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近代中国社会和中西关系的实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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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近代中国社会和中西关系的实质问题

邱克同志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发表了一篇书评，对我在1987年出版的《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一书，提出了商榷的意见。书评中表现出真诚的学术讨论精神和坦诚的交换意见态度。对此，我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欢迎。 根据我的理解，邱克同志提出的问题，主要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他认为“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决不仅仅是一部沉沦的历史”，而是一部既有沉沦也有上升的历史。一是对近代中西关系实质的认识。他认为“中西关系的发展应该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剥削中国人民与中国社会本身近代化不断深入扩展的统一过程”。这是全文讨论的重点。不言而喻，这两方面是互有联系的。这篇短文中，我主要谈一点有关第二个问题的意见。至于第一个问题，我以前陆续写过一些①。由于互有联系，这里只作一点补充。我也充分意识到，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很不成熟的，欢迎各方面更多的批评，使自己有更多的反思机会，也使讨论能够更加深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1988年第5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
一
先简单地补充一点我对第一个问题的意见。 近代中国的沉沦，我主要是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综合起来去加以理解的。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的国家。根据是：近代中国是受入侵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而不是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资本主义的联合统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是一个向下沉沦、走下坡路的国家，而不是一方面走下坡路、另一方面走上坡路的国家，原因是：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两个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扭转这个方向，使中国由下坡路走向上坡路，但是没有成功。中国的沉沦，最初还不太明显。中国的皇帝，并非从鸦片战争一开始就不思振作。但是一步步走向沉沦的趋势是明显的。到了辛丑以后，也就是在辛亥革命之前10年，沉沦的近代中国可以说是已经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谷底。“中国数千年来，时事艰难，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强邻环伺，未有迫于此时者也”①。以慈禧为代表的清王朝，已经彻底自暴自弃；以英、美、德、法、俄、日为主体的侵华帝国主义列强，已经为所欲为。中国已经成为“历史陈物”(A thing of the Past)，这是当时帝国主义者的口头禅②。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已经可以从地球上抹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大公报》，1904年5月18日。 ②《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903年12月30日，第1376页。 中国封建王朝的自暴自弃，用不着多说。只须举一个例子：1904年当日本和沙俄为了争夺满洲的控制权而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厮杀之际，清朝政府上上下下，束手无策。有的大臣竟想拿“利益均沾”做诱饵，恳请各国“派使臣设会评议”。“会议既定，战事既息，中国允以东三省遍开商埠及厂栈路矿诸项利益，以为酬劳。”①中国政府也曾要求俄国撤退驻军，甚至到了“唇舌已穷”的地步②。但朝廷大臣却有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在战前沙俄气焰高涨之际，当俄国的要求遭到日本的反对时，主持大计的奕勖竞企图通过美国驻华公使的转圜，乞求日本政府收回它的反对③。一位兵部侍郎在大庭广众之中，竞昌言俄国军队应该留在满洲。他当着满朝王公大臣的面，略无顾忌地说：“如果我们坚持俄国军队撤出满洲，我倒要问一问，谁来保护他们在那里的铁路?我们又从哪里去找自己的军队来顶这项工作?没有军队来顶，一旦俄国撤退，我们就会面临着可怕的红胡子到处骚扰，抢劫车站、工厂，毁坏铁路的局面。我要请教众位大人，那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那时俄国人就会来捶我们外务部的大门，要求我们赔偿俄国的铁路遭受的巨大损失，可能还会伴随着俄国人的生命遭受红胡子匪徒的残害而提出的巨额赔偿要求”。反之，“如果我们让俄国人留在满洲，用他们自己的力量去保护自己的财产，而我们则在北京高墙之内坐享安康，沐浴老祖宗的皇恩，岂不是更加实惠而免遭麻烦?”④他的这一席话赢得了“高明远虑”的满堂喝彩⑤。沙俄要吞并满洲，日本反对沙俄独吞，要插上一手，这是帝国主义的逻辑，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中国政府大员竟想出面请美国公使去向日本说情，乞求日本不要反对。沙俄把满洲看做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愿放弃这一块禁脔，这也是帝国主义的逻辑，也不稀奇。稀奇的是，中国的满朝亲贵，也双手挽留，以便他们在“北京高墙之内，坐享安康”。一个主权国家自暴自弃到这样的程度，历史上是罕见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104页。 ②《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86页。 ③《北华捷报》，1903年10月2日，第678页。 ④《北华捷报》，l903年10月23日，第852页。 ⑤同注④，第853页。 一方的自暴自弃，必然伴随着另一方的为所欲为。这里用得上一点比较研究，尽管它很不全面。先从军事和政治上看：如果说，在甲午战争以前，西方列强在中国的长驻武装，还只限于兵舰，那么，在1896年以后，随着势力范围的划分，西方侵略者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又进一步取得陆上军队驻扎或通行的权利。1896年的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和1898年的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就分别规定俄国在中东铁路、德国在山东胶州湾租借地享有军队自由通过权①，而上述中俄条约的草约中，则曾规定，“俄国在各重要车站驻扎特别马队和步兵，以便更有效地保护铁路财产。”②到了1901年，则外国军队的普遍驻扎，已赫然写在列强加于中国的辛丑条约之中。如果说，在此以前，外国的兵舰，还只游弋到长江中游的汉口，那么，到了20世纪初，它已深入到长江的尽头。1902年，英国的兵舰武喇(Woodlark)，由重庆一直上溯到川西岷江，青衣江和大渡河三江会合处的嘉定③。如果说，在此以前，“国中之国”的外国租界，还只限于通商口岸，那么到了20世纪初，变相的外国租界已经出现在京畿首善之区。1901年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应允各国“常留兵队，分保使馆。”④在20世纪之初，这里有2000多名使馆武装人员，守卫众多的外国银行、旅馆、学校、医院和教堂以及非使馆人员的住宅，还有各国使馆参加组织的联合行政机构，有专设的警察条例和筑路章程以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王铁崖：《中国旧约章汇编》(以下简称《旧约章》)第一册，1957年版，第651页，第738页。 ②《北华捷报》，1896年10月30日，第740页。 ③《北华捷报》，1902年10月22日，第836页；l903年12月18日，第1297页。 ④王铁崖：《中国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1006页。 支持这个行政机构和各项活动的税收机关①。所有这些，和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并无二致。 从经济上看，形势也是一样。如果说，在此以前，外国轮船在中国的内河航行，基本上还只以长江下游为主，那么，到了20世纪初，长江的上游和支流，也已布满了外国的轮船。1906年航行在长江线上的48艘外国轮船中，单是汉口—宜昌和汉口—湘潭这两条属于长江上游和长江支流的航线上，就占有17艘，相当于总数的35％②。如果说，在此以前，外国在华工厂还没有得到合法的地位，那么，在此以后，它已正式得到条约的保护，享有纳税方面的优待。如果说，在此以前，外国在华的直接投资，还只限于加工制造，那么，在此以后，则扩大到矿山开采和铁路的大规模兴建。如果说，在此以前，外国对中国税收行政的干预，还只限于海关，那么，在此以后，则逐步扩大到常关、厘卡以至盐务行政。如果说，在此以前，中国对外债借贷，多少还有点自主之权，那么，在此以后，则大笔的外债，被扣在巨额赔款的压力下，不由自主，而债务的担保，则几乎把中国的主要财政收入囊括一空。 两种势力作用的结果，决定了旧时代的中国在各方面的滑坡。要证明这一点，这里用得上一点数量分析，尽管它不很准确。 中国的国民收入和税负，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费伟凯(A．Feuerwerker)：《二十世纪初外国在华的设施》(The Foreign Establishment in China in Early 20th Century)，1976年版，第22页，第30页。 ②《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0集，1988年6月版，第176页(原文见[日]《外交时报》，1907年卷10，第110号。)。 一般人常说，清王朝执行的财政政策，是轻徭薄赋。从绝对数量看，的确如此。且不说太平盛世的清前期，就是到了鸦片战争、甚至是甲午战争以后，当清王朝财政日趋恶化之时，财政税收的征课摊到每个人的头上，仍然是相当轻的。在19、20世纪之交，中国国民的人均税负，根据当时西方的估计，有的说不过6便士①，有的说至多5钱②，也就是不足一块银元。而同期美国人的人均税负，有的估计为10先令③，有的估计为15美元④。相当于中国人的20倍乃至以上。因此，有人说：世界上“再没有比中国人纳税更轻”的了。这个论断，显然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中国国民的人均收入的情况。当时间进入20世纪，中国的国民收入，且不说极端贫困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就是为数不多称得上是现代化的产业工人，他们的收入，按每日平均工资计算，不及美国同类工人收入的4％⑤。至于一般劳动者，则连2％都不到⑥。这样一比较，中国人民身上的税负，就和上述的论断完全相反。中国劳动者收入的低下，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低下。“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总是逐步地缓慢地发展着，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总的说来，则是遭受愈来愈严重的破坏而日趋萎缩。”⑦“占整个国民经济百分之七十和占全国劳动力百分之八十的生命攸关的农业部门，在古老方式中显然耗尽了发展的能力。”“传统的和旧式的技术潜力，似乎已经接近极限”。“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经济，要比十八世纪处于更为糟糕的状况之中。”⑧这是两位专家学者通过自己的研究所得的结论。它可以不被接受，但至少可供进一步研究。至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据《惠特克年历》(Whitaker's Almanac)的记载，见《北华捷报》，1899年5月8日．第809—810页。 ②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01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1983年版，第137页。 ③据《惠特克年历》之记载。 ④据《美国对华外交档案》之记载。 ⑤据《美国产业》(American Industries)的材料，中国工人日平均工资为0．10元。美国则为2．60元。见《北华捷报》，1903年12月18日，第1280页；参阅《商务官报》，宣统二年三月五日，第5期，第26—27页。 ⑥据《美国产业》的报导，见《北华捷报》，1903年11月20日，第1056页。 ⑦《邵循正历史论文集》，1985年版，第242—243页。 ⑧《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1983年版，第105页。 说到现代产业，则情况更加明朗。在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中，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远远落后于美、英、德这些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即使是在20世纪的30年代，中国产业工人的单位时间的产出，只相当于上述三国的1／9(英，德)乃至1／19(美国)①。在担任物流的运输业中，情况亦复如此。20世纪之初，一吨货物移动一英里的费用，在美国不足0．07分，而在中国，则平均需要10分②。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国的出口货物，由内地运到通商口岸，有时不过数百里，乃至不足百里，其运输成本，往往高于万里海运的运费③。当然，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土地上，毕竟出现了代表新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先是外国在中国的资本主义企业，然后是中国自有的资本主义企业。19世纪末叶起，中国的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到1927年为止，中国人先后设立了3000多个工、矿、交通、运输和现代金融企业。其中工矿企业在1912—1927年共设立近两千家④。到国民党政府统治的1933年，分布全国的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单是工厂一项，为数在3000以上⑤。完全可以断言，没有一定的发展，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英国皇家经济学会(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经济学报》(The Economic Journal)，1946年9月，第438页。 ②据《美国产业》的材料，见《北华捷报》，1903年12月18日，第1280页。 ③《英国驻华领事商务报告》(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1879年，芜湖，第278页；1880年，芜湖，第140页。 ④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杜恂城同志的统计(未发表)。 ⑤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上册，第二部，第三章，第一表，1947年版。 但这只是事物的一面，还有另外的一面，而且是主导的一面，那就是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规定中国资本主义之不能充分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发展到国民党统治中期的1933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现代工业生产，除去外国在华工业的产值，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现代矿业生产，加上土法生产在内，一共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其中绝大多数又是在外国资本控制之下①。这和一个正常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无法比拟的。中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事实。 总起来看，旧时代的中国，在进入20世纪之后，无论是和它自身进行纵向的比较，还是和中国以外的世界进行横向的比较，二者之间的反差，是日呈扩大的趋势的。这就证明了中国所处的地位，是一个日趋沉沦的地位。近代中国不仅仅是一个走向沉沦的国家，因为那里出现了近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中国社会本身现代化不断深入扩展”，这是一种看法。近代中国仍然是一个沉沦的国家，因为那里虽出现了资本主义成分，但是并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中国仍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统治之下，这是另一种看法。两种看法或者都有历史的合理性，或者有一个比较更加合理，这是可以继续深入研究、展开充分讨论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巫宝三：《中国农民所得》第一部．第二章：第二部，第三章。
二
现在想接着谈一点我对第二个问题——近代中西关系实质问题的意见。
在这个问题上，邱克同志认为它“应该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剥削中国人民与中国社会本身近代化不断深入扩展的统一过程”，这个提法，是无可争辩的。问题在中国社会本身近代化深入扩展的论证上。
西方现代文明向中国的输出，是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俱来的。如果说，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中国面临沉沦的局面，那么，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引进，应该如何加以看待，这是研究中国的国家现代化、亦即邱克同志所说的“社会本身近代化”的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我认为，指出以下三点，应该是不违背事实的。
第一，西方科学技术向中国的介入，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的入侵，不但是同步进行，而且有同一的目的。在鸦牙战争爆发之前，当西方以“伐性戕生”的毒品鸦片泛滥中国之时，救生扶性的西方医术，也开始进入中国。当飞剪号鸦片帆船游弋中国沿海之际，新式轮船的试制，也着手于广州西方商人之间。美国医师出身的传教士，后来还担任过驻华专员的伯驾(Peter Parker)，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五年，就在广州开设过一家医院①。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罗巴茨(Robarts)在更早的1822年就曾在广州进口轮船的零备件，准备组装小轮②。相反相成，它们的目的，都在叩击中华帝国天朝的大门。
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国家多次进行对华侵略战争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科学技术，工矿交通企业以及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设施，更加频繁地大量引进中国。这一切，已为人所皆知，毋须一一缕述。仅以交通工具一项而言，19世纪40年代初，鸦片战争刚刚过去，香港就制造了第一艘轮船③。70年代中期，中国境内的第一条铁路和有线电报，同在上海出现④。甚至到了20世纪初，当第一辆自行车在贵州和四川出现时，在当地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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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它是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顺便提一下，西医X光造影，也是在西方侵略者的刀光剑影中进入中国的。因为在中国试用X光于临床的威德尔(L A．Waddell)，就是八国联军中的一位英国医生。(参阅《北华捷报》，1903年7月24日，第170页)。
②《美国海事》(American Neptune)，卷22，第1期，第5—6页。见《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141页。
③艾德(E．J．Eitel)：《香港史》(Europe in China，The History of Hongkong from begining to the Year 1882)，1895年版，第196页；《香港》，1962年版，第9页。
④《英国驻华领事商务报告》，1876年，上海，第19—21页；《交通史电政编》，第3册，1936年版，第305页。
⑤《北华捷报》，1902年2月12日，第268页；1903年12月23日，第1363页，第1368—1369页。
由此可见，在西方的文明中，铁路、轮船和枪炮兵舰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但在西方入侵者叩击中国大门这一点上，作用是一致的。
第二，他们在向中国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时候，一无例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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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白他们的用意，是着眼于中国的利益。首次在中国开设医院的伯驾就这样说过：他的目的是“在中国人中问促进医学实践，把我们从科学、从耐心的研究、从激动人心的发现之光那里获得的利益，扩大到中国人身上。”①当中国境内第一条铁路——英国商人经营的吴淞铁路竣工之时，上海英国领事达文波(A．Davenport)也这样说过：“兴办铁路和电报，乃是拯救贫困和挽救贸易衰微的唯一办法，乃是开发落后国家资源的一个手段。”“这是在华英侨长久以来所抱有的主导见解。”②作为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当然也不例外。在此之前10年，当上海一群以英国为主体的外国洋行最初酝酿修建上海至苏州的铁路时③，赫德就同时向总理衙门提出“做轮车以利人行”、设“电机以速通讯”以及“造船以便涉险”等等，是“外国可教之善法，应学应办”，应“准洋商合华商会制”。④
由此可见，他们的口径是一致的。邱克同志把赫德这一段话看做是“跻中国于强盛和开拓进步之路”的思想，如果这也算得，那么，具有这种思想的人，就不止赫德一个。它是完全可以推广到美国的公使、英国的领事以及一大批英国商人和其他各国商人在内的。
第三，西方科学技术尾随大炮兵船之后的引进，从一开始就遇到了中国国内各方面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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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华捷报》，1902年6月4日，第10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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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英国驻华领事商务报告》，1876年，上海，第20页。1876年上海英国领事为麦华陀，达文波系代理领事。
③美国外交文件缩微胶卷，F．M．112，R6，卷6，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1930年版，第20页。
首先是来自中国封建政权的方面。19世纪60年代中期，当西方国家开始企图向中国引进现代交通工具，铁路和有线电报之时，中国官僚层中的普遍反应是：铁路电线“于中国毫无所益，而徒贻害于无穷”①。当外国在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建成之后，不到一年，便被中国当局重价赎回拆毁②。80年代中，当第一起外国在华纱厂还处在初步酝酿之际，也因中国官员的反对而偃旗息鼓③。90年代末，第一艘外国轮船进入川江；20世纪初，第一艘外国挖泥船疏导黄浦江，都受到中国官僚的阻拒④。在长达一二十年的交涉过程中，从外国先进技术引进的角度看，可以说都贯穿了引进和反引进的冲突。
这种冲突，也表现在以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劳动人民的反应上。仅从工业一个方面而言，中国手工业者的抵制，就是早期许多外国在华工厂企业不能立足和扩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缫丝工业中，当第一家外国缫丝厂在上海成立，它一开始就受到手工缫丝业者和蚕茧商人的联合抵制，使得这家工厂即便以非常“公平”的价格，也得不到它所需的蚕茧的充分供应⑤。在制糖工业中，当外国第一家糖厂试图在广东黄埔设立之际，也是一开始就遭到为数众多的手工糖坊的“齐心一致”反对，以至工厂根本无法立足，不得不迁至英国直接庇护下的香港⑥。在榨油工业中，19世纪60年代在东北牛庄出现的第一家外国油厂，经营不过五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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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4，第18页。
②《交通史路政编》第l册，第8—9页；《英国驻华领事商务报告》，1881年，台湾，第105页。
③左宗棠：《左文襄公书牍》卷26，第13页；《北华捷报》，1882年10月18日，第402页
④《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上海研究论丛》，第2辑拙文。
⑤《英国驻华领事商务报告》，1872年，上海，第145页。
⑥《北华捷报》，1870年9月29日，第243页。
筹办却经历八年之久。使这家工厂迟迟产生而又匆匆结束的主要原因，也是由于当地手工榨油业者的长期抵制①。在制茶工业中，外国茶厂最初在产茶区使用了一套软化手工制茶业者的手法，因而暂时躲过了他们的反对。但当它们进一步向其他地区扩展时，很快就引起了来自手工业者的抵制风暴，使得它们不得不全行撤退②。
对于这些抵制的性质和作用，需要具体分析。广大手工业的反对，既有以落后的生产力抵制先进的生产力的保守方面，也有属于抗拒外国势力入侵的值得肯定的方面。封建官僚的反对，主要出于保守，但也有出自对外国入侵的防止和收回自办的要求。刘坤一在黄浦江的疏浚上，一方面“赞成深挖河道”；一方面坚持“工程应由中国主持进行”③。他“宁愿辞职”也不愿中国主权受到损害“而加以默许”④。这种态度之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是能取得半殖民地上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的认可的。
指出这样三点，无非是希望大家都能同意这样一个原则，那就是，在评价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对近代中国所产生的作用上，不能把科学技术引进孤立于中国所属的国际环境之外，不能把科学技术和军事、政治、经济截然分开，不能认为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造成中国的殖民地化，只是由于军事上的侵略、政治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剥削，而在科学技术上，则是对中国进行帮助，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如果这样看，那倒真是不仅在逻辑上难以成立，而且也不尊重近代中国历史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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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海关贸易报告册》，1866年，牛庄，第107页；《英国驻华领事商务报告》，1873年，牛庄，第71—72页。
②《海关贸易报告册》，1876年，福州，第78页。
③《美国对外关系》，1901年，附录，中国事务，第301页。见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01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1983年版，第393页。
④骆惠敏：《莫理循通讯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第1辑，1976年版，第189页。
继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老一代殖民主义者东来而入侵中国的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所处的地位，是侵略者的地位，他们与中国的相互关系是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关系。在这一整体上，所有的行动，都是服从一个总的目的，即巩固这种地位，发展这种关系。这个大前提是不能移出我们的视线以外的。
西方国家当时在中国的活动者和后来记述他们这种活动的历史学家，从各方面模糊我们的视线。他们很自然地把他们的一切活动，都和中国的现代化直接挂起钩来，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和文明的西方对落后的东方的帮助，直接联系起来。东方落后，西方文明。改变中国的落后，只能靠西方的帮助。这是西方的恩惠，历来如此。由此可见，外国帮助中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观点。
究竟是不是这样呢?这里不妨先引两个比较容易看得清楚的例子。让人们从中作出公正的评判。
一是外国在华租界的创建。租界，这是旧中国国土上的“国中之国”，是除了割让地、租借地以外西方国家破坏中国领土主权的最直接的表现。租界内有“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公园，有专门留给外国人踩、“不许中国人去踩”的土地①。这是超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公民所能承受的侮辱。但是，在旧时代的中国人面前，外国租界这一西方冒险家的乐园，却被它们的当事人和后来的史学家说成是“深受中国人称赞的西方国家型的政府”，是西方文明的全面引进，当然也就是对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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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梁讲中国历史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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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华捷报》，1898年4月18日，第679页。
二是中国苦力的出口。苦力贸易，这是出现在19世纪的老殖民主义奴隶贸易的遗留。契约华工，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产生的“隐蔽的苦力奴隶制”①。走私苦力的巴腊坑，这是沾满血腥的非法牢房，贩运华工的苦力船，这是惨无人道的浮动地狱。但是不仅在苦力贸易流行的19世纪，而且在它受到谴责的20世纪之初，这种非人道的行为，在西方人的眼中，仍然被看做是“被剥夺了享受自由、文明和圣教权利”的中国人的福音。一直到这个时候，他们还是认定：西方国家在中国的这一项活动，就是让每一个出口的中国人把自己的劳动收入的3／4无偿地交给他的老板以后，仍然可以享受比他在本国的收入高出十倍的待遇。而且除此以外，还可享受西方人独有的“自由、文明、自主和基督教”的至高无上的权利②。帮助是再高不过了。
一个是西方文明全面推向中国人，一个是中国人全面走向西方文明，两者都是中国的福音。然而，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能够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当然，单说科学技术，单说西方国家在中国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活动，如果脱离了总体背景，很多都称得上是中国的福音。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向中国的引进，这是引进了中国封建社会所不能容纳的社会生产力。工厂、轮船、铁路、电讯以及西方的医疗卫生、甚至是租界里实行的道路、码头和公用事业的设施，这都是中国的国家现代化所迫切需要的，谁都不能提出异议。关键在于要不要把它纳入总体背景之下加以考察。在这方面，上面提到的那位伯驾先生的活动，仍然不失为一个能够说明问题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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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6页。
②《北华捷报》，1903年11月20日，第1056页。
伯驾在广州开设医院，从他自己的表白看，这是把西方先进医学引进中国，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办了一件好事。单是这一件事，人们也许相信他的言辞。然而，伯驾为中国办的“好事”，却不止这一件。20年后，他有了一个更庞大得多的计划，那就是，引进西方先进的采矿技术，开采中国台湾的煤矿。这个时候，伯驾的身份，已经是美国的驻华专员。当时美国为了取得远东海军用煤的廉价供应，许多人都把目光投向煤藏丰富的台湾。有的人为了开采台煤，主张把整个台湾买下来①，有的人主张建立独立的政府，由美国给予保护②。对于这样明目张胆的侵略，伯驾一概积极支持。认为这才“具有真正的美国观点。”他在给美国政府的秘密报告中，公开煽动台湾脱离中国，鼓吹台湾一旦脱离中国，美国就显然有必要加以占领③。同一个伯驾，在中国人民面前，是两副面孔。而在他那里，却是一个前后一贯的观点：“真正的美国观点”。人们相信哪一副面孔是伯驾的真正面孔呢?这是饱受侵略的中国人都能分辨清楚的。
伯驾的观点，是许多他的同代人和后来者共有的观点。他们欢呼甲午战后在中国第一批外国纱厂的开工，把它说成是“中国历史和中国工业界新纪元的标志”④。欢呼1876年在中国境内第一条铁路的建成，把它说成是“使野蛮的国家晋升为文明的先导者的唯一特效方法”⑤。欢呼1898年第一艘外国轮船的进入川江，认为这是在川江的航运中，首次引来了“文明的方式”⑥。欢呼1902年黄浦江的疏浚，认为这是“西方的工程技术和管理方法适用于中国情况的一个令人鼓舞的范例”⑦。所有这些，都是确实的，如果孤立于中国所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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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戴维斯(J．Davids)：《美国外交和公务文件：美国和中国》(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第1辑，第12卷，1973年版，第95—96页。
②同注①，第232页。
③丹湟特(T．Dennett)：《美国人在东亚》(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中译本，1959年版，第247页；戴维斯，同注①，第233页。
④《北华捷报》，1897年3月26日，第547页。
⑤《英国驻华领事商务报告》，1876年，上海，第20页。
⑥《北华捷报》，1898年4月11日，第613页。
⑦马士(H.B．Morse)：《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c)第3卷，中译本，1960年版，第412页。
环境以外。然而，在他们的欢呼声中，却常常带上这一句：这是“我们的工厂”，“我们的轮船”，“我们的铁路”，甚至“我们的河道”!他们的信念是：“中国人不行。”在中国铁路的修建上，“中国人单凭他们自己是不能创建一条新的铁路，甚至也不能管理_条已成的铁路的”。因此，中国的每一段铁路，不但要从外国引进铁轨、机车，而且要引进工程师、会计师、站长、车务长、司机乃至护路警卫，最终目的是外国人要取得每一条铁路的管理权①。在中国内河航运的开辟上，他们抨击“中国当局未作系统的努力去清除淤积，挖深河道”，因此，开辟中国的内河航运，不但要由外国提供排除险滩所需的炸药和科学技术上的帮助，而且还要有外国全面的管理。他们直言不讳地说：为中国着想，最好是把他们的国家自愿地和全部地交到外国手中，“全面和彻底加以控制和管理。这样，不仅航运的困难可以很快克服，而且有理由希望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它的主权完整，会长久而有利地加以保持”②。至于海关、租界会审公廨等等，那自然只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如果归了中国人，那就是“对外国人的压制”，那就是“中国的侵略”③。
难道这种观点是一个正直的中国人所能容忍的吗?这是不可想象的。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本身近代化”，是不能指望从这里开始的。中国的国家现代化，必须在抵制外国侵略和侮辱的基础上，在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鼓舞下，由中国人民自己独立自主地进行。这是中国近代的历史和当前的现实所已经证明和正在证明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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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国驻华领事商务报告》，1876年，上海，第21页；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第8册，1961年版，第407页。京张铁路遭到外国人的嘲笑，这是人所共知的，参阅《莫理循通讯集》，第一辑，第307页。
②《北华捷报》，1898年3月7日，第363页。
③《北华捷报》，1906年7月20日，第122页。
当然，这不是对西方作用的一笔抹煞。毫无疑问，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从一个角度看，这是中国社会本身的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中国有文字的历史上，出现过使用人力、畜力乃至风力、水力等作为动力来源的记载。但是使用人工动力来源进行生产，这是在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以后。新的生产工具的使用，不是出自中国封建社会的内部手工业生产力的自然发展，而是来自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的技术引进，这是毋庸讳言的客观事实。
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于19世纪的70年代。从技术引进的角度看，在19世纪70年代的入口处，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情景：
这个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至少已经建立了78家工厂企业，其中有后来称霸上海和华南的大型造船工厂——祥生、耶松和香港黄埔船坞公司。这些船厂，不但制造了不少轮船和机器，而且引进了大量的造船设备和技术人员。中国方面，洋务派官僚也已经创办了一系列军用企业，其中有的引进了外国的机器和技术力量，有的则直接购买外国在华企业的设备①。除此以外，洋务派官僚还开始使用

四年级上中国历史人物故事

外国机器疏通港口河道的尝试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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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1957年版，第268—276页。
②《英国驻华领事商务报告》，1869—1870年，第161页；1875年，天津，第114页：1876年，台湾，第87页：1877年，台湾，第135页。
这个时候，通商口岸的一批和外国洋行有所接触的中国商人中，已经开始有引进外国机器的酝酿。不但在工业上有过招股聚议机器织布的计划①，而且在农业上也有过拟用西洋机器进行“垦辟之事”的试探②。19世纪60年代以降，在外轮势力集中的通商口岸，已经涌现出一批由中国人组成的技术力量。上海在60年代下半期，出现了成批“驶舡之人”和“通晓轮机”之“舵工水手”③。浙江宁波、福建漳泉和广东香山、新会一带，也有不少人热习驾驶轮船的技术④。60年代末期，在上海的报纸上，出现了“华商富民若在上海兴办船厂，可买西人做成各种机器”的宣传⑤。这说明此时中国商人投资船厂，已经引起广泛的注意。
这个时候，中国第一家现代缫丝厂的创办人——广东南海继昌隆缫丝厂的主人陈启沅，正在遍历南洋各埠。他后来之所以创办缫丝厂，就是由于他在海外看到法国式的“机械制丝产品精良”而蓄意仿效⑥。而在此以前，中国境内已经出现了第一家外国缫丝厂。和陈启沅之于缫丝厂一样，中国第一个提出创办电报局计划的华侨商人王承荣，这时已在法国“贸易多年”，并和另外一位华侨王斌等人“公同倾资雇匠”，研究电报技术，并从法国带回自制的汉文电报机器，准备在上海开办⑦。而这个计划之提出，也是在外国资本的大北电报公司将海底电线引至中国之后。
从这一系列的事实看，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身影，到了19世纪70年代，可以说是呼之欲出。而所有这些，和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外国生产技术对中国的引进，显然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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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报》，1878年8月6日；1879年2月27日。
②《申报》，1887年3月27日；《上海新报》，1869年10月19日；《教会新报》，1869年10月2日。
③《洋务运动》第5册，第84页；《船政奏议汇编》卷4，1898年版，第9页。
④《洋务运动》第1册，第31页，第112页。
⑤《上海新报》，1869年12月18日。
⑥《学术研究》，1962年6期拙稿。
⑦《海防档》，电线(一)，1957年版，第100—105页。
但是，中国并没有由此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西方生产技术的引进，固然引起了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但是并没有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存在、代表这种势力的外国现代企业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始终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发展的一个障碍，最终压制和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初中国南北两大企业——汉冶萍钢铁公司和开平、滦州煤矿的遭遇，便是人们所共知的实例。
汉冶萍公司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现代钢铁煤焦的联合企业，也可以说是东方最早最大的一家现代化钢铁企业。尽管它的创办，经历了许多周折，但它的设备和现代化程度，在当时是第一流的①。它生产的马丁钢，曾驰名全球，使“西报腾布”②，它生产的生铁，曾远销美国，被“美名之日中国生铁”，定价竟超出英国及欧洲各国之铁价③。然而这家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大型现代企业，后来在日本资本控制之下，通过日本对公司预付矿价、铁价和公司向日本预售矿石生铁，由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企业逐步沦为日本掌握的、单纯为日本开采铁矿石的殖民地性质机构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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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方杂志》，1910年7月，第63页。
②叶景葵：《汉冶萍产生之历史》见《卷盒书跋》，1957年版，第56页；参阅《汉冶萍公司》，(二)，1986年版，第620页，第650页。
③《海关贸易报告册》，1909年，汉口，第47—48页。
④代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4期。
最终落入英国资本控制的开平煤矿，曾经被认为是中国自己经营最成功的一家企业。然而，这个在当时属于最现代化的企业，却在中外合办的名义下，被英国资本加以兼并。被兼并以后的开平煤矿，进一步被认为是“西方技术的成功推广”，和“中国使用西法大规模生产”的典型。这个公司的厂房和设备，“一般都是现代的形式”，“企业的完备，几乎是无有出其右的”。①然而这个技术优势却又成了开平兼并另一家民族资本煤矿——滦州煤矿的张本。而“合办的企业一经建立，各种各样的控制就随之而来，尽管有了形式上的平等，真正的大权，是握在外国人手里”。②再没有比这一事实更能说明中国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受阻于外国现代技术的引进了。
当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并不都是落得这样的遭遇。但是，在强大的外国资本面前，中国民族资本处于相对弱小和劣势的地位，却是普遍的现象。先后兼并了中国开平和滦州煤矿以后的开滦煤矿公司的资本，超过了中国当时所有的民族资本煤矿的资本总和。这种现象，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时期，并不是个别的。在机器制造业中，一家英国耶松船厂的资本，超过了当时中国所有22家机器铁工厂的资本。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一家电灯公司的资本，相当于当时中国所有40家发电厂资本的70％，而一家英美烟公司的资本，则几乎为中国20家卷烟公司资本的八倍③。“它们能够控制许多中国竞争者无法匹敌的资本和技术资源”④。耶松的老板说：他的船厂“几乎是无敌的”⑤，不管是什么公司，“由我们来办是比所有其他的人都要更为合适的”⑥。这些话，是说给中国船厂经营者听的，也是说给所有民族工业经营者听的。企图从这里寻找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寻找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希望无疑是渺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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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莱特(A．Wright)：《商埠志》(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1908年版，第736—739页。
②丁莱特(Tim Wright)：《中国经济与社会中的煤矿》(Coal Mining in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1895—1937)，1984年版，第129页。
③《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957年版，第400—401页。
④《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1983年版，第122页。
⑤《北华捷报》，1902年7月23日，第171页。
⑥《北华捷报》，1906年11月2日，第287页。
西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在半殖民地中国的存在，这是不能笼统而论、不加区别的。这一点很重要。在中国近代史上，长期以来，在这一点上，存在不同的看法。它不但出现在两类不同的人的思想中，也见之于一个人的前后言论和行动之中。洋务派官僚就是这样。张之洞一方面自办钢铁、纺织等工业，也有过挽回利权的言论，一方面却又说外国在华投资办厂，“有益于民生”，“有益于国计”。他把外国在华工厂掠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说成能“工必取之于华，则利工”；把外国在华工厂掠夺中国廉价原料说成是“料必取之于华，则利工并利农”；把外国在华工厂掠夺了大量利润扩大再生产说成是本中之利，留存于中国，“实足以塞漏巵”①。
张之洞说这些话的时候，时代还刚刚跨入20世纪。他的议论的影响，自然遗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然而，那些投身于发展中国民族工业的民族资本家，渴望实现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民族资产阶级，却从痛苦的经历中清醒过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纱厂资本家已在开始呼号：“究竟中国纱厂的致命伤是什么?”他们自己回答道：“痛痛快快地说，中国纱厂业的唯一致命伤，在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中国纱厂一业的复兴与繁荣，必然在现状变化以后”②。完全可以判断，更多的合理性，是站在经历了30多年风雨侵凌的民族纱厂业资本家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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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175，电牍54，第82页；卷181，电牍60，第13页。
②《申报月刊》，4卷2期。
李鸿章同样如此。他创办了轮船招商局，他发表过阻止外国航运入侵中国内河的许多言论。但是，他却让他主持下的轮船招商局和霸占中国内河航运的英国怡和、太古两大航运公司多次签订了垄断性的齐价合同，满足于和外国轮船公司“分享贩运贸易”①，置广大的中小民族航运企业的生死于不顾。这一决定，从李鸿章一干人的角度看，未始没有它的合理性。然而，真正真心发展中国民族航运业的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却有显然不同的有法。著名的爱国实业家经元善直言不讳地认定，这是“压抑华商”，“自锄同类”②。人们也有理由相信更多更大的合理性，是站在极力主张发展民族实业的经元善这一方面的。
不但赢利性质的私人企业如此，甚至完全属于“公益性质”的公共设施，也同样如此。通商口岸租界中的现代化马路，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以后出现的新的道路设施。它的“公益性质”，又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当中国还处在半殖民地的地位时，对待这一现代化设施，在中国人中间，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19世纪70年代中期，当上海租界当局试图把租界所筑的“洋路”延伸到租界以外的华界时，在中国人的舆论中，就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反应。“馆主为西人美查、秉笔则中华文士”③的《申报》，张着嘴替外国人说话，极力赞成这一举动，提出“筑路十二大利益”加以鼓吹。而由一批最早和外国势力发生接触但却具有爱国精神的容闳等人创办的《汇报》则认为这种非法的越界筑路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应该“立予停止”④。孤立地看西方文明，《申报》的议论，自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从西方文明、亦即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半殖民地中国的存在这个角度看，《汇报》的言论无疑地代表了正确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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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盖德润(R．S．Gundry)：《中国政治和商务回顾，1873—1877》(A Restrospect of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Affairs in China during the Five years 1873—1877)，I，1878年版，第79页。
②虞和平：《经元善集》，1988年版，第291页
③葛元煦：《沪游杂记》卷1，1876年版，第20页。美查(F，Major)兄弟除经营《申报》外，还经营江苏药水厂等企业，1890年成立美查兄弟股份公司。参阅《北华捷报》，1890年1月17日，第68页；1891年1月16日，第66页。
④《汇报》、《申报》，1874年。参阅《珠海文史》，第7辑，1988年10月版，第21—22页。
由此可见，西方文明是一回事，西方文明在半殖民地中国的存在，是另一回事。我在《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一书中所说的“西方文明是一回事，西方入侵者手中的西方文明，又是一回事”，无非也是这个意思。对于这一提法，邱克同志表示不能同意。他引用了马克思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的一段作为论据，证明我区别“西方文明”和“西方入侵者手中的文明”，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也没有意义。马克思这一段话能否作为邱克同志立论的根据，暂且不论①。但马克思接着在另一篇文章《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的另一段话，却明确无误地证明，这种区别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重大的意义。他说：“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②他明白无误地指出：“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他不是寄希望于大英帝国对印度社会的促进，而是寄希望于印度自己的复兴。他毫不犹豫地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多少是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复兴起来。”③马克思对印度的期待，同样可以适用于中国，我以为，这是没有疑义的。
事实上，这种区别的意义，不仅从经典作家的言论中得到印证，而且可以直接从西方人士自己的言论中得到证实。邱克同志的大作中，特地提到了同文馆，肯定了它在开创中国近代教育，培养中国各类人才方面的作用。在这里，20世纪初一篇发表在外国报纸上的以《美国在华的政策》为题的评论，对我们现在的讨论，也许值得一顾。当然，引这一段话，只是为了说明西方在中国办教育的目的和中国自己发展教育的道路二者之间的区别。评论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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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马克思这段话引用较多，理解不尽一致，这里限于篇幅，无法展开，异日当再申论。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页。
“现在有一个意义深远的事实，那就是美国人实际上控制了中国的大学从而最终地控制了中国的心态。首都的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圣约翰大学、中西书院、南洋公学，全都在美国人控制之下。虽然学者的名望常常是在英国人一边，如马礼逊、麦都思、理雅各和翟理思等，但看来正在转到美国人的手中，如林乐知、丁韪良、谢卫楼和明恩溥等。精神是最伟大的力量，笔杆的力量胜过刺刀。我们毋庸掩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的智力阶层正在给美国政策带来极大的权威。”①
原来西方文明之于中国，最终是要控制中国的心态，它要发挥的作用胜过刺刀发挥的作用。他们并不掩饰这一事实：他们所进行的活动，实际上就是“教育征服”(Educational Con- quest)②和“精神战争”(Spiritual Warfare)③。
毫无疑问，西方文明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借鉴”。我们决不盲目地拒绝西方的文明，更非全面地否定西方的文明。我决没有把西方文明“全部扔进垃圾堆”的意思。我的意思只是：西方文明要为我所用，而不是为西方入侵势力所用。这一点，只能在中华民族真正觉醒以后，才能真正做到④。而促使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造成的中华民族的危机，不是他们对中国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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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华捷报》，1902年1月22日，第136页。
②《北华捷报》，1903年7月3日，第12页。
③《北华捷报》，1902年7月2日，第35页。
④当然，这不是说，在此以前就完全不能做到。但是，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应该加以区别。
邱克同志正确地指出：“资本扩张造成的世界经济体系必然要求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国依赖西方，放弃民族权利，做资本的附庸。同时，资本压迫本身也必然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和革命运动，从而促进中国社会自身向更高的阶段发展。”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促使中国社会自身向更高的阶段发展的，是被“激起”的“中国人民的反抗和革命运动”，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要求，而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存在，更不是代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人物如赫德之流“对中国政治、经济进行改革”的结果。一句话，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对中国的“帮助”。我的意见说到最后，不过如此。
不言而喻，这个结论如果可以被接受，那也是严格地限制在当时中国所处的具体条件之下。如果条件改变了，当中华民族真正觉醒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国家完全独立自主了，情况就会发生变化。这时，我们就会发现，包括智力投资在内的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包括先进科学技术在内的西方文明向中国的引进，赢利性质也好，公益性质也好，对中国的国家现代化，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就像我们的共和国现在所面临的情形一样。只有在这个时候，平等互利的原则，才能真正实现。只有在这个时候，对外开放和中国的国家现代化，才真正携起手来，一道前进①。
我的意见，基本上就是这样。最后，我想专就赫德这样一类人的评价问题，再说两句。
近代中国所面临的西方入侵者，有各种各样的面孔，并非千人一面。但他们在一个基本点上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接受的是一个衣钵，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为他们所规定的位置是同一的，他们都站在西方入侵者的同一位置上。的确，赫德是有“引进资本主义制度(于中国)的思想甚至动机”的。但同样可以肯定，他决不是简单地“使中国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把中国变为引进了资本主义制度、但又受西方资本主义控制的附庸国家。当然，赫德也许比他同代人“有远见”一些，那就是他“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人治中国’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时代发展趋势”。“中国是中国人的，外国人滚出去”!这一中国人的心声，赫德也许真听到了。但他所处的历史条件给他规定的地位，决定了对他所感受到的即将来临的变局，不但无所作为，而且不能自拔。他在说这句话之前几年乃至一二十年前，就想到要离开中国，或者如他所说，“滚出去”吧，但是三番两次想离开，却一直赖着没有走。中国慈禧太后需要他留在这里，英国的外交部也需要他留在这里。历史就是这样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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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然，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该忘记自力更生的一面，这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大一致中的小摩擦，那是不能尽免的。英国方面：公使的微辞，舆论的訾议；中国方面：朝臣的议论，封疆的反对，这都是相当大量的事实。但所有这些，都不影响赫德的真正作用和地位。倒是从这些摩擦中，人们更能看清事物的本质，那就是：在赫德身上所反映的“欧洲影响”和“欧洲权威”。不信，请看以下二例：
一是在1897年西方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中，当西方要求中国铁路的行政权也像海关那样，由外国人来管理时，中国的一位朝臣说：“我们再也不希望在我们的内部出现另一个像海关总税务司那样具有欧洲影响的堡垒”①。
一是10年以后，当清王朝在“新政”的浪潮中，提出了改变海关总税务司的隶属关系的措施，企图以新成立的税务处统辖海关华洋人员时，外国的一位殖民地总督说：“这一件事表明日俄战争以后中国的态度发生的一次深刻的变化，他们不再尊重欧洲的权威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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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华捷报》，1897年3月19日，第500页。
②魏尔特(S．F．wright)：《赫德与中国海关》(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1950年版，第821页。
人们一望而知，这里的“欧洲影响”和“欧洲权威”，决不是“传播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化的善意”和“跻中国于强盛和开拓进步之路的手段”，而是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控制。这正是海关总税务司所处的真实地位。张之洞说过这样一句话，赫德在中国之所作所为，是要“将中国利权，一网打尽。”结果是，“洋官管事”，“华民奴隶”；而像他这样的华官，“只如地保”①。管事、地保、奴隶，这三者关系的比拟，倒是恰如其分的。而这也是赫德与其他西方人侵者所处的地位相一致的明证。
当赫德在中国日趋显赫之秋，多难的中国正在走向沉沦的谷底。正是因为中国的日趋沉沦，所以才有挽救危亡的运动，有新生力量的奋起。康有为、孙中山，都是当时沉沦的国度中奋起的代表人物。他们代表着近代中国国家现代化的要求，代表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向。然而被认为有“使中国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甚至动机的赫德，却并没有站在康有为、孙中山的一方，而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被赫德看成是“怂恿光绪皇帝为慈禧太后设下的陷井”②。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则被认为根本不值得同情，而革命的孙中山，理应落得“开肠破肚、碎尸万段”的下场⑧。在赫德的眼中，慈禧、袁世凯之流，才是改良中国的希望之所寄托。他背靠的一方，是当时中国政坛上保守和反动的势力。从这一点看，赫德和其他的西方入侵者，也是无所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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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文襄公全集》卷175，电牍54，第26页。
②费正清(J．K．Fairbank)等：《总税务司在北京》(The I．G．in Peking)，1975年版，第1351页。
③ 同注②，第1098页。
邱克同志说：“赫德在促进中国近代化发展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引进了一些新的社会因素，但灾难深重的中国，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近代化。特殊的历史条件，使赫德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先进者，注定了他在中国实行改革的失败命运”，认为这是“赫德的悲剧”。然而赫德的悲剧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还没有定论。它仍然是一个认识没有完结、有待继续下去的研究课题，正如什么是旧观念体系，什么是新观念体系之有待于继续加以研究一样。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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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西方文明-近代中国社会和中西关系的实质问题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西方文明-近代中国社会和中西关系的实质问题；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445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