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張俊成：莒公孫朝子鐘銘及年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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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張俊成：莒公孫朝子鐘銘及年代問題

公孙朝子钟铭及年代问题
（首发）
张俊成
四川大学古文字研究室
1970年山东诸城臧家庄发现了一批青铜器，其中有乐器钟九件，镈七件，《文物》1987年12期49页图二、三、四、《新收》1139—1147著录，现藏诸城市博物馆。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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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作器者是“公孙朝子”，应属莒国公族，作器时间为“（陈）立事岁”时，“陈” 字从土说明时间已进入战国田齐时代。但是莒国在前431年已为楚所灭，所以公孙朝子有可能是莒国末世国君后裔，莒亡后归服于齐[1]。尽管该器铭文署名为莒，但莒国已灭，器主已经为齐国高级官吏，因此此钟当归为齐器。该器是齐国罕见的乐器铭文。
编钟基本形制为扁桶合瓦形。扁桶口部呈平、凹弧两型，平口为镈，凹弧口为钟。因柄的形状而分为甬钟、钮钟。编钟各部位名称，《周礼·考工记》载“凫氏为钟，两栾谓之铣。铣间谓之于，于上谓之鼓，鼓上谓之钲，钲上谓之舞。舞上谓之甬，甬上谓之衡，钟县谓之旋，旋虫谓之干，钟带谓之篆，篆间谓之枚，枚谓之景，于上之攠谓之隧。”即其一为扁桶平顶为“舞’，扁桶正、背面中上部的直阔条称为“钲”，其两边突出的乳钉称“枚”，“枚”的上下间隔部分称“篆”。下部称“鼓”，弯凹的下口称“于 ”，尖锐的两侧称“铣”。悬钟之柄按甬钟或钮钟之别而分称为“甬”或“钮”。其中“甬”的顶端称“衡”，“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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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段一圈突凸的部分称“旋”，“旋”上用以悬挂钟钩的孔称“千”。甬钟的悬挂方式是倾斜的，钮钟是直悬的。一般认为，直悬的钮钟晚于斜悬的甬钟。
陈，字金文所无，亦不见于字书。有学者考证陈即陈举 [2]。，孙诒让《古籀余论》最早考证为即《尚书·牧誓》之“卢”[3]，王国维根据《三体石经》春秋“筥”之古文为“籚”字之伪略，指出 侯敦之侯即筥侯，释该字为筥[4]，杨伯峻先生谓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引徐中舒说亦说为山东之莒，郭沫若从徐说[5]。裘锡圭先生详加考释也释此字为“莒”[6]。1975年山东莒南大店二号墓出土的 叔仲子平九件编钟，报告者推断，此墓主人就是后来做了莒国国君的兹平公[7]，孙敬明先生则释此为莒国贵族即莒公子季佗[8]，使为“莒”字之说成定论。公孙朝子史书无载，但“从此墓出土的列鼎、组豆、编钟、编镈、编磬等成套礼乐器来看，墓主地位较高”[9]，报告者从《史记·田齐敬仲世家》记载的“公孙会”、“公孙闬”皆为田氏，故认为其可能为田姓贵族，此说恐非，铭前缀以“莒”说明其当为莒国人，诸侯之孙称为“ 公孙”，春秋时各国诸侯的后裔，以爵号为氏。春秋时，各国诸侯不论爵位大小，多喜欢称公。按照周朝制度，国君一般由嫡长子继位，即位前称为太子，其它的儿子便称为公子，公子的儿子则称公孙。据此可知公孙朝当为莒国诸侯之后。莒国的姓氏，各家说法尚未一致，据现有史料记载，莒姓有四说，即曹姓说、嬴姓说、盈姓说和己姓说[10]，因此公孙朝当非田姓。
十月己，此字报告者释“亥” ，《近出》释“丑”，《新收》释“亥”，当释“丑”为是，齐系文字中还见“丑”字，形作“（拍敦，《集成》4644）”，齐国铭文“亥”有以下诸形：
（陈逆簋，《集成》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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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陈簋，《集成》4190）（镈，《集成》217）
以上字形与“丑”字差异很大，故该字释“丑”为是。
该套编钟为九件，春秋早期已经见九件一套的编钟[11]。编钟的数量经历了一个由少及多的过程。西周早中期大致为三件为一套 [12]，西周晚期主要是八件为一套[13]。春秋战国时期编钟数量一般都超过九件，春秋晚期数量最多的是淅下川寺M2出土的王孙诰编钟，数量达26件[14]，战国时期数量最多的是曾侯乙墓编钟，数量达六十四件[15]。
该墓年代，齐文涛先生定为战国晚期，齐先生指出“鼎、壶的形制已接近于西汉作风，特别是编镈、编钟和镂空奁形器上的无首龙与河北满城刘胜墓中出土的鎏金环耳铜杯上的纹饰极为相似，其年代在战国中是属于比较晚的” [16]。王恩田先生亦定为战国晚期[17]。任日新先生认为该墓当为战国中期，任先生指出“此墓出土的铜器风格与信阳长台关一号墓和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铜器有近似之处，钟、镈厚重，铸造精致，遗留春秋风格，因而不会晚到战国晚期。钟、镈铭文 字从土，是战国时田齐的专用字。‘立事岁十月丁亥’的行文格式，流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战国晚期虽有立事，但多不书月日。据以看来，此墓的年代以定在战国中期为宜” [18]。我们认为从器形、纹饰风格来看该墓的年代不会晚至战国晚期，我们认为当为战国早中之际，诸城出土的9件钮钟，从形制上讲属长腔长钮阔鼓式。该式编钟盛行于战国早、中期，突出特点是钟钮较长，其它各部均同常制。该钟舞、钲、鼓部均饰三角雷纹及涡纹地无首有爪龙纹，篆饰浪花纹，泡形枚饰蟠蛇纹及涡纹[19]。有些器物明显继承了春秋晚期器物的风格，总体而言具备战国早期器形的典型风格，有些器物可能为战国早期偏晚。先看鼎的风格，战国时期盆鼎多有盖且逐渐变平、多数为三环钮、多为蹄足且逐渐变短，腹逐渐变浅。该墓出土的四件铜鼎，腹较浅，有盖且隆起，与器合成扁圆形，矮粗蹄足，双耳向外弯曲，素面，腹部饰有一条凸弦纹，该鼎比战国中晚期鼎腹要深些，蹄足要高些，且盖隆起，而战国中晚期的盖要更平。该鼎器形十分接近于洛阳中州路 M2717:89出土的战国早期鼎[20]。春秋战国时期的圆腹壶腹最大径逐渐上移，颈逐渐变短。该墓出土的壶，圜顶盖，顶上饰有三环钮，颈较细长，圆鼓腹，上腹双辅首衔环，平底，矮圈足，器形十分接近于山西长子牛家坡M7:6出土的战国早期壶[21]。该墓出土的铜器整体风格凝重厚重，遗有春秋晚期铜器的风格，另外从 “立事岁十月已亥”文句看。其行文格式属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流行文法。后来在战国晚期虽有“ 立事”，但多不书月日。据此，再结合形制特点可以认为，编钟年代不会晚于战国中期。因此，综合来看该器定为战国早期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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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盛璋：《山东出土莒之铜器及其相关问题综考》，《华夏考古》1992年4期。
[2] 王恩田先生认为匊的古文作“臼”，见《玉篇》，举的古文也做“臼”，见《字汇》，故可通。陈举即《战国策·齐策六》“齐孙室子陈举直言，杀之东闾，宗族离心”之陈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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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孫詒讓：《古籀餘論》，231頁，中華書局，1989年。
[4] 王國維：《王子嬰次盧跋》，《觀堂集林》卷十八，900—901頁，中華書局，1959年。
[5] 楊樹達：《齊太宰歸父盤跋》，《積微居金文說》，中華書局，1997年。
[6] 裘錫圭：《戰國貨幣考》，《北京大學學報》1978年2期。
[7] 山東省博物館等：《莒南大店春秋時期殉人墓》、《考古學報》1978年3期。
[8] 孫敬明：《莒史缀考》、《東夷古國史研究》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0年。
[9] 山东诸城县博物馆：《山东诸城臧家庄与葛布口村战国墓》，《文物》1987年12期。
[10] 曹姓说出自《国语》。《国语·郑语》曰：“ 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其后八姓于周……曹姓邹、莒。”嬴姓说出自《姓氏族谱》和《史记· 秦本纪》。《春秋左传·隐公二年》正义引《世族谱》云： “莒，嬴姓，少昊之后。”《史记·秦本纪》：“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 ”杜预《春秋释例》亦说：“莒国嬴姓，少昊之后。”嬴姓说出自《汉书·地理志》。《地理志》城阳国莒县条下注：“ 故国，嬴姓，三十世为楚所灭。少昊后。” 己姓说出《左传·文公八年》和《世本》、《潜夫论》。《左传》云：“穆伯如周吊丧，不至，以币奔莒，从己氏．” 《潜夫论·志氏姓》云：“莒子姓己氏。”
[11] 如山东沂水刘家店春秋早期墓中出土的陈大丧史铃钟（《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9期）。
[12] 如宝鸡竹园沟M7的三件套编钟，时代约在康王时，宝鸡茹家庄M1乙编钟（《宝鸡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
[13] 如扶风齐家村窖藏出土的柞钟（《扶风齐家村青铜器群》，文物出版社，1963年）。
[14] 赵世纲：《淅川楚墓王孙诰钟的分析》，《江汉考古》1986年3期。
[15] 湖北省博物馆：《随县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16] 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年5期。
[17] 王恩田：《东周齐国铜器的分期与年代》，《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294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
[18] 山东诸城县博物馆：《山东诸城臧家庄与葛布口村战国墓》，《文物》1987年12期。
[19] 温增源：《诸城公孙朝子编钟及其相关问题》，《齐鲁艺苑》1992年1期。
[2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图版陆肆，科学出版社，1959年。
[2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子县东周墓》，《考古学报》1984年4期。

公孙朝子钟拓本及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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