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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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

一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进展，从评价洋务运动及其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乃至五四运动的轨迹，推而及于对近代史线索的探讨。所谓历史线索，是指人们在认识客观历史中形成的一种考察历史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贯串于阐述历史的首尾，有似绳索贯串钱物，如唯物史观、进化史观、文化史观、英雄史观等等皆是。我们在五十年代讨论近代史划分阶段的标准，正是以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为主线，形成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递进为构架，这个构架积久渐趋公式化，许多近代史著作只有肥瘦的差异，很少有不同风格和个性的显现，而且被大家援用的三次革命高潮也未必都称得上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高潮。这就促使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再认识，由原来认同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线索之外探讨新的线索。
事实上，由于资料的积累和认识上的深化，特别是对简单化、公式化思维方式的摒弃，有关近代史研究的范围及近代的含义已经产生了很大变化，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近代史线索的再探讨。这些变化是：
一、近代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８０年，应延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１１０年，这个意见正日趋一致。虽然，由于前８０年和后３０年长期分割为近代史和现代史，讲课编书至今还是两截，前后不能贯通起来，但把前８０年和后３０年、新旧民主革命贯通起来写的近代史已在酝酿和准备中，且已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简编与纲要。
二、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近代史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联系，在史学领域中具有独特地位而被重视。但自七、八十年代开始，清史和民国史的研究相继热乎起来，清史后期和民国史占有近代史的全过程；这种断代为史的编纂与研究在中国已有两千余年的传统，对人物、事迹及社会生活方面有很大的容量，它就使近代史处于被分解、被取代的尴尬局面。
三、近代史是相对于古代史和现代史而言，它不象清史、民国史这种断代为史的固定，随着岁月的流转，后浪推前浪，鸦片战争后的近代将让位于后来的岁月，变为近代前的历史。人们要参考和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势必以清史、民国史和其他专史为对象，而不再以游移的过了时的“近代”为对象。
除了近代史面临的这些特有变化外，整个历史研究正由前此以阐述阶级斗争为主的政治史，推向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领域的广阔天地；并由预定的设想和观念去寻摘史料的研究方法，推向尽先大量搜集和整理史料的研究手段来进行论证，既是观念、方法的推新，也有传统史学的回归。这些对近于凝固的近代史构架有更大的冲击力。
由于这些情况和认识的变化，我们对近代史线索的考虑，显然已不能停留于以前８０年的近代史为对象，也不只是加上后３０年——前后两截的拼合，应把１１０年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所谓完整的历史时期，就是说这个１１０年不同于秦汉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朝代，而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即在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从这样一个特殊的完整的社会形态及其丰富内涵来考虑。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名称，是在二十年代的革命实践中考察和研究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状况而提出的，并在三十年代初发生过激烈论争。作为一个科学概念，近年在史学界的一些讨论会和文章中颇有异词。但是我以为：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过程，两个半字在于表明二者的并存，不能机械地用统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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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百分比来理解；二、半殖民地在揭示国家丧失独立主权的同时，也揭示了被卷入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生产，民族资本就是相对于外国资本和买办资本的半殖民地产物，不能把半殖民地理解为单一的政治概念；三、半殖民地半封建既相区别又是互存的，不能截然分为两爿，试问没有半殖民地何来半封建？我初听到人们的异议时，也颇以半殖民地半封建连在一起，太晦气，看不到近代中国人前进的足迹，其实正是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决定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道路，它是中国人民改造中国社会的出发点。一个名词的表象有其必然的内蕴，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还是比较能够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面貌和实质的。即使在学科的发展中研究出了更贴切的新名，半殖民地半封建也将作为历史名词而永存。梁启超曾说近代中国是一个过渡时代，他自己是一个过渡的人。曾在《过渡时代论》中说：“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他虽没有能说出从哪里过渡到哪里，但他深深地觉察到传统社会在他面前已是无情地崩溃了，却又看不到新社会的成长，长期处于过渡的苦恼中。过渡，倒也道出了１１０年近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它被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又形成不了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从传统社会跨向另一个新式社会的大过渡。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是一个过渡形态的社会。
就人类历史发展的里程来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比传统（封建）社会毕竟已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迈出了步伐，从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到文化生活都有了近代的新内容，这种新内容尽管微弱，却是在缓慢地增长。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这句话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认识有两点启示：一、“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阶段”的潜台词是有资本主义——不充分的资本主义；二、由不充分的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革命可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论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渡性，在这个大过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前的中国没有过，今后的中国也不可能再有，它是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在世界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特殊社会形态。应该从这样一个社会形态的全过程考察其来龙去脉，走出８０年的近代史框架，理出１１０年近代史的线索。这样，才是断代的清史和民国史所不能取代；这样，才不必再为“近代”坐标的转移而担忧；这样，它在各种形式的中国史著的大家族中才有永存的地位。
那么，就这个１１０年构成的过渡的近代社会形态着眼，它的线索究竟是什么？线索只是一条还是多条？为了不拘泥于以阶级斗争为标志的三次革命高潮的近代史格局，也避开划分阶段的纠缠，我曾依循事态的变化、发展，用纪事本末体、编年体和章节体结合的形式，把近代的前８０年依次分列３３题（题下有子目），每题既可独立成篇，而前后又是紧密衔接的，贯串了反帝反封建和新陈代谢的旨趣，主编出版了《近代中国八十年》（１９８３年），不言线索而线索自在其中。继又援此体例主编了《五四运动后三十年》（即将出版）。想在此基础上进而编著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这个结构出现于流行已久的三次革命高潮、十大事件的划一形式后，读者一时颇感新颖，给予鼓励。但也有文章隐约地点出：不分阶段是历史编纂学的倒退。倒退与否，确可商榷。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按三大革命高潮分期模式编纂的两百多部近代史，内容单调，读者和作者都腻了，需要不同风格、不同体例的论著。胡绳早年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就是一本别具风格的书。
历史线索不是外注的，而是历史自身所固有；也不是离开人的认识由它自己报称的，而是主体对客体的反复认识和探索的结果。客体的历史千姿百态，近代历史更是森罗万象，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研究，即使共同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取径与结论也不会都一样，前此对近代史分期标准的讨论，有着眼于阶级斗争的，也有侧重社会经济发展的；即使共同以阶级斗争或社会经济发展为标志，在编纂史著的具体运用中也有各自的理解和选择。因此，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演绎成呆板的公式，运用其原理，可以这样体现，也可以那样表述，是动态的不是静止的，是多样的不是惟一的。
基于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矛盾、新旧冲突异常尖锐的过渡形态，它的线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说是一个变革与反变革、反复推进的时代。但这样，看不出变革的性质，也容易流于简单化。为了较完整地表述我的想法，我以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线索应分作三个层次来说明：第一、它始终处于大变革的过程，如危崖转石不达其地不止；第二、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表现为急剧的新陈代谢，螺旋地推进，螺旋特别多；第三、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本质是一步步有限地推向近代化（我使用近代化一词与现代化有别），即推封建主义之陈，行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之新。我们现在研讨近代中国１１０年的变革，大谈近代化而讳言资本主义化，因为资本主义曾经是近代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出现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那样的革新和革命运动，引进和产生了若干资本主义的东西，作为资本主义的国家和社会的建制却又是失败的。而“五四”以来，我们的革命虽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集中反映“五四”精神的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也还是资产阶级的范畴，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仍然是封建主义的对立物。但是，我们已在陈述资本主义的罪恶，憧憬社会主义的前景，而历史的现实，我们不喜欢资本主义又回避不了资本主义，向往社会主义又脱离不了民主主义。三十年代，柳亚子在担任上海通志馆馆长时说的一段话，颇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感受。他说：“封建制度的时代已过去了，社会主义的实行也许在最近的将来。但现在——现实的世界，想还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世界吧！我早就对（邵）力子讲过，我们不作空虚远大的幻想，我们只要做成一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比较有价值的志书就称心满意了。”<%《关于上海通志的话》%>正是这种情况，我们之所以乐于使用近代化一词，因其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既不排斥那时的资本主义现实，又较能体现中国人前进中的感情和脚步。
矛盾、错综的社会历史，要有不矛盾的思维和线索才有可能理顺。
二
历史线索是引之弥长的观念化了的历史链条，链条不是光滑平直的，而是有一个一个环节的，这些环节就是产生重大事件或历史转折的年份。如雨果的小说《九三年》，苏联影片《难忘的一九一八年》，最近问世的《万历十五年》一书，都是抓住历史链条上的环节而编著的。我们要是写一本《一九七六年》，写出那地动山摇、泪洒乾坤的悲壮日子，将是一本多么牵动人心的书。如果说以年系事的编年史是平均地没有区别地对待历史年份，那末历史线索则要从长串的历史年份中找出其环节性年份；抓不住环节，也就很难理出历史变化发展的规律来。不分阶段是历史编纂学的倒退，其理由也许就在此。
近代史虽只１１０年，但它是古今中西的政治、经济、文化碰撞、交错和融合的阶段，发生事变的环节性年份远比以往的朝代多。这里不一一罗列近代史上那许多环节性年份，只着重阐明那些显示新陈代谢、推动近代化而具有阶段性的年份；由于通史和专史有一般和特殊的区别，有的虽久已被视为重要的或划时代的历史年份，在这里也不能不有所变通，不予特别标出，而把它的重大意义贯串于有关章节的文字之内。这不是论者主观认识上的变化，而是近代通史同党史、革命史、工运史、文学史一类专史的主题在选材和体例上产生的不同。现就以上认识和要求分述近代的重要历史年份如下：
一、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揭开了侵略与对抗、中西社会冲突的帷幕，中国自此被轰出中世纪、进入近代，开始有了世界的概念，萌发了“师夷”即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要求，产生了前朝所未有的一系列变化。所以，它标示的不只是这场战争胜败的严峻性，更因为它标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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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商品和资本来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轨道，作为中国的近代与中世纪的分界线，是显而易见的。过去，史学界援引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同中国社会自身的某些变端，把中国近代的开端划在十七世纪上叶的明清之际。但英国革命在当时并没有触动远隔重洋的中国，中国内部的变端也只是一点征兆而已，无论李自成打进北京或满清入关，都仍是中国历代周期性动荡的再现，看不出时代的跳跃。新近译出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封面上标明“１８００－１９１１”，以十八世纪跨入十九世纪的１８００年为晚清即近代的界标，理由是清朝历史的重心自此由所谓“亚洲腹地”——满、蒙、新、藏推向中国的本土和沿海。但这只是清朝封建统治的扩展和内部政治的调整，并没有引发出社会政治全局性的变动。近年也有从半封建的程度、资本主义的增长立论，认为要到辛亥革命才算得上进入近代。但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辛亥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熟后爆发出来的革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重要阶段，不是近代社会的发端。
作为过渡社会形态的近代中国开始于１８４０年，我以为不是任何其他重要历史年份所能取代的。至于１８３９年英军已经在九龙口、穿鼻洋、官涌等处与清军接仗，鸦片战争应上推到这一年。我们当注意到这个事实，１９５９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事记》，曾用黑体字标出“１８３９－１９１９”字样。这并不影响１８４０年的成说，因为被任命为英军侵华全权委员、兼英国远征军海陆联军总司令的懿律（ＧｅｏｒｇｅＥｕｉｏｆ）率领主力舰队来华，全力发动侵略战争是在这一年，前此还是小接触。
二、１８６０－１８６１年，是经历了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北京被攻陷的“庚申事变”的年份。人们说的三千年来一大变局，不是在鸦片战争的当初就感觉到了的，而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才认识的，由此在观念形态上产生了某些变化，以“洋”代“夷”观念的转化，洋务事业的发轫，资本主义商品的出现，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冒头，它们给封建的封闭体打开了缺口，向近代化迈出了一小步，虽然是灾难迫发出来的微弱反响，却是具有时代气息的，应该说中国近代的新旧递嬗在这里已明显地呈现。过去没有把它列为阶段性的历史年份，事实上它是一个带转折性的历史年份。
至于太平天国失败的１８６４年，大规模自发农民起义终结的１８７３年，无疑都是近代史上的重要年份，而太平天国的失败对清朝在全国统治的继续和其间的变嬗都有很大影响。但它与１８７３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终结，都没有摆脱千百年来农民起义历史循环的结局，并不体现新的生产关系的生长，后期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倒是１８６０年左右中国吐露的改革思想的组成部分。
三、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中日甲午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呈现的阶段性最没有争议，因为它标志着资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新阶段，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明显地划出了一条战前战后的线。许多爱国人士感到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徒然仿效西方的军事技术、生产技术已不足恃，而且军事技术和生产技术的有限发展也将受制于封建主义，为其腐蚀。所以有要求政治近代化的戊戌维新运动，资产阶级的革命势力也同时并起，大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形势。
其后，由十九世纪进入二十世纪的１９００年和１９０５年，也都是重要的新陈代谢年份，但它们只是甲午战争后形势的演变和发展，是由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阶段内的环节。当然，１９００年外有八国联军的进犯，内有义和团运动和自立军起义、惠州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清朝“新政”，是又一个全国鼎沸的年份，除了它不及甲午战争和辛亥革命那样富有转折意义外，所表现的阶段性也是不应忽视的。在这里所以不把它作为独特的历史年份列出来，也因为在时间上它与甲午战争的距离近，层峦叠嶂，云雾弥漫，“剪不断，理还乱”。
四、１９１１－１９１２年，这个由武昌起义、诞生南京临时政府组成的年份，推翻了清朝，推翻了两千几百年的封建帝制，对清史来说是终结，对民国史来说是开创，富有划时代意义。但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来说，它既不是首倡，也没有最终完成这个任务，它只是一个社会形态内爆发的重大事变而形成的

当年中国历史故事

突出环节。如果按照前面提到的把它作为半封建社会开头的那种主张，则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腰斩和割裂。所以，通史（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通史）和断代史（指清史、民国史）对辛亥革命的阶段性的着眼点是有差异的。这里是把它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全过程许多峰峦中的一个较高的峰峦，为实现政治近代化迈出了大步。
五、１９２７－１９２８年，是大革命（国民革命）既胜利又失败的年份，既胜利又失败互相连结这一点，与辛亥革命极为相似，是“五四”以来开始的革命高潮进入低潮的转折点。无论流行的革命史、现代史和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一类专史，都把它作为风云变幻岁月，其阶段性显而易见。大革命或国民革命的高潮是１９２７年，这里延伸至１９２８年，为的是不抹杀“四·一二”以后的“北伐”、“东北易帜”的历史作用。
这个时期说了１９１１年，说了１９２７年，却没有说到区分新旧民主革命而久已作为近现代史分界线的１９１９年，当然不是任何忽略，更不是要模糊新旧民主革命的界线。１９１９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写中共党史、写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写新文学史等都要从这里开头，是毫无疑义的。但把新旧民主革命打通来写的近代通史，或把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一个社会形态的历史来写，不仅１９１１年至１９１９年很难成为一个历史段落，且以１９１９年划线，势必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相割裂，十五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成为两截，辛亥革命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１９２２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被切割。因为先进思想的阶段性往往体现于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从五四运动至１９２７年大革命的历史阶段就反映了这个历史逻辑。显然，辛亥革命后的山重水复是五四运动兴起的背景，五四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后有国共合作，而后有五卅运动，而后有国民革命的北伐战争，它的伟大意义将这样历史地表达出来。
六、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全国人民都直接或间接地投入了这一悲壮的民族解放战争，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活都为之改变了常轨，称为“非常时期”。大片地区继东三省之后陷落而暂时沦为殖民地。由于沿海和长江中下游的人民及工商业、文教机构向大后方的迁徙，促进了西南、西北的开发，使这些落后地区也分布了近代化事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日，坚持民主改革，使这场民族战争始终和民主运动相结合，成为中国政治社会新生的巨大动力。多难兴邦，殷忧启圣，正是历史的无情而有情。
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日战争胜利，是一百多年间民族战争惟一取得全局胜利的一次，胜利之日，举国腾欢是八年苦难的报偿。至此，历史又开始了另一个段落。但由于民主与反民主、变革与反变革矛盾的激化，形势急转直下，几无太大的时空间差，由外战转化为内战，进入了全国解放战争。三年，全国解放胜利的迅速到来，完全与抗战期间民主运动的发展壮大分不开，因此解放战争也可与抗日战争併起来论述。
七、１９４９年是中国近代史也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为显赫而震撼人心的年份。它的伟大意义，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民主革命的胜利完成；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进入社会主义打开了门，二者紧密连结又是承前启后的。但后者重在开创，当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当代史所大书；前者义取总结，当更为近代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史所垂注，从认识历史和给来者借鉴的要求来说，总结经验比开创纪盛的历史尤关紧要。
历史是年代的累积，历史的辩证法是从时间上展开的：地质年代以亿万年计，人类历史以百万年计，文明历史以几千年计，近代中国只是世界一角的１１０年历史，１１０年相当于一个长寿老人的一生，与亿万年比不过一瞬，与百万年比不过万分之一，放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才可说得上一小段。然而这一小段正处于世界文明发展史内容最丰盛的世纪，中国经历的变化是前此数千年的历史所未有，新陈代谢的快速节奏打破了千百年的停滞状态。许多时论和史著都不断地使用新纪元、划时代、里程碑等词，借以反映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节奏。上面列举的一组历史年份，它们的重要性是由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规定的，不外两个境界：一、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挑起的重大侵略战争对中国社会的震撼；二、为了改变中国的面貌中国人民进行的革新、革命运动，这些震撼和变革都分别具有新纪元、划时代、里程碑的意义，合而言之即历次的民族民主运动。在具体阶段上常常是民主变革服从民族运动，而它的整体则是民族运动服从民主变革。所谓新纪元、划时代、里程碑，它们的含义并不完全相等，由辛亥革命产生的中华民国是新纪元也是划时代，但鸦片战争是划时代而不能说是新纪元，里程碑更多地适用于一般环节，有似年轮。
任何史著都要以年代为依据，编年史著是最基本的形式之一，现在流行的历史大事记和年鉴是编年史的继续，已成为工具书。但它按年月编排，像一泓平缓的广度不一的长流，显示不出历史的曲折和波澜。后来依循历史发展阶段编纂的章节体史书，就是对编年体的改造，它的精髓，在于一以贯之的历史线索及其体现演变的环节——重要历史年份。我想应该写一本作为历史学科分支的“年代学”专书，论述纪年的历史和年代的运用及其理论。这里涉及问题该是“年代学”阐发的内容，没有年代没有时间概念是没有历史学的。
三
“五四”以来，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哲学改造世界，也以这种革命哲学考察历史、改造历史学，特别是对一直处于变革中的近代历史，前面谈到的以阶级斗争为线索构成的三次革命高潮即三个阶段说，最有代表性。由于认识上的发展，别的且不说，大家都以义和团是个自发的群众爱国运动，是正义的但并不具备变革社会历史那样的革命高潮的品格。
为了补救这个欠缺，有主张以农民起义的太平天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三次革命高潮。这个主张的重要之处，是它贯串了１１０年近代史的全过程，不再是前８０年的半部近代史了；又以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依次推进革命，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阶级力量的新旧变化，也给人以全面和立体感，自成一说。然而仍未能尽满人意，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毕竟不是近代意义的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而且历时３０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高潮到低潮、再到高潮，表现为一个凹字形，把它并作一次革命高潮，势必搅乱历史固有的阶段性。
征之革命的本义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实况，我以为十九世纪的中、晚期，中国在推动变革的道路上，有过农民起义的高潮，有过维新变法的高潮，有过反帝运动的高潮，它们以不同的斗争形式、程度不等地推动或体现了新陈代谢的历程，但并没有形成如后来那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只是在上述这些高潮过去之后，到了二十世纪才出现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形成高潮。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大家曾经接受过的三次革命高潮说现在动摇了，一定要另外填补上三次革命高潮，把它变成一个模式，问题是近代中国到底有没有出现过真正称得上的三次革命高潮？回答是肯定的，这不是我们对“三”有什么特殊兴趣，而是历史自身铸成的。由于新旧民主革命的交替，由于革命道路的曲折，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不是出现一次革命高潮、两次革命高潮，确是三次革命高潮，只是没有编上数号，或者为别的编次抵销了，这三次高潮应该是：
第一次是资产阶级领导的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
第二次是国共合作的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即国民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政府；
第三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１９４９年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
这个三次高潮，总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后面还加上反官僚资本主义。它们都是以国内战争的形式出现，具体的革命对象则是三个层次，从清朝的封建帝制统治到封建性仍占优势的北洋军阀统治，再到官僚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统治，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成份在它们身上互相消长，那是说资产阶级的成份在它们身上一个比一个增长，三十年代（抗战前夕）的中国已呈畸形的资本主

《中国历史故事集》好词

义架势。革命队伍从领导层到基础革命力量也经历了三个层次，有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会党和新军力量，再由国共合作特别是共产党人动员和组织的工农群众，最后有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为主体的和其他阶级阶层的全民力量。革命的领导力量一次比一次深入。革命对象和革命队伍各自的三个层次，说明了中国的民主革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两役，而必然是依次推进的三段式——三次高潮。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只有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这种经济基础的由来，以及革命面临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找到答案。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而袁世凯取代清朝也取代了革命，造成了尔后１５年的北洋政权；蒋介石比袁世凯有点不同，他从革命内部夺取军、政大权，鲸吞革命果实，造成了尔后２２年的南京政权。这不只是袁世凯、蒋介石个人及其集团能挟持武力、财力以君临天下，更重要的是历史的选择，历史暂时地选择了他们。所谓选择，是就社会的承受而言，看它能承受什么，承受的程度又怎样？革命者的坚强与否、正确与否，常受到承受力的检验，也就包含在历史的选择之中。
在同敌对势力的反复较量中，新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者为了记述自己的战斗历程，标示前后战斗的连续关系，常按序排列，如辛亥革命之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首功，继起的１９１３年赣宁之役称为第二次革命，１９１５－１９１６年的护国战争称为第三次革命，也偶有称１９１７年的护法运动为第四次革命的。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进程中，我们更明确地以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的大革命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的十年内战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的全国解放战争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新旧民主革命的这两个战斗序列，分别记在各自的史册，也是各种近现代史著的依据。这两个战斗序列并不都是革命高潮，前者是每况愈下，只有辛亥是革命高潮，其他都是革命退潮后的返击和苦斗；后者自“五四”以来表现为方兴之势，胜利中有挫折，有过十年内战时期的低潮，低潮的前后却是两次高潮，最后一次高潮是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胜利。新旧民主革命由于时势的先后、性质的区分，过去各记一本帐，排不到一起。其实，１１０年的近代，虽有新旧民主革命的区分，但就社会形态和革命任务考察，它不只是新旧民主革命相衔接，而且还是一个首尾连贯的整体，不同时期的革命高潮与低潮，都是这个整体连锁的环节，所以形成了辛亥革命、大革命（国民革命）、解放战争这样三次革命高潮。
这个三次革命高潮，集中发生于近代社会的最后五十年间，是由鸦片战争开始的撞击、搏斗、呼号而来。因为近代中国是古今中外的汇合点，它的高潮只有在民族觉醒、革命力量成熟的二十世纪初期才能出现，此前的斗争都是为改变中国社会面貌的革命高潮的准备。三次高潮的起伏，又是敌我力量严酷较量及其消长的历程，恰如毛泽东指出的，就是中国人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的历程。他还从社会力量消长的关系曾经论述“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中，列举了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打败了清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打败了袁世凯留下的军阀系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败了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他没有明言三次革命高潮，其实他所概括的就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的三次高潮。
我以为中国近代史上只有过这样的三次革命高潮。十九世纪中、后期的那些浪潮都逶迤地或驰骤地推向二十世纪的革命高潮，没有后面的几次革命高潮，就赶不走帝国主义，也打不垮封建势力，这是两千几百年的封建社会、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殖民地地位必需的反力和激荡，它不是别国的经历所能替代，也不是后来出现的不同形势所可假设或悬想的。
三次革命高潮是新陈代谢的集中体现，都要求全局性的变革，它们的依次发生，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反映了政治上、思想上新陈代谢的快速步骤。但是近代中国多次出现了这样的政治革命高潮，却没有出现过产业革命高潮，社会经济的新陈代谢没有跟上政治、思想上的快速步骤，科学技术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社会面貌得不到较大程度的改观，这就给民主革命胜利后的中国留下了沉重的负荷。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初级阶段，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一种理论，而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转折中却是一个不可跨越的事实。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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