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中国民族学的学术渊源、整合历程与当代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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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民族学的学术渊源、整合历程与当代开展

一、中国民族学的学术渊源
中国民族学直承西方民族学而来，这似乎是无需争议的事实，然而现实并不然。自民族学在中国重建以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相当理直气壮，即中国民族学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一种意见并不理直气壮，但用实际研究行动标示，即中国民族学是直承西方民族学而来。宋蜀华先生在回顾中国民族学的发展时，也是二者并列，他认为“20世纪初，对于人类社会及民族与文化的认识，从西方传来了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但就在同一文中，他又说：“由于中国的民族学也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中国民族学者在研究方面不免受到西方理论范式的影响，甚至以它为依皈”［1］。这种说法本身并不矛盾，但是有些含糊，因为他把马克思主义也看成西方思想体系的一部分。这种含糊的说法，与中国学术界的一般常识发生矛盾。他虽然强调了中国民族学直承西方民族学的渊源关系，但又含混了西方民族学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关系。如果我们审视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它的现实研究状况，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并不难。按照现在较为通行的说法，中国民族学始于蔡元培先生在1926年发表的《说民族学》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指的就是西方民族学。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民族学主要是在西方进化论、功能主义、美国历史学派、法国学派等西方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开展。尽管当时也有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研究，比如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回回民族问题》（延安）等著作，但这个研究并未形成主流，也没有得到系统开展，更别提学科意义上的理论建设了。所以，解放前的中国民族学渊源在西方民族学。解放之后，中国民族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指导民族学，因此，民族学在整个五六十年代，都局限于应用研究，谈不上学科理论建设。有些学者认为：“新中国的民族学是借鉴国外尤其是原苏联的民族学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民族学理论也是从中分析、批判、继承、发展所得。”［2］这种观点实际上正是混淆了学科建设与应用研究的关系。况且，50年代从苏联借鉴来的民族理论方面的知识远远多于民族学的知识。以至80年代初，一大批民族学家撰文呼吁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建设时，它除了有丰富的应用研究成果（如民族志、民族简史、语言志等）可供借鉴外，没有一个理论与方法的完整体系。所以，中国民族学重建时，还是本着“批判继承、洋为中用”的老办法，在西方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体系上建设中国的民族学。因此，中国民族学无论在其形成期，还是在其重建期，其源头都在西方民族学。中国民族学虽直承西方民族学而来，但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国民族学又有着与西方民族学不一样的思想渊源，这正是本文试图辨析的一个问题。
中国民族学从产生那天起，就有着与西方民族学不同的学术背景。西方民族学是在早期一些探险家、旅行家、殖民者所撰写的关于异民族的民族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民族学者研究的对象是无文字民族。这种状况，为民族学者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提供了方便，也使后来的田野工作成了说服读者的有力工具。而中国民族学则不同，这个不同，在蔡元培先生写《说民族学》时就意识到了，他用了“记录的民族学”标示这种特殊性。而在后来的形成与完善过程中，中国民族学更是吸收了与西方民族学不一样的思想养料，因此，重建后的中国民族学除直承西方民族学以外，还有其独特的学科来源史。我们可将这个学科来源史分成五个部分：西方民族学、西方人类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及中国民族史学。西方民族学前面已论及，下面简单地分析另外四个方面。
1. 西方人类学。许多学者在论及人类学时，都将人类学与民族学混称，并认为两者大致属于同一个学科。老一辈学者如宋蜀华先生，他认为：“民族学一词，一般说来，欧洲大陆称民族学（Ethnology），英国称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美国称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除名称之外，三者的学科史、研究对象、学派、方法论均基本相同，很难说有什么区别，唯研究重点有所不同……”［1］年轻一辈学者混称的就更多了。尽管两者混称是学科史上的一大成例，但是，尽力将两者区分开来，也是学科史上一个持续不断的努力过程。拉德克利夫·布朗先生所著《社会人类学方法》一书，是这种努力中的典型代表。当然，这两个学科在后来的发展中并没有遵循布朗先生的意见，特别的、后来的学者在区分两个学科时也在不断打破布朗先生所确立的界限，如日本长谷部完人博士与我国民族学前辈杨堃先生［3］。我们从众多意见不一的努力中，还是可以看出两个学科在西方是有区别的。人类学即一般所说的体质人类学，其对象为种族，如人种学、人类起源学和人体形态学等；民族学的对象为民族，包括西方学者所使用的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但由于两者太接近，理论与方法上的相互启发、相互借用也就很普遍，因此，中国民族学史叙述西方人类学，是一个必然结果，但不可因此造成两个学科是同一学科的假象。
2. 马克思主义。新中国建立后的民族学，即意味着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重建，当时叫建设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但在整个五六十年代，尽管民族学家也作出了努力，并引进了苏联的一套理论，但学科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并未建立起来。所以80年代，民族学重建时，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还是民族学的主要目标。时代的未来发展似乎已经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这一目标搁置下来，特别是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归国留学生，他们操持的民族学话语已经欧美化，中国民族学似乎正向欧美迈进。但是，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学中的影响还是很深的，解放以后所进行的民族识别、民族社会形态调查，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因此，这个阶段留给民族学的成果——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完全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五种丛书为80年代的民族学重建，提供了最好的资料。而80年代重建民族学时，在学科史、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中，我们还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用这个理论对西方民族学流派进行一一判别，以便谨慎地借鉴他们的理论与方法。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中国民族学的独特思考方式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3. 中国民族语言学。正如民族语言学是西方民族学的基础一样，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也在中国民族学的重建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少数民族的研究主要由民族学、民族语言学以及民族史学三大学科担负，而民族语言学可以说还是主力军。仅1956年，国家就“组织了7个工作队共700多人分赴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调查语言”［4］（643），占当时派出去搞民族社会调查的1000多人的绝大多数［5］（182）。而在整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识别与民族调查中，少数民族语言学所出的成果也是相当丰富的。“收集了累计达1500个以上调查点的资料，每个点包括数千个常用词，一套语法例句，整理出一份音位系统……摸清了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语言的分布，使用人口和使用状况……”［4］当代民族学在学科史的叙述中，这段历史也是

中国历史故事结束语

重点叙述对象。因此，民族语言学的成果成为民族学重建工作中的主要思想资源。我们的民族学学科史的叙述应该将其作为独立叙述对象，而不能含混地用“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工作”代替学科史的叙述。
4. 中国民族史学。中国民族学从其产生那天起，就是建筑在丰富的民族历史文献基础之上的，这与西方民族学形成鲜明的对照。不仅如此，中国民族学在其重建过程中，与发达的民族史学总是相得益彰。我国当今的许多民族学研究基地，都是建立在民族史之上的。正因为这种关系，以至社会上有许多学者将民族史看成是民族学的研究。其实，民族史属于历史学科，而不属于民族学科，这种学科史的特色，增加了中国民族学在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上的特色。从内容上来说，中国民族学必须注意纵深的历史背景与悠久的文化传统。从研究方法上来说，由于重建后的中国民族学有了民族史学这样一个学科渊源，因此，作为民族学基本工作方法的田野调查就不是唯一的方法了，在中国民族学里，至少还包括历史文献法。
以上四个领域是中国民族学重建中的另一渊源。尽管这样的识见在民族学研究中早已被提及，但是并未明确地区分，含混的后果是妨碍了民族学的学科发展，而将学科史的叙述停留在一件政府工作上，不利于民族学在强调自身学科特色的基础上与其他学科实现合作。
二、中国民族学的整合历程
今天的中国民族学体系尽管还令人不太满意，但它却是经过一系列的发展而来的。用当今时髦的话来概括，今天的民族学有一个丰富的整合历程。
1. 研究对象的整合与学科归属的变化。民族学是什么？或者说，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这个问题随着民族学在中国的展开，随着民族学加强与邻近学科的合作，它越来越具有中国特色，与西方民族学相比，它的视野越来越广阔，更具理性，也更成熟。这个历程明显呈四阶段：
以民族文化作对象的阶段。蔡元培先生在《说民族学》一文中开宗明义给民族学的定义就是：“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6］（390）将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定为“民族文化”，这一说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在未来20多年的民族学研究中，基本上都是遵循这一思路进行的。这一定义也与当时的西方民族学保持同一基调。西方民族学的异文化研究本性，由于无文字民族事实，清醒的民族意识层面的文化尚未发展起来，在这些“文化”研究中尚看不到作为实体的民族的重要意义。蔡元培先生的定义很典型地反映了民族学初进中国时的必然命运：向西方学习，但又必然面临中国化的问题。在蔡元培先生的指导下，中国学术界有计划地开展了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自此至解放前虽有其他学者讨论“中国民族学”［7］的学科建设，但总也不出蔡先生的界定。
以政府工作代替学科界定的阶段。由蔡元培先生所开创的民族学研究路线因新中国的建立而终止，民族学投身到新政权的建设中去。政府工作的需要遮蔽了民族学的学科意识，民族学完全参与到民族识别与民族问题调查工作中去，这一阶段既要大加发扬，又要小心总结。由于参与政府工作，民族学主动放弃了对研究对象的学科界定，以一种开放的心态进入田野工作。费孝通、林耀华等先生在1956年合著的《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一书，集中地反映了民族学家此时的心态：“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一切民族在内的，在中国的范围里，不但要研究少数民族，也要研究汉族”，“我们在这里不想从定义、学科分类上进行讨论。……我们认为最好从这门科学所进行的研究工作的本身来说明它的内容，而且只有在研究工作的发展中，一门学科的性质和范围才能逐步明确起来”［8］（35）。正是这种开放心态，民族学在当时作出了重要成绩，但它的缺陷也很明显。由于民族学是与语言学、历史学共同从事民族识别与调查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这个工作中，泯灭了学科界线、削弱了学科建设。这当然是由那个时代造成的，应由那个时代来负责任。
以民族为对象的阶段。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民族学进入重建阶段。因为有了前面两个阶段的研究作依托，特别是因为对民族识别的调查研究，民族学家们已发现，民族作为实体现象，其重要性远远超过民族文化。因此，民族学的对象发生了重大变化。它把民族文化整合到民族实体里，民族文化成为民族诸现象的一个方面。这个阶段尽管还有争论，但林耀华先生的界定：“民族学是一门以民族为对象的社会科学，它研究民族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共同体，是一门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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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科学”［8］（3），以及杨堃先生及1986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等人的概括基本上被学术界广泛采用［9］。民族学从学习西方民族学研究原始、无文字的民族文化，拓展到一切社会形态下各个不同时代的民族研究，特别是强调了民族作为实体现象的重要意义，这是一个重大的研究进展。然而，重建后的民族学正以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不断开拓新领域，不断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合作，视野正越来越广；而且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也在不断地感召着新一代民族学研究者，他们在主动回答世界性的难题方面又将民族学研究对象推向另一个高度。
以民族共同体及其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自然等的互动关系为对象。这是当代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它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基础上提出来的。80年代末，民族学界提出了广义民族的概念，试图突破80年代初的民族学研究，这是一个突破性尝试，但从学科发展上来说，没有必要使用“广义”两字。因此，有研究者提出，民族学是个综合性学科，主要研究民族共同体的产生、发展、消亡的规律，以及民族共同体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自然界等的互动和关系的学科。这一界说，将民族学的研究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不但将此前的民族学对象整合到一起，而且充分注意到了当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指出了民族学与其他科学合作的广阔前景，从而也提高了民族学的应有地位。
伴随着民族学研究对象的整合历程，民族学的学科性质也不断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引进阶段，蔡元培仅仅说民族学是一门学问，到50年代，民族学学科性质很模糊，直至60年代最终被取消。重建阶段，民族学取得了社会科学的资格。到今天，民族学终于成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完成了从一个具体领域的学问到一个综合性学科的转变。
2. 研究框架的整合。对于当代的民族学研究框架，还没有专文讨论。但我们从大量的民族学研究成果中明显可以感觉到，今天，民族学处在一个相对开放、相对自由的研究框架里，束缚较少，学者们的活动空间很大。我们不妨将这个框架暂且命名为开放性框架，这个框架本身也经过了一个整合过程。
新中国建立之前，民族学研究基本上在西方框架里进行，尽管也形成了不同流派，总的来说可以归结为两种不同的传统。“一种是早年留学欧美的学者及其一些学生，受欧美较早学派的影响，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少数民族，多研究其传统文化，偏重于民族志的描述……另一种，理论上偏重于较晚传入的功能学派，研究上重实际应用，研究则多为汉族农村，也有从事少数民族研究的。”［1］这是民族学发展第一阶段中的必然工作，即按照西方理论建立民族志，以回答少数民族的特征为目标［10］。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五六十年代，民族学研究被完全限定在政治框架里。50年代初期，民族学跟着政治形势跑，完全倒向苏联，主要是在斯大林主义体系里。中苏断交后，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在中国还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个框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另一部分是在唯物主义里划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并论证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这个研究框架的弊端在于：调查研究的结论在调查之前已经做好了，“调查被用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理论的有效性，继而引申出中国革命的不可避免性”［5］（190），所有的研究实际上都仅仅是完成一个程序的刻板。
在80年代，民族学研究盛行两个框架，一个是50年代以来的政治框架，一个是解放前的西方框架，我们将这时的研究框架称为混合性框架或过渡性框架，这是民族学重建这个性质本身决定了的。“从80年代开始，民族学经历了一个新的开端，在短期内缩微了此前几十年的研究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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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但在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的号召下，西方其他学派的研究框架也得以重视，如结构主义人类学、新心理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研究框架等。因此，这个混合框架不能看成是前两个阶段的简单翻板，而是有了很大发展。
到了90年代，随着施正一教授的“广义民族学”被广泛接受，民族学打破了以前的传统，不但以成熟的心态看待西方民族学的研究框架、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框架，而且能与当今的许多学科合作，从而开创出有远大发展前景的研究空间。民族学突破了以往民族研究的四元结构（民族理论、民族历史、民族语文和民族学），在学科建设上将民族学大大推进了一步［9］。
3.研究方法的整合。蔡元培先生在《说民族学》一文中，仅仅提到两种方法，即记录的方法与比较的方法。比较的方法是他对西方早期诸学派的概括，记录的方法则是他自中国悠久的民族志中引申出来的方法。后来的研究实践虽并未完全按照他的思路进行，但总的研究思路还是遵循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方法。凌纯声、林耀华、费孝通、潘光旦等皆如此，这些老一辈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研究方法，而是将中国传统的方法与西方的方法相结合，即历史学与人类学方法相结合，既重视历史资料，也重视田野考察［11］。这一方法一直运用到解放后的民族识别工作。
然而，历史文献方法的确立并不等于从根本上摆脱了西方学术传统。50年代后期开始的民族社会调查工作，终于牢固地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具体来说，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与阶级分析法。这一方法使原来的历史文献方法与田野调查法显示出更大的威力，使它们有了更明确的目标。这一方法的运用，使民族学的方法更具中国特色，以至民族学重建时，民族学家所能总结的方法就是这几个方法。
8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学研究的开展，民族学研究方法也在进一步创新，这个创新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国外新的研究方法进一步引进到中国，研究者在方法论上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二是对方法体系的钻研有了更深的进展，研究者们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来看待历史上及现实中所运用的方法，研究者们对跨学科合作有了更高的认识和更熟练的运用。施正一先生的“广义民族学的研究方法”［12］是这个阶段的重要代表。但研究还在不断展开，施先生虽然试图形成一个新方法体系，但势单力薄，既要对西方的研究方法作系统总结，又要对中国近年的研究实践进行总结，总的印象是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这个任务最终由宋蜀华、白振声两人主持完成。1998年，他们主编出版了《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代表了我们时代的水平，总结了中西方民族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又试图建立一个完整的并且有中国特色的方法体系，完成了一个很难的时代课题。
今天，民族学研究还在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向前发展，民族学正揭示越来越广阔的新领域［13］，我们站在这些新领域来审视《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的方法体系，也意识到这个体系还存在着种种不足，有着种种需要深入阐释的地方。
三、中国民族学的当代发展
观察近年来学者们对“当代”一词的使用情况，一般是对70年代末以来的断代。我们不是在这个学术分期上使用“当代”的，而是针对最近10来年的情况。因为，中国民族学正是在最近10来年的发展中，向显学迈进了一大步，成为令人瞩目的一个综合性的学科。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1．从民族学在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中的开展来看
一是民族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向人类文化的深层语境延伸。自民族学在中国生根以来，它就立足于探讨一些深刻的根本性问题，但限于多方面原因，这个理想一直无从施展。民族学初建阶段，民族学对自身的认识与把握、对于研究对象的把握等都处于形成之中，民族学的首要任务还是民族志的描述，稍微复杂一点的文化功能意义上的研究都只能在局部范围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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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重建阶段，尽管我们一方面也提重大课题，但多少局限在政府工作范围之内。可是最近这10来年的情况就不同了，挣脱政府工作局限的民族学，视野所在是人类的远景。诸如“新世纪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问题研究”［14］等，成为社会上讨论的重大课题。这些课题都是对人类文化的深层提问，具有超越时空局限的意义，关系到人类文化的未来走向。这些课题皆非一个人或一个课题组所能完成的工作，需要民族学研究者们在长期、广泛、深入的研究基础上，反复地作出回答。
二是分支学科与边缘学科如雨后春笋，新兴学科话语全面展开。据一些学者统计，20世纪是一个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层出不穷的年代，其中与民族学有关的边缘学科和分支学科就有大约200个［15］。然而在我国，民族学的分支学科与边缘学科的大量涌现还是最近10来年的事。由于民族学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深入，它不可避免地正与其他学科发生交叉，从而生发出要不就是分支学科、要不就是边缘学科。分支学科与边缘学科的兴起，在学术领域兴起了一大批新兴学科话语，这个现象使民族学获得空前的解释能力，使它在很多领域获得发言权。同时，也因为这些新兴学科话语的全面展开，为人们揭示了更加复杂的现象，拓展了更加广阔的视域。试以文化民族学而言，它与民族文化学相比较，已不仅仅是文字秩序上的颠倒，而是揭示出了与民族文化现象既相像、相近又不相同的另一种文化现象。而这些学科的揭示功能并不是在民族学内部就能完成的，它必依待于整个学术界积累起足够的学术话语的今天方可完成。
三是民族术语成为众多学科追逐的对象。经民族学研究者的努力，“民族”、“人类”等词成了较为时髦的学术语汇。90年代以来，各个学科都开始关注民族问题，在自己的学科里构建有关民族研究的主题、框架、方法等。在中国，与民族有关的研究呈一时壮观，尽管这些研究还算不上边缘学科，而与民族有关的科研立项更是成为许多科研机构与学校的首选项目。
2. 从民族学构建的当代主题来看
民族学进入当代之后，一改传统的研究路数，即不再满足于对小社区的精确研究，而是在这些精确研究的基础上力图构建一些宏观课题，并宣布这些课题，即民族学的当代主题。有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认为这些主题应该是：“新世纪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问题研究；入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及其对象研究……”［14］费孝通站在文化的角度提出“文化自觉”的主题，认为“这四个字正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人们希望了解为什么世界各地在多种文化接触中会引起人类心态发生变化的迫切要求。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各民族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16］谭必友、陆群两人则指出，民族学的当代主题应从它的时代背景中概括，这个背景即：“文化的多元自觉、科技发展的不可预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三大特点所构成的矛盾运动”，各个民族在这个背景上将如何行动，即“做什么”，成为民族学的当代主题［10］。这些主题的建构，虽有很大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是指涉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领域，这些领域一直都是由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来回答的。现在，民族学成为回答这些重大学术问题的主要学科，而且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学科。从这一点来看，民族学已自觉担当起回答人类重大命题的任务，正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一样，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成为一门基础性的学科。民族学也正是在回答这些主题、扮演这个学科角色的过程中，使其“中国”身份进一步得到确认。也就是说，中国化的民族学体系正逐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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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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