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孙中山民生史观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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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02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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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孙中山民生史观析论

孙中山先生并没有称自己的历史观为民生史观。后人把他的历史观概括成民生史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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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能够成立的。但究竟什么是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对孙中山历史观有兴趣的研究者，可以将思路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孙中山本人历史观究竟是什么涵义；另一个是研究者对孙中山历史观的评论。就前者言，研究者们认识逐步接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只要严格按照原著并忠实于原著来把握孙中山历史观的涵义，认识便有可能逐步接近。就后者言，那是很难达到一致的，也无须要求一致。
一 、民生史观的基本涵义
孙中山民生史观包涵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他认为宇宙的物质、物种是进化的，人类也是进化的。进化无疑是民生史观的基本概念之一。但许多历史观都讲进化，进化是民生史观的主要内容之一，却不是它的根本特征。在最能反映民生史观根本特质的基本涵义上，孙中山提出了两个基本概念：一是“民生”，一是“人类求生存”。由这两个基本概念而产生出两个基本命题：一是“民生是历史的重心”，这是与物质是历史的重心相比较而提出的；一是人类求生存是社会进化的定律，这是与物质（生产力）发展论及阶级斗争相比较而提出的。
（一）民生是历史的重心
1.“民生”释义
自从孙中山先生20年代逝世以后，学者们对民生涵义的解释，如果加上其间细微差别，有十数种之多。举其要者如：其一，民生就是人类求生存的意欲（注：任觉伍：“民生”就是“人类求生存”。“然则‘求生存’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明白的讲，就是欲望，而欲望又是精神作用的一种”。见《唯物论与民生史观》，拔提书店1936 年版，第111页；另见肖万源：“孙中山关于‘民生’概念的含义……是指的人的生命本能的要求和欲望”。“民生是指人类求生存的主观意识”。见《孙中山哲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4页。）；其二，民生便是经济（注：萨孟武：“总理所谓‘民生’，可说便是经济”。见《三民主义政治学》，新生命书局1924年版，第5页。）；其三，民生便是消费（注：任卓宣：“民生的意义之为消费便很显然”，“我把民生看作消费是有根据的”。见《孙中山哲学原理》，台北帕米尔书局1970年版，第7页。）；其四，民生的核心是一个生字，即生命（注：刘修如：“民生者何？概言之，民生者人类集体之生也。……‘生命’为一切为核心”。见《三民主义教程》，上海正中书局1946年版，第78页。）；其五，民生是一种思想体系，属意识形态范围（注：肖万源：“孙中山所谓的‘民生’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是一种思想体系”。见《孙中山哲学思想》，第169页。）；其六，民生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注：姜琦：“民生之内容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就中‘生活’和‘生计’是属于经济的……‘生存’和‘生命’是属于非经济的。因为‘生存’就是社会的行动，‘生命’是人类的活动，两者都是与经济无关的”。从而论证民生史观是“统摄”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见《三民主义体系释义》，台北正中书局1952年版，第19—20页。）；其七，民生两涵义说（注：这里又分两种情况，一是平行的两涵义说，如吴曼君：“民生二字之在国父，有两个意义：第一，民生就是‘人类求生存’……第二，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见《民生史观研究》，时代思潮社1941年版，第36页；二是广狭两义说，如王云：“广义的民生，即包括经济、政治、种族三者而言；狭义的民生则仅指经济而言”。见《三民主义浅释》，国民图书出版社1944年版，第49—50页；马昌宗：“广义的民生，是指人类求生存，狭义的民生，是指经济”。见《民生史观研究》，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2页。）；其八，民生和人类求生存同一涵义，指人民为了求得生存而进行的种种努力和活动（注：韦杰廷：“‘人类求生存’、‘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民生’和‘民生问题’这四个概念的内涵实际上是相同的”。“民生……指人民为了求得生存和更好地生存而进行的种种努力和活动”。见《孙中山社会历史观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0、73页。）；等等。上述这些理解，有些全是研究者的主观之见，有些则是理解得不够准确。
孙中山先生一生，以“关怀民生”为念。在他早期著作如《上李鸿章书》中，便已提到“民生”二字，以后一生中又多次使用这个概念。但对民生概念作出定义性解释的，则是1924年的《民生主义》。他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2 页。据台北1975年出版的黄季陆等先生的《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孙中山关于民生定义，向有二个版本。第一种是民智书局1927年版的《三民主义》，文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第二种版本是民智书局1930年版胡汉民编的《总理全集》，文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二者相较，前者生活后非逗号，系句号，并多出“便是”二字。但二者的意义差别则很大。依第一种，“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是进一步说明“人民的生活”之涵义的。依第二种，则四者并列，无主从之分。显然，第一种版本更早，文义亦更准。第二种版本后出，当为校对不精所致。人民出版社1956年初版的《孙中山选集》采用了第二种版本，1981年第二版则吸取研究成果改用第一种版本。参阅韦杰廷著《孙中山社会历史观研究》，第59页注。）孙中山为“民生”下定义所用的语汇，都是浅显易懂的，大众化的。“民”，孙中山的解释是“大凡有团体有组织的众人，就叫做民”（注：《孙中山选集》，第692页。），可见民指众人。孙中山讲的“人民”，并不绝对排斥过着富裕生活以至奢侈生活的少数人，而是指众人。这里的“人民”，和下面说的“国民”、“群众”是同义的。对社会，孙中山的解释是：“‘社会’两个字，就有两个用法：一个是指一般人群而言，一个是指一种有组织之团体而言”（注：《孙中山选集》，第617页。）。后一个用法的“团体”，如国家，中山先生谓：“国者，人之积也”（注：《孙中山选集》，第176页。）。这里的“社会”，也就是指人群，或有组织的人群，亦即人民、国民、群众。孙中山所说的“社会的生存”，无疑指的便是人民的生存、国民的生存、群众的生存。
“生存”，不同于求生存。求生存的涵义要广泛得多，而生存是指人民大众享有必需的生活资料以维持生命的存在。“社会的生存”和“群众的生命”意义是相近的。孙中山在1924年作《民生主义》讲演时，曾经焦虑地说过，10年前中国还有4万万人，现在据外国有关机构调查，只剩下3.1万万了。10年间中国人少了9000万，使得这位革命家忧心如焚。人民的生命是任何历史存在的前提。人的生命不存在了，国家也就亡了，历史也就不存在了。故孙中山讲民生时，突出强调了维持人民生命存在的意义。
“生计”，通常的解释是指有关人们生活的事情，也可以解释为谋生之道。谋生之道一般而言包括人们为获取生活资料而从事生产的意思。孙中山说：“人类之生活，亦莫不为生计所限制，是故生计完备，始可以存，生计断绝，终归于淘汰”（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可见这里的生计当指直接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经济生活的有关事情。所以，孙中山又说：“消费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众人的生存的问题，也就是民生问题”（注：《孙中山选集》，第825页。）。孙中山说的直接维持人民生命存在的生计，包括了消费性经济生活及其直接有关的事情。
“生活”，当是准确把握孙中山民生概念的最难之点了。生活通常是指人的各种活动。有的学者将孙中山的民生涵义说成包括人的一切努力和活动，正是作这种泛义理解的。但这并不符合孙中山这里讲的“生活”概念的原意。
首先，这里说的生活不包括物质生产。中山先生本人对生产与生活概念是有区分的。他说：“在太古吃果实的时候，地广人稀，人人都是很容易觅食，不必做很多的工就可以生活。到了渔猎时代，人民就要打鱼猎兽，才能够生活，就是要做工才能有饭吃。到了游牧时代，人类要从事畜牧才可以生活……至于农业时代，人类要树艺五谷才可以生活”（注：《孙中山选集》，第828页。）。从打鱼猎兽、从事畜牧、树艺五谷到后来的机器劳动，都是做工即物质生产，这是求生存的活动。生活则是直接维持人民生命存在的活动。孙中山显然赋予生产与生活以不同的涵义，生活不同于生产。有的学者之所以把民生涵义中的生活概念泛化，包括生产在内的一切活动，可能与误解孙中山的如下论述有关。他曾说过：“人类求生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民生问题”（注：《孙中山选集》，第819页。）。人类求生存当然包括物质生产，而且包括更加广泛的内容，但这里却不能根据中山先生讲话的字面意思，把人类求生存理解成“民生”。孙中山这里说的“民生问题”实际是指求得解决民生问题。人类求生存就是求得解决民生问题，求生存中的物质生产不能包括在民生的“生活”涵义之中。
其次，这里说的生活不仅未包括物质生产，并且也不是指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在内的一切生活，而只是指经济生活。孙中山说过，西方是在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完成以后，自实业革命发生，许多人没有工做，因而不能生活，从而产生了社会问题即民生问题，于是出现了社会主义。按照他的理解，“社会主义的范围，是研究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注：《孙中山选集》，第806页。）。在中国，孙中山说，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归宿，在民族、民权问题解决以后，民生主义便同社会主义一样，也是研究和解决人类的经济生活问题。他在《民生主义》演讲的开头便明确提出，他是“在科学范围内拿这个名词（即民生——引者）来用于社会经济上”（注：《孙中山选集》，第802页。）。显然，这里民生涵义中的生活是指人民的经济生活。
复次，这里说的生活也不是指人的全部经济生活，而是指维持人民大众生存所需要的经济生活。孙中山提出：按照“人类生活的程度，在文明生活进化中可以分作三级。第一级是需要。人生不得需要，固然不能生活，就是所得的需要不满足，也是不能充分生活，可说是半死半活。所以第一级的需要，是人类的生活不可少的”。第二级“叫做安适”，第三级是“奢侈”（注：《孙中山选集》，第364页。）。实际上，安适、奢侈也都是人的需要，那是一种发展的享受的生活需要。可见孙中山讲的第一级需要指的是生存的需要。“民生”所指的生活，主要便是指的这种满足人民生存需要的生活。孙中山说：“我们现在要解决民生问题，并不是要解决安适问题，也不是要解决奢侈问题，只要解决需要问题。这个需要问题，就是要全国四万万人都可以得衣食的需要，要四万万人都是丰衣足食”（注：《孙中山选集》，第365页。）。可见孙中山这里说的“生活”，主要是指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衣食住行一类的经济生活。
综上所述，作为孙中山历史观理论基石之一的“民生”概念，指的便是维持人民群众生命存在所需要的衣食住行一类的经济生活。有了这种经济生活，人民才能生存。这是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山先生民生史观的关节点之一。而只有这样的理解，才是符合中山先生所说“民生”之原意的。
2.民生是历史的重心
孙中山的民生是历史的重心论，是针对流行的唯物史观理论要点之一，即他所说的物质是历史的重心而提出来的。孙中山指出，西方自实业革命后，生产力发生大变动，机器占了人工，许多人失业，从而产生了社会问题即民生问题，并因此而出现力求解决这种社会问题的社会主义理论。开始是乌托邦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到了马克思，则“是全凭事实，不尚理想”，而且尤其重视科学方法，“用他的聪明才智和学问经验，对于这些问题作一种极透彻的研究，把古人所不知道和不能解决的都通通发明出来。他的发明是全凭着经济原理”，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在这种历史中所发明的最重要之一点，就是说世界一切历史都是集中于物质，物质有变动，世界也随之变动。并说人类行为都是由物质的境遇所决定，故人类文明史，只可说是随物质境遇的变迁史。马克思的这种发明，有人比之牛顿发明天文学之重心学说一样。现在马克思发明物质是历史的重心，因为他的研究透彻，理由充足”，所以人们都“信仰他”（注：《孙中山选集》，第809—811页。）。马克思本人并没有说过物质是历史的重心，但孙中山的这种理解却是有其根据的。
上文在解释“社会”一词涵义时曾经提到，孙中山认为社会是人群或有组织的人群。当时流行的唯物史观讲的社会或社会形态，指的是社会环境。五四运动以后，唯物史观理论被较系统地介绍进中国。当时人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是：“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经济构造本身变化的原因，“马克思则以‘物质的生产力’为最高动因”（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从马克思主义立场看，李大钊在五四时最早将唯物史观较系统地介绍进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孙中山的行文看，他似读到过李大钊的以上论述，并将这种唯物史观理论要点之一，概括地称为“物质是历史的重心”。
孙中山对于马克思是尊重的，并且受到社会主义学说的一定影响，因此改造了他的三民主义。但他却不赞成当时流行的唯物史观对历史的解释。他在提出马克思发明物质是历史的重心以后，接着说，欧战以后，马克思的信徒发生分裂，互相攻击和诋毁。“由于这些攻击诋毁，马克思的学说便发生了问题，就是物质到底是不是历史的重心呢？”他在同一页书中连续地发出同样的问题。他显然认为物质是历史的重心论是不对的。但孙中山并没有真正深入地了解马克思理论。他所说的物质是历史的重心，实际上是指物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至整个历史的发展。这种历史认识如果有失误，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孙中山是很难从理论上进一步讲出更多道理来的。但他直观地察觉到一点，这种历史理论忽视了人：“马克思以物质为历史的重心是不对的，社会问题才是历史的重心，而社会问题中又以生存为重心，那才是合理。……这种发明就是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注：《孙中山选集》，第812页。）。孙中山在这里的确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
孙中山认为，与物质境遇相比较，历史主体的人是历史的重心。而在人的各种生活中，尤以维持人们生存的经济生活即民生是重心。所以归根到底，民生是整个历史的重心。民生是历史的重心，表明了孙中山对社会历史内容和基本结构的见解。这确实显示了他的历史观突出历史主体即人以及人的维持生存的经济生活的本质特征。
3.为什么说民生是历史的重心？
孙中山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其一，民生是生产、经济、政治等一切活动的中心。他对民生即人民生活是生产的中心作了重点说明。他以汉冶萍公司为例，指出生产必须有销路，要有市场，靠市场的消费才能赚线。如果市场不需要，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就要亏本。“由汉冶萍这一个公司的情形来说，实业的中心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消费的社会，不是专靠生产的资本”。“实业的中心要靠消费的社会”。“所以工业实在是要靠民生。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注：《孙中山选集》，第825页。）。其二，民生是因，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他说：“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组织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发生种种不平的事情，像阶级斗争和工人痛苦，那些压迫，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注：《孙中山选集》，第835—836页。）。其三，“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注：《孙中山选集》，第835 页。）。孙中山对此是放在民生是一切社会变态的“因”中提出来的，他认为维持人民生存的各种生活需要是一切活动的原动力。人民要维持生存，就会有衣食住行种种生活需要。正是这种种需要，促使了各种解决人们生活需要的活动的发生。
孙中山这里讲的只是部分的片面的道理。比如，他说民生消费是历史的中心。实业、生产当然要靠市场消费，但如果没有生产，又拿什么东西去消费呢？又比如，他说民生是一切社会变态的因。那么它是不是果呢？就在同一篇文章中，孙中山便说过，吃饭是最大的民生问题，“中国人所以没有饭吃，原因是很多的。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农业不进步，其次就是由于外国经济的压迫”（注：《孙中山选集》，第847页。）。这里，孙中山已经将民生消费视作果，而将农业和其它问题视为因了。至于人民生活的物质生活需要，如果不进行物质生产，那么需要只能作为动因，而不可能成为动力。孙中山上述片面性的失误，在于他专注意历史主体的人，而忽视了社会环境。
孙中山提出的民生是历史的重心，抓住了流行的唯物史观忽视人的弱点，突出了历史主体的人，尤其是维持人生存需要的经济生活，显现了他的历史观的本质特征。他并没有正确地解决问题。但他确实提出了一个极重要的理论问题，值得当代中国理论界重视，以求进一步深入探索，获得对社会历史的更为全面的认识。
（二）人类求生存是社会进化的定律
以往许多学者将“民生”与“人类求生存”混为一义，便很难清晰理解孙中山的历史观。实际上，民生是历史的重心，表明了孙中山对横向的社会历史内容和基本结构的看法，是民生史观的第一层基本涵义；人类求生存是社会进化的定律，表明了孙中山对纵向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原则的看法，是民生史观的第二层基本涵义。
1.“人类求生存”的涵义
“人类求生存”的涵义，是指人类经过什么样的努力才能求得生存。孙中山说：“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注：《孙中山选集》，第817页。）。可见孙中山是把一切人类的努力，都包括在求生存内容之中的。它有以下两层具体的涵义：
其一，人类求生存包括着精神努力。精神中自然含有意欲、信念一类成分，孙中山说：“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之为用大矣哉！”（注：《孙中山选集》，第117页。）又说：“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注：《孙中山选集》，第539页。）， “心力”当然包括意欲、信念等。否认孙中山所说的人类求生存包括精神努力，是没有必要的。但把求生存看做仅仅就是意欲，更不正确。
其二，人类求生存包括着实际活动的努力。从中山先生的具体论述而言，应该说，它更多地包含着实际活动的努力。“人类要在竞争中求生存，便要奋斗，所以奋斗这一件事是自有人类以来天天不息的”（注：《孙中山选集》，第693页。）。奋斗显然是指活动，其内容：一是物质生产活动。他说：“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第一是交通事业……第二是矿产……第三是工业”（注：《孙中山选集》，第841页。）。在讲到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时，孙中山还特别提到要用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来发展生产。二是解决分配等的经济活动：“我们要完全解决民生问题，不但要解决生产的问题，就是分配的问题也要同时注重的”，应采取“分配公平方法”（注：《孙中山选集》，第860页。），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三是政治活动：“人类要解决生存，必须有两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养”（注：《孙中山选集》，第693页。）。“养”靠生产，“保”即自卫。在文明社会里，无论个人、团体或国家，要自卫就要有权，为此便须进行政治活动。“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如果专从经济范围来着手，一定是解决不通的。要民生问题能够解决得通，便要先从政治上来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外人管理的海关，我们才可以自由加税，实行保护政策”（注：《孙中山选集》，第876页。），以发展民族工业。由这里看出，他说的政治活动还包括民族斗争。“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如果政治不良，在国家里头无论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注：《孙中山选集》，第738页。）。四是文化科学教育等活动：“世界进化，随学问为转移”，“盖学问为立国根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2—423页。）。 “非学问无以建设也”（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60页。）。“学者，国之本也”，故必须振兴教育，“育人才而培国脉”（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53页。）。教育曾被孙中山列为民生主义的“四大纲”之一。在《民生主义》中，孙中山多次提出要以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发展。他还说过：“世界上的文明进步，多半是由于宣传”（注：《孙中山选集》，第557页。），等等。
可见孙中山讲的人类求生存，既包括了人的精神努力，又包括了人的实际活动。实际活动则包括了从物质生产、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到宣传的各种活动。
2.人类求生存是社会进化的定律
孙中山说：“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注：《孙中山选集》，第817、813、155、156、693、699页。）。定律义同规律，是指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孙中山承认人类历史是进化的，并认为这种进化存在着必然趋势。他说，世界潮流如黄河、长江的水流一样，虽有曲折，但一定向东，阻止不住。正是有这样的思想基础，他才提出人类求生存是社会进化的定律。孙中山的思路是：人类只有不间断地求生存，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这种进化的原因，便是人类求生存。从因果必然联系的角度看，孙中山讲的这条定律更准确的表述应该为：人类求生存导致社会进化是历史发展的定律。
孙中山提出这条定律的理论意向，也是指向流行的唯物史观的。当时流行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构造决定上层的表面构造，物质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高动因。孙中山认为这种历史规律论有忽视人的缺点，因此表示不赞成。他说：“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没有发明社会进化的定律，不是历史的重心”（注：《孙中山选集》，第817 、813、155、156、693、699页。）。这里讲的“重心”和民生是历史的重心不一样。民生这个重心是孙中山对横向社会内容的看法，这里则是指从社会历史发展进化的角度看，“重心”即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不是物质发展，而是人类求生存。
孙中山指出了流行的唯物史观的历史规律论存在着忽视人及其实践活动这个弱点。但他提出的脱离社会环境的人类求生存是社会进化的定律，亦不能成立。孙中山提出的这个理论命题，虽未解决问题，但其理论价值则在于，它启示着人们应结合人及其实践活动来进一步更深入具体地探索历史发展规律。
3.社会进化的原则
孙中山提出：“夫进化者，自然之道也。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此物种进化之原则也。”“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注：《孙中山选集》，第817、813、155、156、693 、699页。）。孙中山也提出过：“人类初生以至于现在，天天都在奋斗之中”，“世界自有历史以来都是人同人争”（注：《孙中山选集》，第817、813、155、156、693、699页。）。孙中山指斥过人类社会中的生存竞争学说是“野蛮学问”，但也讲过它“适于用”（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3页。）。孙中山不赞成阶级斗争理论，但对西方工人进行的阶级斗争是同情并予肯定的。在这些看来似乎有些矛盾的论述中，孙中山的基本思路究竟是什么？
其一，孙中山对社会进化原则的见解分为两个阶段。他说：“中华民国未成立以前，纯然为革命时代”（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17页。）。在“纯然革命时代”，他讲三民主义，突出民族、民权问题是迫在眉睫之事。为了推翻清朝专制统治，他顽强奋斗，百折不挠，强调的是“重兵权”和“革命之精神”，并不讲互助合作。到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退位，民国统一”，孙中山认为“革命之目的已达”，“竟破坏之功，开建设之绪”。他说：“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19页。）。此时“正吾人破坏告终，建设图始之时也”（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51页。）。他在1912年5月开始提出：“物竞争存之义，已成旧说，今则人类进化，非相匡相助，无以自存”（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60页。）。这一时期，他辞去临时大总统，正集中思想和精力“于从社会、实业与商务几个方面重建我们的国家”，“对我们中国的社会革新，比党务与政治问题更有兴趣”（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92页。）。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粉碎了孙中山立即着手建国的梦想。他又重新高举革命的旗帜，组织中华革命党，“专心于革命事业”，并要求“将革命事业作为本人终身事业”（注：《孙中山选集》，第 543—544页。）。但他坚信，“这种四分五裂是暂时的局面。将来是一定要统一的。统一之后，便要解决民生问题”（注：《孙中山选集》，第840—841页。）。当时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常常打断孙中山建设国家社会的思路。但一条基本思想线索还是大体清楚的：他在革命时期强调竞争；强调人类进化原则为互助，则是在他认为社会走向建设的时代而提出来的。
其二，孙中山从不否认人类历史中竞争的存在，他认为在革命时期这种竞争有利于历史的进步。他说，人类由初生到现在，天天都在奋斗竞争之中。第一个时期是人同兽争，第二个时期是人同天争，第三个时期是人同人争。这一时期起初是君权与神权争，尔后是民权与君权争。人类是“在竞争中求生存”（注：《孙中山选集》，第693页。）而奋斗过来的。他还说过：“天下事非以竞争不能进步。当此廿世纪，为优胜劣败生存竞争之世界，如政治工业商业种种，非竞争何以有进步？”（注：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国父全集》第2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342页。）在纯然革命时代，孙中山为民族、民权革命奋斗，这种革命对于历史的推动作用更是他所充分肯定的。孙中山认为革命是由压迫引起的，并且指出：“当革命时，非采激烈手段，一定不能成功”（注：《孙中山选集》，第547页。）。他在总结辛亥革命因妥协而失败的教训时指出：“以后应当把妥协调和的手段一概打消，并且要知道，妥协是我们做彻底革命的大错”（注：《孙中山选集》，第600页。）。显然，在孙中山看来，民族、民权革命彻底胜利以前，竞争有利于人类历史的进步，生存竞争学说是“适于用”的。就西方而言，孙中山说：“二十世纪以前，欧洲诸国，发明一种生存竞争之新学说。一时影响所及，各国都以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为立国之主脑，至谓有强权无公理。此种学说，在欧洲文明进化之初，固适于用”（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3页。），即是说，在资产阶级夺取和巩固统治权时，生存竞争学说是“适于用”的。
其三，如何理解孙中山说的人类进化以互助为原则？第一，按照孙中山的思维逻辑，是指人类在走向和从事国家社会建设时代，求生存的进化原则是互助。他说：辛亥革命，实现共和，“幸已达破坏之成功，而建设事业虽未就绪，然希望日佳，予敢信终必能达完全之目的”（注：《孙中山选集》，第191—192页。）。“今破坏已完，建设已始，前日富于破坏之学问者，今当变求建设的学问”。“从此研究文明学问，铲去野蛮学问”。野蛮学问便是指生存竞争学说，代替生存竞争学说的文明学问便是互助论。从今以后，“则人类进化，非相匡相助，无以自存”（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60页。）。第二，孙中山对理论是注重实用的。他说：“大凡一种思想，不能说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们用还是不合我们用。如果合我们用便是好，不合我们用便是不好；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好，不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注：《孙中山选集》，第651页。）。这样，当他认为我们已处在走向建设时代，在回头去看过去历史时，他就否弃了生存竞争学说，而代之以互助论。因而提出：自从人类产生以后，“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注：《孙中山选集》，第156页。）。显然，他想以人类自产生以来的进化原则都是互助的，来论证今日提倡互助之合理。第三，在他以互助为人类进化原则时又如何看待人类历史中的竞争？他说：这是因为“人类本从物种而来，其入于第三期（指人类时期——引者）之进化为时尚浅，而一切物种遗传之性尚未能悉行化除也”（注：《孙中山选集》，第156页。）。不但过去人类历史中存在竞争，就是孙中山说的走向建设的文明时代，竞争也依然存在，而且以后也还会存在。不仅是竞争，甚至有战争。孙中山列举“世界有三大问题，即国际战争、商业战争与阶级战争”，他曾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定要发生。可见他并不否定竞争的存在，但认为“斗争之性，乃动物性根之遗传于人类者，此种兽性当以早除之为妙也”（注：《孙中山选集》，第365页。）。这时他对斗争也并不一概否定，但认为互助是“人类进化的主动力”（注：《孙中山选集》，第365页。）。孙中山还进一步提出，人类只有根除野蛮性，真正“入文明之后，则天性所趋，己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向于互助之原则，以求达人类进化之目的矣”（注：《孙中山选集》，第156页。）。这个进化的最终目的便是“天下为公”，也就是他后来说的“共产主义”。
孙中山由于忽略社会环境，专从历史主体的人来思考问题，没有达到阶级论。他讲的竞争是生存竞争，不是阶级斗争；他讲的互助，也是抽象的人的互助。理清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思想，包括他的失误，确实值得今人仔细体味，并能从中有所获益。
其四，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多次断言：“社会革命，欧美是决不能免的”（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7页。）。社会革命无疑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当孙中山确立起人类进化的原则是互助时，他没有否定阶级斗争存在，并对工人群众的斗争持同情态度，肯定其合理性，但他却不赞成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
孙中山批评阶级斗争理论的理由主要是：“马克思认定阶级战争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这便是倒果为因”（注：《孙中山选集》，第819页。）。这里孙中山从两个方面作了说明：一是从理论上看，他认为“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当社会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因为人类不能生存，所以这种病症的结果，便起战争”（注：《孙中山选集》，第817页。）。换句话说，阶级斗争是民生不遂的结果。至于民生不遂的原因，孙中山没有讲，也难以讲下去。因为他只是从历史主体的人的角度观察问题，没有联系社会环境，没有从与一定生产力相联的生产关系来把握阶级概念，所以他只能把阶级斗争看做民生不遂造成的结果，而对民生不遂的原因却难以深究。二是从事实上看，他列举欧美资本主义经济进化的原因，“第一是社会与工业之改良；第二是运输和交通事业收归国有；第三是直接征税；第四是分配之社会化。这四种社会经济事业，都是用改良的方法进化出来的”（注：《孙中山选集》，第814页。）。由于这些改良措施，生产更发展了，“资本家固然是发大财，工人也可以多得工资”。“这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调和，不是相冲突。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就是为大多数谋利益。大多数有利益，社会才有进步。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之所以要调和的原因，就是因为要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注：《孙中山选集》，第816—817页。）。简言之，资本主义社会进步的原因，是由于符合人类求生存的原则，实行利益调和与改良，而不是由于阶级斗争。孙中山说的这些事实是存在的。但资本主义社会实行调和利益的改良措施，原因甚多，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便是阶级冲突和斗争。任何社会的较为明智的统治阶级，总是力求用调和矛盾的方法，以维持其统治。马克思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他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根本矛盾，从周期性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中，断言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号召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来推翻这个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可以从包括马克思学说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理论中找出对自己有利的社会对策，以维持其统治。但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没有解决，便如同孙中山本人所说：“欧美社会党将来为势所迫，或者都要采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经济问题，也是未可定的”（注：《孙中山选集》，第828页。）。实际上，未来具体的解决方法总是由那时的人们根据其时历史情境来决定的。因为历史是由人来创造的，历史的规律是经由人的实践活动而展现出来的。
4.社会进化的原动力
孙中山民生史观对历史原动力的见解是：
第一，“民生就是一切社会活动中的原动力”。前文已述，孙中山认为民生问题就是生存问题。所谓民生是原动力，实际是指维持人民生命存在的衣食住行一类生活需要是历史的原动力。人的需要如果不进一步发展为行动，并不能使需要的对象发生实际的改变，它就不能成为动力，而只能是引起动力的原因，或者简称为动因。动力则指实际推动事物运动和发展的力量。人的需要尽管有对象，但作为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它本身不可能实际地改变所需要事物的状态，而只是使人行动的一种原因。所以它只能是动因，而不是动力，更不是原动力。孙中山以民生需要作为历史原动力，是从人的精神状态探源的。
第二，解决民生问题的“人类求生存”，“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前文亦已说过，孙中山说的人类求生存包括人的一切努力，既包括精神力，又包括人的活动。活动则包括了从物质生产、经济、政治直到文化教育宣传等各种活动。按照他本人后期的意见，这里不包括阶级斗争活动。他还说过：“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注：《孙中山选集》，第365页。）。主动力指主要的动力，并不等于原动力。既然人类求生存是原动力，互助是人类求生存的原则，是求生存的主要活动方式，那么也可以把互助称为原动力中的主动力。互助本身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在作为历史原动力的人类求生存所包括的各种精神的和实际活动的努力中，孙中山并没有特别强调其中的哪一种更为根本。推测孙中山的本意，他不赞成当时流行的唯物史观所认为的文明史随物质境遇而变迁，把物质生产力视为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而是从历史主体的人这一方面寻找原动力，因而提出人类求生存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在否定阶级斗争动力论的同时，他又提出互助是人类求生存这个原动力中的主动力。
第三，民生主义是社会的原动力。孙中山说：“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的理想，并且是社会的原动力”（注：《孙中山选集》，第830页。）。什么是“主义”呢？孙中山自己解释说：“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出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义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后完全成立”（注：《孙中山选集》，第616页。）。孙中山这里说的是他自己研究三民主义的思想过程：如何从研究中国社会的事实中形成思想，然后又将这些思想贯通起来产生信仰，从而产生信念和精神力量。到这里，他只说了一半。他要想使这种主义产生更大的影响，便要或者将研究所得直接撰写成书；或者采用孙中山的方式，先向大家讲演，然后将讲演记录加以整理，修改成书，再出版印行。这时，民生主义就成了孙中山精神劳动（包括其他人辅助劳动）的结果。民生主义作为孙中山精神劳动的产品，便脱离了孙中山本人而出现在社会上，成为当时社会环境的一个构成部分，即意识形态。只有这样，它才能影响很多人，成为追随和拥护孙中山的许多人的理想。当孙中山说民生主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时，其理论涵义就是说社会环境中的意识形态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实际上，民生主义作为人的精神生产的结果，和物质生产力作为人们物质生产劳动的结果，虽然属性有所区别，但都是人的劳动创造出来的产物，都成为社会环境的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它们是一致的。作为社会环境的构成部分，它们自身都没有能动性，都只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因，而不可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民生主义自然更不可能成为原动力。
二、对民生史观理论要点的评析
（一）关于民生是历史的重心
孙中山的民生是历史重心论，是针对当时流行的唯物史观的“物质是历史重心”论的。唯物史观所说的社会或社会形态，实际上指社会环境（物质生产力、生产关系总和及政治、思想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在社会环境的范围里，它认为与政治、思想相比较，物质生产力、经济结构是最重要的。孙中山把此概括成“物质是历史的重心”，不是很准确，但抓住了当时流行的唯物史观忽视人这个弱点。
孙中山认为，与“物质境遇”相比较，人的问题是重心。在人的各种社会问题中，尤以民生即维持人的生存的经济生活为重心，故归结到民生是历史的重心。孙中山突出了历史主体的人，尤其强调人的维持生存的经济生活是重心，是有其合理性的。孙中山理论的片面性在于他忽视了从社会环境来考察人。从他所描述的人类谋生方法的变化，由太古吃果时代到渔猎时代

中国历史人物刘弗陵的故事

、游牧时代、农耕时代以至工商时代，可以看出他曾注意到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及其变化。但他从来没有自觉地把人同环境有机地联系起来考察人的本质。他尤其没有理解到人不能单独地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人们之间如果不结成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就不可能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这种社会生产关系在社会环境里便表现为各种经济制度。他认识不到人的本质是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他更多地注意到人的生命，却注意不到人的社会性。他说的人实际上是抽象的人，以这种和社会环境相分隔的抽象的人及其维持生存的经济生活作为历史的重心，仍然没有准确把握住社会历史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社会主体的人和社会环境的统一体。人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人创造环境，环境又创造人。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人，创造出社会环境及其各种构成因素。所谓环境创造人，是指社会环境（它包括了各种因素）被人创造出来以后，又成了他们及其后代继续创造历史的前提。这种作为前提的环境，必然给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的人打上烙印，赋予他们以特殊的性质。社会历史中的人和环境是通过相互作用有机地联系着的，整个社会历史是现实的、活生生的、发展的。人的自我改变和社会环境改变的联结和统一，则是不断变革的人的实践活动。人的实践活动创造出社会环境，人的实践活动又通过创造和改变环境而实现人自身的改变。在人的各种实践活动中，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决定了人的政治的、宗教的、精神的等其它实践活动，是全部历史的现实基础。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对此有专门论述。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写成后，全书长期没有出版，1932年才出德文版，1933年出俄文版，中文版更晚。这是五四时期传播唯物史观的李大钊等所读不到的，孙中山在世时也无法读到。
与真正全面地代表马克思见解的上述历史观相比较，过去流行的忽视人而突出物质经济的唯物史观是片面的、抽象的。与马克思的上述历史观相比较，孙中山的忽视社会环境的民生是历史的重心论，也是片面的、抽象的。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思想家在五四时期最早把唯物史观较为系统地传入中国，而孙中山在20年代便发现当时流行的唯物史观存在忽视人的弱点，从而突出地强调了历史主体的人及其维持生存的经济生活的重要性，提出了一个极富价值的理论命题，直到今天还能给当代中国的理论界进一步深入探讨问题以启迪。
（二）关于人类求生存是社会进化的定律
孙中山提出这条定律，是针对当时流行的唯物史观的历史规律论。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两条后来被说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当然包括它们的相互作用）。孙中山把它理解成“人类文明史……是随物质境遇的变迁史”，表示不赞成这种离开人的努力的历史规律论。他力求从历史主体的人着眼，提出人类求生存是社会进化的定律。这里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孙中山讲的人类求生存也包括人的实际活动，人的活动是可以推动社会进化的。但孙中山讲的人是脱离社会环境的抽象的人，人类求生存，包括精神努力，而精神努力如不付诸行动，根本不可能推动社会进化。
孙中山从历史主体的人探求历史规律，力求突破流行的唯物史观离开人的努力来讲历史规律，思路是有可取之处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正是人的实践活动所形成的。历史的规律正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人的生产劳动推动了物质生产力发展。这种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便给生产关系改变提供了需要和可能。社会进步力量按照这种需要和可能，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改变生产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根据生产关系组成的经济结构需要，创造出相应的政治和思想形式。从世界历史发展的事实看，我不赞成五种生产方式的单线演进的历史图式。从原始社会向私有制社会过渡，由于是各地人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很难有一个一致的刻板的公式，具体表现的历史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当时各地社会支配力量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尽管多种多样，却又存在共同的趋势，即他们建立的都是人身依附的强制性的奴役关系。这种共同的基本趋势，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的规律是存在的，而历史规律正是人的实践活动所形成的，这种历史规律体现在人们创造出来的社会环境及其构成因素的相互作用上。孙中山没有思及的，正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只能表现在由人的实践活动所引起的社会环境的变化上，表现在人的实践所引起的社会环境各构成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导致的社会环境按一定基本趋势的改变上。正是人的活动所造成的社会环境的改变才又导致人的改变。孙中山仅仅从人着眼，是无法讲清历史的规律的。
（三）关于互助与阶级斗争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接受生存竞争学说。辛刻革命以后，他认为在着手解决民生问题的国家社会建设时，生存竞争已成旧说，人类应当相匡相助才能生存。当他用这种互助的原则回看历史时，又提出整个人类历史进化的原则都是互助，并且据此而批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
孙中山说，马克思认定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这显然系误解，不仅马克思本人没有这样说过，就是当时流行的唯物史观也没有讲过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正确的观点是，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其背后还有更深刻的根源，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孙中山又说，唯物史观以阶级斗争为社会进化的原因，是倒果为因。他认为阶级斗争只是民生不遂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这也难以成立，因为马克思并非只讲阶级斗争是社会进步原因，而是认为阶级斗争既是原因又是结果。这种理论认为，阶级斗争是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而形成的矛盾的结果。由于这种矛盾，导致民生不遂，甚至民不聊生，才发生阶级斗争，从而肯定了它是结果。阶级斗争的任务是改造和推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从而解放生产力，使民生得以遂，推动社会的发展，所以它也是社会进步的原因。
既然马克思本人和流行的唯物史观都没有说过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孙中山显然不可能见到这样的论述，为什么他又说马克思认定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呢？他引证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原文，说马克思认为阶级战争不是实业革命后所独有的，而认为“凡是过去的历史都是阶级战争史”（注：这个论断在原始社会的秘密被揭示后，经恩格斯修改为自原始社会解体后，一切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史。）。按照孙中山的思路，马克思不仅认为阶级斗争现在是动力，而且凡是过去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自古以来都是阶级斗争推动社会进化，由此他提出马克思认为阶级战争是自古就有的社会进化的原动力。马克思在他的时代，针对他要解决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这种提法有其历史理由。但把全部过去的历史，即使是原始社会解体后的文明史说成都是阶级斗争史，显然也是不全面的。
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以便更准确地评析孙中山的观点，这里我想简要地申述一下我个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史，都会产生两种关系，一是民族关系，一是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有时是交错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又斗争又统一，以至融合。就阶级关系而言，先是阶级统一（统一过程中当然有斗争，甚至战争），尔后由于各种原因，主要的是由于人的活动所导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尖锐矛盾，民不聊生，出现阶级斗争，产生革命。当被压迫阶级发动的革命斗争冲击以至推翻旧的经济、政治秩序，新的社会支配力量实行一系列经济政治改革，以至建立新的经济政治秩序，社会各阶级又归于统一，进入社会建设时期。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又是阶级斗争，尔后又是阶级统一、社会建设。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阶级斗争为主的时期较短，阶级统一为主的时期更长。因此，全部人类文明史，并不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当然也不都是互助的历史，而是阶级统一和阶级斗争、建设和革命相互循环的历史。这当然不是一种简单的循环，因为后一阶段较之前一阶段，一般说来，物质生产力、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自身，都程度不等地增添了新的历史内容。这是一个逐步上升的螺旋式循环过程。还须注意的是，阶级统一时期，并非没有斗争，但统一是主要的；阶级斗争时期，也并非没有统一，但斗争是主要的。当由于人的活动导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很不适应，经济、政治矛盾尖锐，民不聊生时，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由于人的活动形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比较适应的阶级统一时期，社会统治力量实行的调和各阶级、阶层的社会改良活动及其政策措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70多年前的孙中山先生，没有获得我们今天所能达到的上述认识。他批评马克思把全部过去的历史都说成阶级斗争，有一定的道理；但他把人类进化的原则说成互助，完全否定阶级斗争曾经起过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也是不全面的。
孙中山关于社会进化原则的见解，可以给予后人的启示是：他在革命时期强调竞争、不妥协地革命；革命以后走向社会建设时，强调互助、调和各方面的利益。这对于一种社会力量由被压迫进行革命，到成为统治力量，管理和建设国家社会时，如何处理社会矛盾，推动历史发展，是值得深思并能从中吸取有益成分的。但他以现实需要互助、调和，便把整个过去人类历史进化的原则都说成互助，失去了理论的连贯性，则从另一角

中国历史故事最短

度启示后人不要以现实原则简单地改铸过去的历史。
（四）孙中山民生史观的实质
从社会属性看，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是处于进步方向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观，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从理论上看，孙中山研究社会历史的观点和方法是唯物主义的。受过自然科学训练的孙中山不相信鬼神，他没有杜撰出一种先天的理之类来支配历史的发展，他也不认为社会历史随他本人的意志而变化。他多次申明：“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并不是先有言论然后才发生事实”（注：《孙中山选集》，第703页。）。 “我们要研究宇宙间的道理，须先要靠事实，不可专靠学者的言论”（注：《孙中山选集》，第705页。）。他还说过：“以行而求知”（注：《孙中山选集》，第160页。）。可见他观察和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是唯物主义的，但带有直观的性质。
孙中山从事实出发对历史的探求中得出的民生史观，其理论实质又是什么呢？其一，孙中山没有从社会环境来建立自己的历史观。因此，把民生史观说成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或者把它说成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唯心史观，或者从这个角度说的二元史观，或者把它说成既包括唯物史观又包括唯心史观的心物合一的一元史观，都是难以符合孙中山本人思想的。孙中山强调民生是历史的重心，是从历史主体的人这一方面来确立他的历史观的。可见孙中山的民生史观首先是主体史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主体的维持生存的经济生活史观。其二，从历史发展动力的角度看，孙中山提出过（1 ）民生是历史的原动力，实际是指维持人民生存的经济生活需要是历史的原动力。（2 ）人类求生存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这里的求生存，包括人的一切努力，既包括求生存的意欲、信念，也包括求生存的活动。这里的活动包括了物质生产活动、实行公平分配等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教育活动、科学技术活动以及民族斗争活动等。（3）民生主义是社会的原动力。而民生主义作为精神产品，是属于社会环境中的社会意识的。此外，孙中山还提出过，互助是主动力，少数英雄人物是历史的原动力，人民是历史动力，等等。可见孙中山的历史动力论是多元的。
综上所述，孙中山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是带有直观性的唯物主义，而他由此得出的民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