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天监-左远波：明清颁朔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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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左远波：明清颁朔礼

明清颁朔礼
左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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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瀛咸奉朔，四海正同文。
礼特遵先制，时惟授大君。
令颁悬度地，泽被鹭鸳群。
钦若心恒凛，厘工政益勤。
──乾隆御制《十月朔日颁时宪书》
午门是颁发皇帝诏书的地方。清代每年十月初一日,都要在此举行隆重仪式，向全国颁布次年的历书，称为“颁历”典礼。乾隆以后，因避乾隆帝“弘历”名讳，故将“颁历”改称“颁朔”。
中国古代历书又称“历日”、“宪书”、“通书”，内容除按一定历法排列年、月、日和节气外，多以具体指导农事、参谋生活、选定良辰吉日为主；由于它必须以皇帝名义颁发，所以又称“皇历”。关于这一名称的由来，据说与宋太宗有关，因为此人每到岁末，都要赐给文武百官每人一本历书，书里对下一年的日期、节令，以及在耕作、种植等方面的普通知识，都有比较详细的记录。皇历所记历法，一般以一年为限，次年变更，如果拿前一年的皇历来查看本年度的历法，当然也就不适时宜。正因为如此，“老皇历”也就变成了因循守旧的代名词。
中国编印历书历史悠久，且很早就设有专门掌管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历法的机构和官职：秦、汉有太史令，执掌天象历法；唐代建太史局，后又改名司天台；宋、元设司天监；明、清改为钦天监，设监正、监副等官职。据史料记载，古代历法前后近百部，其中官方正式颁行的就有50余部。在具体内容和治历方法上，它们既有承袭，又有发展，前后连绵2000余年。
王者制历授时
从古到今，人们的生产、生活无不与大自然的季节变化息息相关。日月轮回，星转斗移，四季循环，春华秋实。于是，才有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和岁时节庆，天地节律规定着人们的生活。
古史传说中的先王，伟业之一就是制历授时。《大戴礼记》历数五帝之德：黄帝“历离日月星辰”，颛顼“履时以象天”，帝喾“历日月而迎送之”，帝尧“四时先民治之”，帝舜“敦敏而知时，畏天而爱民”，禹则“左准绳，右规矩，履四时，据四海”。在古人看来，他们无一不是敬天顺时的圣明天子。所以观象授时，制历颁朔，也就成了王者的专利，当仁不让地为统治者所垄断。
古代制作历法，不仅仅是单纯的知识、技术活动，而且是非常庄严的政治和宗教事件。《管子·版法解》称：“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四时之行，有寒有暑，圣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法之，以建经纪。”历法体现的是天地之道，昭示着上天的神性。谁掌握了制作历法、颁布历书的权力，谁就成了神意所顾、天命所依的真命天子，就有了号令天下、统驭万民的合法依据。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稼穑农事向来被视为国脉根本。农事则讲求农时，希望风调雨顺。为了使历法能够遍及天下，让村夫野老家喻户晓，就必须用人们最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之落实于百姓日用，深入人心。所以，颁历授时自然是国家的一件大事，是统治者宣喻天道教化的最佳时机。
历法是天道与人文的统一，关乎世道人心和国运兴衰。制定和颁布历书，不仅是指导农业生产和规范工作、生活的需要，而且是朝廷对天下行使统治权的重要标志。地方政权和边远地区是否遵奉“正朔”，即是否使用朝廷所颁历法，代表着归顺或反叛的政治态度，是涉及国家统一或分裂、战争或和平的大事。
另外，古人制定和校验历法的主要参照是日月星宿、物候气象，因此天象与自然界的变化，也被顺理成章地视为社会现实的某种征兆。日月合璧、五星连珠、闰除合度、风雨时至，成为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的祥瑞；日月失次、五星错行、闰除失度、灾害臻至，则成为政治腐败、天下大乱的凶兆。有关德政与祥瑞、暴政与灾孽之间相互对应的思想，在历史上非常盛行。至于圣人之世无灾异之类的说辞，在文献记载中更是屡见不鲜。
当然，历书只能由官方刊行，民间不得私自编印。如明代“大统历”的封面上，均印有红色印记：“钦天监奏准印造大统历日颁行天下，伪造者依律处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可见古代关于历书的法律相当严厉，如果私造历书，即有被杀头的危险。
新旧历法之争
中国编印历书，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在漫长的发展、演变中不断得到完善。传说汉代以前有6种古历法，即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和鲁历，其中以黄帝历为最早。但对于它们的真伪，即便是古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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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有怀疑。
汉武帝时所修《太初历》，是有明文记载的第一部历法，但已不传。西汉末刘歆所作的《三统历》，虽然是《太初历》的翻版，却是我国第一部被完整保留下来的历法。东汉刘洪创制《乾象历》，首次引入月亮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其先进方法为后世修历时所沿用。南朝何承天《元嘉历》，在实测数据上有所改进；祖冲之所造《大明历》，则试图从改变闰周和测定冬至点入手，提高了历法精度。隋初刘焯创制的《皇极历》，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法，它首次考虑太阳视运动不均匀性，运用先进的数学手段解决计算问题。唐代僧人一行的《大衍历》，在对天体运动的理解、实测、计算技巧方面，都有重大革新，成为中国古代历法史上冠绝一时的好历。元代郭守敬等人的《授时历》，基本数据全部来自实测，打破古来治历旧习，开创后世新法之源，成为中国历法史上的另一座高峰。明代沿用《授时历》，并将其略作改动，定名为《大统历》。
自古编制历法，一种方法用到一定年限，自然会产生误差，如果不及时进行调整或改进，误差就会越来越大，出现推算结果与实际不符。考验历法是否准确，基本方法是以预先推算日食、月食，如果到了预定的时间不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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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就说明这个历法已经存在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统历》的误差就日益明显。例如万历二十年（1592年）五月甲戍夜月食，钦天监推算差一天；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一月壬寅朔，钦天监推算日食食分及时刻，又发生错误。可是，明朝却坚持“祖制不可变”，始终拒绝修改历法。
到了明朝末期，《大统历》误差越来越大，朝廷内外要求改历呼声高涨。崇祯二年（1629年），崇祯皇帝命礼部侍郎徐光启主持改修历法。当时历法有三派：钦天监坚持原有的《大统历》、《回回历》；徐光敛主张改用西法，设立了一个有西方传教士汤若望、邓玉函、罗雅谷等人参加的“西局”，地点设在北京宣武门内原首善书院旧址（后划归天主教南堂）；另有一派坚决反对修历，更反对采用西方天文学方法的人，则另立了一个“东局”。三派各自推算、实测，前后较量达8次之多，结果总是西局准确无误。他们最终得到崇祯皇帝的认可，用新法编纂《崇祯历书》140余卷，陆续进呈皇帝，并刻板刷印成书。哪知新法历书未及颁行，明王朝的气数便已到了尽头。
清军入关，改朝换代，迫切需要一部新的历法。这时，汤若望仔细推算了当年八月的日食，并上书说：“臣于明崇祯二年来京，曾依西洋新法厘定旧历。今将新法所推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京师及各省所见食限分秒并起复方位图象进呈，乞届期遣官测验。”朝廷派员赴灵台验测，结果一一吻合，于是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按西法推算编制新历。新历完成后，摄政王多尔衮奉旨批准，定名《时宪历》，颁行天下。在随后的一两年里，汤若望将原有的《崇祯历书》删改、压缩成103卷，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呈献朝廷。《崇祯历书》和《西洋新法历书》明确提出了地球概念，采用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宇宙体系，即行星绕太阳和太阳绕地球运动的体系，是对中国古代历法的重大改革。
然而，由于新法触犯了清朝统治阶层的尊严，西方的天主教义也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发生冲突，于是围绕历法改革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新旧之争”。先是顺治十七年（1660年），安徽歙县人官生杨光先向礼部上《正国体呈》，说《时宪历》上有“依西洋新法”字样，是“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只是当时汤若望受宠正深，礼部未予上报。到了康熙三年（1664年），杨光先再次诬告汤若望，指责《时宪历》只编200年，岂不是让大清短祚？经过会审，结果汤若望与另外7名钦天监官员被判凌迟，5人被判斩首。后因北京接连5日发生地震，按例减刑，汤若望于康熙五年（1666年）死于寓所。杨光先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废弃《时宪历》。
守旧势力的这一次胜利依靠的是政治，而不是天文学本身。杨光先虽然靠政治讦告被当上了钦天监监正，但他却不能胜任天文、数学的研究和实测。康熙皇帝亲政后，任用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治理历法，并多次召杨光先、南怀仁到宫中和观象台当众测验，结果每次都证明南怀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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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杨光先错误。康熙八年（1669年），清廷议定推翻前案，汤若望等皆平反赐恤，杨光先则拟处斩首，后因年老赦归，死于返乡途中。
新法与守旧势力的这次较量，以守旧势力的失败告终。《时宪历》得以恢复，一直沿用到清朝退位。
明清颁历典礼
颁布历书，向来被视为国之大事，历朝历代都举行重大典礼，有着一系列环节和礼仪性程序。
早在周代，帝王常于每年岁末向诸侯颁布次年政事，诸侯祭告祖庙，受而行之。《周礼·春官》言“大史”之职：“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郑玄注云：“若今时作历日矣，定四时，以次序授民时之事。……天子颁朔于诸侯，诸侯藏之祖庙。至朔，朝于庙，告而受行之。郑司农云：颁读为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诸侯。”《礼记·月令》本身即有季秋授朔之令：“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不过，早期的颁朔不仅仅在于授时，而且还包括宣告下一年度的政事。
明朝颁历地点在奉天门（后改名“皇极门”即今太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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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前后有所变化：洪武时为九月初一日，永乐时改为十一月初一日，万历时又改在十月初一日。“是日御殿，比于大朝会，一切士民虎拜于廷者，例俱得赐”。（《万历野获编》））
永乐十九年（1421年），北京紫禁城宫殿落成。这年的十一月初一日，钦天监进永乐二十年《大统历》。“上御奉天门受之，颁赐诸王及文武群臣”。（《明实录》）这是永乐迁都北京后的首次颁历。
明末大臣倪元璐的《皇极门颁历诗》，就记述了当年颁历盛况：
凤阙开彤旭，猊炉散紫烟。
六阶齐度纬，七政转玑璇。
甲历龙躔改，寅宾象魏悬。
明时功在革，资始义承乾。
黑帝威初试，青皇位早传。
周官新月令，甘氏旧星篇。
人继羲和后，书成蓂荚前。
庚先三日戒，贞下一元旋。
图箓符垂赤，干支德应元。
兴王惟省岁，太史又编年。
赐出黄星曜，披看绿字鲜。
因知天历数，如曰起虞渊。
清代颁历典礼于每年十月初一日在午门进行。当时的历书称《时宪历》，乾隆时期因避乾隆帝弘历名讳，改称“时宪书”，“颁历”则改称“颁朔”。《清史稿·志六十四·礼八》记载：“时宪书成，钦天监官岁以十月朔日进，并颁赐王公百官。午门行颁朔礼，颁到直省，督、抚受朔如常仪。”而后，次年的历书便开始进入民间。晚清人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就曾说道：“十月颁历以后，大小书肆出售宪书，衢巷之间也有负箱唱卖者。”
颁朔之日，仪式相当隆重：
（钦天监）监官设黄案二于太和门正中，黄案二于午门外正中，红案八于午门外两旁。工部设龙亭一于监署(钦天监衙门)大堂正中，黄亭八于大堂两旁。又设红案八十于两廊下。监官率属朝服，恭奉进皇帝、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时宪书》，置龙亭内。王公大臣《时宪书》，置黄亭内。八旗各衙门官员《时宪书》，置两廊红案上。于龙亭前行一跪三叩礼。校尉舁亭，御仗前导，乐部和声署作乐，三科官导引，堂官后随。自长安左门中门进，至午门前。监官由亭内恭奉进呈《时宪书》，安设黄案上。颁赐王公大臣《时宪书》，安设红案上。校尉撤亭置两旁。监官奉书由午门中门入，至太和门，设黄案上，堂官行三跪九叩礼，授内务府官恭奉进呈。退出。公百官齐列午门前，鸿胪寺官赞引。宣制行礼。王公以下跪领如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四）
同历代中央王朝一样，清代也非常重视颁历，“奉正朔”也是维系大一统帝国统治秩序的有效措施之一。乾隆五年（1740年）的一首御制《十月朔日颁时宪书诗》，就恰当地表明了颁历的意义所在：
九瀛咸奉朔，四海正同文。
礼特遵先制，时惟授大君。
令颁悬度地，泽被鹭鸳群。
钦若心恒凛，厘工政益勤。
在中国历史上，颁历一向是朝廷每年必须亲为的大事。每逢改朝换代，新皇即位，都要改换纪元年号，但改元并不改历。直到1911年清帝退位，民国政府决定改用阳历，并以“中华民国”纪年，昔日的颁历之礼才被存封在历史的记忆中。
（资料来源：作者提供）
中华文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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