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秦与山东诸国玉文化之比较

春秋战国-秦与山东诸国玉文化之比较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春秋战国-秦与山东诸国玉文化之比较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秦与山东诸国玉文化之比较

一、玉器研究对于秦文化研究的意义
由于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版图的大一统，而且在短短的十五年内制定的一系列封建典章制度为百代所宗，所以史学家对秦的历史文化一向给予较多的关注。尤其是25年前秦始皇陵园内兵马俑等一系列珍贵文物的出土，一改秦实物研究资料匮乏的局面，使得有关秦文化的讨论异常热烈，称得上如火如茶，但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结论性的答案。比如对秦俑艺术主题的评价，就有沉郁压抑和朝气蓬勃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对于秦始皇的大造宫室、修筑长城、焚书坑儒等等活动也都评说不一。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都在用现代人的思想和眼光来看待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不免感到吃力。如果我们切换一个角度，试着先去研究古代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性格特质，然后以古人的眼光观察历史事件，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对秦俑主题的理解，从民族特质方面去分析可能远比从政治、经济方面去分析更能得到贴近历史真实的结论，因为众多的考古资料都表明丧葬方式对象是最能体现民族传统的。本文试图从玉器入手，对秦民族的特质进行探讨。选择玉器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玉器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极独特的地位，它几乎毫无实用价值，却具有趋自然的力量，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是一种较为纯粹的文化符号。从原始社会后期开始，我们的祖先赋予玉以特定的性质和特殊的社会功能，玉器从此与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社会道德和政治思想等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具有神秘色彩的艺术瑰宝。先秦时期的各诸候国在继承商周玉器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玉器艺术风格，其潮流是将商周时代较为粗朴的祭天礼地的符号化玉器，转而为可以佩挂把玩修养性情的饰物，工艺趋于精雕细琢，线条变得潇洒流畅。同时以玉比赋个人品质的儒家思想也在此时成熟，其核心内容为“润泽以温，仁之方也”，其表现形式为“君予无故，玉不去身。”与此相比，秦国玉器似乎置身大潮之外，春秋早期为继承西周风格基础上的发展，形式拙扑，线条细密规矩，与山东诸国有相似之处，但其后秦式玉器并未摆脱这一风格。当战国中晚期玉器艺术达到新的高峰之时，秦国玉器却日见式微，秦人对玉的认识也从未向儒家的“仁”归附，仅视之为“宝”而已。这与秦人“杂处戎狄之间”的文化根源有关，更与秦人在扫平六合过程中兴刑名、贬儒术的政治思想；奖励耕战、抑制旧贵族的治国策略；以及崇尚质朴，讲求实用、追求宏大悲壮的审美观念有关。从玉器这种观念化很深的器物上，我们能够较为清晰地看到秦文化的特征。
特征是在对比中凸显的，为研究秦式玉器的特征就有必要将其它文化的玉器拿来进行比较。春秋战国是地域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有的学者详细地划分出9个文化圈，这样进行比较研究就很困难。林剑鸣先生认为“实际除岭南、西南、长城以外三个少数民族文化圈外，其余只剩关东与关中两大文化圈”，这是非常具有概括性的论断[1]。从玉文化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作为主流的齐鲁和中原诸国，还是开一新风的吴、楚，其艺术风格、发展脉络和对玉的文化解释都具有较大的共性，可以作为一个整体与秦的玉文化进行比较。所以本文列出的对比的双方为秦玉文化和山东诸国玉文化，比较的方面有考古发现、发展脉络、艺术风格和玉文化观念。限于学识，笔者无意使本文成为秦式玉器的专论，只是想通过比较考古学的方法，对秦人玉文化的特征作探讨，以期引起秦文化研究者对秦人玉文化遣物的关注。
　　二、秦式玉器的发现情况与发展脉铬
秦人的玉器遗物发现的数量比较有限，其面貌特征不很鲜明，春秋战国时代秦国玉器与山东诸国玉器，秦代玉器与战国、汉初玉器都难以清楚地区分，这在玉器研究界是有共识的。所以本文选取的秦式玉器标本，春秋战国时代的仅限于秦国范围内墓葬、遗址中的出土品，秦代的则选取几件特征鲜明，基本上得到公认的秦人玉器，其它的不予涉及。
秦人早期活动于汧水、陇山之间。西周末叶，平王迫于诸戎的压力而东迁洛邑，“（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其后秦人经过艰苦的战斗，至穆公时创造了“益国十二、辟地千里，遂霸西戎”的局面。此间虽坚持不懈地向东发展，但终为晋、楚所阻[2]。所以春秋时代秦人的活动重心在关中西部，玉器发现也集中在宝鸡、陇县及凤翔雍城一带。重要发现有以下几批[3]：
1．1986年11月，陇县边家在5号墓。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配享5鼎4簋，是春秋早期秦国大夫级贵族的墓葬。玉石器计有玉泡2，玉圭11，石圭4，石管2，石璧1，石条形饰5，石贝290件。串饰两组，一串在颈部，由玉玦2件、玉牌7件、玉鱼1件、玛瑙珠80粒和若干绿松石组成。另一串置于胸前，由70粒玛瑙珠组成。
2．1974年户县宋村3号墓。时代为春秋早期，有墓内殉人及附葬坑，随葬5鼎4簋，也是大夫级的贵族。属于墓主人的玉器有玉圭1，玉戈1，玉管1，玉牌2，头部发现饰一串，由一个穿圆孔的方玉片，三个鳞形玉牌，九枚绿松石管及74颗鸡血色石珠组成。墓中有殉人4，其中3号殉人口合玉玦2；1号殉人口含石玦1；2、4号殉人各合玉、蚌琀1。
3．1963年10月，宝鸡阳平镇秦家沟春秋早期秦墓，出玉圭1，玉玦4，玉凿2，玉鱼3，玉玦两块合在口中，两块置于耳部。
4．1976年凤翔八旗屯春秋早期秦墓，BM27出玉璧2，玉玦1，石璧1。BM102的殉人随葬有玉琀、玉珠、玉璧、石圭。
5．1959—1960年宝鸡福临堡东北地发掘10座秦墓，时代属春秋早期偏晚。墓中出土玉石器有石圭、玉鱼、玉蚕、石玦等。石玦皆置于耳部，石圭各墓数量不等，少者2件多者27件。1号墓出有串饰一组，置于胸前。
6．1981—1984年，凤翔雍城中部偏东马家庄秦秋中晚期宗庙遗址和祭祀坑中出玉器一批，计有玉壁81件，玉玦21件，石圭34件，煤精环2件，玉璜21件，大多器形较小，制作粗糙。
7．1973看到至1974年在凤翔姚家岗发掘的春秋秦国凌阴遗址中，出土玉壁、玉玦、玉圭多件。
8．1976—1986年发掘的凤翔南指挥乡秦公一号大墓，墓主为春秋晚期的秦国君主秦景公，该墓虽经多次盗掘，仍出土各类随葬品3000多件，玉器有璧、璜、圭玦、白玉戈、璋、石鱼、透雕蟠螭纹玉佩、煤精玉饰、青石马头等。
9．1977年，凤翔南部高在墓地，出土玉璜90件，白玉玦2件，蓝色玉璧一件，玉襟钩1件，串饰11件，时代属春秋晚期。
10．1992年，宝鸡益门秦墓，其中2号墓时代为春秋晚期偏早，随葬品丰厚，尤以金柄铁剑最为引人注目。墓中玉器计有壁10件，环7件，璜24件，虎形佩1件，长方形佩9件，突齿长方形佩4件，璋形佩6件、觿13件，竹节形饰3件，斧形饰1件，鸭首形饰1件，带钩1件，亚字形饰49件，另有玛瑙饰1件，绿松石串饰1，料串饰2[4]。
11．1972—1975年雍城附近出土的几批玉器，共计4件，有玉璧、踪、觿、璜等，花纹均为阴刻的勾连纹或云雷纹。从艺术风格判断，其制作年代当为春秋早期至晚期，是秦式玉器的典范之作。
战国时代秦人玉器发现极少，这与战国秦墓发掘较少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玉工艺在秦国的衰退。
1．1954—1957年在西安半坡发掘战国墓112座，其中只有五座墓出土小件玉石器，有石壁、石环、玉珠、玉饰等。
2．长安县韦曲南战国墓，出玉带环饰器，为仿青铜节约的形制[5]。
3．西安吴家坟出土玉夔龙佩，身体作S形[6]。
4．1978年户县战国墓，出土夔龙佩2件，形制、尺寸实全相同[7]。
5．1978年秋，户县战国墓出土小玉件一组，计有玉鱼2件，玉昆虫1件、玉蝉1件、玉蚕若干，玉勒5件。另有串饰1，由429粒玛瑙、绿松石管、珠组成[8]。
6．1998年淳化县胡家庙乡出土战国时代铜釜1件，中有串饰一组，由若干粒玛瑙、白石管珠与一片海贝组成[9]。
秦代享国日短，出土的秦代玉器数量有限，主要出土于陕西、湖南、河北、河南等省秦墓中，其中秦文化风格鲜明的只有两组：
1．1971年西安北部联志村秦代窖藏，出土玉人、圭、璋、璧、璜、觿、虎等85件，均为碧玉，大部分素面，少数有粗糙的阴刻线花纹。
2．1975年山东烟台芝罘岛阳主庙遗址出土两组玉器、每组都为：圭1、壁1、觿2。研究者认为这些玉器当是秦始皇东游海上登芝罘祀阳主神时所瘗埋的，为秦式玉器无疑。
从出土情况看，春秋时代秦国玉器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与关东诸国玉器发现情况有很大的共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玉器主要出自墓葬和祭祀遗址中，其主要用途为佩带、敛尸、祭祀天地诸神。秦在继承西周文化，学习中原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与关东诸国相近的玉文化观念。
2．玉器主要出土地点都靠近大的都邑，如秦国的雍城、陈仓、东周洛阳王城、郑国新郑故城、晋国的新田等。这一方面是因为城市是王侯贵族进行礼聘、祭祀、盟誓等政治活动的中心，他们的墓葬亦多在城市附近；另一方面，城市的兴起使官、私手工业形成规模，产品数量、质量大幅提高，经济交流也多在城市进行。这显示出春秋时代的秦人虽仍与戎狄共处，但通过对中原文化的努力吸收，已经有了与关东相当的城市文化，所以由余才会有“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的感叹。
3．玉器的使用比较普遍，不仅较大型的贵族墓中有玉，而且小型墓的墓主和大型墓中身份较低的殉葬奴婢也都有玉随葬品，虽然在玉器的质量和数量上有差别，但反映出秦人与关东人都有较广泛的佩玉人群，爱玉佩玉的华夏文化对秦国的普通人也有较深的影响。

中国历史故事22

当然，秦与关东诸国就春秋玉器的发现来看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1．秦高等级墓葬发现太少，至今可与河南上村岭虢国墓地M1052，山西太原金胜村晋墓M251这类随葬丰厚的大墓相比的春秋秦墓仅益门二号墓一例而已，这使得二者玉器的对比显得不够对等，有待于更新的考古发现来反映春秋秦玉的全貌。
2．没有发现象洛阳中州路、浙川下寺上村岭这样规模较大、沿用时间较长的春秋秦贵族墓地，所以其玉器的器型、组合、随葬方式等的发展脉络不如中原地区那样容易理清。
3．玉敛葬的形式较关东诸国简单，一般的都是口中有玦，耳部置玦，高级别的则有颈部和胸部两副串饰，并在脚箱内埋圭、戈之类，没有发现玉质瞑目和脚部的葬玉，手中有囗（王屋）仅见于1977年凤翔高庄M1一号殉人这一例。可以说，秦人殉葬玉的形式与生前佩带玉的方式基本是一致的，专为丧葬的目的而制作的玉器类型较少，反映了“事死如生”这一朴素的丧葬观念。而且秦人平常佩带的玉饰也较为简单。
关东诸国殉葬玉器的方式就显得较为复杂。洛阳中州路东周墓，死者面部多有玉片组成的瞑目，耳有玦、颈有串饰、腹部有佩饰、手中有琀，还要在头顶置壁、脚部放玉片，而且基本上都是专为随葬而制作的石质明器。虢国墓地所见者则更为复杂，仅串饰在一墓中就有很多，不同质地，不同串法，分别置于棺盖上，棺椁之间，死者的颈部、耳部、头部、腕部、胸部、腹部和腿部。最完备的例子是该墓地的M1820，其中玉石器的放置情况：外椁盏放石戈、石壁，内外柳间放一组串饰，棺盖上有串饰若干组，耳部有玦、口中玦17件，颈部串饰一组，胸部至腹中悬佩一组更为复杂的串饰，腹部再放置一组串饰，两手各有一圆柱形囗（王屋）。如此复杂的玉敛葬式所反映出来的是繁琐的礼仪、严密的宗法制度和以礼为本的政治思想。秦与关东的简、繁之别显示出春秋时代秦人尽管在努力华化，但很多学的是表面的东西，象严格的宗法制度、以礼为本的统治方略这些深层次的东西并没有真正融汇到他们的文化中，而是保留了本民族较为原始、质朴的“戎化”的一面，这为后来秦国置郡县、兴刑名、行霸道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这也是战国时期秦玉衰落的根本原因。
4．祭祀瘗埋的玉器较多，如凤翔南河屯的两件玉璧，马家庄一号建筑基址和祭祀坑中所出璧、璜、圭、玦等器，姚家岗凌阴遗扯中的璧、玦圭等，这些玉器制作较粗，埋于建筑物地面下或祭祀坑中，是明显的祭器。这么大量的祭祀用玉在关东诸国没有发现，可与之相比的是晋故都新田附近秦村的春秋晚期盟誓坎中的玉盟书等器，但二者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大量的祭祀用玉是秦人多神崇拜的反映，这将在后文论述。
战国秦的玉器友现量小，工艺精美的更不多见，无法与关东诸国的战国玉器相比。就有限的发现来说，能反映以下几个问题：
1．比之春秋时代，秦国墓中葬玉大为减少。1954－1957年西安半坡发掘战国墓112座，出玉器的仅5座。朝邑发掘战国秦墓676座，不见玉器出上。可见佩玉人群大不如春秋时代，与关东诸国佩玉的普及方向相反。
2．既使有玉随葬的墓，玉器也数量少，体量小，品种单一，工艺粗陋，显示出玉工艺在秦国的衰退，与关东战国时代蓬勃发展的玉器艺术形成鲜明对照。
3．战国时代秦国玉器的随葬方式和艺术风格都没有自身的特色，这反映出秦与关东交流的频繁，也反映出当时秦人对玉器艺术较少着意。
春秋战国秦人玉器虽然发现量还比较有限，时代环节也不够完整，但大致的脉络还是有的。秦人以戎狄之族，春秋初在继承周人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学习华夏以玉器为物质表现的礼仪文化，在玉器艺术方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取得了一定成就。至战国时法家刑名之说占据统治地位，以宗法为载体，以仁为口号的礼仪文化遭到排斥，玉器亦随之衰落。统一之后的十五年中，秦人在玉器艺术上没有什么新的创造，从前文所述的两批秦代玉器看，比春秋秦玉没有明显的进步。
　　三、秦与山东诸国玉器艺术特征之比较：
1．材质。在中国古代，对玉的界定远不如今天矿物学那样严格，所谓石之美有五德者为玉，加之丧葬中大量以石代玉的作法，先秦“玉器”的材质范围是相当宽泛的。从考古发现看，这些被视作“玉”的材料有：真玉、玛瑙、玉髓、水晶、大理名、方解石、青石、滑石、蛇纹石、琉璃、绿松石及紫晶、鸡血色石等其它一些彩石，秦人玉器材料与关东诸国基本一致，反映了二者对“玉”的理解是相通的。在众多的玉料中，质地最好、价值最高的要数和田玉，即古人所称之“真玉”。和田玉开采使用的历史非常悠久，在商代妇好墓发现的玉器中即有一些是用和田玉雕制的。但由于路途遥远开采不便，春秋战国时代和田玉仍非常难得，一般只有较高级的墓葬中才有和田玉制品，在这一点上秦与关东也是一致的，并未因地处西陲而得地近之便。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列举秦国拥有的外来珍宝，首选即为“昆山之玉”，证明秦人也认为和田玉是五中最为宝贵的。由于玉料的匮乏，所以就出现了代用品，除汉白玉、滑石、青石这些与玉质地观感接近的矿物外，还有蚌、铜、骨这些与玉区别较大的代用品。秦与关东的不同在于：关东的代用品多系明器，而秦的代用品很多显然是实用器，如1998年淳化出土的以白石珠、蚌片为主的串饰，边家庄M5中作为串饰部件的铜片饰，福临堡m1以石珠、管构成的串饰等，这应当是秦国琢玉工艺不够发达的一种表现。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料器，关东诸国的成组玉器中常有料质的管、珠参加编缀，秦人则较少用，仅见凤翔高庄m10。中的一枚料珠和益门2号墓的料串饰。料器在西周时已有烧制，关中周墓中料器多有发现，所以秦地应有制作料器的传统。同时，对1986年江苏吴县严山吴国玉器窖藏中出土的蓝色琉璃珠的测定表明，其质地为钠钙玻璃，产地在西亚[10]。秦国地当与西亚交流的前沿，料器发现如此之少令人困惑。
2、玉色。虽然根据儒家传统观念，古人辩玉，首德而次符，就是说玉之真伪优劣决定于玉的质地而不是玉的颜色。但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玉的颜色实际上是很在意的，比如以黄金包镶白玉，以绿松石嵌错黄金，以红色玛瑙、白色大理石、无色的水晶、绿色的松石等制成管珠，错杂地串在一起，追求艳丽、斑斓的色彩美。对玉色泽的选择秦与关东存在较大差异。关东尚白玉，春秋战国关东诸国玉器都有一个和田白玉所占玉料比例逐渐增加的趋势，尤其到了战国时代，象河南辉县固围村的包金嵌玉银带钩、故宫藏玉透雕龙纹壁以及曾侯乙墓出土的龙凤纹多节佩、玉剑等高档次精美玉器都以和田白玉制成。史料中对白玉的记载也很多，《战国策·燕策》苏代为燕说齐，货赂淳于髡“臣请献白璧一双，黄金子镒，以为马食”。鸿门宴上，刘邦给项王献上“白璧一双”，以表“忠心”。可见白玉在关东人心目中的价值。汉王朝建立后承袭秦制，帝后玺以玉治，并专门规定“白玉螭虎钮”，当是关东崇尚白玉风气的延续[11]。秦人对玉色的偏好虽不见于史载，但从大量的发现看秦人更喜欢深色的青玉，如凤翔南河屯的两件玉璧、秦公大墓和益门秦墓中出土的刻纹璋形佩、烟台芝罘和西安联志村两批祭祀用玉，这些作用重要、秦文化特点鲜明的玉器均以深青色玉材制成，肯定不是偶然的。而凤翔高在M10的两个殉人身上倒佩有很好的白玉璜、玦可以反证白玉不是秦人最珍视的。笔者以为这与秦地尚黑的习俗有关。新石器时代玉器在陕西有两批重要的发现，神木石峁和延安庐山峁，其玉器多为黑色或青绿色，杨伯达先生认为这反映了重黑色的观念，并推测后世的黑色代表北方就是因为以石峁为代表的北方玉器文化尚黑的缘故[12]。“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13]。秦始皇这一番自我包装，决不会是一时的想当然，而肯定是遵从了秦地、秦人尚黑的风俗，不过加上了阴阳五行理论的外衣，使之神化罢了，不然秦人对黑色的崇尚必不至跨越了漫长的历史岁月而一直延续到现代。传统五行说认为北方属水，色为玄（黑），秦玉色青黑，有的青绿，正是水的颜色。秦玉的青色有着很深的历史文化含义，反映着秦地尚黑的悠久传统和秦人深沉不外露的民族性格。关东文化的继承者汉人以白玉为帝后玺，秦始皇郑重刻制以期传承万世的“传国玉玺”则是剖和氏璧为之的[14]。我们知道真正的高质量白玉只产于和田，而和氏壁出白荆山，肯定不是白玉，青玉的可能性较大。对玺印玉色的选择很明确地显示出秦与关东玉文化的差异。秦俑坑中所出的石质马具和新发现的铠甲坑中的石甲，都选用青石，实际上是青玉的代用品，同样是秦人尚青玉的有力证据。
3、器型。秦玉的器型，就现有发现看有璧、琮、环、圭、璋、玦、璜、觿、戈、鱼、龙形佩长条形佩、琥、玉人以及构成串饰的管、珠、牌等，与关东玉器大体上是近似的。较为明显的差异，首先是器类简单，一般墓葬中的组合都是最基本的璧、圭、玦、璜、串饰，象簪、珥、梳、扳指、带钩之类杂器较少发现，瞑目、玉塞、玉册之类专门制作的丧葬玉基本没有。就较为复杂的串饰而言，一般由管、珠、牌构成，部件的形式均较为单一。关东玉器的串饰极尽复杂之能事，以虢国墓地串饰为例，珠类有管形、菱形、方形和球形，饰类有管形、长方形、马蹄形、贝形、蚕形、蝉形、龟形和不规则形，再以各种复杂的穿系方法编组在一起。秦与山东大国的繁简之别显示了玉文化发展深度的不同，也是秦人追求质朴、简约的戎化文化与关东细腻繁琐的礼仪文化之间的差异。
其次，秦器中传统的器型多而创新的器型少，基本的器型都是承袭西周的礼玉形制，新的器型只有龙形佩、多节齿边形饰、璋形佩、带钩、出齿的璜形佩等少数几种，而其中只有脱胎于西周柄形器和玉璋的璋形佩为秦玉独有的形式，其它的都是中原系统玉器式样。秦人在诸戎中是最早接触周文化的，周人东迁后，秦在岐周故地立国，并且“收周余民而有之”，所以他接受的华夏文化主要是正统的周文化，而且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去消化吸收。在商鞍变法之前，秦人是相当守旧的，变法之后，文化又置于法家的专治之下，所以文化艺术一直没有自由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关东则不然，西周分封之后，周文化即与各种地方文化结合而各自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孔子概括“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候出。自诸候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15]”这样层居僭越、反叛的政治气候，和思想的领域的百家争鸣，必然使对文化异常敏感的玉器发生重大的变革，打破旧的礼玉的呆板造型而代之以样式新颖、形象优美的佩带用玉成为时代潮流。圭、璋、琮逐渐减少，直到战国晚期最终消失。玉璋和玉琥彻底地退出了礼器的行列，变成佩饰的部件。唯一保存下来的礼玉——壁，也形式大变，圆形的轮廓被攀缘的龙凤所打破，相当一部分形体缩小而成为佩饰。但是我们从山东芝呆和西安联志村两处秦代祭祀用玉的器型看，圭、璋、璧、璜、觿、琮、琥，种类完备形式规矩，表露秦玉文化遵从西周传统保守的一面。如果就现有的发现总结，秦玉器艺术一直没有离开象征主义的道路，研究者所说的秦汉现实主义玉器艺术，应以关东六国战国时代玉马、玉舞人、小儿骑兽圆雕等写实玉器为其开端，以西汉尤其武帝以后的玉器艺术为其发展。秦人对现实主义艺术的贡献不在玉器而在秦俑及一系列巨型铜、石雕塑。
4、纹饰。秦玉上的纹饰，所见者有蟠虺纹、云雷纹、谷纹、绹索纹几种，与关东玉器上形式繁多的动物、植物、几何纹样相比，显得比较单调，而且刻纹玉器占玉器总量的比例，秦也远远小于关东。秦玉纹饰大多与关东类似，其中蟠虺纹有进行比较的必要。蟠虺纹是由兴起于中原地区的蟠螭纹发展而来的，众虺纠结不见首尾，细碎绵密而图案化。这种纹饰的兴起代表了春秋以来新的美术风格，使商、周以来的传统受到巨大冲击，它曾广泛出现在华夏文化圈内的众多艺术作品上。秦玉上的蟠虺纹有两种，一种是浮雕状的，蟠虺划分为若干单无，众虺交缠，隐现头羽，虺体下衬以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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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地，使纹饰显示出三维立体层次。此类蟠虺见于秦公大墓和益门秦墓的玉琥、璜、凸齿形佩上，也同样见于关东列国春秋中晚期玉器上，既使吴国玉器上的也毫无二致，显示出华夏玉文化的共性。另一种蟠虺纹则为秦玉上所特有，刘云辉先生称之为“秦式龙纹”，其特点为纹饰均以纤细的阴刻线构成，勾连紧密，没有层次，不分单元，头、羽、翼不明显，仔细观察才能分辨出这是一个个龙头。在纹饰的转折或因器物轮廓需要变形的地方，则变形为方角或斜角连雷纹。这种纹饰集中地发现于秦都雍城及其附近，李学勤先生认为它要早于浮雕的蟠虺纹[16]，但从考古发现看，秦公大墓和益门秦墓都是二者共存。浙川下寺春秋晚期楚墓中少数玉器也有类似的纹饰，也是与浮雕蟠虺纹共存。从构图特点来说，这种平雕的蟠虺纹只是一个个排列整齐的龙头，并无纠缠之意。与从躯体相交的蟠螭友展而来的蟠虺纹虽然龙头的样式相似，却不是一种东西，二者也没有传承关系。
这种平雕的蟠虺纹并非秦人所独创，而是从西周青铜器上作为地丝纹的龙纹、云雷纹演变过来的，浙川下寺和河南光山宝相寺黄君夫妇墓发现的玉器从春秋早期至晚期都有这种纹饰，表现出诸国对周文化的共同继承。所不同者在于上述纹饰的线条是以双阴线勾勒出的阳文，龙首的形象也较为具象，线条之间勾连比较松散自由，有长而蜿转自如的曲线，在玉琥、兽面牌、龙形冲牙等器上，龙首纹灵活的变形和布排组成动物身体不同部位的纹饰而为主题纹饰服务。秦式蟠虺纹则为纤细的单阴刻线，龙首非常抽象，线条之间勾连紧密，方式单一，线条细碎不流畅，同样的纹饰多次重复密布全身，没有主题纹饰。这既是琢玉工艺水平的差异，也是思想文化的差异。秦式蟠虺纹明显地更接近西周青铜器上的纹饰，这与器型的保守是一致的。
5．治玉工艺。由于大部分秦玉考古报告中对玉器上的工艺痕迹记述不详，笔者能够上手细看的实物也比较有限，所以于秦治玉工艺没发言权，只能谈其大概印象。
钻孔基本上是两面钻，即使极薄的片饰亦是如此，这是自良诸文化以来的传统作法，目的是保证器表孔缘的平整。有些玉器上的孔径非常小而有一定深度，如益门出土的M2:172条形佩孔径只有0.2厘米，据说秦陵铠甲坑石甲片上的钻孔也很小，这一定需要硬度较高的金属钻头来完成。
秦玉多片状器，所以秦玉工对平面的加工显然比较在行，一般加工平整，打磨光滑，很少留下锯剖的痕迹。象凤翔南河屯的玉璧、秦公大墓的白玉戈，璋形佩等器都显示出高超的抛光工艺。
琢治纹饰要有金属铭具配合解玉砂、水进行，难度较大、从益门的玉琥、条形佩上的浮雕蟠虺纹看，其布排、轮廓不及关东同类纹饰整齐清晰，显然在加工中对设计的变形较大，与渐川下寺兽面纹玉牌那样严整的纹饰相比，秦人的琢纹水平显然较低。一般玉器上的所谓“阴刻线”实际也是用铊具琢出来而不是刻出来的，前述下寺楚墓和黄君夫妇墓玉器上与秦式蟠虺纹相类似的阴文线条就较粗，转折处有毛糙的抛物线，铊具加痕迹明显。但秦玉上的阴刻蟠虺纹则不然，其线条纤细，短促，转折处利落自如，这样的阴文线条以传统铊具是无法完成的。细观其线条是由很多密集的小点组成的，如同唐代金银器上所见的錾刻痕迹。在秦公大墓的殉匣中发现有小型质坚的刀和凿，很可能就是这些工具在玉器上留下了刻凿的阴文线条[17]。同样的痕迹在联志村的秦代玉人、琥、璜上更为明显。用“刻”的方式加工纹饰确为秦玉的一大特色。
另外秦玉中以“磨”的方式加式的片状器多而用多种方工琢制的圆雕器几乎不见，应视作秦玉工艺落后的表现。既使在片状器中，秦玉的镂空器也远远少于关东。玉器的镂空传统工艺以线锯加解玉砂来加工，称作“搜”，要制成曾侯乙墓多节龙凤佩那样轮廓线优美流畅、边缘整齐锋利的镂空玉器，要掌握相当高超的“搜”的技术。从秦公大墓等处有限的镂空玉器看，秦玉镂空技术是不发达的。
　　四、典籍所见秦人之玉文化观念
春秋战国时代，玉器艺术推陈出新百花齐放，放射出不朽的光辉，与此相对应的是，玉文化观念也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逐渐成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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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远。总的趋势是将“德”的观念注入玉的内涵，与神物、瑞玉之说并立，使神秘意味浓厚、以祭祀为主要用途的玉器，推广而为贵族、知识分子比赋个人道德的佩饰甚至弄器，原始粗朴的玉崇拜上升成为理性的玉的崇高化、人格化、道德化文化思想。这场变革主要是在以齐、鲁为中心的关东地区发生的，地处西陲的秦人受影响的程度比较有限，典籍中零星的记载显示秦人对玉的理解以下几个方面：
1、祭祀。以玉事天地、诸神、先祖是玉最原始的作用，良诸文化的发现中已有证明，《尚书》中亦可见到以圭、璧行祭的记载。东周时代礼乐废弛，新兴阶级不断打破旧有秩序，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发展也使原始神话遭到理性的排斥，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以玉祭祀不再受到人们的重视，《管子·形势解》：“牺牲圭璧，不足以享鬼神”是很有代表性的论点。秦民族在立国之前，过着游牧的生活，信奉原始的多神教，立国岐周故地后又继承了周人敬事鬼神的传统。据《史记·秦本记》，秦襄公时，即立西畤，祠白帝。此后，立祠祭祀的神怪有蛇神、牛神、雉神、青龙神、黄帝、炎帝等等。而《封禅书》所记秦统一后建立的诸神体系就更为复杂，有祭于山东的八主，祭于雍的日、月、参、辰等百余神，全国的名山大川诸神，还有社神、最小鬼之神等基层小神，如满天星辰般占据了秦人信仰的天堂，而且都怠慢不得，必须“岁时奉祠”。祭祀都要用不同等级、数量的牺牲和玉器，所谓“牲牛犊牢具圭币各异”。《封禅书》对雍四畤的祭品记述基详：“春夏用骍，秋冬用駠。畤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黄犊羔各四，圭币各有数，皆生瘗埋。”大量秦式祭祀玉器的出土与《史记》的封禅书、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中有关秦人大量立祠、祀神、封禅、祭的记载是相吻合的。从这一点看，秦人玉文化观念与关东诸国相比原始性较强。
2．殓尸随葬。疏琮璧以殓尸，希望尸身不腐魂魄不散，这在良诸文化中已有之，至西汉的“玉柙”裹尸为其最完备的形式。这方面的记载很少，《汉书·贾邹枚路传》记秦始皇：“葬于骊山，被以珠玉，饰以翡翠”，甚简略。这与古人保密的作法有关，《史记·封禅书》记秦皇之泰山封禅：“禅于梁父。甚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始皇陵更采用了活埋工匠的残酷手段以保守墓中封藏之密。这可能是有关葬玉的记载难以见到的原因。《汉书》中这一条有关秦皇被珠玉而葬的记载显示秦人对疏玉殓尸可得不朽的说法是相信的。
3．佩带。以玉为佩的习俗由来已久，至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对玉的种种道德比赋，更使得佩玉成为“君子”不可或缺之物，《礼记·玉藻》所谓“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是对这种佩玉之风的总结。春秋战国大量有关玉的记载中许多都与佩玉有关。从记载看佩玉人群很文泛，不但有“君子”，还有妇女，如《诗·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瓊琚。”儿童也加入了佩玉的引列，《诗·卫风·芄兰》有“童子佩觿”、“童子佩囗”之语。佩玉的种类也很多，有杂佩、觿、囗、客刀、笄、囗（王真）、囗（王会）等等。秦人关于佩玉的记述较少，仅见于《诗·秦风·终南》，描写秦君“君子至止，黻衣囗（纟肃）裳，佩玉将将，寿考不忘。”象《囗（阝庸）风·君子偕老》、《卫风·淇奥》那样详细描写衣饰佩玉的作品秦人是没有的，与此可以相比的是《小戎》等篇中对驾马、战车、兵器不厌其繁的歌咏，关东尚礼与秦人尚武之别，由此可见一斑。
4、礼聘。以玉器作为礼尚往来的赠品在春战国时代非常流行，史籍与文学作品的有关记述表明玉器不仅可以用于诸候之间的交往，贵族间的婚聘，亲戚之间的礼赠，而且王候将相常以之收买谋臣死士，说客也以之货赂政要，打通关节。甚至恋人赠玉以传情，夫妻间亦以赠玉示恩爱。《秦风·渭阳》：“我送舅氏，修您我思。何以赠之？瓊瑰玉佩。”这首优美的赠别诗表明了在秦穆公时代秦人对华夏赠玉礼俗已有深刻的理解。但秦国的治玉工艺毕竟不够发达，象赵王派苏秦约诸候合纵抗秦。一次就给“白壁百双”[18]，这样常见于关东诸国的大礼单秦王是开不出来的，所以史籍所见，秦人备礼主要用金、帛而不用玉。如《战国策·四国为一将以攻秦》：“（王）乃资（姚贾）车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带以其剑。”同书《义渠君之魏》篇：“（秦王）因以文绣千匹，好女百人，遗义渠君。”这类记载颇多。
5．玺印。玺印作为个人的信物，在帝王贵族即成为权力的象征，《战国策·魏策·华阳军之战》中孙臣对玺与土地关系的一段论说证明了玺印重要的政治意义。制印材料，先秦遗物中有铜、玉两种，铜多而玉少，秦代开始以玉为玺的权力为帝王独占。《史记·秦始皇本纪》：“（九年）长信候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集解》引蔡邕语：“诸候大夫印称玺”可知春秋战国时代王后之印称玺是各国通例而非秦人独创。同条又引卫宏语：“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秦始皇独霸以玉治印的权力，将新石器时代以来将玉作为权力标志的思想观念发展到了极至。
6．玉的比赋意义。以玉比赋于人，是玉器社会作用加强的一种表现。玉的比赋意义有三种，一喻容貌，如《魏风·汾沮洳》：“彼其之子，美如玉”。二喻性情，如《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三喻道德，这类材料最多，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种种不同的说法，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之说理论性最强，影响也最大：“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19]这些论调流行于关东诸国，秦人有关以玉比赋的例了仅见前述《小戎》中的“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一句。这一句诗因为孔子的引用而被引伸出比赋君子“仁”的意义，而考察原文，其诗为妻子怀念征在外的丈夫而作，这一句下面接着说到“在其板屋，乱我心曲。”上下文连贯起来的意思是妻子思念丈夫，想到丈夫那样温和柔顺的人，在出征途中住在简陋的板屋里，使妻子万分操心，这与《卫风·淇奥》“有匪君子，如切如囗（王差），如琢如磨．．．．．．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典型的以玉喻德相差甚远。秦人的比赋没有达到道德的层次，对于玉性质的把握还处在较直现、自然的状态。
7．关于和氏璧。和氏璧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传奇色彩的玉器，秦赵和氏璧之争可以看作两种玉文化的激烈冲突，故将其专列一题，并以此作为本文的结语。
卞和的故事尽人皆知，他冒着生命危险所要保守的是对真玉的忠贞，各国对和氏璧的珍视主要是因为其上凝结的忠信仁义种种道德意义。秦昭王闻赵得和氏璧，派人致书赵惠文王愿以15城易璧，赵国蔺相如的第一个反应是：“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赵予璧而秦不予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又责问秦王：“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是典型的尚礼义的关东思维方式。在秦国方面，一开始就是打算以“空言求璧”的，秦王拿到璧之后“传以示美人及左右”，意甚轻慢，不过将之作为一件稀罕物罢了，远没有对这一玉文化精髓重器的应有尊重，所以面对蔺相如“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也”的指责也无言以对。后来秦王眼见得璧无望，倒也想得开，厚礼送相如，并说：“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20]。他不理解对于关东诸国来说，象和氏璧这样的玉宝重器，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守金玉之重”为人主之责，以之换土地倒也罢了，要是被骗去则大丢面子，是君辱臣死的严重事件，岂止“一璧之故”这样简单。不过和氏璧最后还是落在了强秦手里，始皇剖璧治“传国玉玺”，一代名器就此而毁。就结果而言秦人胜利了，但“完璧归赵”的故事传颂千古，文化的不朽使政治的短暂得失相形见绌。有的研究者指责蔺相如以一件珍宝而得罪强秦甚为不智，这是对当时文化背不够了解的缘故。
秦人的民族性格中，既有原始的戎文化因素，也有春秋战国时代华夏礼仪文化的影响，但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商鞅变法之后的功利主义。约之以峻法，诱之以重利，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对于军国固然不失为富强之道，对于思想文化的发展则是灭项之灾。整体文化的外倾和个体的保守内倾成为国秦民族性格中的到一对矛盾，法家政治之下，人的个性是被压抑的，所以比赋个人品德的玉器是不能发展的。建阙于终南，立表于东海，铸巨型铜人，塑八千秦俑，张扬的是国家权力而不是艺术个性。关东则相反，整体文化是尚礼的，内倾的，但却强调人性，精美的佩玉无疑是个人品格的标榜与个性之张扬，所以才会有艺术上百花齐放和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秦人依靠军事上的胜利统一天下后感到的是文化上的巨大压力，焚书坑儒是秦文化对山东文化的激烈反抗。实际上早在商鞅变法之初就有人认识到这一问题，商鞅自己就认为以法家之术强国“难以比德于殷、周矣”，赵良更以“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劝谏商鞅[21]。果为赵良所言中，不仅商鞅身死家灭，强大势盛无以复加的秦帝国也存在不过数年即烟消云散。汉人总结秦人所失，弘扬山东先进的文化传统，达到了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玉器艺术这一曲折经历充分显示了文化力量的强大。
注解：
[1]．林剑鸣《秦俑效应秦文化的整合》，《秦俑学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版社，1996年。
[2]．见《史记·秦本纪》。
[3]．文中所举秦及山东诸国玉器发现，除特别注明者外，皆选自《中国玉全集》第三、四卷，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
[4]．《宝鸡市益门村二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10 。
[5][6][7][8]．《玉器》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陕西旅游业出版社，1992。
[9]．1999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征集，未发表。
[10]．《东周吴楚玉器》（台湾）艺术图书公司，1993，
[11]．《史记》集解引蔡邕语：“天子玺白玉螭虎钮。”
[12]．杨伯达《论中国古代玉器艺术》，《故宫博物院院刊》建院七十周年特刊。
[13]．《史记·秦始皇本纪》。
[14]．《史记》正义引崔浩语：“李斯磨和璧作之，汉诸帝世服之，谓‘传国玺’。”
[15]．《论语·季氏》。
[16]．李学勤《益门村金、玉器纹饰研究》，《文物》，1993、10 。
[17]．《秦物质文化史》，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编，三秦出版社，1994 。
[18]．《史记·苏秦列传》 。
[19]．《苟子·法行》 。
[20]．《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
[21]．《史记·商君列传》（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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