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史 于 地 、 史 地 融 汇 的 学 术 名 著――谈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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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史学，是涵盖极广的学问，地理著述属于史部的一个分支。古代中国的舆地著述，主流上确以兼述地理与历史为特色。而将历史与地理的内容有机地结合，当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为典型，正如他所自称：“是书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质之于方舆……苟无当于史，史之所载不尽合于方舆者，不敢滥登也，故曰‘读史方舆纪要’。”（《纪要•凡例》）这是一部系史于地、史地融汇的千古名著。
顾祖禹（1631～1692），字景范，江苏无锡人。其父顾柔谦学问渊博，遭明末亡国之变，携祖禹隐居常熟虞山。他认为明亡的原因之一是当事者“语以封疆形势，惘惘莫知，一旦出而从政，举关河天险委而去之”，因此嘱令祖禹研习史地之学，特别要关注“古今战守攻取之要”（《纪要?总叙一》）。祖禹谨遵庭训，以毕生精力撰成《纪要》一书，此外尚有《古今方舆书目》、《宛溪诗文遗稿》等著述。康熙十九年（1680），受徐乾学延请馆于其家，后参与纂修《大清一统志》，与当时学者阎若璩、胡渭、黄仪、刘献廷等相识并切磋地理学。但祖禹秉承父志，坚守遗民气节，既不肯署名于《大清一统志》稿，更拒绝出任官职。
为撰著《纪要》，顾祖禹博览众史，搜集和研究历代舆地之书，《古今方舆书目》即为阶段性成果。他对历代史地著述精细考核，“误者正之，甚者削之”，辨讹存疑，务求实确，在史地考据上取得杰出的成就。《纪要?凡例》中，他还对历代正史《地理志》和名家舆地著述一一作总括性评述，指明其特点、成就和不足，显示出集千古舆地著述之大成的学术气魄。《纪要》130卷，附《舆图要览》4卷，280多万字。正文卷1至9为《历代州域形势》，按历史顺序叙述历代疆域、区划、地理沿革以及相关的史事，起自上古，终于明代，引述历代史论，评议地理形势与兴亡成败的关系。这一部分是全书的宏纲大线。卷10至123按明朝直隶、南直隶（江南）和十三布政使司的行政区域，顺次考述政区、城镇、山川、关隘等等，明其沿革、形势，系以历代史事。这一部分为全书的主体，内容丰富，考证精详，特别突出各地区位与军政态势的关系。例如在直隶河间府，述其沿革之后，引证史事论述曰：“北拱京师，南临青济，水陆冲要，饷道所经。自古幽燕有事，未有不先图河间者……且地滨沧海，盐鹾之利，军府所资。又舟车通利四方，供亿取给焉。诚京师之南府，天下之津途也。”（《纪要》卷十三）大凡州、府以上的地区，都有这种战略性的地理总论。在具体的县、城、镇乃至一山一水的考述中，明其方位和沿革而外，更尽可能地勾稽自古发生过的战事，例如江南扬州江都县的扬子桥，乃为弹丸之地，本书则详述隋杨素、隋末杜伏威、唐杨行密、南宋刘錡等人于此处进行的多次战役，（《纪要?卷二十三》）这样的内容俯拾皆是，因而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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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称本书具有军事地理著作的特色。
实际上，顾祖禹贯彻的乃是经世致用的著述宗旨，自言“是书以一代之方舆，发四千余年之形势，治乱兴亡，于此判焉”，（《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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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时人评其书为：“明形势以示控制之机宜，纪盛衰以表政事之得失……鉴远洞微，忧深虑广，诚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也。有志于用世者，皆不可以无此篇。”（《纪要?吴兴祚序》）《纪要》关注水利问题，卷124至卷129题为《川渎》，专门考述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几条江河，旁征博引，畅谈治水、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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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水利建设，据本书《凡例》，顾祖禹还曾撰写历代盐铁、马政、职贡等经济内容，是全书经世宗旨的又一表现。而历经了明末战争的顾氏父子，把利用地理形势的攻防战守视为切要问题，则是全书较多军事内容的原因。
顾祖禹格外重视政治兴衰的地理因素，但不夸大地理因素的作用，他认为地利只提供人们活动的舞台，列举大量史实指出“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塿之邱、汎滥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知此义者，而后可与论方舆。”（《纪要?总叙二》）这样的论述，还表现于其他方面。例如关于舆地图书与实地勘查、路程向导之间的关系，他在《总叙二》和《总叙三》中有十分深刻的分析，认为具体的地利应用，不能刻舟求剑地专恃舆地图书，但舆地图书具有全局性、战略性作用，需要事先“知之于平日”，“而经邦国、理人民，皆将于吾书有取焉”。关于学术“知古”与“知今”的关系，他认为“夫古不参之以今，则古实难用；今不考之于古，则今且安恃？”若要知今，“亦必考前人之方略，审从来之要害。”（《纪要?凡例》）这些精辟的论断，闪耀着朴素辩证法的思想火花。
明末清初，实学大畅，而治学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顾祖禹以个人之力独辟一条把握历史地理全局的学术路径，其难度之大，非一般人所敢望津，同时代的学者魏禧即称《纪要》为“数千百年所决无仅有之书”。（《纪要?魏禧叙》）《纪要》的《历代州域形势》部分，康熙五年（1666）即率先以5卷本形式刊行，全书刻印行世，或迟至嘉庆十六年（1811）。不过，据清人程廷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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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溪文集续编?纪方舆纪要始末》、朱象贤《见闻偶录》记载，《纪要》 “传抄颇盛，藏书家多有其书，且有以钞本鬻于苏、常书肆者”，（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史部地理类》）学界将之称为当世“三大奇书”之一，知名度极高。清初抄本，至今尚有留存。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正目、存目都只字不提顾祖禹及其著述，却应用《纪要》的学术成果校定其官修《明史》。《四库全书》本《明史》的《周尚文传》、《杨博传》、各《土司传》等等，皆多次依据《纪要》订正地理沿革和地名，说明《四库全书》馆内是拥有《纪要》全书的。查《纪要》中并无直接攻诋清廷的文字，而用明朝行政区划为撰述纲领，记事止于明代，视清朝如无物。清官方既无法禁毁和贬低《纪要》，也只能以视之为无物的形式相回报。然而，《纪要》以体大思精、资料丰富、考释详确的成就享誉于学术界，它本身的某些局限与讹误、以及《四库全书》的排斥，都不能遮掩其学术价值。时至今日，地理地貌、社会人文皆发生巨变，《纪要》的内容已不足以适应现代政治、经济活动的需要，但在历史地理的学术研究中，仍为不可或缺之书，是我国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
（资料来源：www.nankai.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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