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聊斋志异》男性角色弱化现象析

聊斋志异,聊斋志异电视剧,读书,文化,国学
中国历史故事-小虎历史故事网
2023-09-02 20:51
小虎历史故事网

聊斋志异-《聊斋志异》男性角色弱化现象析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聊斋志异-《聊斋志异》男性角色弱化现象析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聊斋志异》男性角色弱化现象析

由于蒲松龄立足于现实世界，在《聊斋》中抒发他真挚的思想感情，表达他进步的思想观念，倾尽他高超的艺术功力，因而塑造出众多的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比照几千年的旧的社会习俗，比照现实中大量的黑暗、人生，其男性人物常有“动天地，泣鬼神” 之举，颇有惊世骇俗之风姿。《聊斋》男性角色也有弱化和女性化的现象，这里面有它积极的一面，如温柔、细腻、多情等女性化的现象，其实正是整个人类不断趋于文明的显示；也有它劣势的一面，如身单力薄、胆小怯弱、灵魂卑微、性格简单等，却是源于各种原因。
一、首先它是在比较意义上的一种弱化。
同《聊斋》中的女性人物相比，他们明显处于劣势。她们“妙丽无比”（《巧娘》）媚丽欲绝，她们“娇波流慧，细柳生姿”（《娇娜》），她们善良又聪慧，多情又勇敢，稳重又自信，有为报恩不顾自己安危的花姑子，有天真活泼聪明伶俐的小翠，有医术颇高的娇娜，有经营有道、理家有方的黄英、阿宝等等，相比之下，与之相对应的安生不分蛇精伪变，不辨香臭，小翠丈夫更是一个混沌未醒，人事不知的小傻瓜，孔生仗剑与雷曹相斗颇有胆气，但最终也要娇娜回春医术挽救其生命，马子才一介酸儒不屑经商却又花着妻子挣的钱，孙子楚只会读书，不事家人生业。内中深层原因大约有三：
（1）蒲松龄自身的男性特征，男性心理使得自然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规律发生作用，他本能地对于女性就有好感，尤其对于美丽的女性，更有一种潜意识的力必多发生作用，所以写到她们时，便笔下生花，才思泉涌，无怪乎她们五彩斑斓耀奕闪光的形象扑面而来。
（2）《聊斋》是蒲氏抒情发愤之作，带有自傲色彩，但在这份自傲中，“我”的表象经历投映在男性角色身上，他们怀才不遇，郁郁寡欢；他们梦想升官，心力憔悴；他们缺少知音，孤独寂寞；而“我”的深层灵魂寄托在女性角色身上，她们自由飞翔，无所拘束；她们豪放自信，潇洒不羁；她们能力超常，主宰命运，改变人生。灵魂的、理想的“我”当然胜于躯体的、现实的“我”，对于蒲氏，尤其如此。
（3）《聊斋》虚幻的故事形式，决定了它必须有一虚幻的非社会的世界。或者野莽森林，荒郊野外，坟冢地狱，或者花妖狐魅。但《聊斋》的抒情发愤创作动机又决定了它不仅限于在神话世界闲侃，它要落脚于社会现实，芸芸众生，这样它的虚的物必须落实到一种具体的性别上，或者说它的花妖狐魅必须有个人的面具才能深入混迹于人间，看人间可笑可卑可怜之事，感受代言人间美好善良真诚的愿望。而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中一阴一阳、一虚一实、一雌一雄、一女一男早已一一对应，根深蒂固。再加上虚幻的世界，花妖狐魅是若有若无、朦胧不清、花枝招展、多具变幻的意象，这于女性心理、外部特征颇有相似之处，自然决定了由女性来担任非人间角色的载体，同时也接受了更多超现实的夸张、想象、综合的美丽面容、完善人格与神奇手段、力量。
二、它是儒家传统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充分显示。
《聊斋》的讽刺、批判精神虽有晚明针砭时弊风气的影响，但更多源于蒲氏身上代表的儒家的优秀“自省”、“报国”精神。“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理想在蒲氏心中积淀深厚。中国传统的社会心理与典型人格，是儒家思想的深重积淀，我们孝亲忠君使得社会相对稳定，爱国主义观念深厚，但同时也唯亲唯上是从，愚孝、愚忠，奴化自己；我们重德轻财，使得民族坚持道义、真理，内在精神丰富，情感质朴深厚，但同时以德代才，褒德贬力，压抑人性的物质欲望和自然人性发展，妨碍民族心理的正常发展；我们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积极责任感，同时“乐天知命，安贫乐道”有造成谦卑、忍让、萎缩不敢为天下先的民族心理弱化。蒲氏以儒家赋予他的自省、批判精神看到了本应是国家栋梁、社会支柱的男性身上的弱点，于是描写、揭露、批判，甚至自嘲、自讽，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首先是重利的“小人”。如《沂水秀才》，写两美女见一位沂水秀才，“一美人置白金一锭，可三四两许；秀才掇内袖中。美人取巾，握手笑出，曰：‘俗不可耐！’秀才扪金，则乌有矣。”蒲氏称之为“乞儿相”，颇为蔑视。而《考弊司》中则更是以儒家教义讽刺批判以儒礼自标的贪财之辈。“司主名虚肚鬼王。初见之，例应割髀肉…不必有罪，此是旧例。若丰于贿者，可赎也。”“惟一堂高广，堂下两碣东西立，绿书大于栲栳，一云‘孝弟忠信’，一云‘礼义廉耻’。躇阶而进，见堂上一扁，大书‘考弊司’。楹间，极雕翠字，一联云：‘曰校，曰序，曰庠，两字德行阴教化；上士，中士，下士，一堂礼乐鬼门生。’”还有那些科考中受贿收情的考官。
再就是囿于科举制度下灵魂扭曲，人格卑缩的士子们。如《王子安》中，王子安功名熏心，大醉后以为得中，一会儿叫嚷“赏钱十千”，一会儿又“大呼长班”，不如意则“捶床顿足，大骂‘钝奴焉往！’”丑态百出，被妻子讽笑。虽说大多士子科考最初是为了追寻贤哲，治世经邦，为了上效君，下惠民，但科考的局限，弊漏及士子长久单一处于呆板的读书考官的生活心态中，便渐渐走形，生出一些闭门造车，百无一用的书呆子和专为作官而读书的德、才、能兼不具备的士子。蒲氏对此很清楚，甚至他感到自身也有类似的卑缩，从十九岁获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后，到七十五得一安慰式“贡生”，中年几十年的科考艰难，虽眼见了类似《饿鬼》中见钱眼开。“无一道义交”的学官朱某等人，感受“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壁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蒲松龄集》《与韩刺史樾依书，寄定州》）的痛苦，但他仍未放弃，这里面也有功名诱惑的极大因素，同时在《王子安》异史氏曰：“唱名时，官喝吏骂，似囚。”士子们心无愧耻：“帖耳俱忍受，阶此要宠光。”这不仅是蒲氏对腐奴式士子们的同情，痛恨，也是对自己内心心态的深刻批判。他们的卑缩来自于儒家的功名心忠君孝亲，而蒲氏伟大之处也源于此，他的自省批判精神让他看到其中龌龊，尽管行动上不能完全放弃，但他情感上的痛苦矛盾，文学中的批判讥讽，以及生活中自觉自由创作，不仅仅囿于科举业的行为，都证明他是儒家的优秀者，是真正为民请命，希图醒世救世，以天下为己任的。
还有贪淫好色之辈。《聊斋》中对于男女之情的描写还是颇为大胆的，有些章节几乎是肆无忌惮地描绘性爱之美。看起来蒲氏似乎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儒家逆子了，其实不然。肯定欲望为人之本性，这在孔子那里就有明确表示：“食，色，性也。”“君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所删订的《诗三百》开篇首章便是《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因此，蒲氏只不过是学习领悟孔子精神较出色的一人罢了。所以，他在赞美爱情，同情为爱而“非礼”的真性情、真人物的同时，又牢守儒家礼义廉耻之教，反对鄙夷贪淫好色之徒。如《画皮》中王生，路遇二八姝丽，便引其家中相淫，不听妻子道士警诫，最后自己的心被恶鬼掏走，连累妻子为救他食人之唾。《婴宁》中西邻之子心术不正，企图引诱婴宁，结果竟丢了性命。而其他一些情节较轻，仅止轻佻不持仪节，或为欲所牵并无害人之意的人物更多了，作者也相应地给予劝惩教育。如《考弊司》中闻人生贪图女子美色，被牛鬼幻化的秋华母女解衣为质，凄意含酸，进退靦颜。《瞳人语》中方生有才无德，路遇美女总是尾随其后，颇有对女性不尊之意，结果被芙蓉城仙小小地惩处，让其眼睛小翳而失明，因其心生忏悔，眼中便出现两个小瞳人，撞破左眼翳幢，右眼未破，方生“由是益检，乡中称盛德焉。”再就一种情况，便是蒲氏从小说中无意表露出的具有代表性的夫权思想。如《阿宝》中绝代佳人阿宝嫁与情痴孙子楚后，“而生痴于书，不知理家人生业。女善居积，亦不以他事累生。”两人在婚前的动人情节不复再现，唯余一书呆子大丈夫和一贤妻而

中国历史的传说故事手抄报

已，人物风采大不如前。而众多篇章则置三妻四妾为平常。《香玉》中与香玉、绛雪挚情款洽的黄生，是有妻之夫，（“后生妻卒，遂入山，不复归”）“生握腕日：‘卿秀外惠中，使人爱而忘死……每使邀绛雪来，辄不至，生以为恨。”篇未异史氏日：“一去而两殉之，即非坚贞亦为情死矣。“事实上两女子倒是为情而贞了，但黄生之情未免太不贞了。置一夫拥三美为理想境界。《荷花三娘子》、《胡四姐》、《莲香》等篇通过狐妖幻化成女来“自荐枕席”与书生，或者春风一夜各别东西或恒无虚夕，因为是与狐妖鬼混，因为是她们主动勾引，男性便不需怕违背礼义教化，不需怕负担责任，而又遂了自已放纵的欲望。但这恰恰暴露了男性的弱怯，长久地拘于死板礼法中，在虚伪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压抑环境中，塑造出这么一种以夫权抬高自己而非以情服妻，以满

中国历史宋朝故事

足一已私欲为前提而非真正尊重女性情感，明明有欲却要装作无欲，口中无欲私下却是邪欲纵生的矛盾卑缩心理。需要说明的是，蒲松龄更多地是潜意识、无意识表现了此点，理智上他还是注重夫妻互尊，以情为重的。在《黄英》中他善意地嘲讽了欲以“大丈夫”自高的马子才。“又以故居陋，欲使就南第居，若赘焉。马不可，择日行亲迎礼。……。黄英曰：‘君不愿富，妾亦不能贫也。无已，析君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何害？’乃于园中筑茅茨，择美婢往侍马。马安之。然过数日，苦念黄英。招之，不肯至，不得已，反就之。隔宿辄至，以为常。黄英笑曰：‘东食西宿，廉者当不如是。’马亦自笑，无以对，遂复合居如初。”
三、爱情主题使男性角色趋于女性化。
尽管乔生为给连城治病“自出白刃，圭刂　肤授僧，血濡袍袴，僧敷药始止，”“为人有肝胆”的孙子楚为得阿宝，“以斧自断其指，大痛彻心”之后更做出魂离其魄，化魂为鸟，以近芳泽的骇世惊俗之举，但由于他们单纯的情感目的，使得无论多勇猛，多惊天动地的举动都终于成为柔情百转、缠绵悱恻的意象，他们为情生，为情死，为情泣，为情欢，这就趋向于女性的情感特点。男性特征远弱于“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吾奈何，虞兮虞兮若奈何？”的项羽，他同样也为美女宝马落泪，但这只是围绕拔山盖世，成就伟业失败之痛的附笔，只是更丰富了他伟男子的内心世界傑傲性格。
爱情和美女使《聊斋》男性变得多愁善感，变得细腻温柔。《香玉》中黄生在爱

近代中国历史伟人故事

人香玉萎悴之后，“恨极，作哭花诗五十首，日日临穴，涕痍其处。”遇其好友绛雪，“生因把袂，相向汍澜。”雨夜苦思香玉“辗转床头，泪凝枕簟。”看见绛雪续诗“生读之泪下，因怨相见之疏。“并且说”今对良友，益思艳妻，久不哭香玉，卿能从我哭乎？”后终复见香玉，“生望见，泣下流离，急起把握香玉，以一手捉绛雪，相对悲哽。”虽说“无情未必真豪杰，”但此黄生以泪洗面，几乎甚于林妹妹，无怪乎给人柔弱不堪之感。
而爱情则使《聊斋》女性将其女性化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光彩夺目，且又加强其母性化特点和中性化特点。她们多情、善良、温柔、勤劳贤惠，面对所爱男性生发出由衷的关怀、怜爱之情，相对男性的愚腐、呆板、狭隘，又添出活泼伶俐、自信大方、宽容大度等特点，更完善其人格。如《小翠》《葛巾》《黄英》《翩翩》等不一而足。翩翩之为浪子罗子浮医治身上溃疮，又为其作衣裤烹美食，花城称罗子浮“小郎君”“尔家小郎子”，她们明知罗子浮有邪念，而“坦然笑谑，殊若不觉”，只暗中令其衣衫化叶使其自耻。“花城既去，生惧遗诮责；女晤对如平时。……。顾生萧缩，乃持幞掇拾洞口白云为絮复衣，着之温暖如襦，且轻松常如新绵。”翩翩的贤惠并非是“三从四德”下的产物，而是一种因怜爱自然而生的体贴、关心和大度，她们又借助神仙的方式，使得女性们风采迷人，心理状态、人格精神远远超过男性。
四、背景缺失导致人物性格弱化。
中古小说的故事性特征极浓，重情节曲折，重工笔描画，但对人物的情感背景不太注重或处理简单，模式化。犹如一幅工笔仕女图，背景素白，人物精致至极，但给人一种模型化感觉。因为《聊斋》篇章大多是作者在搜集民间传闻的故事基础上加工创作的，因而就出现了社会时代背景模糊这一现象。主人公们不知从何而来，有何经历，或者是才子路遇佳人，便一见钟情了，或者是某秀才屡试不第，便痛苦了，或者是某雅士放浪不羁，以酒为友，以狐为妻了，便是洒脱超俗了。读者对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对他们内心深处的思想矛盾都不甚明了，就无法完全体会领略作者欲要表达的情感，以《酒狂》与《世说新语·刘伶病酒》比较看，《狂生》中写“济宁有狂生某，善饮；家无儋石，而得钱辄沽，殊不以厄穷为意。”因与刺史对饮愉悦，凡有小讼求直者，辄受薄贿，为之缓颊，刺史每可其请。生习以为常，刺史心厌之。一日早衙，持剌登堂。刺史览之微笑。生厉声曰：‘公如所请，可之；不如所请，否之。何笑也！闻之：士可杀不可辱。他固不能相报，岂一笑不能报耶！’言己，大笑，声震堂壁。”《酒友》中则写“车生者，家不中资而耽饮，夜非浮三百不能寐也，以故床头樽常不空。一夜睡醒，…烛之，狐也，酣醉而犬卧。视其瓶空矣。笑曰：“此我酒友也。”《酒狂》则写“缪永定，…素酗于酒，…每三杯后，喃喃寻人疵不休，辄挝门裸骂，…”这几则与酒有关的人物故事，或写其狂放，或赞其洒脱，或讥其丑态，写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性格不可谓不典型鲜明，但如若与《世说新语·刘伶病酒》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因缺失真实深厚的背景，而使得人物性格相对单薄，呆板了。《刘伶病酒》中写：“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视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日：‘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就文字本身而言，它的描写似乎还不如《聊斋》中的酒篇更细腻充分，但它塑造的人物性格却相当复杂有特点，正因为这个人物背后真实的历史背景。魏晋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激烈，政局变换迅速，朝代不断更替，许多在朝的知识分子随时都有杀身之祸。以皇帝为首的门阀士族地主阶级从上到下，都过着荒淫，豪侈的生活，以虚伪的面貌掩饰残忍的本质，以口头清高掩盖卑鄙的行为。而嵇康、刘伶等人则坚持以唯物主义观点反对统治者宣扬的神学目的论，儒道结合的玄学唯心主义，反对欺骗人民、压迫百姓的黑暗统治。但刘伶也具有当时士族的放诞性格，他不愿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但又无力摆脱，改变现实，常常便在酒醉中逃避现实，这样在历史背景的基础上理解刘伶这一“病酒”者，其丰富、复杂生动的性格、情感便加倍凸现在读者心中了。而在《聊斋》中其他一些篇章也是如此，写人物执著，爱石爱鸽；写人物清高，不谄不媚；写人物脱俗，与狐鬼相交，细腻生动有加，却因背景模糊缺失，致有单薄之嫌。
五、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审美观念影响。
我国古代短篇小说从魏晋时的丛残小语到篇幅完整的传奇小说，宋代话本小说，对于小说的美感来源理解是不一样的，有很大的变化，其中之一表现在对人物个性形象的重视上。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混乱动荡、人民痛苦的时代之一，人们朝不保夕、恐惧不安，但由此引发对生命的渴求追问，促使他们的视野由处在功名利禄转向内在的精神人格，希望把握住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真谛。这时候，无论现实生活还是各艺术领域（文学、绘画、书法等）都充分注意到人的个性，努力宣扬鲜明、独特、自我的人物性格，人物性格的深度、力度达到顶点，这也是魏晋时人的风格气度对后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具有震撼力、影响力的重要原因。而唐传奇小说，虽始有意为小说，敷陈故事、情节曲折完整，情感婉转凄迷，细腻动人，但却未与鲜明的人物个性结合；而宋话本小说从贵族走向大众，从雅走向俗，注重表达平民百姓、市民小商的情感愿望，关注他们的命运，但也只是落入故事情节窠臼，未能从人物个性入手，以至我们读后往往铬记在心的是一个故事、一种情节，而非一个人物。到了明代，因为资本生产的出现和发展，因为思想界反理学的主张，人们又开始注意到“私”“欲”“自我”“个性”等等，薄松龄便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写下众多突现人物性格的优秀篇章，虽然在唐宋小说传统的影响中，大部分作品仍然只是个故事，或者是人生经验教训的传声筒，但最优秀的篇章正是那些注意刻画人物性格的篇章。而回头与魏晋小说比较，其描写委婉，情节曲折，想象丰富，自觉虚构虽远胜于前者，但从人物性格的力度上仍弱于前者。原因一方面在于魏晋时人物的真实性，时代背景的典型性，另一方面则在于作者仍未把人物性格作为重中之重来坚持始终，常常为了情节的曲奇完整。为了显示才情而分散了笔力。如《阿宝》中写孙子楚，开始写他迂讷诚朴的性格，后以求婚断指，魂从阿宝等情节表现他的感情和性格，可以说几追魏晋，但就因为想借机宣扬“善恶有报”，表明“贞节有报”，舍不得民间故事奇离曲折的部分。续了孙子楚娶过阿宝后美满的生活，孙忽然病亡后阿宝的节义殉情，孙在阴曹的见闻及后来的被诸少年玩弄而中进士的奇遇，好是好，奇是奇，但孙的个性力度却突减，成了“生痴于书，不知理家人生业”的无情无趣的书呆子，成了被众人玩弄，瞎猫碰鼠的傻进士了。真真画蛇添足了。
此外还有传统审美文化的影响。
（1）讲究“气、韵、神、灵、妙”的审美感觉，相对弱化了对于外形、力、刚的重视。中国古典美学传统，从先秦发展到明清，中间虽有百家争鸣、各发其论之时，但积淀合一，都是推崇注重“气、韵、神、灵、妙”这些相对内在的东西。这与古人对于自然宇宙的感受理解有关。如《左传·昭公元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微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昭公二十五年》：“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后来发展至对人的精神状态和道德修养的理解：《孟子·公孙丑上》“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南北朝“文气”说，便将“气”用于文艺创作上了。《文心雕龙》“志气统其关键”“气倍辞前”、而“气”还多与“风”“神”“骨”“力”“势”联系起来，还是在内在气的基础上强调了外在刚骨的重要，但后来的“韵、神、灵、妙”便深入了内在阴柔美，弱化了外在，刚力的方面。如《晋书·瘐　传》“雅有远韵”谢赫《古画品录》：“陆绶，体韵遒举，风彩飘然”。《宣和画谱》卷五《人物叙论》：“故人物，最为难工，虽得其形似，则往往乏韵。”现代文学家朱自清有一概括：（《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p131)“魏晋以来，老庄文学大盛，特别是庄学；士大夫对于生活和艺术的欣赏与批评也有长足的发展。清谈家也就是雅人，要求的正是那‘妙’。后来又加上佛教哲学，更强调了那‘虚无’的风气。于是乎众妙层出不穷。”
这样，我们的文学从孔子提倡的“文质彬彬”――文化与本质相映相合，走向注重“文”，强化“文”的一面，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文化的进步。从另一面讲，却是“质”的退化。而对人自身的影响也如此，明清“秀才”魏晋的“雅人”以至当代的“文质彬彬”的文雅意义一解，都说明中国传统审美走向一种愈精愈细愈阴柔愈文弱的趋势。这对于蒲氏笔下的男性形象影响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甚至对于《西游记》中的唐僧，《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周瑜，《红楼梦》里的宝玉等众多“名角”都有深刻影响。但蒲氏内心也十分想往一种刚猛的风度气势，在《于去恶》异史氏曰：“余每至张夫子庙堂，瞻其须眉，凛凛有生气。又其生平喑哑如霹雳声，矛马所至，无不大快，出人意表。”
（2）以和为美，弱化悲剧力度。《论语·为政》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己”奠定下中国人“以和为美”的审美感觉。“温、良、恭、俭、让”固然形成中国人的传统美德，造就大批谦谦君子，但同时也使许多人失去锋芒，失去独树一帜的个性，悲剧往往潜藏在他们忍耐的内心而不会与现实彻底地对立、决裂、反抗。所以人们既不会在现实中制造悲剧，更不愿在文学中接受悲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大团圆总是受欢迎的。
蒲氏更是一位忠厚温和的君子，他在分家时兄弟离析，只分得破草房却没愤愤不平，可见他信赏乐观平和的人生观。尽管《聊斋》中反映了大量的黑暗现实生活，抒发了胸中悲愤之情，但大团圆结局和喜剧化的形式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点到为止，充分体现他追求的易被百姓接受的这种“和美”的审美境界。但这种“和美”无形中便消弱了悲剧的力度，削弱了悲剧人物的精神。如《席方平》的席方平可算得上《聊斋》中最有男子汉气概者之一，他自赴死地，历经油煎锯割刑痛，终不改其诉父冤之志，以至转世为婴儿却“愤啼不乳”，三日遂殇。但终究由二郎神给了一个公道：“又谓席廉‘念汝子孝义，汝性良儒，可再赐阳寿三纪。’因使两人送之归里。”我们也就无缘体会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周而复始，始终无止的一种终极悲剧感。《叶生》一篇可称蒲氏自传，“文章憎命达，怀才不遇”可谓蒲氏及大批士人的最为悲凉的事，众多篇目《余杭生》《贾凤雉》《于去恶》写到此类主题，或许是悲极而笑吧，大多采取了一种嘲讽，谑笑之笔，虽是郁郁不平之气梗塞于胸，悲痛憎恶之情蕴藏于文，但终是中国传统的“含泪的笑”的悲剧式风格，体现一种以柔克刚、以哑笑苦笑面对惨淡人生的民族性格。在俄底浦斯身上表现出的人自身的二律悖反，愈想避开悲惨命运却愈走向它。从悲剧力度上要远胜于中国传统的悲剧表现。而在《聊斋》中更是借助大量非自然的力量，使人物起死回生，人鬼相恋，人神结合，使得读者在阅读中不会有一种预感悲剧的不安和恐惧，因为知道迟早会有力量来结束悲剧，转成喜剧、团圆的境况。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中讲：“中国人用很强的道德感代替了宗教狂热……他们所说的‘命’，相对来说更接近基督教的天意，而不是希腊人的命运，它更多地是铁面无私的判官，而不是反复无常的女神。他们深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报应不在今生，而在来世。好人遭逢不幸，也被认为前世做了孽，应当受到谴责的总是遭难者自己，而不是命运。”大团圆给人们带来光明与喜悦，使现实中不如意之缺憾在审美意义上得到补偿，这是乐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一种不愿正视现实的逃避方式。
以上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导致《聊斋》男性角色弱化的因素，有与女性的对比，有与西方人性精神的对比，有与其它时代小说的对比，有从作者本人引发的话题，也有从社会现实角度的探讨，拉沓重叠，仅成一家之言。一方面希图对《聊斋》人物深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