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新的起点：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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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新的起点：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学

２０世纪即将结束，２１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在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２０周年的时候，大家都很关心社科院将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下一个世纪。史学片各单位和院科研局的几位同志，回顾了新时期历史学（含考古学）的发展，并对今后的前景作了一点展望。现在把我们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请大家指正。
参加本文撰写的同志有：张海鹏（近代史研究所），陈祖武、林甘泉（历史研究所），于沛（世界史研究所），王世民（考古研究所），马大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王正（院部科研局）。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宋德金同志参加了初稿的讨论。
一、新时期历史学的基本走势和时代特色
历史学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备受摧残的学科。这不仅因为在这场浩劫中有大批史学家遭到残酷斗争和迫害，还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以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而且“四人帮”后来又借所谓“批儒评法”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舆论。对历史的随意歪曲和捏造在广大群众中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加重了史学界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拨乱反正的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开始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深刻反思“左”倾思想长期以来给历史学所造成的危害之后，进一步思考历史学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关于历史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历史学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历史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等问题，都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而历史学的前途如何，则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８０年代中期，史学界一度曾经有过关于“史学危机”的讨论。对“史学危机”的理解各有不同，比较多的同志感到在“左”倾思想的长期束缚下，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公式化、简单化，历史观念陈旧，研究手段落后，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世界学术发展的潮流。这种担心不能说没有根据。但在当时，也有些同志认为“史学危机”这种说法并不符合拨乱反正以后历史学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至少是对史学界存在的问题提法不准确。胡绳同志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７日在全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联席会议上就曾经明确指出这种提法不妥。他说：“我们的确还有很多弱点，这是不能忽视的。但是最近１０年来社会科学战线发展的状况，总的说来是有成就的，我们没有理由得出悲观的结论。”他还说：“理论的成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决不是经过短时间的努力就能一蹴而就。”从那时到现在，又经过了近１０年。事实证明，所谓“史学危机”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今天我们的史学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任何不存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历史学充满了生机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新时期历史学的基本走势，这种走势还将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胜利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不同时代的史学都有其独具的时代特色，新时期的历史学也是如此。如果要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表述新时期历史学的时代特色，那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看一看史学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变化。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逐渐克服过去那种简单化和片面性的毛病。大多数史学工作者不再像过去那样热衷于摘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个别词句和论述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如何正确掌握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关于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重大理论问题的重新认识，反映出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有了很大提高。有些理论问题，如关于历史的主体和客体，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主义、阶级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等，虽然讨论中还有不同意见，但总的说来，也都反映出史学工作者已经摆脱以往“左”倾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束缚，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探讨正在不断深入。
——正确处理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历史研究不再从属于某种临时的、局部的甚至错误的政治需要。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彻底摒弃了因政治需要而歪曲历史事实的错误做法。关于史学要不要为政治服务的问题，１９８０年４月８日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曾专门作了阐述。他说：“历史科学满足政治需要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历史向社会也向政治提供新的科学研究的成果，而社会和政治则利用这种成果作为自己活动的向导”。“如果借口有政治需要，就要求历史科学违背历史科学的真实，篡改客观事实，那样将不仅破坏历史科学，也将破坏社会主义的政治”。乔木同志指出，政治是实现经济目的和其他社会目的的手段，为政治服务“这种口号本身不能说是十分科学的”。“历史学家为人民服务，可以是提出与迫切的现实问题有关的科学见解或建议；也可以是写出高水平的科学著作，开拓人们的历史视野，提高人们的科学认识能力，推动学术进步，争得祖国荣誉”。在纠正过去那种对史学和政治关系的偏颇理解的同时，新时期史学工作者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也有了新的认识。认识国情，教育人民，增进智慧，乃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有历史学的用武之地。
——毛泽东所倡导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学风在历史研究中得到了发扬。历史研究必须详细占有史料，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不能从原则和概念出发，不能凭主观臆想随意剪裁历史，成为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共识。建国初期，批判胡适、傅斯年等人把历史学归结为史料学的错误观点是正确的，但由于未能正确阐明史料工作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得一部分史学工作者产生了轻视史料整理和历史考据的倾向。新时期历史学纠正了这种错误倾向，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充分重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这个时期的史料工作，特别是一些新发现的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甲骨文与金文资料的集中整理和出版，历代碑刻墓志、居延汉简新简、敦煌吐鲁番文书、明清徽州文书、明清档案以及大批近现代史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为研究中国古代与近现代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思想文化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与此有关的大量研究成果，不但在微观方面大大丰富了学者们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认识，而且在宏观方面对于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也有很大帮助。世界史原始资料的翻译和出版，也取得了不少成绩。
——研究领域多方面拓宽，研究课题更加贴近现实和关注学科的生长点。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史学界的注意力较多集中在中国古代史分期、农民战争、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讨论上。新时期历史学的研究广度和深度是过去任何时期都不能比拟的。就中国史而言，断代史研究仍然是研究力量配置的一个主要形式，但是学者们的研究课题已日趋多样化，而且断代的专题研究正逐渐向上下贯通的专门史研究发展。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如中国近代化的历史道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小农经济与市场的关系，区域经济与区域文化，古代疆域史与边疆政策等等，研究正在不断深入。少数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有较大加强。中华民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迅速开展。建国以后作为一门专史基本上十分冷清的文化史和社会史，如今成为吸引众多研究者的热门领域，尤其是大众文化和下层社会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长期以来研究非常薄弱的一些课题，诸如人口变动、社会组织、职业群体、家庭模式、婚姻形态、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等，都有不少可喜的研究成果问世。考古学在整理和总结建国以来各地考古收获的同时，积极开展了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关于原始聚落形态和城市起源的研究，关于古代陵墓制度的研究，关于出土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仅仅涉及古代、中世纪、近代等断代史以及政治史、革命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有限的几个方面，出版的普及性读物较多，学术专著甚少。新时期有了很大变化，世界通史、断代史、地区史、国别史以及许多专史和专题，都有不少研究成果。
——重视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借鉴西方近现代的史学理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无论是统一性或多样性，只有从不同国家历史发展的比较研究中才能得到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认识。新时期的历史学在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绩。考古学的研究表明，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很可能是与代表西方文明形成的西亚两河流域文明有所不同的另一种形态。对中国古代是否也和西方古代一样存在着城邦民主制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由中国史和世界史学才合作撰写的中国和西方早期奴隶占有制社会比较研究的专著已经问世。关于中国和西欧封建社会劳动者的生产和生活状况的比较研究，关于中国和亚洲、欧洲、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近代化过程的比较研究，都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成果。新时期翻译和出版了不少外国近现代史学理论的重要著作和有代表性的史学名著，对于扩大史学工作者的视野，更新知识结构，改进研究方法，起了积极的作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已经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历史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借助电脑处理史料，进行分析研究，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的兴趣。
——一些传统的历史观念和认识受到了挑战，对不少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提出重新评价。新时期的考古发掘证明，中国文明产生的时间有可能比原先的说法提前，黄河流域也不再被认为是中国文明的唯一摇篮。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的确立，表明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是多元的和不平衡的。国家不再被简单地归结为阶级压迫的工具，史学工作者在分析古代国家阶级压迫职能的同时，开始注意研究国家经济的和社会的职能。思想史也不再被简单归结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两军对垒，对于一些思想家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分析力求避免简单化和片面性。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中国近代化的进程问题，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争论。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共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提法受到了质疑。有的学者对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为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不以为然，认为应该重视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予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地位。对于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的评价，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洋务运动是封建统治阶级为挽救自身危机而发起的自救运动，不可能引导中国走向完全的资本主义；另一种意见认为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领导的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运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过去对抗日战争主要叙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强调国民党消极抗战和对日妥协；如今在肯定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同时，也对国民党的抗战给予比较公允的评价，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关系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世界史方面，有的学者提出，世界史作为一门分支学科，其基本内容不能只是各地区或各个国家历史的简单拼凑，而要对人类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探讨和阐述。有的学者认为庄园制和农奴制作为西欧封建社会的典型结构的观点已经动摇，应该更多地注意研究当时的自由农民和其他依附农民。诸如世界近代史的起点、法国１７９４年热月政变的性质、殖民主义在非洲统治后果的评价等问题，也都提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学术见解。以上这些与传统观点不同的认识，特别是有关近现代史的一些认识，未必都是妥当的，也未必都为多数史学工作者所认同。但是这种情况说明，我们国家现在哪怕是一些与现实关系比较密切的问题，史学工作者也已经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这种气氛在过去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上述新时期历史学的基本走势和特色，并不足以概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学所取得的全部成就。以考古学而言，这个时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范围，从黄河流域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新疆和青藏高原，都有令世人瞩目的收获。考古学者开展了文化谱系的研究，提出了区、系、类型的方法论，使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基础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国世界史学科原来的基础比较薄弱，新时期所取得的长足进步，表明世界史研究已经从介绍世界历史知识为主的阶段转入独立进行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的阶段。在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方面，原先研究基础比较雄厚的一些领域，也都有许多丰硕的研究成果问世。这些成果有些填补了先前的研究空白，有些则大大深化了先前的研究。总之，如果说新时期历史学的发展，无论就其队伍规模、成果数量和总体水平来说，都大大超过了中国的近代史学产生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这种估计一点都不过分。
二、迎接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为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而努力
１９９７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毕生难忘的一年。香港回归祖国，洗雪了我们民族１００多年来备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和欺凌的耻辱。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将把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处在世纪之交的这个重要时刻，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不但和全国人民一样充满了自豪感，而且备感自己责任的重大。２１世纪的到来将翻开世界历史新的一页，中国历史学自身的发展又将怎样载入新世纪的史册呢？
一门学科的兴衰，归根结底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对于历史学来说，也是如此。无论是传统的封建史学，或是近代实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它们都起过满足社会需要的作用，只不过这种作用的大小不同，它们所服务的对象也不同罢了。如果说有过辉

现代汽车中国历史故事简述

煌成就的封建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资治的历史经验，那么马克思主义史学早已突破这种狭隘的功能，把历史学看做是了解国情和教育人民的重要工具。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曾经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

读中国历史故事精选有感

，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①ａ］众所周知，毛泽东对历史有广泛的兴趣，他经常教育全党要重视学习历史，不仅要了解中国的今天，还要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历史知识对于指导革命运动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对于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否也有同样的作用呢？回答是肯定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指引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胜利前进，正因为这个理论符合中国现实的和历史的国情，体现了中国特色。小平同志在谈到改革开放时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②ａ］在谈到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他又引用中国近代史的历史经验说：“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③ａ］江泽民同志在报告和讲话中，也多次强调学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性。去年１０月在《关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讲话中，他满怀激情地指出：“中华文明不仅对东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为整个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人民从来不在侵略者面前低头，有着酷爱自由、追求进步、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光荣传统。对外来侵略者无比痛恨，对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无比鄙视，对爱国志士无比崇敬，这已经成为我们宝贵的民族性格。”他号召：“要使我们的青年了解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了解我们党和人民的光辉业绩和优良传统，满怀信心地投身于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洪流。”［④ａ］可见，我们党的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核心，都是十分重视学习历史知识，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来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曾经有过片面的、偏颇的乃至扭曲的理解。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思想路线回到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上来，这就为历史学充分满足社会需要排除了各种干扰。如上文所引乔木同志的话所说的，即使是一些离现实较远的研究领域和课题，只要是写出高水平的科学著作，开拓人们的历史视野，提高人们的科学认识能力，推动学术进步，争得祖国荣誉，都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今天我国历史学的发展有着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和广阔天地，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机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正在推动历史学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提出许多新的研究课题。新时期一些受到人们关注的重要课题，如中国近代化的历史道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等等，都是由于满足了社会需要而成为研究热点的。现在全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掌握必要的历史知识，是提高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素质的重要条件。不仅如此，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如今都在注视着中国。他们不仅关注中国的现状，也渴望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可以说，当今的国内外形势，都需要我们史学工作者做好自己的工作。我们相信，随着新世纪的到来，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胜利，历史学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发展机遇。
在一个社会关系和思想观念变动十分剧烈的时代，机遇总是与各种各样的挑战并存的。挑战迫使我们作出回应，可以推动我们进步，这是一件好事。只要我们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拓进取，埋头苦干，社科院史学片各单位的工作以及整个史学界，都是大有希望的。
下面我们想就几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谈一点意见。
第一，未来世纪是世界各国科学技术竞争十分激烈的时代，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在下个世纪中是否也有面临竞争的问题？如果也面临竞争，我们应该如何作出回应？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历史学，和外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有可比的成分，也有不可比的成分。历史观和价值观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同，这些都是不可比的。由此也就决定了这两种史学就其总体而言，是在各自的跑道上前进，并不存在像科学技术那样的竞争。但是，历史学有不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层次。有些研究领域和研究层次，比如关于史料的整理和历史考据，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的学术成果是可比的。既然可比，也就存在着竞争的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史学很长时期处于封闭的环境，对于外国史学（包括资产阶级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了解很少。现在看来，在一些可比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层次，我们固然有自己的优势，如过去有的外国学者说，“敦煌在中国，但是敦煌学中心不在中国。”现在这种论调大概销声匿迹了。但是在这些可比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层次中，我们也有自己的不足。关于史料的整理，外国利用电脑相当普遍，而我们现在恐怕只能说是刚刚起步。至于历史考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对我们的实证研究会有帮助，但决定一个学者实证研究工作质量和水平的主要因素，是他占有史料的多少，以及他实证研究的功力如何。在这方面，即使是中国史，也不能说我们在所有领域都比外国学者领先。有些课题的研究，很可能是我们需要吸收人家的学术成果。学习并超过外国学者，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一些不同历史观和价值观起重要作用的研究领域，我们当然应该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不必在研究成果上去和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比高低。但是发达国家历史学者在研究工作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以及他们所提出的一些历史理论和历史观念，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比如西方战后新史学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交叉分支学科，主张对历史作深层次的、结构的研究，重视对变动相对缓慢的历史现象和层次进行探索等等［①ｂ］，所有这些对我们的研究工作都不无启发。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未来世纪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将进一步加强。交流伴随着竞争和挑战。要让中国史学以无愧于我们国家在国际上地位的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史坛，我们必须加强对外国史学的了解，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吸收一切对我有用的东西作为自己的营养。
关于借鉴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吸收外国优秀的学术成果问题，这些年一些同志做了不少工作，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欢迎。他们的工作应该得到更多的支持。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有的人或者认为中国自己的史学遗产非常丰富，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资产阶级史学的历史观是根本对立的，因而对借鉴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吸收外国优秀的学术成果不感兴趣。这是一种非常狭隘和导致落后的想法，不利于我国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另一方面，一个时期以来，也有些人既不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又不对外国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进行深入了解，单凭从一些译著或文章中得来的一知半解的知识，就要改写中国的历史，构筑新的史学理论体系。其实，他们所鼓吹的理论和方法，有的并不是什么新的学术成果，有的即使在外国也是很有争议的。还应该指出的是，史学理论毕竟有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单纯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不同。在有些外国学者看来，中国学者只是在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据功夫方面比他们强，至于历史理论和历史观念，中国学者与他们相比望尘莫及。他们最希望的是中国学者用中国史料来论证西方的理论模式和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我们当然不能把这种情况都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文化渗透和资本主义国家要“西化”中国的表现，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些人确实是要和马克思主义争夺理论阵地和学术阵地。没有这点清醒的认识，到头来我们是要吃大亏的。从根本上说，我们借鉴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吸收外国一切优秀的学术成果，目的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五六十年代我们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唯苏联史学的马首是瞻，带来了不少消极后果。今天我们难道还不吸取教训，还要完全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史学理论和观念来剪裁中国的历史吗？中国古代的史学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这是世界各国学者都承认的。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应该有志气在未来的世纪中作出具有独特贡献的新的史学成就，在世界文化宝库中为中国增加新的荣誉。
第二，自５０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直是中国史学的主流，在未来世纪中，马克思主义史学还能不能保持自己的主流地位？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海外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为“中共官方史学”，似乎马克思主义史学完全是靠共产党的政治权力扶植起来的，这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歪曲。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所以能够在２０世纪下半叶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首先是它的科学性所决定的。当马克思主义史学刚刚诞生时，它只是当时中国各种史学流派中的一种，而且还受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封锁、围剿和压迫。但就在那样的情况下，它也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不断吸引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站在它的旗帜下，或者成为它的同情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我国人民思想的理论基础。在这种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新中国史学的主流，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建国初期，许多享有盛誉的史学家经过学习马克思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这在他们说来完全是出于真诚的愿望。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在工作中确实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现在之所以受到挑战，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而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和思想理论战线在很长一个时期受“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干拢所造成的一种消极后果。按理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纠正了“左”倾错误思想，史学界也经过了拨乱反正，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清算了以往的失误之后，其主流地位应该得到加强才是。可是这些年来，愿意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少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受到了一定的削弱。现在有些同志担心，在未来世纪中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否还能保持自己的主流地位？这种担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衰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教训。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促使俄国的一大批历史学家转向马克思主义营垒，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苏联取得了主流地位。由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科学分析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得到了证实，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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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在苏联以外仍占大多数），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①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些国家中都曾一度取得主导地位。但是苏联共产党所奉行的错误路线，使得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长期停滞而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终于导致９０年代初的苏联瓦解和东欧剧变。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史学长期积累下来的种种弊病暴露无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遭到了彻底否定。苏联史学的演变说明，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命运是与这个国家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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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学说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马克思主义只有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才能永葆青春。未来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在中国保持主流地位，必须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使我国可以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小平同志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①ｄ］只要我们不断根据实际生活的发展变化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最终胜利，而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就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主流地位。
我们国家的性质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提供了根本保证，但是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作用，却需要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自身的努力。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强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接受”［②ｄ］。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更不能强迫他在研究工作中接受某一种理论的指导。事实上，即使在５０年代，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并存的局面。今后很长时期内，势必仍然是这种局面。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中指导地位的确立，只能靠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用自己的实践来证明这一理论的科学性，赢得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舍此没有别的办法。而要做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就要在接受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高政治识别力和理论素养，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动摇，又要与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彻底决裂，不断充实和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马克思主义不是不可以批评。毛泽东早在５０年代就说过：“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③ｄ］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有的人并没有认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甚至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经典著作，就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或者把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强加在马克思主义头上，横加指责，这种态度和严肃的科学研究毫不相干。唯物史观是一种开放的和发展的学说，它十分重视用新的思想材料和研究成果来丰富自己的学说，从而始终保持了理论的生命力。这一点，就连一些西方著名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也是承认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吕·费弗尔曾经说：“马克思表达得那样完美的许多思想早已成为我们这一代精神宝库的共同储备的一部分。”［①ｅ］曾经担任英国历史学会主席的杰·巴勒克拉夫说：“今天仍然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②ｅ］这些西方历史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倒是很值得我们国内那些主张“淡化马克思主义”的人认真思考的。
还应该指出的是，一个时期以来，有的人对所谓“文化保守主义”的学术遗产推崇备至，顶礼膜拜，而对包括历史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则妄加菲薄，肆意贬低，这种现象显然也是很不正常的。认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才对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建设作出有益贡献，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成就甚少，对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建设并没有起什么积极作用，这种论调最初是从海外一些学者那里鼓吹起来的。但这些年我们这里的知识界也颇有些人表示认同，加以呼应。有的人对一部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史连皮毛也知之甚少，就鹦鹉学舌，跟着鼓噪。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主要是指五四运动以后的现代新儒家，但也包括一些并非新儒家而思想比较保守的学者。本来，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标准并不完全相同，他们的学术成就有可比的成分，也有不可比的成分。一般说来，２０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或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但他们也都有各自的局限。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有的确实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真正有深厚素养的学者，而且对中国近代学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有的则主要是对中国文化的前途有自己的一套看法。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成就当然也不完全一样，但是他们在解放前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工作条件远不能与那些“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优越条件相比，仍然做了许多工作，有些论著不但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而且至今仍然是后学者必须参考的学术成果，怎么能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贡献视而不见呢？有些人对“文化保守主义者”情有独钟，对马克思主义者存有偏见，或是基于一种不同的学术文化情结；但也有的人则完全是由于他们反对共产党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所决定的。《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３期所刊登的《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就揭露了这样一个典型。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这篇文章来看一看。
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要对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学术成就评头论足，而只是想从研究学术史的角度指出，对待中国近现代各种学术流派的评价，要持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不能感情用事，也不能带政治偏见。如果说学术的发展需要宽容和尊重不同的意见，那么这种宽容和尊重应该是双向的。现在的问题恰恰是有些人不但不尊重马克思主义，而且竭力要抹煞马克思主义。我们尊重所有真正有学术建树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贡献，并且吸收他们一切有益的研究成果。但是如果谈到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或是“全盘西化”论者，他们所选择的道路都是行不通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中国在文化建设问题上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但中国共产党毕竟自己克服了错误。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希望所在，只能是继承了以往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对这一点不应该有任何怀疑。那些想开历史倒车、改变社会主义中国文化建设方向的人，注定是要失败的。
第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历史学的学术成果也要以商品的形式与社会进行交换。在未来世纪中，历史学究竟怎样才能保持自己的科学品格？
这些年来，史学著作的出版出现了一种悖论现象。一方面是不少学术著作的出版遇到了很大困难，许多史学工作者对历史学的前途感到困惑，甚至对自身的价值也产生了怀疑。另方面是每年都有大量历史出版物投入市场，从各种“系列丛书”、多卷本巨著到小册子，从断代史、专史到专题著作，从各种工具书到外国史学译著，形式各式各样，内容丰富多彩，蔚为大观。有的作者从事专门研究刚刚起步不久，计算科研成果就达几十万、上百万字。究竟历史学现在是面临不景气还是空前繁荣，人言言殊。我们认为，这种悖论现象是现实社会生活矛盾的反映，片面地作出这是一种正面现象或是一种负面现象的判断都不够恰当。出版物繁多应该说是学术繁荣的一种标志，但是有些优秀的科研成果找不到出版的地方而有些出版物的质量又很差也是事实。
在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科研成果的选题和研究力量的配置必然要受市场机制的影响。出版社从市场需要出发，组织某些课题著作的出版，这并没有什么可非议的。问题是现在有的地方出版的书确实太滥，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都不高；还有些书全靠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纯属劣品。这些都造成了国家和社会的很大浪费，也挤掉了一些优秀科研成果出版的机会。如果每个出版社都能够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果国家有关主管机构能够加强一下对出版物的宏观管理，这就可以减少一些浪费，可以多出版一些真正有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好书。科研成果的出版是繁荣和发展学术事业的重要条件，我们呼吁有关单位今后多关心优秀史学著作的出版，为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多作贡献。
这里我们还想着重谈一谈史学工作者自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有良好学风的问题。如前所说，学术成果现在也要以商品的形式投入市场；但是还应该指出的是，学术成果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其价值是不能用一般商品的尺度来加以衡量的。如果说我们不能要求所有出版社都把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放在经济效益之上的话，对于我们自己则完全应该提出这样的要求。人类在下一个世纪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会有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也要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影响。可以预计，时代的发展不仅要求历史学的研究手段走向现代化，而且要求史学工作者的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历史观念都要不断更新和优化。如果我们因循守旧，不能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推向新的高度，就会落后于世界学术潮流的发展，也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我们应该树立一种开拓进取而不固步自封的学风。但是，不论时代如何变化，科学研究必须通过辛勤劳动和刻苦钻研，这是不会改变的。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往往需要经久磨砺，精益求精，才能传之后世并永远给人以启发。因此，前辈学者那种“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的严谨扎实的优良学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现在有些同志滋长了一种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学风，只追求科研成果的数量，不重视质量。有的同志对自己研究领域和课题的前人成果根本不作了解，只是在前人已经做过不少工作的课题上炒冷饭，重复别人的劳动。这种现象，显然不利于历史学的健康发展。
２１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要有一个新的面貌，依靠我们老中青三代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但是应该说，希望主要寄托在青年史学工作者身上。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希望青年史学工作者要特别注意培养良好的学风，一种开拓进取又严谨扎实的学风。马克思认为自己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这种严格的自我要求应该成为我们科研工作的典范。
在结束本文之际，作者想声明的是，我们对中国史学的现状和未来提出了一些看法和意见这些看法和意见未必都正确，但我们是本着对中国历史学的关切，本着史学工作者的科学良心和责任，并且力求比较客观和实事求是地发表意见的。为了中国历史学的健康发展和社科院史学片各单位科研工作的不断进步，我们希望同志们都来关心这些问题，并且对我们的认识和意见加以指正。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庆２０周年系列学术报告之五《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学与我们的研究工作》的部分内容。原文共三部分，这里发表的是第一和第三部分，第二部分《建院２０年来史学片各单位科研工作的简单回顾》从略。全文的题目作了改动。
①ａ《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２卷。
②ａ《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邓小平文选》第３卷。
③ａ《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邓小平文选》第３卷。
④ａ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１日《人民日报》。
①ｂ参看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①ｃ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２页。
①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３卷。
②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５卷。
③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５卷。
①ｅ吕·费弗尔：《技术、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史与社会史年鉴》１９３５年第５６期。转引自刘大年《论历史研究的对象》，载《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
②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２页。＊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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