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走向比较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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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走向比较诗学

一、80年代以来的比较诗学热及其原因
在80年代初，比较诗学作为一种方法虽不乏影响，但于诸多方法中尚不突出，而进入80年代中期以来，其影响则远远超出了别的方法，尽管具体运用中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对于开拓研究视野，深化认识的确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就文学理论研究领域而言，中西比较、古今比较、中国与其它亚洲国家如日本、印度的文论的比较，乃至不同艺术门类间的跨学科比较等，都成为研究的课题，一大批论文、专著相继问世。就是一些不以比较为题的论文、专著，也较多地运用了比较的方法，尤其是在有关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理解、范畴含义的考释、理论家思想的分析等方面，比较更是在所不免。1985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曹顺庆选编的《中西比较美学文学论文集》，198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湖北省美学学会编辑的《中西美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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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这两部论文集的出版或许可以看作是比较诗学升温的一个标志。另外，1985年10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在深圳举行，“比较诗学”和“比较美学”被作为大会讨论的专题，“在会议收到的121篇论文中，首先最值得称道的当然是比较美学和比较文艺学所取得的成就”〔1〕。总之，到80年代中期，比较诗学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注意，成为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方法，甚至到了90年代的今天，比较诗学的强劲影响仍然势头不减，而且可以说是持续升温。这自然有其不得不然的原因。
首先，这种局面的形成应当归因于比较文学拓展的结果。当代法国学者艾金伯勒在1963年就指出：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入，将不可避免地导向比较诗学。“历史的探寻和批判的或美学的沉思，这两种方法以为它们是势不两立的对头，而事实上，它们必须互相补充；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比较文学便会不可违拗地被导向比较诗学”〔2〕。艾金伯勒所言是有道理的，它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对18世纪以来比较文学发展历史的一种总结性说明。我们知道，比较文学在其创立之初，乃是作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如法国学者卡雷便说：“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和普希金、歌德和卡莱尔、司各特和维尼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方面的事实联系。”〔3〕据此，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学在事实上的关联，是以考据为主要手段去研究国际间文学相互影响的具体史实。这也就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基本主张和主要特征。相应地，他们反对将美学的研究引入比较文学，法国比较文学的泰斗梵·第根声称：“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总之，‘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了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4〕。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国学派的观点一直左右着比较文学研究，直到本世纪50年代，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崛起，才批评了法国学派的狭隘与偏颇，将比较文学重新界定为超越语言界限的文学研究。而作为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就必须包容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正如韦勒克所说：“在文学学术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互相协作，共同完成中心任务，即描述、解释和评价一件或一组艺术品。比较文学，至少在正统的理论家那里，一直回避这种协作，并且只把‘事实联系’、来源和影响、媒介和作家的声誉作为唯一的课题。现在它必须设法重新回到当代文学学术研究和批评的主流中去。”〔5〕韦勒克的意见自然遭到法国学派的强烈抵制。然而，经过一个时期的争论之后，美国学派的观点逐渐得到比较文学界大多数人的认可，而美国学派也获得了与法国学派并驾齐驱的地位。显然，艾金伯勒所说的“历史的探寻”和“批判的或美学的沉思”，即分别指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解；而他这样说的意义，与其说是为之作折中调和，不如说揭示了比较文学发展的某种必然。事实上的确如此，从将比较文学理解为“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到“超越语言界限的文学研究”，从影响研究到平行研究乃至跨学科研究，从欧洲中心论到转向东方，从寻求国别间文学作品的事实关联到致力于研究总体文学，比较文学理所当然地被导向比较诗学。在1983年8月北京举行的中美双边比较文学讨论会上，美国学者厄尔·迈纳提交的论文指出：“也许，近15年间最引人注目的进展是把文学理论作为专题引入比较文学的范畴。”〔6〕这话正印证了艾金伯勒的预言。
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开始时也受法国学派的影响。在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始于1929年瑞恰兹在清华大学开设比较文学课，所讲主要为英、法、德三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其后，1931年，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由傅东华翻译出版；1936年，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由戴望舒翻译出版。这两部书对中国现代比较文学研究起了一定的规范引导作用。从30年代比较文学研究成果来看，影响研究最为突出，尤其是中印、中英和中德文学关系的研究。如陈寅恪的《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和《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印度故事》，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方重的《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等，都是当时影响研究的典范之作。不过，中国学者并未死守法国学派所设置的藩篱，在影响研究之外，还自觉尝试了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且，比较诗学也开始崭露头角。事实上，由中国特殊的现实所决定，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开放的灵活的态度，就自觉将历史的探寻与美学的沉思结合了起来。随着比较诗学研究的拓展，到80年代以后，更明确提出应该开展比较诗学的研究。所以，比较诗学并非比较文学研究的副产品，而更应看作是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然。
其次，比较作为一种手段，反映了当代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当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全球范围的文化交往的扩大，“全球意识”的形成。现代化的交通、通迅手段，使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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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国家、民族间的距离日益缩小，相互影响更趋直接。因此，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科学的研究便得以超越以往囿于各自文化圈的局限，更好地探讨人类各种族的共同性因素和差异性因素，进而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就必然会将比较摆到重要的位置。正如我们看到的，在几乎每一个人文学科研究领域都出现了以比较为主要研究手段的学科：比较政治学、比较经济学、比较历史学、比较教育学、比较心理学、比较民俗学、比较文化学……等等。这种现象本身便无可争议地表明，比较作为一种研究手段，在当代学术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而究其原因，则在于它不但有助于将对象置于更为宽泛的背景之下，从整体性、综合性的角度来考察，而且能够变换视点，互为主客，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的弊病。文学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只有将不同民族的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考察它们之间的联系、共同性与差异性，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其特殊价值，也才能真正认识整个人类文学活动的意义。另外还必须提到的是学科边缘化、交叉化的趋势。学术研究发展至当代，各学科间的界限已趋于模糊，不同学科研究领域的互渗、交叉已在所不免。不但相邻学科易于交叉、结合，就是相距较远的学科，也倾向于打破固有的疆域，走向一种新的整合。整合的结果，要么是若干新学科的诞生，要么是原学科的拓展与深化，而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会导向对比较的重视，将比较作为重要的研究手段。所不同于上述者，这里进行的是学科间的比较而非国家或民族间的比较。在文学研究领域内，这种边缘化、交叉化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导致了诸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学语言学和文学人类学等新学科的形成，另一方面则有力地推进了跨学科的比较研究。如果说，我们对不同民族文学的比较是基于走向世界文学的构想，那么跨学科研究则出自这样一种考虑，即文学作为人类的精神现象之一，应该在与其他精神现象的联系中来进行考察，通过比较各种不同的精神现象，更好地认识人类的精神现象，也更好地认识文学自身。不言而喻，当代学术研究的这种整体化和交叉化趋势，与比较诗学的宗旨、研究手段正相一致。
第三，比较诗学在80年代中国的兴盛，还与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建设的需要相关。进入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经历了一个译介——消化——重建的过程。刚开始是大量译介、引进西方现代文论，在短短的几年间，我们几乎将西方20世纪所有文艺理论流派都介绍进来，从理论观点到研究方法，全部梳理了一遍。我们以西方现代文论为武器，对先前按苏联文论模式建构起来的那套文论体系作了全面的清理，一时间大有怀珠抱玉，傲视古今之感。然而不久之后，人们很快便意识到，尽管五花八门、纷纭杂陈，但那只是一种虚假的繁荣，除却借鉴之外，我们仍是两手空空。更要命的是，我们自以为已经摆脱了苏联文论模式的拘缚，却又不自觉地陷入西方现代文论的藩篱，恰如俗语所谓“东倒西歪”，失其立身之本。经受了这个教训，人们这才回过头来，重新检视、反思20世纪以来中国文论发展的历史，探寻重建中国现代文论的途径与方法。而检视、反思的结果，不外是两条：一是融合古今，二是融合中西，在此基础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理论。显然，这种重建中国现代文论的迫切愿望和重建途径，为比较诗学的繁盛提供了极好的契机。因为无论是借鉴外来理论还是继承中国古代文论遗产，都离不开比较、选择，尤其是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继承，首先就有一个再认识的问题。有了前两次的教训，我们学会避免用外来文论的标准、尺度去衡量、宰割中国古代文论，也学会避免拿中国古代文论去简单比附外来文论。对于今天的理论研究者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明确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现代文论之间的共同性与差异性，这才有可能求同存异，真正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论体系的建立。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自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探讨成为理论界共同关心的话题，而这恰好与比较诗学的兴盛同步。事实上，这两者正好是互为因果的：对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探讨，前提是引入西方文论作为参照系，这就不能没有比较；而比较的目的，就在于更好地认识古代文论自身的特色，看看古代文论中哪些是和西方文论相通的，哪些是相异的。所以，比较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80年代以来的古代文论研究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1987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论文集》中，直接涉及比较方法的就有五、六篇，其余论文不少也附带提到，由此可以看出该方法在古代文论研究中的巨大影响。
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一点也应该提及，那就是经过一个时期的改革开放，我们不仅具备了发展比较诗学的社会环境，而且也创造了研究必备的学术条件和培养了相当一批有较好素质的专业人材。这与30、40年代的情况很有几分相似，所不同者是队伍更加壮大，条件更为成熟。
二、中国比较诗学实践的若干特征
在一般意义上说，比较诗学原指跨国界跨语种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理论的比较，恰如比较文学所指为跨国界跨语种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比较一样。不过在实际的应用中，比较诗学常常是一个不甚确定的概念：一方面，它往往与比较美学、比较艺术学等范畴混同，虽然从理论上说它们之间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都只是相通而非相同；另一方面，我们似乎也没有将其从比较文学中分离出来，就是说，比较诗学仍被看作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策略或方法，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具有特定研究对象和目的。所以，在大多数比较文学教材中，比较诗学只是处在与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等方法相并列的位置。这与比较诗学的重要意义是不相称的。从比较诗学的研究实践来看，它应该具有一个独立的地位，应该有其独具的特征。我们可以在两个层面上来给比较诗学定位。
第一，作为比较文学发展的一支，比较诗学即是跨国界跨语种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理论研究，其比较的对象是诗学，或者说，是产生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文学理论的比较。正是这一点使它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不同国家或不同语种的文学作品，不论其所采用的方法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它都是从具体作品出发；而比较诗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文学理论，是分属于不同文论体系的范畴、命题、理论形态乃至理论体系本身。不妨这样理解：比较文学更多地属于文学史的范畴，比较诗学更多地属于文学理论的范畴。同时我们也可以说，比较文学的外延较比较诗学更为宽泛，它在广义上包容了比较诗学。
第二，作为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然，比较诗学又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指导性策略。就是说，比较文学不能仅满足于寻求不同国别、语种间文学在事实上的关联，不能只是一种国际间文学的“外贸”（韦勒克语）史的研究，它还必须上升到文学理论的高度、美学的高度。用钱钟书的话说：“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7〕，这里说的总体文学应该是在其本来意义上使用的，即指“诗学或者文学理论和原则”〔8〕，说得更准确些，是指超越于国别文学之上的一般文学规律。既然如此，比较文学便不得不导向比较诗学，或者说，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即是比较诗学，尽管它实际的研究范围较一般说的比较诗学宽泛，但终极目的并无不同。
这种殊途同归，即直接从产生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中寻求一般文学规律，和由具体的文学现象的比较入手进而抽绎出带有普遍性的理论原则，正是比较诗学的意义所在。事实上，在具体的研究中，比较诗学的这两条途径常常是相互渗透和相互补充的。一方面，直接的理论比较离不开作品实例的佐证；另一方面，对作品的比较分析、归纳概括也需要一定理论的指导。也许，为了避免意义的含混，我们有必要将前者称之为狭义的比较诗学，而将后者称之为广义的比较诗学。但无论如何，比较诗学不应视为与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等并列的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之一，而应该被看作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内容之一才更为适宜。一定要说方法，也应该是文学研究而非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是文艺理论研究的方法，美学研究的方法。由此我们可以确定狭义的比较诗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及方法，并结合中国比较诗学的研究实践作一些分析。
比较诗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民族的文学理论，它直接对构成不同民族文学理论体系的理论内涵和理论形态进行比较研究。也就是说，比较诗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分属于不同文论体系的范畴、概念、命题；二是这些范畴、概念、命题的表述或存在方式。就此而言，比较诗学与比较文学之间的界限似乎并不难区分。不过，说到比较诗学的研究范围，恐怕就不那么单纯了。因为对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势必会涉及到文学批评，包括批评态度、批评标准和批评方式，当然也就会涉及批评对象即作家作品，这样在研究范围上就与比较文学颇为接近。同时，对文学理论的比较也不能不扩展到文艺思潮、审美趣味，不能不深入到产生这种理论的哲学、文化层面，如此比较诗学又与比较美学、比较文化学有了某种相通。此外，虽然习惯上我们将跨学科研究视为比较文学的方法之一，但跨学科研究的目的却在于寻求文学与其他艺术或社会科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因此这种研究无疑最富于比较诗学意味。所以我们只能说：比较诗学的研究范围是以文学理论为中心的辐射面，它与比较文学的区别仅在于辐射中心的不同。
相应地，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也并非独立于比较文学之外的某种方法，而只是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诸方法中有所侧重而已。由比较诗学的目的所决定，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较影响研究更为常用，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很多人都认识到，较之同一文化系统中不同国别之间文学理论的比较，那种产生于不同文化模式中的文学理论的比较更具有特殊意义，更有助于发现那些共同的文学规律。而跨学科研究，尤其是综合了平行研究的跨学科研究，同样为实现比较诗学的目的提供了独特的便利。因此，尽管比较诗学并不拒绝影响研究，但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显然更得比较诗学研究者的青睐。
对于中国的比较诗学研究来说，情况大体上与此相符。只要对中国比较诗学研究史稍加回顾不难看出，比较诗学研究在中国不但表现出一种早熟的态势，而且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就研究对象而言，在中国，比较诗学研究关注的主要是中西诗学的异同，而且主要是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诗学的异同。中国学者如此选择，道理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因为他们必得从自身的现实需要出发去研究问题，而五四以后中西文化的撞击、融汇更从客观上迫使人们去比较、选择。不过，如果只是从本土意识的角度去解释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那是不够的，还应该考虑到比较诗学的学科性质和终极目的。中国学者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比较诗学的意义在于探求古今中外共同的“文心”。早在40年代钱钟书就明确指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故其研究，“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后来一些海外学人对此更是倍加重视，如刘若愚称他写作《中国文学理论》一书的“第一个也是终极的目的，在于提出渊源于悠久而大体上独立发展的中国批评思想传统的各种文学理论，使它们能够与来自其他传统的理论比较，而有助于达到一个最后可能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9〕。海陶伟（J.R.Hightowre）承认：“我们对文学理论在欧洲的发展知道得很多，对印度的文学理论的发展知道得很少，而对中国的则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可期望看到中国文人对文学艺术的新态度、新观点，或许我们会发现中国文学理论，重证我们已有的观点”。而通过中西方文学的比较，“最终我们可能有望发现文学的‘恒常定理’，数学上所谓的‘常数’——语文在人类有意识地应用作文学目的下所产生的文类、形态、征象和技巧。这种认识将有助于使我们得到一个更令人满意的文学定义，比我们单从一小部分人类的文学经验所得到的任何定义，更为准确”〔10〕。李达三表示：他之所以选择中国文学作为基本的比较体与出发点，“不仅是由于中国文学的清新面目，更鉴于一个信念：我们可望自其他迄今仍然陌生的文学之处颇多。此外，富丽之中国传统给比较文学所增添的特殊东方色彩，更能开拓西方人的眼界，使他们对文学产生一种更广阔的概念”〔11〕。所以，中国的比较诗学研究自然将重心放在了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诗学的跨文化比较上，而有关中国现代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比较、中国诗学与亚洲其他国家诗学的比较，相对说来要薄弱得多。
就研究方法而言，中国学者似乎更偏爱平行研究。从早期钱钟书的《谈艺录》、朱光潜的《诗论》，到后来刘若愚、叶维廉乃至曹顺庆等人的研究，几乎都是以平行研究为主。影响研究不是没有，但大多是关于西方诗学对中国近现代诗学的影响，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俄苏文艺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影响，如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就为影响研究专设一编。此外，还有个别文章论及中国传统诗学输出的。这类研究一则受材料的限制，不像平行研究那样有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再则其意义主要是对某种理论在接受过程中的变异性考察，关注的是时效性而非恒常性，这就与比较诗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寻求跨文化跨国界的共同的文学规律隔了一层，因此它在比较诗学研究中的作用便难以和平行研究相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上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国度，影响研究，尤其是诗学的影响研究更是先天不足。值得一提的倒是由台湾学者倡导的“阐发研究”。所谓“阐发研究”，是指借鉴西方诗学理论及其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学和诗学，这曾被看作是比较文学研究之“中国学派”的特征之一。如古添洪、陈慧桦为《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所作的序中写道：“我国文学，丰富含蓄；但对于研究文学的方法，却缺乏系统性，缺乏既能深探本源又能平实可辨的理论；故晚近受西方文学训练的中国学者，回头研究中国古典或近代文学时，即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我们不妨大胆宣言说，这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派”〔12〕。不论学界对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这一提法持何种态度，此处所说之“阐释研究”确是中国比较诗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特色。正如我们先前提到的，早期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者已经明确表示，要借鉴西方文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来研究、整理中国古代文论。以至于朱自清说：“现在学术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13〕。刘若愚作《中国文学理论》，也试图对传统文论作“更有系统、更完整的分析，将隐含在中国批评家著作中的文学理论抽提出来”〔14〕。而要做到这一点，援用西方文论框架及方法便在所不免。应该看到，较之文学作品的批评，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阐释、整理更须借助分析、归纳等逻辑手段。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要不要阐发，而在于如何阐发。就是说，如何既给传统诗学以合乎现代学术规范的表述，又避免由于援用西方理论和方法所造成的以西绳中的弊端。正是为了纠正早期的研究者单向阐发可能导致的移中就西的偏颇，当代比较诗学研究特别强调了阐发的双向性，主张互为主客，互照互省，以期通过比较来识同辨异，实现中西互释。
就研究目的而言，寻求跨文化跨国界的共同的文学规律无疑是比较诗学研究的终极追求。不过，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似乎还不能只停留在这个认识上，还应该有自己的目的。说老实话，总体文学或共同诗学如果是指消除一切国别和民族差异的文学及其规律，那么它并非一个在短时期内便可望企及的目标；如果指某些已然存在于不同文学系统、文论模式中的普适性因素，则我们现在尚不能将其抽绎出来别构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因此，在寻求跨文化跨国界的共同文学规律这个终极目的之外，我们的比较诗学研究还可以有自己的近期目的。从中国比较诗学的研究实践来看，这种近期目的主要有二：一是通过比较加深对中国传统诗学的理解，更好地认识中国传统诗学的独特价值，把握其特征。宋人苏轼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引入西方文论作为研究的参照系，可以使我们跳出“此山”，从一个新的视角，一种异质文化的眼光来观照中国传统诗学，从而有新的发现，新的理解，新的评估。二是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求同存异，为现阶段文学理论的建设作必要的准备。李达三的意见不无道理：“既然‘共同诗学’（common poetics）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受欢迎的调和品，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去探讨一种复合诗学（compsite poetics），这种诗论将有益于我们对所有民族的文学精品加以比较”〔15〕。所以，相对于共同诗学，我们不妨先建立一种“复合诗学”，一种既吸收古今中外文论之共识共见，又充分考虑不同文论中的特殊内涵和价值的综合性理论。由此再走向跨文化跨国界的一般文学理论，恐怕更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
综上所述，中国的比较诗学研究的确有自己独特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恰如比较文学有中国学派一样，比较诗学也有中国学派。事实上，比较诗学之中国学派不但与比较文学之中国学派相通相合，而且更为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学派的特色。极力赞成中国学派提法的李达三最近认为：“在创建‘中国学派’的工作中，‘术语翻译’和‘比较诗学’是中西比较文学大厦的一对支柱。前者的开展极有意义，它有助于使西方人士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本质；而后者则有助于使中国文学在互补性的世界文化范围内定位”〔16〕。李达三所说的“术语翻译”，其实仍与比较诗学相关，因为准确贴切的术语翻译必须以对中西文学、文论术语各自本来意义的理解为前提，而这正是比较诗学研究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所以，这对“支柱”的真正承重点，还是落在比较诗学上。我想，李达三的意思不是说比较诗学应该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主体，而是强调它之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重要意义。再看曹顺庆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研究方法的概括。他认为：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形成对照，“中国学派则将以跨文化的‘双向阐发法’，中西互补的‘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的‘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的‘对话法’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的‘整合与建构’等五种方法为支柱，正在和即将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大厦”〔17〕。不难看出，这五种方法都是中西比较诗学研究所擅长的方法，虽然不是比较诗学的专利。由此也可说明中西比较诗学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非同一般的关系。
三、走向比较诗学
探求中西比较诗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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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在80年代趋于繁盛的原因，回顾其自本世纪初以来发生发展的历史，以及分析其在研究对象、方法、目的等方面的特征，确实可以使我们有不少新的认识。它无可争议地表明：随着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兴盛，对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也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比较诗学并非只是比较文学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它同样应该是文学理论研究者必须掌握的方法。且不说老一辈研究者早已自觉地应用这一方法，在对传统文学理论的阐释方面作出了努力，单就作为一种现代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而言，置身于今天的我们也不能漠然视之。尤其是当前正面临的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历史性课题，更要求我们重新考察、认识中国传统文论，使之与现代文论接轨，从而发挥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这一工程中的重要作用。简言之，中国传统文论若想在当代产生效用，若想走向世界，比较诗学可谓必由之路，舍此之外别无它途。
从中国传统文论研究的角度着眼，比较诗学研究的意义首先在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使我们有可能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来审视中国传统文论，更好地认识其特征与价值。与一般比较文学研究不尽相同的是，将比较诗学引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主要是为了弥补传统研究方法偏于以古释古的不足，改变长期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的封闭格局。同时，通过中西诗学的比较辨析，可以拂去历史蒙在古代文论身上的尘埃，使之得以激活，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成为中国现代诗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比较应该在不同层面上展开，既有范畴、概念的辨析，也有命题、原理的互相发明；既可以是特定时期、阶段文艺特色、文艺思潮的比较，也可以是单个理论家、专著的比较；从中西不同文体理论各自的特色，到中西文论体系的总体对照，都应该纳入研究视野。随着研究的拓展，这种比较将深入到美学和文化层面，如叶维廉所说，探寻产生中西文论各自的“美学的据点”，进而深化我们对中国传统文论的认识。除了跨文化、跨国界的中西比较之外，中国传统艺术与文学之间的比较、其他社会科学与文学之间的比较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可以使我们更真切理解中国艺术精神，理解中国诗学的深层意蕴。倘若这种比较能与跨文化跨国界比较结合起来，那无疑更具有特殊的价值。
当然，比较不是比附，更不是以西方文论为尺度去预设模式，削足适履。对于先前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中存在的以西格中的弊病，我们自不必讳言，但同时应该看到，导致这些弊病的原因，与其说是方法上的，不如说是态度上的。而最终解决问题的途径，还在于更进一步的、更深入更全面的比较。在借鉴比较诗学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实践中，我们免不了会有一些失误，这不足怪，更不必因噎废食。对任何新方法的尝试都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何况意识到失误本身就是一种收获。在1985年8月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巴黎年会上，75岁高龄的艾金伯勒以《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为题发表讲演，对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寄以厚望。乐黛云由此提出设想：“如果说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成就在法国，第二阶段主要成就在美国，如果说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将以东西比较文学的勃兴和理论向文学实践的复归为主要特征，那么，它的主要成就会不会在中国呢？”〔18〕十年之后，曹顺庆撰文对这一设想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以跨文化研究为基本特征的中国比较文学将是继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之后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又一新阶段〔19〕。可以断言，中西比较诗学在这个新阶段中将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跨文化研究确实代表了未来比较文学研究的方向，那么中国学者也就确实有条件在跨文化研究中大显身手。因为，与西方学者对东方文化的了解相比，东方学者对西方的了解无疑要多得多，这正是一批海外华裔学者率先在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有所创获的原因。
注释：
〔1〕乐黛云《中国比较文学的现状与前景》，见其《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2〕艾金伯勒《比较不是理由》，见《比较文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艾金伯勒所说的比较诗学，原文为poetique comparee，亦即英文的comparative poetics.
〔3〕见其为基亚《比较文学》所作序言，转引自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4〕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7页。
〔5〕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见《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9页。
〔6〕厄尔·迈纳《比较诗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几个课题》，见《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第249页。
〔7〕张隆溪《钱钟书谈比较文学和“文学比较”》，见《读书》1981年第10期。
〔8〕韦勒克、沃伦《文学原理》，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4页。
〔9〕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杜国清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3页。
〔10〕海陶伟《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意义》，见《英美学人论中国古典文学》，香港中文大学，1973年版，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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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页。
〔11〕见《现代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5页。
〔12〕古添洪、陈慧桦编著《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5年版，第1—2页。
〔13〕《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41页。
〔14〕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杜国清译，第6页。
〔15〕李达三《从比较的角度看中国文学》，载《中国比较文学》1987年第1期。
〔16〕李达三《下世纪最佳文学研究》，载《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第1期。
〔17〕曹顺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载《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期。
〔18〕同注〔1〕，第9页。
〔19〕见曹顺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载《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期；《跨越第三堵墙，创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体系》，载《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第1期。
（文章来源：《文艺研究》1997年第6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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