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制度史-白钢：本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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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白钢：本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本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白 钢
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探索救国的道路，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随着一些较早接触西方政治制度的思想家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人们开始运用西方政治学的某些观点展开对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的批判。由此，在中国出现了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新方法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萌芽。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的思想武器之一，都是自觉地运用西方的历史经验，来推动中国的政治运动。因此，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曾经成为他们政治主张的实际内容。不管是王韬、黄遵宪提出的君民共主政体，还是严复、康有为、梁启超所提出的君主立宪政体；无论是陈天华提出的民主共和制，还是孙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纲领，所有这些政治主张的提出，都是以资产阶级的进化史观对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进行研究与批判为前提的，这些研究与批判，对用资产阶级史学新方法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起到了推动作用。
本世纪一、二十年代，国内一些报刊相继发表了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学术论文，据不完全地统计，约近五十篇，内容杂芜，涉及到古政、周官、历代官制、专制政体、断代政府、民国前后政府、政党、地方行政、法律制度、军事制度、家族制度、考试制度等等；其研究方法也不一，新旧参半。其中，梁启超与王国维的论文，影响最大。一九○二年四月，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中国专制政体进化史论》，是用西方资产阶级进化史观系统考察中国历代政体演化过程的第一篇专题论文，他把中国历代政体的发展史划分为四个大期、十三个小期，“自黄帝至周初，为封建未定期；自周至汉初，为封建全盛期；自汉景武以后至清初，为封建变相期；自康熙平三藩以后，为封建全灭期”。梁文的优点在于把中国专制政体的演化，看作是由低级向高级、由不完善向完善、由兴盛向衰落的发展过程，具有一定科学性；其缺点是没有阐明国体与政体、国家与社会的区别，而将它们混为一谈。当然，他对中国历代政体发展阶段的划分，也缺乏严格的科学标准。尽管如此，梁文对于后来学者在应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进化史观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方面所起到的启迪作用，却是不能低估的。其后，王国维在上海，先后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九、卷十，《王国维遗书》第二册。>等，可以说是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新方法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的最具典范意义的学术成果。郭沫若曾称赞它包含了许多“近代的科学内容”，“好象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7、8页。>
值得一提的是，本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章太炎，在批判历史循环论的同时，提出以“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指导思想，重新研究中国历史的主张。一九二○年以后，他写的许多史论文章中，反复强调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重要性，并打算在自己编写的百卷本中国通史中，“第一是制度的变迁。”<《教育今语杂志》第二册，《社说》。>后来虽未成书，但对开启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鼓动作用。
以“五四”运动为契机的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学术界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中国得以广泛的传播，一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上诸问题，并将这种研究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使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轨道。另一方面，一般要求改革的资产阶级学者在新文化运动的激励之下，继续运用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新方法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也取得了不少成绩。这种分化与发展，实质上反映了“五四”以后中国学术界的两大潮流，造成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初度繁荣，其标志便是一批为数不少的专题论文和近四十部学术专著的问世。
据粗略统计，从“五四”到四十年代末，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上的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史方面的专题论文，在六百篇以上，内容以官制研究为主，旁及政体、皇帝制度、中央与地方行政、法律、监察、军事、教育、考试、人事、宗法、家族、礼仪等方面，其研究角度，基本上是按照历史学研究对象及方法的规范，以史实的考证、综述、评介等方式，阐明各项典章制度的起源与演化，绝少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历代政治制度的形态、实质、机制与得失。
而在近四十部专著当中，大体可以分为六类：（1）政制通史类：如曾资生的《中国政治制度史》（重庆南方印书馆，1943；重庆文风印书局，1944）、许崇灏的《中国政制概要》（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杨熙时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商务，1946）、吕思勉的《中国政治制度小史》（亚光）、喻亮的《中国政治制度概论》（经世学社，1947）等；（2）断代政制类：如陶希圣、沈巨尘的《秦汉政治制度》（商务，1936）、钱端升等的《民国政制史》（商务，1946）等；（3）中央政制类：如董霖的《中国政府》（世界书局，1941）、陈之迈的《中国政府》（商务，1945年重庆版，1946年上海版）；（4）地方政制类：如黄绶的《中国地方行政史》（1927）、黄豪的《中国地方行政》（文通，1942）、程幸超的《中国地方行政史略》（中华，1948）、朱子爽的《中国县制史纲》（独立，1941）、瞿总之、苏晋仁的《两汉县政考》（中国联合出版公司，1944）等；（5）单项制度类：如高一涵的《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商务，1926）、《中国内阁制度的沿革》（商务，1934）、曾资生的《两汉文官制度》（商务，1941）、李俊的《中国宰相制度》（商务，1947）、邓定人的《中国考试制度研究》（民智书局，1926）、邓嗣禹的《中国考试制度史》（考选委员会，1936）、徐式圭的《中国监察史略》（中华，1937）、曾纪蔚的《清代之监察制度论》（兴宁书店，1931）、程树德的《中国法制史》（商务，1928）、陈顾远的《中国法制史》（商务，1934）、秦松石的《中国历代兵制概要》（南京军用图书社，1937）、董坚叔的《中国军制史》（商务，1941）、闻钓天的《中国保甲制度》（汉口直学轩，1933）等；（6）其它类：这一时期出版过大约四十余部中国通史著作，典章制度的沿革是他们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中，如邓之诚的《中华两千年史》（商务，1934）、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开明，1946）、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新华出版社，1942）、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生活书店，1946；大孚出版公司，1947）等，最为可读。
最具特色的是郭沫若于1928—1929年间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联合书店，1930）和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时代文化出版社，1948）两书。前者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研究方法”为“向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具体地探讨了中国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特点，用郭沫若自己的话来说，“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中国古代社会究研·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1卷，第9页。>。这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具有示范意义。后者把中国的官僚政治当作一个特定的形态或体制加以论述，通过比较研究，从“技术”和“社会”两个方面，揭示了中国官僚政治产生的基础、特点、演化及官僚主义的作风与流弊。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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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南的研究，由于贴近政治学的规范，而且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纲挈领地“对于这种既古旧又现实的社会政治形态”或称“体制”进行了剖析，因此，它是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理论色彩最强的、不可多得的著作之一。
本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后期，海内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是以历史学内的专题研究这一单一的形式出现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这一时期各报刊所发表的属于中国政治制度史方面的论文，较之三、四十年代大为减少，总计不过一百八十篇左右。而其内容既杂芜又不成系统，涉及到中国国家的起源与形成、官制沿革、地方及基层行政设施、变法运动、科举制、兵制等。就中，谈论政权性质的多，论证行政体制的少；论皇帝（仅仅作为历史人物）的多，论皇帝制度的少。（2）这一时期所出版的通史与断代史中，虽然对历代政治制度有所论述，然而普遍比较简略，而且品种与数量都比较少。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人民，1959、1964）、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人民，1954、1979）、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人民，1976及其以后）、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修订本，人民，1959）、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及《续编》（三联，1955、1959）、岑仲勉的《隋唐史》（高教部教材编审处，1954）等。（3）这一时间出版的属于政治制度史方面的专著屈指可数。它们是：吴恩裕的《中国国家起源问题》（上海人民，1956）、唐长孺的《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武汉大学编译委员会，1951）、岑仲勉的《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1957）、谷霁光的《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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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大龄的《清代捐纳制度》（哈佛燕京学社，1950）、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1953）、钱实甫的《清代外交机关》（三联，1959）、郦纯的《太平天国制度初探》（人民，1956）、《太平天国官制军制探略》（上海人民，1958）、商衍鎏的《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中华，1961）等，而没有一部取名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专著出现。这三个方面的成果的共同特点，是从历史学的研究角度，对某项典章制度的形成、演变进行考索，并注重它们的阶级实质与社会后果的分析，而缺少从政治体制上对各单项典章制度的运行机制加以论证。
同期，港台学者相继出版了七十余部专著，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五个类别：（1）政制通史类；如陶希圣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台北启业书局，1974）、曾繁康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台北华岗出版公司，1979）、汤承业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台北黎明文学出版公司，1980）等；（2）断代政制类：如沈任远的《隋唐政治制度》（台湾商务，1977）、陶希圣、沈任远的《明清政治制度》（台湾商务，1967）、傅崇懋的《清制论文集》（台湾商务，1977）等；（3）中央政制类：如孙国栋的《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香港龙门书店，1978）、雷家骥的《唐代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台北，作者自刊，1979）、以及杨树藩写的、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宋代中央政治制度》（1977）、《辽金中央政治制度》（1978）。《元代中央政治制度》（1978）、《明代中央政治制度》（1978）、《清代中央政治制度》（1978）等；（4）地方政制类：如严耕望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1963）、陶道南的《边疆政治制度史》（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6）、廖从云的《中国历代县制考》（台湾中华书局，1969）等；（5）单项制度类：如张金鉴的《中国文官制度史》（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李俊的《中国宰相制度》（台湾商务，1966）、姜文奎的《中国人事制度史》（台北　声文物供应公司，1976）张志韩的《中国考试监察制度之演变与五权宪政》（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4）、邓嗣禹的《中国考试制度史》（台湾学生书局，1967）、侯畅的《中国考铨制度》（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3）、戴炎辉的《中国法制史》（台湾三民书局，1966）、杨幼炯的《近代中国立法史》（台湾商务，1966）等。此外，还有许多断代单项制度研究，内容包括宰相、内阁、文官、人事、考课、科举、监察、审判等制度。总览这一时期港台学者的研究成果，大体上都是沿用了近代西方的新方法来构建框架，而用传统史学罗列史料的方式铺陈内容，所用资料，多半出自正史及十通，内容基本上是机构的演化与官制的变迁，甚少从国体与政体角度对各单行制度进行分类研究。
一九七八年以后的十年间，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散见于国内各报刊的属于中国政治制度史方面的论文，总计约有一千二百篇，内容涵盖面颇广。并开始注重过去较少涉足的众多课题，诸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文官制度、权力制衡、终身制、世袭制、封建特权等等的探索。然而，多角度的、分散的阐述，往往多于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义愤式的声讨，又多于冷静的科学分析。绝大多数论文，是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写出的，甚少运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值得欣慰的是，这十年间，还陆续出版了几部政治制度通史与断代政治制度史。政制通史有王汉昌、林代昭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略》（人民，1985）、左言东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浙江古籍，1986）、张晋藩、王超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韦庆远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罗映辉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等。就中，以韦庆远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的时间跨度最大，从先秦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堪称名符其实的政制通史。该书是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刊行的，具有提纲挈领，简明扼要的特点，取材也比较慎重。断代政制有：钱实甫的《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中华，1984）、李进修的《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纲》（求实出版社，1988）。此外，史学界和法学界的学者还写了二十余部政治制度史方面的学术专著，大体可划分为三类：（1）单项制度类，如肖永清的《中国法制史简编》（山西人民，1981、1982）、张晋藩等人合写的《中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游绍尹、吴传太合写的《中国政治法律制度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陈光中，沈国峰写的《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群众出版社，1984）、张晋藩的《中国法律史论》（法律出版社，1886）、张晋藩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等。这些著作的相继问世，标志着法制史研究的繁殖。就其中几部“简编”、“简史”、“史纲”而论，基本上都是法制史的通史，教材与讲义的特点十分突出，专著的特点则不明显。有的史实失误之处过多。在这几部法制史中，以肖永清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简编》比较可读。此外，单项制度类，还出版了顾树森的《中国历代教育制度》（江苏人民，1981）、臧云浦等的《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表释》（江苏古籍，1987）、杨宽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1985）、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法制史研究室编的《中国警察制度简论》（群众，1985）、王汉昌主编的《中国古代人事制度》（劳动人事出版社，1986）、李铁的《中国文官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孟昭华、王明寰合著的《中国民政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许树安的《古代的选仕任官制度与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等。就中，李铁的《中国文官制度》注重从行政学的角度安排全书的结构，与一般制度史的结构不同，对制度史的研究，不无启迪意义。而孟昭华、王寰明的《中国民政史》则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其开拓精神是应当首肯的。这两部书的不足之处，是不少地方对史料的运用与分析不够确切。（2）断代政制类，如张乘楠的《商周政体》（辽宁人民，1987）、张亚初、刘雨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1986）、安作璋、熊铁基的《秦汉官制史稿》（齐鲁，1985、1986）、钱实甫的《清代职官表》（中华，1981）等；（3）断代单行制度类：如朱绍侯的《军功爵制试探》（上海人民，1980）、柳春藩的《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辽宁人民，1985）、钱剑夫的《秦汉赋役制度考略》（湖北人民，1984）、王素的《三省制略论》（齐鲁，1986）、王曾瑜的《宋代兵制初探》（中华，1982）、许凡的《元代吏制研究》（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张德泽编著的《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李鹏年、朱先华等编的《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刘子扬编著的《清代地方官制考》（紫禁城出版社，1988）、杨启樵的《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东人民，1984）等。这些专著的共同特点是史家治史，因此，史实的订误、官制及机构的沿革，是其基本内容。
近十年间，台湾学者对于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有两部专著值得注意：一是杨树藩的《中国文官制度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二是张君励的《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6）。前者为大学用书；后者是针对钱穆著《中国传统政治》一书的商榷。此外，姜文奎的《中国历代政制考》（台北国立编译馆，1987）、商文立的《中国历代地方政治制度》（台北正中书局，1980）等，也不妨一读。
国外汉学家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以日本最为发达。仅就笔者所见，日本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总计发表了三百篇左右属于中国政治制度史方面的论文，内容涉及到国家起源、君主专制、皇权、官制（含荐举、恩萌、铨选、武阶、俸禄、乡官等）、科举制与学制、乡里制与里甲制、家族制与宗族制、法制、军制、祭祀、财政等等制度，特点是以断代研究为主。同时还出版了五十余部专著，粗略地可分为六类：（1）关于国家形成问题的，有贝塚茂树的《中国古代国家》（弘文堂，1952）、西　定生的《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构造》东京大学出版会，1961）、木村正雄的《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不昧堂，1965）、守屋美都雄的《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东洋史研究会，1968）、伊藤道治的《中国古代王朝—形成—以出土资料为中心的殷周史研究》（创文社，1975）、尾形勇的《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岩波书店，1979）等；（2）关于机构与官制问题的，有山本隆义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同朋舍，1968）、今堀诚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机构》（日本学术振兴会，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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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村松　次的《中国的文明与官僚制》（三铃·书房，1971）、和田清编的《中国官制发展史》。（汲古书院，1973）、白静川的《甲骨文的世界—古代殷王朝的构造》（平凡社，1972）、镰田重雄的《秦汉政治制度史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1962）、福井重雄的《汉代官吏登用制度的研究》（创文社，1988）、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之法的研究》（东洋史学会，1956）、矢野主税的《魏晋百官世系表》（长崎大学史学会，1960）、日本历史教育研究会出版的《历史教育》杂志1965年5月号“六朝隋唐制度史特集”，1965年6月号“中国古代的官僚制特集”、筑山治三郎的《唐代政治制度的研究》（创文社，1967）、砺波護的《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同朋社，1976）、周藤吉之的《五代节度使的政治体制》（1952）、梅原郁的《宋代官僚制度研究》（同朋社，1985）、岛田正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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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辽制之研究》（中泽印刷会社出版部，1954、汲古书院1973年重版）、青山公亮的《元朝尚书省考》（明治大学文学研究所，1951）、清水泰次的《明代的皇族与官吏》（早稻田大学出版会，1950）、三田村泰助的《宦官——侧近政治的结构》（中央公论社，1963）、石桥秀雄的《清代的官僚》（近藤出版社，174）、楢木野宣的《清代重要职官的研究一满汉并用的整个形势》（风间书房，1975）等等；（3）关于法制史问题的，有仁井田　的《中国法制史》（岩波书店，1952）、内藤乾吉的《中国法制史考证》（有斐阁，1963）、幼方直志的《中国的判决制度》（东洋经济新报社，1957）、长谷川良一的《中国的审判》（东洋经济新报社，1957）、福岛正夫的《中国的判决》（东洋经济新报社，1957）、大庭修的《秦汉法制史研究》（创文社，1982）、岛田正郎的《辽律之研究》（号屋书房，1944）、滋贺秀三的《清代中国的法与裁判》（创文社，1984）等；（4）关于科举制问题的，有宫崎市定的《科举》（秋田屋，1946）、村上哲见的《话说科举—考试制度与文人官僚》（讲谈社，1980）、荒木敏一的《宋代科举制度研究》（京大东洋史研究会，1969）等；（5）关于家族制度的，有牧野翼的《支那家族研究》（生活社，1944）、滋贺秀山的《中国家族法论》（弘文堂，1950）、《中国家族法的原理》（创文社，1967）、福岛正夫的《户籍制度与家族制度》（东京大学出版会，1959）、江头广的《姓考—周代的家族制度》（风间书房，1970）等；（9）其它单项制度问题的，有坂本太郎的《古代驿制的研究》（1936）、《仪礼与唐礼》、宫下忠雄的《中国的财政制度》（亚洲经济研究所，1968）、松本善海的《中国村落制度史的研究》（岩波书店，1977）、栗林宣夫的《里甲制研究》（文理书院，1971）等。这些专著的特点，是断代专题考索多于通论、论文集多于系统专史，多数学者治学态度细密，谨严，基本上是从历史学的角度阐述问题。
统览本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基本上是作为历史学领域里的一门专史的形式，自立于学术界的，相当一批著作，实际上是以官制史来代替政治制度史。由于对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缺乏深入的认识，没有能从政治学的角度，把它当作政治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学科来规范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对象与任务，例如，对作为中国政治制度史学科特征的国体、政体形态及其区别、首脑决策的依据、形式及贯彻、政体机制、行政管理职能、方式、方法与制衡关系、人才的铨选、考绩与迁转、回避制度、行政效率、创新精神、应变能力等等内容，没有能给予充分的科学分析与论证，从而陷于静态的缕述和平面的图解，读后缺乏立体感，因此，还没有建立起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科学体系。
（资料来源：《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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