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先进的中国人既将它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又将它指导中国历史研究,科学地解释中国的社会性质,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取得了诸多成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提供了多方面的历史论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我们曾经急于求成,盲目求纯。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或者只适合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的东西,被当做‘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被当做‘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当时,在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口号下,这种错误倾向被引入历史研究中,从而出现了一批迎合这种错误倾向的历史解释和历史观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现实发生了重大的深刻的变化,为过去的现实服务,并受错误倾向影响而完成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无疑是同当前我国的现实状况不相适应的。如果,我们当前仍提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话,那末,随着服务对象的改变,服务者本身也应有所改变,我们就必须用中国近代历史说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要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最初要经历一个上百年的初级阶段的历史必然性。这样,我们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近代历史进行新的研究和认识。一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结论、观点、观念,就要发生变化。
我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下面几个方面,是应该有所变化的。那些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之下的东西应该恢复其个人看法的本来地位。
一、受自然史制约的人类史。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德意志意识形态》)但是,在马克思前后,都有人对历史的这两方面进行孤立地片面地考察,考察自然史的忽视人类史,考察人类史的忽视自然史。在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考察中,也有不从二者的相互制约上进行考察的倾向,尤其忽视自然史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制约作用。一些考察中国近代史的人,似乎像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评过的那种“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即使感性在圣布鲁诺那里被归结为象一根棍子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但它仍须以生产这根棍子的活动为前提。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大家知道,德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因而也从来没有过一个历史学家。法国人和英国人尽管对这一事实同所谓的历史的联系了解得非常片面(特别因为他们受政治思想的束缚),但毕竟作了一些给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首次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什么?第一个历史活动是什么?近代历史的基本条件是什么?我们近代历史工作者也应该把必须注意这些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视为自己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并给予应有的重视。考察中国近代历史,也必须从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即从生产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的生活资料的活动开始,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人们自身存在的自然条件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在人类史和自然史的相互制约中阐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离开或者忽视历史发展的物质前提,这样的近代史著作,不管如何提高阶级斗争的位置,也很难令人相信它是唯物主义的著作。因此,我们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来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前提。这个工作无疑是困难的。因为,它被前辈们忽视了,同时代的人,也同我们一样才开始注意,少有可以拿来的东西。而且,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很少“给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的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因此,我们的工作是艰难地试探着做。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要求,我们“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页)
二、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更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在各种书刊里曾向近代历史人物提出过许多责难,诸如:为什么不自力更生而去引进洋人的技术?在引进中,又为什么不引进最先进的,而把在西方已经落后的东西引进来?为什么只引进洋人的技术,进行枝枝节节的小变,而不引进西方的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大变?……等等。这些责难是理直气壮的。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也相信这种责难是对的。但是,当我们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原著之后,再来考察这段历史,就觉得这些责难本身就值得责难。
人们如果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和社会制度,当然是理想的事情。但是不可能。马克思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人们不是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而是不自由地继承前人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而且这种生产力也只有通过学习与实践才能把握。人们
中国历史上真实的古代故事
把前,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在新生产实践中再获得新生产力。中国近代的人们只能在古代人们已经取得的生产力的基础上由被动地继承到不自觉地更新再到主动地创新。中国是在古代社会还在做着尽善尽美的梦的情况下,被世界近代化历史潮流卷入近代历史轨道上来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创造者既不能维持古代社会已经取得的生产力的原样,也不能离开古代社会已经取得的生产力的状况,而且还要迎接西方近代生产力的挑战。中国采不采用近代生产力是不能自由选择的。当时,自力更生地发展近代生产力还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要引进近代生产力,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并受自己的原有的生产力的落后状态所制约,但是,历史的发展不允许中国在衡量彼此利弊中进行自由地选择,中国被迫走上了引进西方近代先进生产力的道路。在引进的过程中,有些在现代人看来明明是苦果的东西,当时人也无法不接受,因为本身的生产力的状况太落后了。在西方已经是落后的东西,到中国来还是先进的,更先进的东西,中国社会反而难以容纳。这样,就不能以为什么不引进更先进的东西来责难当时的人们。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更不能自由地选择社会制度。马克思说:“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0~321页)既然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什么样的阶级组织,什么样的政治国家都决定于“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那末,中国近代社会究竟能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什么样的阶级组织、什么样的政治国家呢?历史家们的评述,就不能从后人的需要、成见或什么“永恒正义”出发,而应如实地考察当时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考察在这种状况之下,究竟能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能建立什么样的阶级组织,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国家。对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人们提出过何其多的要求与责难,但如果采用这种观点来考察,对于它们的评述该会多么不一样。要求洋务运动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行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显然就不行,甚至以同样的要求去要求几十年以后出现的维新变法运动也并不切合实际。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能支撑这种要求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的状况。
三、历史任务是历史本身提出的。我们认为,既然人们没有选择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的自由,那末历史家也没有给历史人物派给历史任务的自由。蒲鲁东曾经想有这种自由,但是,马克思批评他“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2页)
历史任务是由历史发展本身提出的,同时历史提出什么样的任务就提供完成这种历史任务的物质条件,也提供完成这种历史任务的领袖、英雄和群众。人们的任务在于研究历史,正确地认识历史赋予自己的任务以及完成这些任务所必备的条件,并正确地运用它们。历史无疑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但人们只能依据物质条件来创造,如果条件不备,就必须首先创造这种物质条件。历史家不能只注视那些为新社会冲锋陷阵的人,而忽视那些为创造新社会而首先创造它依存的物质条件的人们。
创造物质条件的人们当初不一定明□他们创造的意义,不一定把自己的创造和创造一个新社会联系起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以往的历史创造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是自然的过程。创造者的主观动机同他创造的物质条件所引起的后果,甚至是完全不一致的。斯大林曾经用这种观点分析了欧洲年轻的资产阶级和俄国资本家的最初的创业情形。斯大林说:“欧洲年轻的资产阶级在封建制度时期开始建设大工场手工业企业,同行会小作坊并存,从而推进了社会生产力,它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这种革新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后果;它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了解到,这‘种细微的’革新会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结果会发生革命,这个革命不但会打倒它所十分感恩的国家政权,而且会打倒它的优秀人物往往梦想厕身其间的贵族,——当时资产阶级只是想要减低商品生产的费用,把更多的商品投到亚洲市场和刚发现的美洲市场,以便获得更多的利润,——它当时的自觉活动只局限于这种日常实践的狭隘范围。
“俄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一起加紧在俄国培植现代机器化大工业,丝毫也不触及沙皇制度,听凭地主们宰割农民,当时,他们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生产力的这种严重增长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后果;他们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了解到,社会生产力方面的这种重大的飞跃会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结果会使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农民联合起来实现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当时他们只是想要极端扩大工业生产,掌握巨大的国内市场,变成垄断资本家,并且从国民经济中汲取更多的利润,——他们当时的自觉活动并没有超出他们日常的狭隘实践的利益。”(《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洋务派竭力在中国培植近代机器化大工业,不从根本上触动封建专制制度,不仅听凭地主们宰割农民,还为清政府镇压农民的反抗卖尽力气,当时,他们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生产力的这种严重增长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后果;他们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了解到,社会生产力方面的这种“枝枝节节”的革新会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结果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样两个新阶级产生和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了一定的物质的和阶级的条件,这个革命不但要打倒它所十分感恩的清王朝封建政权,而且要打倒它的部分人物往往梦想厕身其间的贵族,——当时他们只是想要尽快地发展近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自强御侮,堵塞漏□,与外国资本家分利,——他们当时的自觉活动只是局限于这种日常实践的狭隘范围。
欧洲年轻的资产阶级、俄国的资本家和中国的洋务派,它们为新社会创造物质条件时,虽然没有什么崇高的远大目标,但他们创造物质条件的实际的历史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历史任务由历史本身提出,完成历史任务的物质条件和伟大人物由历史本身创造,人们往往不知不觉,甚至是以搬起石头打自己脚的方式完成历史任务,这是人类进入自由王国以前的历史事实。“其实,以往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明的东西,无非是从后来历史中得出的抽象,无非是从先前历史对后来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历史家的智慧不在于为过去的历史添油加醋,以迎合某种口味的需要,而在于真实地反映历史的实际进程,从先前历史对后来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科学的抽象。
四、历史正当性。恩格斯说:“马克思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们的历史正当性,承认他们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发展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57—558页)。在中国近代,奴隶主已经过去,而封建主却还存在,它充当人类发展的杠杆的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是否结束?它的历史正当性什么时候开始消失?这要看它同生产力的关系。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有一种新的生产力引入中国社会。这种生产力无疑同封建生产关系是格格不入的,但要使封建生产关系让位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要有一个相当的历史时期。既然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使生产关系进行这种变更的一定程度,那末就要承认封建生产关系的某种历史正当性,从而也要承认它的上层建筑的某种历史正当性。它的历史正当性只能随着近代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消失。所以对于近代前期的清皇朝封建制度还不能以一个“反动”笼统地骂倒。对于清皇朝政权也应结合当时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对于封建专制,洋务运动不能动,戊戌变法提改良,辛亥革命实行推翻,这差别,是历史的差别,不是当事者谁高明不高明,而是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决定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其历史正当性的失去程度。因此,对于当时人的那些出自义愤的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也应进行分析。“道义上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我们不能以义愤作为判断历史正当性的依据。
在中国近代史上,承认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历史正当性,是一个最重大的问题。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常规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列宁全集》第29卷第473页)资产阶级是大工业的体现者。“资本者在自己还没有爬上统治地位的时候则是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2页)在中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地主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官僚与资本相结合,在资产阶级爬上统治地位以前,它的改良要求,或者革命要求,都具有历史正当性。由于中国近代生产力发展落后,资本主义的历史正当性,甚至到解放以后的一定时期内也没有完全消失。恩格斯说:“正象马克思尖锐地、着重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坏的方面一样,同时他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态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这样高度的水平所必须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同样的、合乎人所应有的发展,才有可能。要达到这一点,以前一切社会形态都太薄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须的财富和生产力,但是它同时又创造出一个社会阶级,那就是被压迫的工人群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76页)由此可见,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正当性及其历史意义之大。
五、近代机器是最危险的革命家。中国近代史上最危险的革命家是谁?中国封建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基础,虽曾这样那样遭受革命的破坏,但如马克思所说:“经常以同一形式重新恢复起来,他们被破坏了,又在原处用原有名称重新产生”,为什么?因为这种破坏只是一利外加的破坏,而不是内在的破坏。内在的破坏是使农业与手工业相分离。谁能使它们分离,是机器。只有机器才能完成工场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国近代社会不引进机器,不发展近代机器工业,中国封建专制的经济基础是无法改变的。中国近代许多志士仁人,为了推翻封建专制,抛头颅洒热血,精神可佳,但忽视了中国生产力的落后状况,不明□一切历史运动成败的最终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马克思说:“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8页)引起革命的机器,比革命家更为危险。革命家如果不重视自己立足的物质基础,不重视机器工业的发展,只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打主意,以图改变旧社会建立新社会,那是徒劳的。“……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着的革命震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末,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证明的,尽管这种革命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4页)近代中国的问题,在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还不具备的情况下,究竟是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还是把革命运动放在首位,是值得历史学家深究的。在过去的一些中国近代史著述中,对近代政治运动的推动作用的评价够高了,甚至过分,而对于生产力的实际推动作用,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甚至被完全忽视了。当然,我们不认为这是马克思以前的那样一种历史见解。那种历史见解认为:“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我们只认为这只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近代史中出现的一种倾向,是重心置放在什么上的问题。而且,这种倾向的出现也有时代背景。今天,时移势异,中国近代史著述,也有一个重心转移的问题,只有把重心转移到生产力的发展上,才能跟上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六、近代阶级斗争。中国近代史上的阶级斗争问题,究竟如何阐述?首先在认识上,我们与一些近代史著述者有些分岐。我们可用下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表明我们的态度:“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
中国历史故事及诗句大全
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我们的分岐在于,我们认为,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最根本特点,是认为“阶级的存在仅仅是跟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相互斗争的社会阶级,在每一特定时期都是生产和交换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经济关系的产物。”中国近代的阶级只能是近代中国经济关系的产物,同一名称的阶级因其自己时代经济关系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特性,用一般的阶级性或后一时期的阶级性去说明前一时期的阶级,如用1927年以后的大资产阶级的性质去说明产生时代的资产阶级,就不合适。至于阶级斗争,无疑是阶级社会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决定力量,但是在整个社
中国历史康熙的故事
会各因素的决定体系里,阶级斗争的决定作用是第二位的。“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决定力量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和这些阶级之间的斗争”。阶级斗争本身还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且,阶级斗争要起到推动历史的作用,必须发自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否则,对历史的发展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我们是遵照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观点,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中国近代社会开始之时,古代社会遗留下两个阶级,都紧密地与封建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农民阶级虽然处在积极反抗的地位,但由于现实经济关系中尚未出现新生产力,也不代表新生产力,因此左冲右撞也冲不出古代历史发展的死胡同。地主阶级虽然已处在被动的统治地位,但也由于现实经济关系中尚未出现新生产力,尚能容纳生产力的某种发展,因此它存在的历史正当性还没有完全消失。后来,由于近代新生产力的引进,一部分地主同新生产力联系起来,并在联系中向新阶级转化。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产生了两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又随着近代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成长起来,并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新时代的主角。资产阶级同封建地主的斗争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的主要的阶级斗争,但是,当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正当性正在展开的时候,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正当性开始失去。资本主义在西方表露出的弊病,使中国资产阶级的优秀活动家在描绘资产阶级共和国蓝图时也有几分扫兴。加上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人类新世纪在十月革命的炮声中开始,方兴未艾的资产阶级却不可能完成自己的民主革命的使命。在新时代条件下,迅速觉悟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主动担负起既完成资产阶级所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又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条件。这样就确定了中国近代史后三十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阶级斗争格局。
阶级斗争的主体,阶级斗争的内容,都随着各个时期的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换,离开具体的历史时期,离开具体的经济关系,无法谈阶级和阶级斗争。列宁说:“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1页)那种不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主观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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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阶级始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的方法不是马克思的方法。
七、斗争形式问题。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涉及到两种斗争形式:革命与改良。而且这两种斗争形式,被无须论证的认定,革命是绝对的好,改良是绝对的不好。不论什么时间,也不论什么情况,只要采取革命斗争形式就是肯定的,只要采取改良斗争形式,就是否定的。因为,据列宁说“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改良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所以说它是副产品,是因为它反映了那种想削弱和缓和这种斗争的失败的尝试等等。”(《列宁全集》第11卷第57页)以此观点考察中国近代史,一切改良都被认为是不可取的。谁“主张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的变法,就是因为要避免革命。”戊戌变法被认为是因采用改良斗争形式必遭失败的典型事例,既不管列宁的上述话是对什么情况说的,也不管戊戌变法时期,中国有无革命的条件。其实列宁的话,只是被视为奠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策略的基础的一种学说来说的,并非对任何时候的任何阶级。列宁根本不承认有什么脱离具体环境的绝对好或绝对不好的斗争形式。他说:“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在经济进化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不免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第一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列宁选集》第1卷第673页)戊戌变法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如何?生产力发展程度如何?是革命斗争形式切实合理,还是改良斗争形式切实合理,值得深察。我们首先必须明确革命的概念。“任何一个真正革命都是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根本原因,都是新的生产力同衰朽的生产关系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社会革命就是从旧生产关系桎梏中解放生产力,使新阶级占居统治地位并且让它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非此,不能称“真正的革命”。不反映新生产力同衰朽的生产关系冲突的斗争、起义、暴动,都不能称革命斗争。中国近代史上曾经称着革命的诸多事件,就值得重新考察。戊戌变法时期,究竟这种真正革命的条件是否成熟?新生产力是否已经发展到同旧生产关系完全不相容的程度?应该说,正是物质条件的不成熟,才求助于皇权,从而出现了改良的斗争形式。在当时,改良比革命是更要切实合理的。我们不能凭观念或主观需要来确定斗争形式的正确与否,而只能根据某一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来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
我不能把所有应该有所变化的问题一一写出来,只是举几个例子说明这种变化的必要。不当之处,敬请同行诸公批评指正。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10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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