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比例-近代华北地区的溺女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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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近代华北地区的溺女习俗

溺婴是封建社会里人们处置不需要婴儿的主要手段。在传统父权制度下的农业社会中，溺弃婴孩的受害者又以女婴为主。溺女行为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一种社会习俗，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本文拟就溺女习俗本身、溺女盛行原因以及溺女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等三个主要方面来分析，以期引起人们关注这项社会恶习。
一、 溺女习俗
溺女现象，源远流长，早在战国时就已流行，“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韩非子·六反》）将无辜的生命扼杀于襁褓之中，在现代社会的法律中已构成犯罪行为，这是无庸置疑的，但古代社会尤其是清朝时期对这种行为的犯罪性质已有认识。清朝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溺女问题，严禁民间溺女。康熙帝曾下令严禁抛弃婴儿，“凡民间贫不能养，弃所生子，或乳母主人子而弃其子者，皆善全之，俾得长育。其弃而不养者，严禁。”（《清圣祖实录》，卷43）光绪皇帝也曾下谕：“溺女必与严惩，归娶无从俭约。正其本原，籍挽薄俗。”（光绪《大清会典事例》，第269卷，户部，蠲恤）与此同时，清政府还采取种种措施，诸如在各地设立女婴堂、保婴会等慈善机构收养女婴，以期减少溺女行为，但溺女行为仍相当普遍。可见传统风俗力量之强大。
清末，溺女现象在华北地区非常普遍。
首先，其存在的范围广泛。从地方志所载情况看，当时华北四省二县几乎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溺女之风。正如郑观应所讲：“按溺女之风近世各直省所在多有，相习成风，恬不为怪。无论贫者溺，即不贫者亦溺；无论生女溺，生男亦溺。各州县虽有育婴堂，而四乡骛远，人皆惮于抱送，往往生即溺毙以至展转效尤，日盛一日。”[1]可见，溺女现象在当时已经司空见惯，尤其是生活贫困的家庭，溺女行为更为严重，“杀婴在贫困的中国家庭是非常普遍的，甚至那些境况较好的中国人也这样做。几乎无法找到一个没有杀过孩子的家庭，有的甚至杀死了四五个自己的孩子。”[2]
其次，被溺杀的女婴数量惊人。李中清先生与王丰先生对清朝3000个具有皇室血统的家庭做了研究，发现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约有1/10的皇室女孩死于溺婴行为。民间的情况绝不逊于皇室，一般的小农家庭通常仅抚养一名女婴，“往往初生一女，犹货冀其存留，连产两胎，不肯容其长大，甫离母腹，即坐冤盆，未试啼声，已登鬼ｌù＠①。”（光绪《晋政辑要》，卷18，户制，恤政3）如此则被溺女婴数量非常大，“约计每年每邑溺死女孩的则数千，多且数万”。[3]《华北新闻日报》的一位撰稿人曾就160位50岁以上中国妇女进行调查，这160位妇女共生了631个儿子，538个女儿，“根据她们自己所说的，共杀了158个女儿，但其中没有任何妇女杀过自己的儿子”，被溺杀的女婴约占全部出生婴儿总数的3/10。但是在这160名妇女中“只有四位抚养的女儿超过了三个，还有一名妇女已经记不清杀死了多少个女儿。一个妇女最多可能杀死过自己的11个女儿！”[4]因此可以断定，实际被溺死的女婴比例绝对超过了3/10。
溺杀女婴的手段极其残酷，但由于风俗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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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早已忽视了其残忍性，所谓“杀人者莫不骇而恶之也，独于呱呱者溺而杀之，不自以为非，见之者弗骇弗恶焉，习而不察故也”。各地溺女的方法不同，有将刚出生的女婴丢入河湖、池塘中溺毙者，也有的地方将初生女婴用被子捂死，用破布等物将口鼻堵塞使其窒息而死。最普遍的作法是由接生婆或生身父母将女婴按入水盆淹死。对这种残酷的杀婴手段，有人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孰道水无情，有情偏浸出胎婴。女儿原是赔钱货，……脐上胞水血尚殷，眼前咫尺鬼门关。一条银烛酸风烈，一盆清水澄心洁，此水何曾是洗儿，七分白沫三分血。”
所以，一些地方志和当时的文献称其为“恶习”、“恶俗”、“陋俗”、“弊俗”、“流弊”、“薄俗”、“天下第一伤心事”等。
二、 溺女盛行原因探析
溺女作为一种非人道的行为，千余年来不仅为法律所禁止，而且在道德上一直受到谴责。溺女行为发展成为一种社会习俗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性别歧视观念是溺女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诗经·小雅·斯干》里有一段描写民间生育的情形：“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皇皇，朱芾斯皇，家室君王。”降临人间的如果是女孩，随便拿褓布裹裹，置之角落，但如果是男孩，则给他穿上正式的衣服，放在床上。男孩是璋，女孩是瓦。在习惯的随意中，无不透视着明显的性别歧视观念。性别歧视是指由社会文化形成的，以生理性别为基础的对女性的歧视，女性的主体性及其自身成长的需要被极大忽略，男尊女卑是“女人之常经，礼法之典教”，性别成为判定人的尊贵卑贱的通用尺度。
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与对男性的重视形成鲜明的对比。清末，华北地区普遍流行着这样的习惯，母亲生育了男孩被称做“大喜”，生育了女孩被称做“小喜”。一家人新添了婴儿，邻里或熟悉的人便会关切地祝贺：“添了喜啦”！或是：“喜啦！”同时一定要加上句：“大喜？”如果生育之家添了女孩，公婆或丈夫一定会失意地说：“生了个女子”，那么祝贺者出于安慰之意，多说：“好！生了个千金”。在封建社会里，只有有钱有势人家的女儿才被称为“千金小姐”，安慰的话语中明显地带出了敷衍。华北地区还流行着一种与生育相关的习俗。如果某家生下男孩定要在门上挂红布，贴红条；生下女孩则只在窗户上贴红布，如同一纸窗花。其意为：女孩象花朵一样，只供欣赏；而男孩，却是家里的栋梁，家庭的希望。女孩长大后总要出嫁，故当时流传着“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的民谣。这句民谣从功利的角度，反映了人们对家庭养育女孩所持的否定态度。性别歧视已发展成一种价值观，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女性的价值定位从来无法与男性相等。
其次，贫穷是女婴被溺的直接原因。清末，政府财政因连续不断的战争以及巨额赔款而陷入匮乏之境。本已脆弱不堪的小农经济受战乱、灾荒的打击濒临崩溃。农民终日劳作，不得温饱，还要承受政府差派的苛捐杂税，生活几近赤贫。由于缺乏抚养子女的必要的经济条件，而又没有控制生育的观念和手段，所以唯一的办法是溺婴，不仅是溺死女婴，迫不得已男婴也一样溺死，河南邓州“食指若繁，贫民恒丰岁不饱，故溺女成风。”[5]通过这种原始的、野蛮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手段，来减轻生存压力。而在依靠简单劳动进行生产的农业社会中，从社会生产方面，奠定了男性在社会生产中的主导地位，女性作为劳动力的价值被忽视。人们往往认为家庭中抚养的女孩越多越贫困，这使女性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中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尊严。
近代以来，外国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他们对中国人早已司空见惯的事情感到震惊。当一位外国女传教士指责她的有弱女行为的女教徒们残忍时，这些女教徒对她的指责大为不满，反驳到：“难道你认为我们不关心自己女儿吗？新婴儿将夺取他人嘴中的粮食时我们怎么办呢？”所以，女传教士后来“非常理解经济压力迫使父母杀死女婴的痛苦”。[6] 再次，清末以来华北地区婚姻论财习俗也是产生溺女行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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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因婚嫁费用过高而溺死女婴的行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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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生于富有家庭。父权社会实行聘娶制婚姻，要求男方家庭出聘礼，女方家庭出嫁妆。近代以来，婚姻论财的风气越来越严重，不仅看重男方的聘财，女方的嫁妆同样被看重，但论财婚俗主要强调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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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家庭的嫁妆，“男女婚嫁，女之母家殷实者，妆奁费固由母家担任。若系贫苦无力之家，则妆奁费由男家暗行给付女家，置备一切。”[7]一般而言，嫁妆的多少与家庭的社会地位成正比。清末，社会地位的高低主要以家庭拥有的财产为标准来衡量，越是富有的家庭，嫁妆也越多。山西举人刘大鹏在日记中曾对此现象做过记载：“妇家于去日已将妆奁送来，约值千余金。论者犹以为薄，谓妇家曹姓富甲于晋阳一川，而送此区区之奁，乌足以厌人心……”。[8]嫁妆负担过重，是富裕家庭溺女的重要原因，“富家之所以溺女者，非育之艰，乃嫁之艰耳。乡俗嫁赀日□倍厚，恒自罄产，不厚则为富家厌薄，且有因之而弃妇者，妇人之见，以为异日使其女不见重于夫家，不若即死堕地之初为尤得也，坐是相习成风，往往富家尤盛”（《皇朝经世文续编》，卷27，户政4）。
此外，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诸多禁忌与约束，在现实生活中也给家人、给自身造成许多烦扰。“古人有言：多男多虑。由今思之，多女尤多虑也。男则不事他人，令其读书求道，尚大焕家尚，女则出嫁于人，孝敬翁姑之礼皆由父母教诲，一有不到处，则被ｘù＠②家侮慢，甚至ｘù＠②不贤，倾家破产，至女穷困，反累父母。ｘù＠②亡而女孀，日涕泣于父母之家，而别无他法以措置，余所以谓多女尤多虑也。”[9]
一些家庭为了避免麻烦而将女儿溺死，也可视作女婴被溺的一方面原因，如清代吴云在《得一录》中就曾有“怕女日后羞贻父母，故而溺女”的记载（吴云：《得一录》，卷2）。
三、 溺女引发的社会问题
溺女是一种建立在性别歧视基础上的非科学、非计划、非理性的限制家庭人口数量的行为，这种行为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必然会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
1.造成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衡。
据研究人口出生的性别比例大体相等，人类有目的的溺女行为所引发的直接后果是人口性别构成失调。根据调查统计，1911年，京师内外城男女性别比例为200:100；直隶为105:100，[10]山西省男女性比例高达135.5:100。1930年，河北省每100名女子与男子数目比为115.78；1931年河南为114.49；山东1933年为117.7。另据30年代中期对山西人口的总调查，在被调查的105个县中，有102个县是男性居民多于女性居民，每县平均男性人口较女性人口多12000余人。而对一些村落的调查结果也很典型地表明性比例失调的严重性，如山西霍县安乐村男女性比例是120:100，男性超过女性20%；定襄县史家岗村的女子数更少，其性别比例为131:100。[11]
虽然溺女不是导致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全部原因，但华北地区长时期、持续的性别比例失衡状况恰好说明溺女现象在其中的持久作用。社会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调，意味着将有一定数量的男子无以为偶，从而影响人口的正常再生产，极易导致新一轮的人口恶性循环。
2.引发了一系列的恶劣婚俗。
首先，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结构，使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受到威胁，一些男子产生及早成家的愿望。由此引出两种结果：一是早婚流行，一是买卖婚盛行。虽然形成这两种恶习婚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人口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是其中最的主要因素。其次，针对溺女行为，民间采取童养婚姻的方法避免溺女。这种童养婚姻，对于女方家庭而言，将女儿从小抱予男方家童养，可以省去抚养费用和嫁妆费用；而对于男方家庭，则可以省去聘财和结婚费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童养媳是针对溺女现象而采取的一种经济互助行为，但就童养婚本身而言，它是一种不良的婚俗。第三，性别比例失调，将使一部分男子婚娶困难。人为导致男性无偶率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出妻、典妻、租妻以及收继婚等恶劣婚俗的出现和长期存在。这些恶俗，严重违背了伦纪风化，是社会道德沦丧的主要表现之一。
3.影响正常的社会风气。
人口性别比例失调，对社会风气也产生极大的影响，以其对娼妓业发展的刺激作用最为明显。以北京为例，清末民初战乱不断，政局动荡不安，妓业不仅能维持，而且有一定规模的发展，这与性别比例失调不无关系。
4.使社会犯罪率增高，影响正常的社会生产秩序。
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以及论财婚姻为买卖人口提供了条件。一些贫穷无力通过既定程序婚娶的男子，主要靠花费较聘财少得多的钱来买妻，这为人贩子的出现及增多提供了适宜的机会。在《大公报》中所记载的妇女刑事犯罪中，拐卖妇女占了相当的比例。而且，无法婚娶的男子多为无产少业的贫苦者，这些人是社会中最不稳定的成员，极易走向犯罪道路，致使社会正常的生产秩序被破坏。
【参考文献】
[1]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38.
[2] ［英］吉尔伯·特威尔士，亨利·诺曼.龙旗下的臣民——近代中国礼俗与社会[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325.
[3] 郑观应集（上）[C].38.
[4] 龙旗下的臣民——近代中国礼俗与社会[M].325.
[5]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C].北京：三联书店，1957,473.
[6] 黄兴涛、杨念群.变化中的中国人[C].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199.
[7] 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下册）[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823.
[8] 乔志强.退想斋日记[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131.
[9] 退想斋日记[C].126.
[10] 根据1911年2月6日的《大公报》所公布的数字计算所得。
[11] 高石钢.民国时期中国农村早婚问题透视[J].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999,21(1):60.
字库未存字注释：
＠原字竹字头下加（金加录）
＠原字土加胥
（资料来源：《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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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04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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