所有馆藏封泥的系统整理汇集，而只是列举性地介绍了部分馆藏品种。可能因为该书所公布的资料不全、不够新，故反响不大。
2003年1月，《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公布了随同大量竹简出土的数百封泥匣以及数十枚残碎封泥。[42]或许学界注意力都集中在了36000余枚秦代简牍上面，这批封泥资料未引起注意，也没有相关研究论著发表。
自1997年至2004年底是新资料的集中公布阶段，但大都局限于解释单品封泥的文字意义和与文献的简单对照上，而没有将同类秦封泥归类作系统研究。此后的两年间，又有零星的新资料陆续发表：
2005年7月，周晓陆等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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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43]，10月，周晓陆等又发表《在京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内容》 [44]披露北京文雅堂近年陆续入藏的新见秦封泥品种。12月马冀《西安新见秦封泥及其断代探讨》公布西安私家所藏的21枚相家巷出土秦封泥，其中有数枚是未见报道过的新品种。[45]这三篇文章是《秦封泥集》出版后所见新品类最多的一批资料，其中一些职官和地理名称前仅此一见，弥足珍贵。
2006年6月，陈晓捷、周晓陆《新见秦封泥五十例考略－为秦封泥发现十周年而作》公布文雅堂所藏秦封泥50品，其中又有数十种为新见品。[46]
孙慰祖对海外流散的相家巷秦封泥进行了及时的收录和研究，是最早研究相家巷新岀秦封泥并做出正确判断的的学者。[47]
至此，除西安市文物园林局发掘所获的秦封泥至今未见公布外[48]，西安北郊相家巷出土秦封泥资料基本全部公布。新资料的公布引发了一个秦封泥的研究热潮。
需要指出的的是：北京文雅堂出版的《秦官印封泥聚》[49]、《原拓新岀土秦封泥》[50]、《双圣轩集拓秦官印封泥》[51]《相家巷出土秦封泥》[52]以及《古陶文明博物馆藏战国封泥》[53]等书作者未见，但其中收录的秦封泥已经散见各种刊物，本文附录统计表中有详细说明。
三、秦玺印封泥的释读
秦玺印封泥的释读主要是相家巷出土的数千枚封泥的释读。由于秦文字承继西周文字传统，相对于风格多变的东方六国文字来说比较容易辨识，故秦封泥在发表的时候，公布者大都做了考释。
最先对相家巷出土秦封泥做出判断和初步研究的是孙慰祖《新见秦封泥官印考略》，“以文字和形制言，多属秦代”，后来的研究证明了这个判断是很有先见性的。[54]
周晓陆、路东之、庞睿《秦代封泥的重大发现――梦斋藏秦封泥的初步研究》[55]将梦斋所藏秦封泥的精粹部分披露于世（这批封泥曾在“首届新发现秦封泥学术研讨会”以油印本的形式公布过[56]），此后又有《西安出土秦封泥补读》[57]纠正了最初的部分误释。
周伟洲《新发现的秦封泥与秦代郡县制》[58]对秦封泥中的有关地名做了新的释读。史党社《新发现秦封泥丛考》[59]，任隆《秦封泥官印考》[60]、《秦封泥官印续考》[61]等文结合西安书法艺术博物馆尚未发表的资料，对当时已经公布的秦封泥陆续做了补充释读。傅嘉仪、罗小红《汉长安城新出土封泥—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馆藏封泥初探》[62]对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所藏相家巷新岀秦封泥做了初步介绍。
首批资料刊发后，学术界一方面旧说进行不断补充，另一方面又有一些新资料陆续公布。秦封泥的释读工作继续向深入发展
周晓陆、刘瑞《九十年代之前所获秦式封泥》[63]将清代以来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土或著录的“秦式封泥”进行整理研究。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中的释文和略考比最初发表资料时的更加详尽和精确。周晓陆、陈晓洁《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印》[64]、周晓陆、刘瑞《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65]、周晓陆路东之、刘瑞、陈晓捷《秦封泥再读》[66]对整理中的西安书法艺术博物馆所藏有关秦职官、地理、宫禁的部分封泥进行考释。周晓陆、刘瑞、李凯、汤超《在京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内容――纪念相家巷秦封泥发现十周年》[67]披露了北京文雅堂所藏部分新见品种的秦封泥资料，幷对以往著录的少两品类重新解释。周晓陆、陈晓捷、汤超、李凯《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68]又对北京文雅堂所藏有关地理内容的新资料进行了披露。陈晓捷、周晓陆《新见秦封泥五十例考略－为秦封泥发现十周年而作》公布文雅堂所藏秦封泥新见数十种。
王辉师的一系列文章，如《新出秦封泥选释（二十则）》[69]对部分秦封泥做了考释。《秦文字集证·秦印通论》[70]一章中对当时公布的所有秦封泥都做了精要的考释，是当时所作释文最多的著作。《秦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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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释三则》[71]、《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选释》[72]、《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选释续》[73]、《秦印封泥考释（五十则）》[74]等文，不断地对已有的释读补充订正，另一方面跟随新发表的资料做出考释。马冀《西安新见秦封泥及其断代探讨》[75]对西安某氏所藏的秦封泥作了释读。
随着这批封泥出具体地点的明确和随后的抢救性的科学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考古队《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的发掘》简报发表，《考古学报》同期刊发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76]，对其中116枚“文字清晰可辨、保存基本完整”的封泥做了比较详尽的考释。刘庆柱后又发表《新获汉长安城遗址出土封泥研究》[77]。
周天游、刘瑞《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简读》[78]结合新公布的张家山汉简对已公布的散见于各报刊杂志的419种秦封泥进行了比较研究。赵平安结合秦汉官印对部分秦封泥也做了考释。[79]周雪东《秦汉内官、造工考》[80]、刘瑞《“左田”新释》[81]《秦工室考略》[82]、陈晓捷《“走士 ”考》[83]、《学金小札》[84]等对单个品种的封泥进行了深入的释读。
后出的秦封泥的专著《新出秦代封泥印集》，对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做了最完整的公布，并附有简单的文字考释。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因受到相家巷秦封泥发现的影响，陕西历史博物馆也公布了馆藏的69枚封泥得以公布和考释，其中就有数枚秦封泥[85]。文中说这些封泥“大都出土与西安北部的汉长安城遗址中”，大概即是后来的相家巷一带。另外，济南市博物馆也对该馆旧藏界格封泥做了考释，其中大多是已经见于普录的秦封泥[86]。
四、秦封泥时代的确认
相家巷秦封泥刚刚出土时，学术界还没有认识到这批封泥资料的重大意义。在周晓陆、路东之等人的努力下，又经过北京及西北大学有关专家的辨识肯定，相家巷出土封泥的真实性和时代得到初步确认――大家大都认为这批封泥属秦王朝遗物无疑，下限在秦灭亡；上限则有秦统一、战国晚期（吕不韦执政之前）。参加这场论争的学者有周晓陆、路东之[87]、李学勤[88]、张懋镕[89]、李零[90]、王辉[91]、刘瑞[92]、史党社、田静[93]等。但2001年之前学者们讨论这批封泥时代的依据只是封泥本身的内容，再与文献记载和有关出土遗物加以对照。
2001年4、5月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在相家巷遗址进行抢救发掘，得获325枚100多个品种得封泥资料，并且从考古地层关系上限定了这批封泥的时代“应属战国晚期或秦代，不会晚到汉”，解决了秦封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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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以来关于其所属年代的争论。
五、秦封泥出土地性质的论争
秦封泥出土地的性质至今悬疑未定。主要有秦“甘泉宫”[94]“信宫”[95]“北宫”[96]等数种看法。
我们的看法是：北宫在渭河以北，几乎没有了可能；信宫是统一后第二年才兴建的，从考古地层关系和新岀封泥有“玺”等特征判断，此处从统一之前就开始使用，并延续到秦末，所以信宫的可能性也降低了。而从新岀土秦封泥中数量巨大、品种丰富的后宫私官和禁苑、园囿、台观名称来看，此处不是帝王处理政事的朝宫，而极可能是秦甘泉宫，即秦太后所居之南宫。
虽然刘庆柱、李毓芳也认为“秦甘泉宫（即秦南宫）遗址应在渭河南岸（即秦之‘渭南’），汉长安城遗址西北部”[97]，但由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发掘的大批资料尚未公布，所以这并不是定论。
六、秦玺印封泥和秦汉史的研究
秦玺印封泥的研究价值在于官制和地理地名两个方面。尤其是相家巷秦封泥的大批出土使得秦封泥补苴秦史的价值更加突显出来。秦史中一些迷雾的廓清又为汉代相关制度的溯源提供了直接的历史依据，对秦汉史研究大有裨益。
周晓陆、路东之《空前的收获重大的课题――古陶文明博物馆藏秦封泥综述》，对秦封泥与秦汉史的研究作了展望，张懋镕《试论西安北郊出土封泥的年代与意义》深刻揭示了秦封泥多方面的意义，黄留珠《秦封泥窥管》研究了职官制度，周伟洲《新发现的秦封泥与秦代郡县制》研究了郡县制，余华青《新发现的封泥资料与秦汉宦官制度研究》研究了宦官制度，周天游《秦乐府新议》研究了秦乐府制度的发生和发展演变，周晓陆、陈晓洁《秦汉封泥对读》结合汉代封泥考察了秦汉职官、地理的沿袭更迭。另外，李学勤《秦封泥与秦印》对秦封泥与秦玺印的关系进行了说阐述。这组文章集中刊登，将新发现的秦封泥与秦汉史的研究紧紧连系起来。[98]此后出版的《秦封泥集》中李学勤、袁仲一、余华青在各自所作的序跋中对秦封泥与秦汉史的研究作了更加深入的论述。
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的发现与研究》[99]、《秦封泥集》上编第一章《秦封泥简论》和《秦封泥的考古学发现与初步研究》[100]中都对秦封泥与秦史研究做了很好的探讨。另外，周晓陆的一系列文章对秦封泥中反映的江苏、安徽、河南、河北、甘肃等地的郡县设置及相关历史问题结合文献资料做了说明。[101]
田静、史党社对新发现秦封泥中的“上濅”、“南宫”、“北宫”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102]；任隆探讨了秦丞相制度和秦封泥中所反映的手工业状况以及秦封泥与档案管理[103]；刘瑞研究了秦汉时期“将作大匠”的变迁[104]，结合新岀土封泥还对秦“属邦”、“臣邦”、“ 典属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探讨[105]。彭卫研究了秦汉时期的洗浴习俗[106]，张冬煜就秦封泥与秦陶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107]，通过秦封泥对秦档案管理进行研究的还有樊如霞[108]，周晓陆、陈晓捷[109]对秦封泥中有关中央职官、宫禁做了考释，赵平安分析了秦官印和汉代官印田字格问题[110]。
周晓陆、刘瑞、路东之等综合运用新出土秦封泥的各种特征对各种普录中著录的秦封泥进行了辑录，并运用已有的秦封泥的知识对辽宁等地出土的封泥进行断代确认，提出“秦式封泥”的概念。 [111]王辉师结合新岀土秦封泥对秦代苑囿进行了补充论述[112]，还对前阶段的秦封泥研究做了阶段性的总结和评价[113]。斯路首先提出了秦封泥辨伪的问题，首次披露西安及北京民间文物市场出现的伪品秦封泥[114]。孙慰祖结合新公布的实物资料总结出一些断代和辨伪的原则[115]。
利用秦封泥中的相关字形对楚简和齐陶文中的疑难问题进行研究的有白于蓝[116]、赵平安[117]、李学勤[118]等。赵平安较早地对秦封泥的字体从文字学角度进行了考察[119]。任隆、陈菽玲对秦封泥的书法价值和篆刻艺术也进行了关注[120]。此外，陈瑞泉对秦乐府的职能及作用做了进一步的探讨[121]。
近年来以秦封泥为题的硕士、博士论文主要有台湾林丽卿《秦封泥地名研究》[122]、朱晨《秦封泥集释》[123]，许海斌《秦汉玺印封泥字体研究》[124]，张强《古玺与封泥考略》（英文）[125]。其中《秦封泥地名研究》所依据的只是《秦封泥集》，收录的材料并不完整；《秦封泥集释》也仅是对秦中央官印部分做了汇释。前者搜集文献资料比较齐全，后者引证各家说法比较丰富，但新的见解都较欠缺。
目前收集资料最全面、研究最为系统的秦玺印封泥专著是王伟《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126]。
以上所及只是比较集中地对秦封泥进行专题研究的概况，至于其它利用新岀土秦封泥研究战国文字、秦出土其它文字资料及其有关秦汉史问题的论着还有很多。
七、秦玺印封泥研究总结与展望
1997年之前，秦玺印封泥研究比较沉寂。因为此前秦玺印封泥数量较少，品种单一，没有成为独立研究的对象；加上早期封泥资料普录印行未广，对封泥文字以及封泥本体的研究相对比较沉寂，专题性论著很少。
第二阶段：1997年至2001年底，秦玺印封泥研究出现了一个热潮。这段时间内秦玺印封泥研究的重点是资料的公布和文字的释读。释读工作较为深入，但对一些具体品类无论是文字上还是内容的理解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秦玺印封泥的分期断代、秦职官制度的源流、地理疆域的历史层次和沿革、秦汉史地的对比研究尚未深入，基本上停留在与《汉书·百官公卿表》和《地理志》的简单对照上。
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流散于私家收藏的相家巷出土秦封泥也有零散公布。相关深入研究的论著较少。
由以上所论可见，当前秦玺印封泥在资料的积累方面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但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亟需对前一阶段的研究做一总结和深化。
今后需要展开的论题主要有：个别争议比较大的封泥品种的深入研究，秦封泥的分期断代，出土地性质的深入探讨、确认，秦代职官制度的系统研究，周、秦、汉制度的深入对比研究[127]，封泥中具体职官的职能及其演变，地名的溯源和名称的沿革等等。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近十年的秦封泥研究实际上也是对秦玺印的研究，因为研究者一般都都把玺印和封泥当成一个东西看待。[128]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刘瑞《1997—2001年间秦封泥研究概况》[129]和《1997—2002年间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研究综述》[130]，对1997年至2002年间的秦封泥研究状况作了很好的总结。
笔者见闻不广，眼界难免受限，以上所及各家论著难免挂一漏万，有些评价不一定准确，有些提法不一定妥当故，敬请批评指正。

[①] 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2003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
[②] 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文物》1959年7期、8期、9期。
[③] 曹树铭：《秦玺考》，香港万有图书公司，1966年12月。
[④] 罗福颐、王人聪：《印章概述》，三联书店，1963年；罗福颐：《古玺印概论》，文物出版社，1981年12月。按此书的《古玺的时代考证》、《古官印及封泥考证举例》、《古玺印及封泥的辨伪》等章节以及此后的《近百年来对古玺文字之认识和发展》（《古文字研究》第五辑，中华书局，1981年）《史印新证举隅》、《封泥证史录举隅》（《古文字研究》第十一辑，中华书局，1985年）等文一方面为古玺和封泥的研究立下了基本标尺，另一方面讨论的对象涉及到了一些秦印。
[⑤] 秦进才、武峰：《秦印浅谈》，《历史知识》1983年1期。
[⑥] 王献唐：《五灯精舍印话》,齐鲁书社,1985年，P413－444。
[⑦] 赵超：《试谈几方秦代的田字格印及有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82年6期
[⑧] 沙孟海:《谈秦印》，《书法研究》，1983年3期；《印学史》第六章《秦印》，西泠印社，1987年。
[⑨] 牛济普：《秦印琐记》，《中原文物》1988年4期。《汉代官印分期举例》，《中原文物》，1998 年第1期。
[⑩] 裘锡圭：《从出土文字资料看秦和西汉时代有农田的经营》，《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之四，台北1997年。
[11] 王人聪:《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研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专刊之四，1990年；《古玺印与古文字论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专刊之九，2000年。
[12] 萧高洪：《秦印的特点及其形成的文化背景》，《江西文物》，1990年3期。
[13] 陈雍《读印杂记》，《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年1期。
[14] 曹锦炎：《古玺通论》，上海书画出版社，1995年；《古代玺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7月。
[15] 任隆：《试论秦官印及其艺术特色》，《文博》，1996年6期。
[16] 叶其峰：《西汉官印丛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1期；《秦汉南北朝官印鉴定方法初论》,《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3期；《古玺印与古玺印鉴定》，文物出版社，1997年10月；《古玺印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9月。
[17] 许雄志：《秦代印风·秦印概说》，重庆出版社 1999年12月；《秦印文字汇编》，河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9月；《关于秦印的一些问题》《西泠印社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1999年。
[18] 王辉：《秦印探述》，《文博》1990年5期；《秦印零拾》，《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8年2期；《秦文字集证·秦印通论》,台湾艺文印书馆，1999年6月；《秦印考释五则》，《中国古玺印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0年。
[19] 韩建武、师小群：《陜西历史博物馆藏印丛考》,《文博》,1997年第4期
[20]《古印、封泥释序辩证》（1990.10）、《西汉官印、封泥分期考述》（1991.6）、《阳羡新岀秦汉官印考》（1994.6）、《新获官印考释两则》（1995.10）、《新见秦官印封泥考略》（1997.2）、《新发现的秦汉官印、封泥资料汇释》（1996.11）、《战国秦汉玺印杂识》（？）、《封泥所见秦汉官制与郡国县邑沿革》（2002.7）、《封泥的断代与辨伪》（2000.8）、《中国古代封泥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展望》（1999.2）。这些文章分别收入：《孙慰祖论印文稿》p9-12、p26－59、p60－61、p62－64、p67－70、 p71－77，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1月；《可斋论印新稿》p61－77、p78－91、p92－126、p127－143，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3月。
[21] 赵平安：《秦西汉误释未释官印考》，《历史研究》1999年1期；《秦西汉官印论要》，《考古与文物》2001年3期。
[22] http://www.mebag.com/paper/paper32.htm#a陈重亨：《秦系玺印的印式探真》，篆刻网Online电子报第三十二期～第三十七期。
[23] 本节内容参考了路东之《<原拓新出土秦封泥>序》，http://www.gtbwg.com/qita.htm。
[24] 路东之：《秦封泥图例》，《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 1期。
[25] 周晓陆：《秦代封泥的重大发现――梦斋藏秦封泥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
[26] 倪志俊：《空前的考古发现·丰富的瑰宝收藏--记西安北郊新出土封泥出土地点的发现及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新入藏的大批封泥精品》，《书法报》总665期，1997年4月9日1版；《西安北郊新出土封泥选拓》4月9日4版。
[27] 傅嘉仪、罗小红：《汉长城新出土秦封泥――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封泥初探》，《收藏》1997年第6期；《秦封泥欣赏》，《收藏》1997年第6期。
[28] 任隆：《秦封泥官印考》，《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7年第3期。
[29] 周晓陆、路东之、庞睿：《西安出土秦封泥补读》，《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2期，50－59页。
[30] 任隆：《秦封泥官印续考》，《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8年第 3期，22－14页。
[31] 傅嘉仪：《篆字印汇》，上海书店，1999年。
[32] 傅嘉仪：《历代印匋封泥印风》，重庆出版社，1999年12月。
[33] 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出版，2000年5月。
[34] 杨广泰主编的《秦官印封泥聚》，北京文雅堂，2000年。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的发掘报告》；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址秦封泥考略》，《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按，《发掘·出土封泥统计表》中列出了全部的325枚封泥。其中，T2③:70、TG1:5、TG1:77三枚是无字封泥；另有T2③:89、T2③:168、T2③:170、T2③:171 T2③:172、T2③:173、T2③:180、T3③:38、TG1③:81九枚“文字漫漶”。除去3枚无字封泥和9枚“文字漫漶”者，《发掘·出土封泥统计表》共公布了185种，313枚封泥的资料（包括残字封泥在内）。
[36] 王辉：《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选释》，《文物》，2001年12期；王辉：《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选释续》《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八辑，三秦出版社2001年6月。
[37] 周晓陆、刘瑞：《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秦陵秦俑研究动态》2001年第4期。
[38] 周晓陆、陈晓捷：《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印》，《秦文化论丛》第九辑，2002年7月，西北大学出版社。
[39] 周晓陆等：《秦封泥再读》，《考古与文物》，2002年5期。
[40] 傅嘉仪：《新出秦代封泥印集》，西泠印社，2002年10月。
[41] 孙慰祖：《中国古代封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
[4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第4～35页；又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发掘报告》，齐鲁书社， 2007年1月。
[43] 周晓陆：《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4期。
[44] 周晓陆等：《在京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内容》，《考古与文物》2005年5期。
[45] 马冀：《西安新见秦封泥及其断代探讨》，《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7日第7版。
[46] 陈晓捷、周晓陆：《新见秦封泥五十例考略－为秦封泥发现十周年而作》，《秦陵秦俑研究动态》2006年第2期。
[47] 孙慰祖：《孙慰祖论印文稿·新见秦官印封泥考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1月；《古封泥集成》第2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
[48] 笔者曾去西安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物馆参观，得见展出的40枚封泥，可确定为秦封泥的有32枚。其中“九江太守”“长安丞印”两枚为新见品种。详情参看附录《秦封泥数量统计总表·未公开刊布资料》部分。
[49] 原拓，两册，89种89品。
[50] 一函十二册，收录秦封泥261种648品，2003年。
[51] 收录100枚。孙慰祖《相家巷封泥与秦官制研究――<新岀相家巷秦封泥>序》，《可斋论印三集》页177，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8月。
[52] 一函十四册，收录秦封泥403种，764品。周晓陆编，日本艺文书院出版，2005年5月。
[53] 原拓本，线装一函两册，2003年8月。
[54] 孙慰祖《新见秦封泥官印考略》，原载香港1996年7月十二日《大公报》艺林版，后收入《珍秦斋藏印―秦印篇》，临时澳门市政局，2000年4月。
[55]《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１期。
[56] 路东之：《秦封泥图例》，《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 1期。
[57]《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2期。
[58]《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
[59]《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7年第３期。又见史党社、田静：《新发现秦封泥丛考》，《秦文化论丛》第六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
[60]《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7年第３期。
[61]《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8年第3期，22－14页。
[62]《收藏》，1997年第6期。
[63]《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8年第1期；又見《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1期。
[64]《秦文化论丛》第九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
[65]《秦陵秦俑研究动态》2001年第４期。
[66]《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5期。
[67]《考古与文物》2005年5期。
[68]《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4期。
[69]《秦文化论丛》第六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
[70] 《秦文字集证》，台湾艺文印书馆，1999年。
[71] 王人聪、游学华编：《中国古玺印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0年。
[72]《文物》2001年第12期。
[73]《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8），2002年。
[74]《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
[75]《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7日第七版。
[76]《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
[77] 刘庆柱：《新获汉长安城遗址出土封泥研究》，《石璋如先生百年寿诞纪念文集——考古 •历史•文化》，台北南天书局，2002年4月。
[78]《文史》2002年第3辑（总60辑）。按，刘瑞文误做“ 《考古学报》2001年4期”。见刘瑞：《1997－2002年间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研究综述》注，《秦文化论丛》(第十辑 ) p186，三秦出版社2003年7月。
[79] 赵平安：《秦西汉误释未释官印考》，《历史研究》1999年第１期；按，刘瑞文误做“《文史》2002年3期”，见《1997－2002年间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研究综述》注，《秦文化论丛》(第十辑 ),p186。三秦出版社2003年7月。
[80]《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年2期。
[81] 黄留珠，魏全瑞主编：《周秦汉唐研究》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98年。
[82] 考古与文物丛刊第四号《古文字论集（二）》考古与文物编辑部编辑出版，2001年。
[83] 黄留珠，魏全瑞主编：《周秦汉唐研究》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98年。
[84] 考古与文物丛刊第四号《古文字论集（二）》考古与文物编辑部编辑出版，2001年。
[85] 吴镇烽：《陜西历史博物馆馆藏封泥考》（上），《考古与文物》，1996年4期；《陜西

中国历史上的负心人故事

历史博物馆馆藏封泥考》（上），《考古与文物》，1996年 6期。
[86] 李晓峰、杨冬梅：《济南市博物馆藏界格封泥考释》，《中国书画》2007年4期。
[87] 周晓陆、路东之、庞睿《秦代封泥的重大发现――梦斋藏秦封泥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１期，35－49页。
[88] 李学勤：《秦封泥与秦印》，《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 年1期，1－2页。
[89] 张懋镕：《试论西安北郊出土封泥的年代与意义》，《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15－20页。
[90] 李陵：《汉长安城出土印泥的断代与用途》，《中国文物报》1997年11月9日。
[91] 王辉：《也谈西安北郊岀土印泥的断代与用途》，《中国文物报》1998年1月7日。
[92] 刘瑞：《也谈长安城出土封泥的断代与用途》，《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7年第3 期
[93] 史党社：《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7年第３期。又见史党社、田静：《新发现秦封泥丛考》，《秦文化论丛》第六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
[94] 陈根远：《西安秦封泥出土地在秦地望刍议》，《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8年第1期；田静、史党社：《新发现秦封泥中的“上濅”及“南宫”“北宫”问题》，《人文杂志》1997年6期；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考古学报》2001年4期。
[95] 刘瑞：《秦信宫考—试论秦封泥出土的性质》，《陜西历史博物馆馆刊》，1998年第5辑。
[96] 周晓路、路东之编着：《秦封泥集》p62，三秦出版社，2000年。
[97] 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441页。
[98] 以上文章均见《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
[99] 黄留珠，魏全瑞主编：《周秦汉唐研究》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98年。
[100]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史学论衡》（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
[101] 周晓陆：《秦封泥所见江苏史料考》，《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2期；《秦封泥所见安徽史料考》《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3年3期；《秦封泥与中原古史》，《中州学刊》2003年6期。周晓陆、孙闻博：《秦封泥与河北古史研究》，《文物春秋》，2005年5期；《秦封泥与甘肃古史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6期。
[102] 田静、史党社：《新发现秦封泥中的“上濅”及“南宫”“北宫”问题》《人文杂志》1997年6期。
[103] 任隆：《秦国历史上的丞相》，《说古道今》1997年4期；《从秦封泥的发现看秦手工业的发展》，《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学第五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秦代的封泥》，《中国档案》2000年9期；《一个由遗弃物组成的“秦代中央档案馆”》，《中国档案》2001 年1期。
[104] 刘瑞：《秦汉时期的将作大匠》，《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
[105] 刘瑞：《秦“属邦”、“臣邦”与“典属国”》，《民族研究》1999年4期。
[106] 彭卫：《秦汉时期的洗沐习俗考察》，《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第4期。
[107] 张冬煜：《秦印与秦陶文》，《西北大学学报》，1999 年第2期。
[108] 樊如霞：《秦代官印封泥出土》，《北京档案》，2000年6期；《“封泥”与秦政文化》，《兰台世界》，2001年3期；《“封泥”档案与秦政文化》，《档案与建设》，2001年4期。
[109]周晓陆、陈晓捷，《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印》《秦文化论丛》第九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10] 赵平安：《秦西汉官印论要》，《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3期。
[111] 周晓陆、刘瑞：《九十年代之前所获秦式封泥》，《秦陵秦俑研究動態》，1998年第1期；又見《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1期。周晓陆：《新蔡东周城址发现“秦式”封泥》，《秦文化论丛》第十辑，三秦出版社2003年；周晓陆、路东之：《新蔡故城战国封泥的初步考察》，《文物》2005年1期。
[112] 王辉：《出土文字所见的秦苑囿》，考古与文物丛刊第四号《古文字论集（二）》考古与文物编辑部编辑出版，2001年。
[113] 王辉：《秦封泥的发现及其研究》，《文物世界》2002年2期。
[114] 斯路：《秦式封泥的断代与辨伪》，《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学第五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又斯路：《秦封泥的断代研究》，《碑林集刊》第六辑，西安碑林博物馆编，陜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115] 孙慰祖：《封泥的断代与辨伪》，《可斋论印新稿》P92－117，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此文原载《上海博物馆集刊》第8期，上海博物馆集刊编辑委员会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
[116] 白于蓝：《包山楚简中的“巷”字》，《殷都学刊》，1997年3期。
[117] 赵平安：《释包山楚简中的》，《考古》1998年第5期。
[118] 李学勤：《秦封泥与齐陶文中的“巷”字》，《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８辑，三秦出版社，2001年。此文又收入《中国古代文明研究》p190－192，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
[119] 赵平安：《秦西汉印的文字学考察》，《康乐集－曾宪通教授七十寿庆论文集》页84－页91，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按，此文后注有“1997年10月写毕”字样。
[120] 任隆：《西安北郊新岀土秦封泥的印学意义》，《中国书法》，1998年6期；《秦封泥文字的书法价值》，《书法》，2000年3期。陈菽玲：《从秦封泥看篆刻艺术》，《中国文化月刊》第 260期，2001年11月。
[121] 陈瑞泉：《秦“乐府”小考》，《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2005年第4期。
[122]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在职进修硕士学位班论文，2002年8月。
[123] 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4月。
[124] 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5月。
[125] 东北师大博士论文，1992年。
[126] 陕西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
[127] 李学勤先生在《秦封泥集》序中已经提到周制与秦制的源流关系。另外，新发表的张家山汉简中大量汉初职官资料也是可资对比的材料。
[128] 如王辉《秦文字集证》第四章《秦印通论》实际上囊括了秦玺印和封泥两部分内容。我们认为把二者聯繫起來進行研究決無不可，但二者在性質上還是有一些區別的，本文將在第三章第六節《從秦璽印、封泥與陶文文字內容相同的現象說到璽印、封泥、陶文三者的關係》中略做辨析。
[129]《中国史研究动态》200年9期。
[130]《秦文化论丛》第10辑,三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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