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鄔可晶：談鄭臧公之孫鼎銘中的“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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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鄔可晶：談鄭臧公之孫鼎銘中的“虞”

談鄭臧公之孫鼎銘中的“虞”
鄔可晶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考古》1991年第9期發表了湖北襄陽團山東周墓的發掘報告。一號墓隨葬器物有鼎，整理者釋寫其鼎蓋銘文為：[1]
隹正六月吉日隹己，余鄭臧公之孫，余剌之子，作鑄彝以為父母。其于下都曰：“烏呼，哀哉！剌弔剌夫人，萬世用之。”
第二十字腹銘原拓作 “”（蓋銘此字不清）。春秋時期甚六之妻夫申鼎的“”字作“”（《近出殷周金文集錄》2.354、《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二）877頁），與此最近。黃錫全、李祖才先生曾對鼎銘作過考釋。[2]此文後收入黃錫全先生的論文集《古文字論叢》和《古文字與古貨幣文集》，所附蓋銘拓片較為清晰，其字作 “”。[3]整理者釋為“”是很正確的。《考釋》對“”字提出了兩種意見：一種認為“余剌之子”作一句讀，“”係作器者之名；一種認為“‘’讀作吾，屬下讀，意也可通”，作者傾向于前一種意見。[4] “”讀為“吾”於音可通，但一銘之中同時出現“吾”、“余”二詞，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以 “吾”為第一人稱領格，以“余”為第一人稱主格。如鎛既說“保（吾）兄弟”、“保（吾）子姓”，又說“余彌心畏忌，余四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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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余為大攻厄、大史、大徒、大宰……”（《集成》1.271）；中山王鼎既說“（吾）先考成王早棄群臣”、“唯（吾）老賈是克行之”、“（吾）先祖王”、“今（吾）老賈親率三軍之衆”，又說“今余方壯，知天若否”（《集成》5.2840）等，判然有別。唯欒書缶是個例外，其銘云“余畜孫書也”、 “（吾）以祈眉壽”（《集成》16.10008），這裏的“余”和“吾”都是第一人稱主格，似對鼎銘“”屬下讀為“吾”之說有利。不過，在“作某器”或“鑄作某器”一類話之前，若出現主語，從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來看，只有“作器者名”、“自”或“作器者名 +自”（當然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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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也可以看作是修飾動詞“作”的副詞）三種情況，從無“吾作某器”這樣的說法。[5]所以，將鼎銘讀成“（吾）作鑄彝”實際上是不符合金文的表達習慣的。此後考釋或引用鼎銘的文章，也大都採用將 “”連上讀的斷句法，[6] 說明“”讀為“吾”之說已不被人所相信。
以“”為作器者之名並屬上讀的意見似乎占了上風，有的金文著錄書甚至將“ 鄭臧公之孫鼎”改稱為“鼎”。[7] 《考釋》認為“”係作器者名，主要根據甚六鐘的類似說法。為便於說明問題，我們把甚六鐘銘文多引一些（釋文儘量用寬式）：[8]
（1）唯王正月初吉丁亥，舒王之孫、尋楚 之子甚六，擇厥吉金，作鑄龢鐘，以享于我先祖。……
與此相類的說法還見於以下諸辭：
（2）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攻敔仲冬 （？）之外孫、坪之子臧孫，擇厥吉金，自作龢鐘 ……（臧孫鐘，《集成》1.93—101）
（3）唯王五月初吉丁亥，齊辟鮑叔之孫、 仲之子，作子仲姜寶鎛……（鎛，《集成》1.271）
（4）……王之孫、囂仲之子伯剌，用其良金，自作其元戈。（囂仲之子伯剌戈，《集成》17.11400）
（5）君之孫、利之元子次□，擇其吉金，自作卝缶…（次□缶，《文物》 1989年第12期第54頁圖二、《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二）第876頁）
（6）唯正月初吉丁亥，余□氒于之孫、童（鐘）麗（離）公之季子康，擇其吉金……（劉信芳《安徽鳳陽縣卞莊一號墓出土鎛鐘銘文初探》[9]）
上舉辭例中的“某某之孫、某某之子”顯然是作器者名的同位語，“某某之孫、某某之子+作器者名”整個名詞短語作後面“擇厥吉金 ”或“自作某器”一類話的主語。從語法角度看，作器者名之後的逗號完全可以取消。
鼎銘的“余鄭臧公之孫，余剌之子，作鑄彝以為父母”則與此不同。“余”和“鄭臧公之孫”、“剌之子[10]”分別構成陳述與被陳述的關係，因而是兩個獨立的主謂句。這種主謂之間無關係詞的判斷句，[11]跟上舉（1）～（6）中的名詞短語的語法結構並不相同，《考釋》拿後者以證明前者的 “”係作器者名，是不夠妥當的。
雖然從語法角度看，“余鄭臧公之孫，余剌之子”的講法並無不合理之處；[12] 但跟同墓所出的兩件缶銘對比，“”作為人名屬上讀的意見就有必要重新考慮了。
缶銘與鼎銘所說為同一件事，遣詞造句頗多近同之處，可相互參校。現將整理者所作釋文轉錄於此：[13]
余鄭臧公之孫，余剌之子，擇鑄彝，以為父母。其正仲月（？）己亥（？）升剌之器，為之若（？）缶。其獻下都曰：“烏呼，哀哉！剌□□□永□用（？）享。”
缶銘雖然把作器時日放在中間講（“仲月己亥”就是“隹正六月吉日隹己”），但跟鼎銘相比，在記事表述上不僅沒有簡省，相反還多出“升剌之器，為之若（？）缶”等句。因此，“余剌之子”後沒有出現作器者名，恐怕不會是省略所致。
值得注意的是，缶銘在“鑄 彝”之前出現了“擇”字。此字頸銘原拓作“”，雖不甚清晰，但从“睪”从“廾”的結構還是看得出來的。“睪”所从的“羍”，最上一層的“”尚依稀可辨。“廾”的寫法跟次□缶“擇”作“”相近，此形之“廾”在戰國文字中較為多見。[14]整理者釋此字為“擇”可信。“擇鑄彝”大概是“擇厥（或其）吉金，鑄彝”（參看其次句鑃“其次擇其吉金，鑄句鑃”（《集成》2.421—422））、“擇厥（或其）吉金，用鑄彝”（參看邾公華鐘“邾公華擇厥吉金，玄鏐赤鋁，用鑄厥龢鐘”（《集成》1.245）、曾子斿鼎“曾子斿擇其吉金，用鑄 彝”（《集成》5.2757）、許子[15] 簠“許子妝擇其吉金，用鑄其簠”（《集成》9.4616））或“擇厥（或其）吉金，以鑄彝”（參看庚壺“庚擇其吉金，以鑄其媵壺”（《集成》15.9733））的縮略說法。據此，鼎銘“作鑄彝”前也應該有一“擇”字，“擇作鑄彝”可以看作“擇厥（或其）吉金，作鑄彝”（參看甚六之妻夫申鼎“擇厥吉金，作鑄飤鼎”（《近出殷周金文集錄》2.354））、“擇厥（或其）吉金，用作鑄彝”（參看叔弓鐘“選擇吉金鈇鎬錛鋁，用作鑄其寶鎛”（《集成》 1.285））、“擇厥（或其）吉金，以作鑄彝”（參看欒書缶“擇其吉金，以作鑄缶”（《集成》16.10008））或“擇厥（或其）吉金，自作鑄彝”（參看者尚余卑盤“……擇其吉金，自作鑄其盤”（《集成》 16.10165））的縮略說法。楚王酓鼎（《集成》5.2794、2795）有“（煎）鑄喬鼎”之語，就是“銷熔兵器，改鑄為鼎盤”的意思。[16]“（煎）鑄”的說法與“擇鑄”、“（虞）作鑄”相類，可資比較。
“”和“虞”上古都是疑母魚部字。《說文·虍部》謂“虞”从“吳”聲， “”及从“”从“攴”之字在吳越文字資料中常讀為“句吳”之“吳”。[17]“”在其他古文字資料中還常讀為“吾”，如前面引過的鎛、欒書缶、中山王鼎中的“吾”就寫作“”，而古書中“吳”通“吾”、“虞”通“吾”之例甚多。[18]“”沒有問題可以讀為“虞”。吳王夫差盉云：“吳王夫差吳吉金鑄女子之器。”李家浩先生據《廣雅·釋詁一》“虞，擇也”之訓，將“吳”讀為“虞”，解釋為“擇”，與他器言“擇其吉金”或“擇吉金”相應。[19]這一意見是完全正確的。鼎銘的“虞”也當訓“擇”，“（虞）作鑄彝”就是“擇作鑄彝”的意思。這樣一來，跟缶銘的“擇鑄彝”在行文上便十分契合。[20]
說到這裏也許有人會問，缶銘 “擇鑄彝”兩個動詞連用，構成四字句，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按照上文的解釋，鼎銘的“（虞）作鑄彝”就成了三個動詞連用，似乎不如“”屬上讀、“作鑄彝”四字為句來得順適。其實，金文中類似於“虞作鑄”這樣幾件事並說的三個動詞連用之例也是有的，如：
（7）率有司師氏奔追襲戎于棫林。（簋，《集成》8.4322）
（8）顜（斠）[21]履付裘衛林裏。（九年衛鼎，《集成》5.2831）
這一點不能成為否定 “”屬下讀為“虞”、訓為“擇”的理由。
把鼎銘重新斷讀為“余鄭臧公之孫，余剌之子，（虞）作鑄彝，以為父母”之後，作器者自述身世的兩句話與金文中的有關說法也能相合。下面舉一些例子來看：
（9）於虖敬哉，余義楚之良臣，而 之字父，余贎（賴？）兒得吉金鎛鋁，以鑄龢鐘……（僕兒鐘[22]，《集成》1.183—185）
（10）唯王正月初吉丁亥，郘曰：余畢公之孫，郘伯之子，余頡（詰）（詘）[23] 事君……（郘鐘，《集成》1.225—237）
（11）余呂王之孫，楚成王之盟僕，男子之埶（臬）。（鐘，《近出殷周金文集錄》1.51— 59）[24]
我們知道，幾個並列分句的主語如果一致，就可以省略。所以反過來說，“余義楚之良臣，而之字父”相當於“余義楚之良臣，余之字父”，“余畢公之孫，郘伯之子”相當於“余畢公之孫，余郘伯之子 ”，“余呂王之孫，楚成王之盟僕，男子之埶（臬）”相當於“余呂王之孫，余楚成王之盟僕，余男子之埶（臬）”，這就跟鼎銘“余鄭臧公之孫，余剌之子”的情況一致了。“義楚之良臣”和“之字父”、“畢公之孫”和“郘伯之子”、“呂王之孫”和“楚成王之盟僕”和“男子之埶（臬）”，都是句式結構相同或相近的相對為文，“鄭臧公之孫”和“剌之子”正與此同例。
巢鎛銘文說：“唯王正月初吉庚午，巢曰：余攻王之玄孫，余詨子，擇厥吉金，自作龢鐘……”（《考古》1999年第11期、《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二）第888頁）“攻王”即“攻（句）敔（吳）王”，“詨”疑即吳王僚；[25]“余攻王之玄孫，余詨子”猶言“余攻敔王之玄孫，余僚之子”。鎛銘這兩句話的用途和語法結構與鼎銘“余鄭臧公之孫，余剌之子”的說法完全一致，可以互證。
按照上文的理解，試為銘文重新標點，不難發現，其實鼎銘是隔句押韻的（用“·”標出韻腳）：
隹正六月，吉日隹己【之部】，余鄭臧公之孫，余剌之子【之部】，作鑄彝，以為父母【之部】。其于下都曰：“烏呼哀哉【之部】！剌弔剌夫人，萬世用之【之部】。”
“己”、“子”、“母”、“ 哉”、“之”均為之部字，正在韻腳。“”若屬上句讀，則須出現在韻腳的位置上。但“”是魚部字，顯然不能與其他之部字押韻。這一點也能說明 “”屬下讀為“虞”、訓為“擇”是很合理的。
《廣雅·釋詁一》“虞，擇也 ”之訓，在傳世古書中似乎找不到相應的用例。李家浩先生正確釋讀出吳王夫差盉中的“吳”即訓 “擇”之“虞”，填補了這一空白。[26] 以上所論若能成立，可為“虞，擇也”之訓在出土文獻中再添一例證。
本文蒙陳劍先生審閱指正，謹致謝忱！
附記：本文曾載於《古籍研究》2009卷·上下（總第55—56期）。彼刊發表時，不但沒有採用作者最後投寄的修改稿（發表出來的稿子與修改稿文字有一定的出入），而且將作者的姓名誤植。現將此稿重新發表於網站，若有引用，當以此次發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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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陽團山東周墓》，《考古》1991年第9期第783頁。
[2]黃錫全、李祖才《鄭臧公之孫鼎銘考釋》，《考古》1991年第9期第855～858頁。以下簡稱“《考釋》”。
[3]黃錫全《古文字論叢》第201頁，（臺北）藝文印書館1999年版；黃錫全《古文字與古貨幣文集》第170頁，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
[4]同注2，第856頁。
[5]參看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乍、作”條，第1195～1246頁，中華書局2001年版。
[6]如董蓮池《讀銘小記》，《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4期第65頁；胡長春《金文考釋二則》，載張光裕、黃德寬主編《古文字學論稿》第275頁，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又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第237頁，中華書局 2008年版；陳英傑《金文中“君”字之意義及相關問題探析》，載《中國文字》新第 33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版，又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8年4月2日。
[7]鍾柏生、陳昭容、黃銘崇、袁國華《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二）第 869頁，（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年版。
[8]參看曹錦炎《編鐘銘文釋議》，原載《文物》1989年第4期，收入《吳越歷史與考古論叢》第162～167頁，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
[9]《紀念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成立三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08年。按：劉文指出“余□氒（厥）于”是四字人名，“與余贎乘兒鐘（集成185）‘余斯于’有2字全同，氒與斯有一定聯繫，是否就是同一個人，值得關注”（第40頁）。“余”不是第一人稱代詞。
[10]胡長春先生把“子”讀為見於典籍的“門子”，意即嫡子，似可信。其說見《金文考釋二則》，張光裕、黃德寬主編《古文字學論稿》第275～276頁，《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第237頁。
[11]參看李家浩《攻敔王姑義劍及其所反映的歷史》，陳昭容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一輯第296～297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7年版。
[12]春秋時器與兵壺有“余鄭大（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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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孫與兵”之語，可為其例。見《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二）第1319頁。
[13]同注1，第784頁。
[14]參看徐在國《古璽文字八釋》，《吉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紀念文集》第 1

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是真的吗

12～113頁，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15]此字舊釋為“妝”，非是，其右當是“‘安’字之省”。參看陳劍《說“安”字》，《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第116頁，線裝書局2007年版。
[16]朱德熙、裘錫圭：《戰國文字研究（六種）·遽馹考》，《朱德熙古文字論集》第 49頁，中華書局 1995年版。
[17]施謝捷《吳越文字彙編》第121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8]參看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吳與吾】、【虞與吾】條，第853、854頁，齊魯書社 1989年版。
[19]李家浩《吳王夫差盉銘文》，《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第60～63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0]劉雨、盧岩所編《近出殷周金文集錄》的釋文也是將“”屬下讀的，見其書第二冊第218～219頁，中華書局2002年版。由於此書一般不括注具體的讀法，我們不知道作者究竟把“”讀為哪個詞。
[21]戚桂宴《永盂銘殘字考釋》，《考古》1981年第5期第448頁；參看裘錫圭《西周銅器銘文中的“履”》，《古文字論集》第365頁，中華書局1992年版。
[22]此鐘原稱“余贎兒鐘”，改稱為“僕兒鐘”以及銘文 “贎”可能讀為 “賴”參看董珊《重讀紹興新發現的甬鐘銘文》，《中國文物報》2004年4月23日第4版。
[23]“詰詘”“含有曲意奉事的意思”。參看裘錫圭《史牆盤銘解釋》，《古文字論集》第375頁。
[24]關於這幾句鐘銘的釋讀，參看李家浩《鐘銘文考釋》，《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第 76～78頁。
[25]馮時《巢鐘銘文考釋》，《古文字與古史新論》第417～419頁，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
[26]參看劉釗《談古文字資料在古漢語研究中的重要性》，《古文字考釋叢稿》第429頁，嶽麓書社2005年版。
本文曾載於《古籍研究》2009卷•上下（總第55—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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