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考证为近代史研究服务的几点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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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考证为近代史研究服务的几点经验

考证，或称考据，是人们研究历史必需运用的工具。考证的对象是史料，包括书证、物证和人证。考证的方法，是归纳比较法。学者主要用以解决在占有史料过程中面对的各种矛盾：“辨伪”判证据真赝；“校勘”定版本是非；“考异”评记载异同，目的是为弄清事实。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们对考证的需要愈多，考证也愈益完善。近世胡适等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实验主义”改进了传统的乾嘉考证学。清末思想家孙宝瑄说得好，“欲判决是非，非易事，其必不可不注意者曰：考证也，研究也，调查也，苟无是三者而漫然曰：‘我能决之’，是武断矣，未有不误且谬者。”（注：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三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64页。）昔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别为《通鉴考异》一书，比较史料异同，择善而从。学者一读《考异》，即能深知《通鉴》采集之富与取舍之精。苟不如是，则此书怎能取信读者，成为千古的杰作！研究古代史需要考证。研究近代史，由于时间越近，史料越多也越复杂，以故考证之功尤不可少。本文略论近世我国考证学的发展和考证为近代史研究服务的一些经验与体会，供行家评议。
一、近世我国考证学的发展
梁启超于《清代学术概论》中，强调清学即考证学。若无考证学，则无清学。但考证是治学工具，并非专属清代。它与时俱进，民国年间，得到划时代的发展，胡适等人用西方的“实验主义”，改进了乾嘉考证学。
清代乾隆、嘉庆之际，学术界为惩明末“空谈心性”之弊，提倡实学，对考证的运用也达到高峰。乾嘉学者留下了一些合乎科学的考证经验。如戴震治训诂，不外“以字考经，以经考字”。高邮王念孙、引之父子发明古代虚字和校勘古书，要求“揆之本文而协，验之它卷而通”。这些都对学者在方法上有启发，但尚无体系。直到近世，胡适用美国杜威的“实验主义”学说，总结乾嘉学派的经验，才创始了中国考证学的理论。
“实验主义”是近世西方哲学的一个流派。它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实验主义”包含两个基本观念：第一是“科学试验室的态度”；第二是“历史的态度”。它不承认永恒不变的天理，只承认一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假设能否成为真理，要看试验的效果。这就是“科学试验室的态度”。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产生了“历史的态度”，就是要观察事物发生、发展的变化。这两个基本观念都是19世纪自然科学发达的影响，所以胡适说：“实验主义”，不过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而已。（注：此据胡适《实验主义》，见《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
“实验主义”研究事物的思想程序，杜威分做五步走。1疑惑和困难是思想的起点。2确定疑难究在何处？3假设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案。4比较各种假设，择善而从。5取得确证，判定这种假设是真理，还是谬误。胡适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0个字，强调：“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这就是“实验主义”的方法论。胡适指出，乾嘉考证学与“实验主义”在方法上是暗合的。他曾举戴震假设《尚书·尧典》“光被四表”，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钱大昕等为之举证为例，以论证乾嘉考证暗合“实验主义”方法论。
按今本《尚书·尧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宋儒蔡沈解“光”为显。戴震谓当从《伪孔传》，“光，充也”。据唐孔颖达《正义》，“光”训充，本《尔雅·释言》。今本《尔雅》：“桄、颎充也。”晋郭璞注：“皆充盛也。”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谓“桄”，孙炎本《尔雅》作“光”，古黄反。戴氏云：“用是言之，光之为充，《尔雅》具其义。”他又考许慎《说文解字》：“桄，充也。”宋徐铉注《说文》引孙愐：“桄，古旷反。”《五经》无“桄”字。《礼记·乐记》：“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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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注：“横，充也。谓气作充满也。”《礼记·孔子闲居》：“夫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以横于天下。”郑注：“横，充也。”戴氏看到了横、桄、光三字在两汉古籍中的关系，从而断言：“《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横被，广被也。”“横四表，格上下，对举。”“横转写为桄，脱误为光，追原古初，当读古旷反，庶合充广远之义。”胡适说：“这真是‘大胆的假设’。”（注：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集》第2册，第303页。）在戴震的启发下，其友人钱大昕、姚鼐，族弟受堂，弟子洪榜、段玉裁，为之“小心的求证”，先后共得6条：
1《后汉书·冯异传》：“横被四表，昭假上下”（昭假即昭格，古人假、格通用——笔者注）。
2班固《西都赋》：“横被六合”。
3《汉书·王莽传》：“昔唐尧横被四表”。
4王褒《圣主得贤臣颂》：“化溢四表，横被无穷”。
5《淮南·原道训》：“横四维而含阴阳”。汉高诱注：“横，读桄车之桄。”
6李善注《魏都赋》引《东京赋》：“惠风横被”。（注：《胡适文集》第2册，第302-304页。所引戴震《与王内翰凤喈书》见《戴震全书》第6册，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277-279页。王鸣盛字凤喈。）
由此可见，古本《尧典》确有作“横被四表”者。戴震的假设遂得到了证实。清儒读《尚书·尧典》，订正宋人缘词生训，一字之误，本无关宏旨。但胡适用以论证乾嘉考据与西方“实验主义”研究自然科学的思维法则，不谋而合，这却是近世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注意。
胡适又举毕沅、王念孙校《墨子》一例，以论证乾嘉考据在方法上与西方“实验主义”暗通。按《墨子·小取》篇有“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辟”即譬字。“举也物”三字不可解。毕沅谓“也”乃衍文。删去后勉强可通，这是一种假设。王念孙认为，“也”乃“它”字，形近之故。举它物来说明此物，正是譬喻的意思，所谓“揆之本文而协”。可见这一假设比较合理。毕沅没有举出任何证据。王念孙列举《墨子·备城门》篇和《史记·韩非传》等以“也”为“它”之例，所谓“验之它卷而通”。于是王氏的假设得到了证实。（注：《胡适文集》第2册，第235-236页。所引王念孙校《墨子》见《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00页。王氏校《史记·韩非传》一条，见同书第116页。）清儒校正《墨子》传本上的一个误字，也非大事，但胡适以此疏通东西方治学的思维法则，启发学者，其意义就深远了。
胡适说：“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注：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集》第5册，第519页。）乾嘉考据之所以有卓越的成果，就是因为不自觉地实行了这种方法。但正因为是不自觉的，所以还偶有武断的缺陷，把假设当作结论，缺乏证据。上举毕沅校改《墨子》一例，就有武断之嫌，不符合“实验主义”的方法。“实验主义”只信服确凿的证据，胡适曾强调说：“科学的态度只是一句话：‘拿证据来’。”（注：胡适：《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胡适文集》第4册，第67页。）于是在“实验主义”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的乾嘉考证学跃进到了自觉实行科学法则，即“言必有据”的新阶段。兹以胡适评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为例，以见考证学的改进。
《元典章》为研究元代政教风俗语言文字等的一部重要史料。今传本有沈家本刻本。陈垣于20多年之中，搜获了几种抄本。1925年，故宫发现了元刻本。他和他的门人先用元刻本对校沈刻本，又用诸本互校，校得沈刻本讹误衍脱颠倒之处凡1.2万余条，写成《元典章校补》6卷、补缺文3卷、改订表格1卷，1931年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刊行。之后，陈氏又从这1.2万多条错误之中选取了1000余条，各依其所以致误之由，分别类例，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6卷。此书对我国校勘学做了总结，故其后又取名《校勘学释例》。从卷1至卷5，历述沈刻《元典章》的42条误例。卷6则是陈氏校此书的凡例。其中的“校法四例”：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已成为当代学者公认的校勘古籍的普遍法则。胡适为之作序，收入《胡适文存》时，取名《校勘学方法论》。（注：胡适：《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胡适文集》第4册，第108-119页。）这是一篇阐述校勘学理论的重要文献。
胡文指出：校勘之学起源于文件写刻等的错误，校勘的任务就是要改正这些错误。校勘工作分三步走：一是发现错误，二是改正，三是证明所改不误。校勘不能单凭“言之成理”，而是要求“言必有据”。胡适说：“改定一个文件的文字，无论如何有理，必须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提出证实。”“凡没有古本的依据，而仅仅推测某字与某字‘形似而误’，某字‘涉上下文页误’的，都是不科学的校勘。这种弊病，连段玉裁、王念孙辈也不能免。陈垣校沈刻本《元典章》，力求以元刻本或别本为依据，“凡版本不能完全解决的疑难，只有最渊博的史识可以解决”。胡适盛赞这“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
再看张元济校《廿四史》与乾嘉校史的差别。乾嘉之际，钱大昕和王鸣盛两位史家倾大半生精力校勘正史，钱著《廿二史考异》，王著《十七史商榷》，纠正了刊本中的大量错误。但是其中也有不少是凭主观推理，没有版本和其他客观依据。张元济以见到的宋元善本与之核对，证实钱氏等的假设正确与错误都有，载入其《校史随笔》中。至于张氏自己校史，则已做到字字皆有文献依据，克服了乾嘉学者“以意忖度”的缺失。这正是取法“实验主义”的标志。
上举校勘诸例，都属琐碎，不免有人由此低估实证考信的功能。其实不然，在一些大是大非的争论上，也必须凭藉考证。近世史家朱希祖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为力争台湾回归祖国而撰写的《中国最初经营台湾事略》，即是一篇光耀千秋的考证文字。朱字逖先，一书逷先。清光绪之季，以官费留学日本，研究历史。就在日本时，得与黄侃、鲁迅等同问学于章炳麟（太炎）之门。归国后，历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朱氏既得乾嘉学派真传，又受“实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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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以史学治经学，以新的考证方法解决一切疑难，反对今古文家的门户之见。关于出土古物的真伪问题，朱氏坚持须为客观判断，不宜偏任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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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空臆说。特别是他以确凿的史料考证为祖国统一做贡献，使自己的学术成果永放光辉，值得后人钦敬。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美国有人起意战后不把日本强占的中国领土台湾还给祖国，拟划为“委任统治地”。此事激起我爱国人士的义愤。1月7日，重庆《大公报》以《中国必收复台湾》为题发表社论，严正声明“台湾是中国领土”。朱希祖读后谓“理由充沛，实足以代表人心”。于是奋笔撰《中国最初经营台湾事略》，为提供铁证，公布于1月9日该报。1944年，朱氏在重庆病逝。1979年，台北九思出版公司印行其遗著《朱希祖先生文集》，将此爱国主义杰作辑入第5册中。
“实验主义”对历史考证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必须去伪存真。胡适说：“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史家要问：1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2什么时候寻出的？3什么人寻出的？4地方和时候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5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时有作伪（无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吗？”（注：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胡适文集》第3册，第86页。）必须给这些问题以严肃的回答，力求证据确凿可靠，才能得出结论。在胡适的倡导下，“实验主义”的治学方法影响了一大批历史学者。其门人傅斯年所创建的“新考证派”，至今仍是一个有实力的史学流派。
二、考证为近代史研究服务的经验与体会
我少时受几位章门弟子的影响，笃好乾嘉考据。新中国成立后，在唯物史观指引下，以考证治近代史。上世纪90年代旅居美国时，读胡适之书，略窥“实验主义”概要。近年私计将辩证法改进考证学使之与唯物史观相结合以建设我国的历史科学。（注：参见拙作《考证学与历史研究》，《扬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是否有当？愿得同道匡谬。
1.必须运用考证
如同法官治狱必须调查取证一样，历史研究者必先访寻史料。研究古代史，必须掌握书证和物证。《尚书》、《春秋》是书证，甲骨钟鼎是物证。研究近代史，还必须搜取人证。在上世纪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原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辑的《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就是一批文献、文物和口碑互证的产物。我负责其事，深有体会人证对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不以三年多的时间，奔走清末江苏十府州之地，取证于仅存的一批革命党人、新军将士、起义农民及其他下层群众等当事人，则此书是不可能产生的。
比较史料，是取证工作的最重要环节，包括辨伪、考异和校勘。由于证据有真伪，内容有异同，传刻有是非，所以我们无法避免运用考证以解决这些矛盾，从而达到认清历史真相的目的。
我们不断碰到伪造的书证、物证和人证，若不加鉴别，就不能维护近代史研究的科学性。一些前辈和同行做了大量的辨伪工作，如辨伪造的《林则徐家书》，辨伪造的《石达开日记》，等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罗尔纲先生对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的揭露，这是史料辨伪的典范。
此书出笼于清光绪年间，由上海《申报》馆分段印行。作者托名随从太平天国大将赞王蒙得恩十余年的沈懋良，所记涉及太平天国一朝史事，自言皆得自蒙得恩。简又文等前辈虽深感其内容离奇，与它书不类，但都误信为失传秘本，竞相征引，给太平天国史研究制造了混乱。新中国成立后，专家分段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此书被收入《太平天国》第4册。于是谬种流传更广。罗先生以博大精深的学识和科学的方法，对这部大伪书做了三项细密的工作：其一，将已被肯定的太平天国文献《蒙时雍家书》等与之比较，充分揭露矛盾。其二，从史料内容与史料来源的矛盾找到作伪的铁证，那位自称长期在蒙得恩身边的人，却对蒙得恩的生平无知，甚至在蒙得恩死去三年之后，还说他在天王宫值宿，真是“活见鬼”！其三，揭露作伪手法：剽窃《平定粤寇纪略》等常见材料，窜改某些太平天国文书，捏造离奇事实。于是人赃俱获，此案遂成定论。
我是在上当之后学会辨伪的。1955年，我在扬州旧货铺上见到一幅太平军将领赖文光藏汉砚的拓本，砚侧有赖文光三行题字，自称于太平天国九年率师北伐时，将此砚献给东王。署爵“平天贵”。寥寥数语，矛盾重重。特别是是年杨秀清已死，何来东王？且太平天国无“天贵”爵名。但我不加考证，竟当作“新史料”，刊布于《光明日报》，以此证明赖文光是知识分子。不久，蒙荣孟源前辈撰文指出，这是赝品。从此我引以为戒，决心对史料考证下工夫。
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学术界又揭露《燐血丛钞》是伪书，我参预其事。按此书系抄本，凡4册，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苏州，托名清季书商谢绥之随李鸿章部清军攻陷苏州后所收集的“太平军将领的笔记”等图籍，来历不明，眩人耳目。罗尔纲先生即知其不可信，故未编入《太平天国史料汇编》中。1979年，《中华文史论丛》的特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选刊了此书的一部分，有“干王子”所作的《新说》等。我读后困惑，发表《新说质疑》，提出种种疑点：其一，据已公布的确凿文献，干王洪仁玕并无这样一个带兵打仗的儿子。其二，若是“干王子”，为何对干王的历史却是无知？其三，作者为何不署真名？其四，为何书中多处触犯太平天国“拜上帝”的禁忌？因此，我大胆假设，这不是干王子的著作，而是他人伪托。（注：见《太平天国史学导论》，学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145页。）随后，我小心求证，续撰《燐血丛钞辨伪》（注：《太平天国史学导论》，第146-161页。），揭露此书大量抄袭《江南春梦庵笔记》，伪上加伪，则其为伪书无疑。
最繁重的史料工作是考异。对同一事件，往往有不同的记载，各执一词，抑扬异致。这就需要我们以时间、地点和人事作综合的比较，分辨其正确与虚妄，以定取舍。在上世纪50年代，拙作《从“报恩牌坊碑序”问题略论当前研究太平天国史工作中的偏向》一文，断言此碑的内容不可信。这就是考异的成果。其详将在下文叙述。
近代史料在传抄、刊刻等过程中，也难免发生讹误，须按祖本校正。如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分册出版的《吴煦档案选编》中，有4封署名“黄嬴山房主人”给吴煦的信，内容都涉“辛酉政变”前夕清廷机密，作者系军机首领恭亲王奕訢的心腹，但不知为谁。我因见章士钊等所考释的《热河密札》受信者“黄螺主人”为时在北京的军机章京朱学勤，而古人书“螺”为“蠃”，“蠃”与“嬴”形近，遂大胆假设“黄嬴山房主人”当是“黄蠃山房主人”之讹。后小心查阅《吴煦档案》原件，所写信纸上即有“黄蠃山房”印记，得到了证实。盖原件为行书，抄者失察致误，排印时以误传误。
归纳史料，是取证工作的总结阶段。围绕某一专题，把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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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可信史料，钩稽连缀成篇，以说明其人其事。如我发表于《近代史资料》总99期的《天禄琳琅正编亡失旧闻钞》，即是归纳史料之作。要求不羼入自己语言，以忠实于原始资料。
搜集、比较、归纳，是史料考证的全过程，只有经过这三步走，学者才能真正地占有史料，以便做进一步研究。
2.必须正确运用考证
在上世纪的30年代末，我把马令和陆游各写的两部《南唐书》做了比较，发现颇有歧异，以之上闻先师吴江金松岑。先师诏以“考史小处固宜留心，尤当从大处着眼”。此言深铭我心，影响终身治学。对于中国近代史，我写过一些考证文章。其中较有意义的只有两篇：一篇即《从“报恩牌坊碑序”问题略论当前研究太平天国史工作中的偏向》（注：《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751-762页。）；另一篇为《释“功勋等臣，世食天禄”》（注：《太平天国史学导论》，第114-115页。），系读《天朝田亩制度》的札记。此二文均从小处考证入手而由此引发涉及治乱兴亡的重大问题。
按“报恩牌坊碑”系太平天国幸存的石刻之一。自简又文于1937年6月在《逸经》半月刊第32期发表《常熟访碑记》后，其序文内容一直被史家当做描绘太平军统治常熟时年丰人乐的根据。我生长在常熟，曾祖是太平天国的乡官军帅。先辈遗说都属当时离乱之状。1956年，我在北京图书馆看到吴云《两垒轩尺牍》、龚又村《自怡日记》等，做了一番比较研究之后，发觉碑文所说“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平租佣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春树万家，喧起鱼盐之市，夜灯几点，摇来虾菜之船”的民物殷阜景象，与其他记载兵荒马乱、民生凋敝的状况，大相径庭！难道后者都是出于地主文人的污蔑吗？答案是否定的。原来此时此地是在以钱桂仁为首的叛徒集团的控制下，他们已暗通上海清军并与盘踞农村的地主团练徐佩瑗等相勾结，积草屯粮，伺机变天。1861年冬密谋叛变未遂。为掩盖真相，1862年春，钱桂仁等向农民募捐集赀，为忠王李秀成建坊立碑，歌功颂德，说尽好话。但不过隔了几个月，1863年1月，钱桂仁部将骆国忠就在常熟发动大叛变，为中外反动派攻陷苏南打开了缺口。由此可见，后期太平军的内部严重不纯，有些将领腐化堕落，以至投敌叛变，加速了农民战争的失败。如果不通过考异，不揭穿《报恩牌坊碑序》内容的虚假性，信以为真，那么，历史学者怎样能够实事求是，总结这次农民大起义失败的惨痛教训，供后世借鉴呢？
又按《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的重要文件。文件规划了一个不平等的理想国，但却被后人曲解为实现“四大平等”的纲领。其致误的关键是学术界片面理解这一文件的内容。多少论著只从“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等绝对平均主义语句取证，而对文件起首规定的特权阶层的世袭待遇——“功勋等臣，世食天禄”八字不予诠释。我们有相当一段时间，就是用这种形而上学的读书方法，曲解《天朝田亩制度》，曲解太平天国，甚至把扭曲的史论写进了学校教科书。直到上世纪的70年代末，学术界才敢从事实出发，否定太平天国实行“四大平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男女平等、民族平等）说。于是我发表《释“功勋等臣，世食天禄”》一文，由诠释“功勋”入手，从而说明《天朝田庙制度》的全面内容及其真实性质，还这个文件以本来面目。《天朝田庙制度》既要求绝大多数人在平均生产和分配的基础上，实行小农公有制；又允许少数人享受世袭不劳而获的特殊待遇，实际仍保留封建制。前者不过是一种幻想，后者却见诸实践。这就决定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虽然是反封建的，但最终却被封建制所吞没。这是由于小农经济的特点所决定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史料考证都能引出关系治乱兴亡的重大理论问题来，但是我们必须坚持从大处着眼，使之最终为探讨治乱兴亡的经验服务。为考据而考据，钻牛角尖，这都是有识者所不取的。但不能因噎废食，抛弃考据，这也是学者所当注意的。
3.必须使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相结合
在我国学术史上，早有史家须具才、学、识三长的说法。近世朱希祖谓此与经学家的义理、考证、词章三长说相通。义理属于识，考证属于学，词章属于才。我友戴逸又用思想、材料、文采来诠释史家三长。不管说法如何变化，但都要求三者必须统一。我国古代的杰出史家司马迁、司马光等都是一身而兼三长的。然而在经学领域，有清一代，义理与考据之争，却连绵不绝，不能不影响史学。为什么在乾嘉学术隆盛之际，只诞生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而不曾有类似《资治通鉴》那样的杰作？这与“三长”的不能统一，尤其是义理与考据的不能统一，大有关系。新中国成立已逾半个世纪，清代的义理与考据之争已成历史，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等原因，在历史研究中，论与史即理论与考据的关系也尚未妥贴。学术界曾经狠批以史料学当做史学，有时也反对缺乏史料依据的“放空炮”。但如何使二者融合，却未曾充分展开讨论。
清代经学中的义理与考据的关系，是道与载道工具的关系。戴震尝谓求道必自《六经》孔孟，“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注：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引戴氏与段氏书，《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7页。）清代的“汉、宋之争”，说到底，是理学与训诂学的分裂。这二者本无天然的内在联系，其时而分裂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历史研究中理论与考证的关系却不是这样了。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人们认识历史必从初级到高级阶段：先是感性认识阶段，即史料考证阶段；继之是理性认识阶段，即理论分析阶段。通过考证，弄清历史问题的现象；再用唯物史观进行分析，弄清历史问题的实质。可见，历史研究中理论与考据的关系乃是认识论上不可分割的两个阶段的关系。乾嘉学派、“实验主义”者，都只能做好前一段，不能达到后一段。王国维写《殷周制度论》、陈寅恪写《隋唐制度渊源考》，也都做好了前一段，没有达到后一段。直到郭沫若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范文澜写《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虽尚属草创，但已深入到了后一段，只因为他们不仅长于传统的考证学，而且已掌握了唯物史观。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相结合，便诞生了新中国的历史科学。由于十年“文革”之祸，使这项事业未得顺利发展。现在好了，预期新世纪的我国历史研究，从方法上说，其主流必将是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相结合。这是我从事近代史研究以及学习近代学术史的体会。是否有当，有待行家以丰富的治学经验和高超的理论水平，来修订这一肤浅的论点。
【资料来源：《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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