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信活动-清末社会习俗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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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末社会习俗的变革

一
中国进入近代以前，封建社会的“上古遗风”笼罩着中国并反映着中国社会的风貌。社会习俗中礼仪制度、婚丧嫁娶、宗教迷信的观念、程序、方式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即便是奴婢娼妾、缠足阉割、盗赌殴嫖等恶习中包含着何等程度的残酷、迂腐和野蛮，却不能普遍受到国人的憎恨和诅咒。这些习俗一直延袭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中国步人近代以后，才有人开始认识之熟视无睹的弊习陋俗，有人开始去碰这凝滞、沉重而又年长的旧俗，它随之开始摆动，开始摇撼。
进入二十世纪后，先进的中国人于民族危亡的阵痛中再次醒悟，他们认为“时势变迁，人情移易，古法虽精，恐不合于今世，况未必能垂之久远而无弊也”。<碧城：《敬告中国女同胞》，《大公报》1904年5月24日。>他们批判旧制，背逆传统，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社会习俗变化的基础上，又一次向旧习俗挑战，主张兴女学、戒缠足、变婚姻、反迷信、禁吸毒、讲求体育卫生等。至于像赌博、厚葬、盛演淫戏以及官场陋俗等，也都程度不同的有所变化。
妇女生活中的陋俗是当时社会习俗变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延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文化，一直具有强烈的男权色彩，中国妇女的总体形象只能是“以生孩为妇女的天职，以刺绣为妇女的本分，以装饰美丽为妇女的人格。”<《演说女学》，《大公报》1904年11月11号。>妇女们生活在人间地狱。欲拯救中国之妇女，“必须破此一定不移之旧例，”<碧城：《敬告中国女同胞》，《大公报》1904年6月24日。>而兴女学，禁缠足，变革封建婚姻便成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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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生活习俗的首要任务。
本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对女子无学给中国带来的弊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在先进分子的宣传和努力下，本世纪初年，创办女学的风气相当活跃，不仅有公办女学，更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不少私办女学和资助办女学的情况。当时有的女子在本宅自办女学；有的女子纠合同志捐款办女学；有的女子将自己妆奁变价作为女学堂的经费；也有的女子为兴办女学而殉身；也有人联合同志将自己子女集在一起办起女学，他人愿入，概无阻止，不纳分文，教课者均由女学生父兄躬任。女学的兴起是中国两千年来教育史上的大变化，也是中国妇女生活习俗的大变革。
缠足的陋习大概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本世纪初，缠足风气发生了新变化。当时禁缠足之风主要局限在部分知识阶层和城市居民中。如一游学青年欲求天下有志女子为妻，他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女子天足。<《求偶》，《大公报》1902年6月26日。>蔡元培也曾把女子不缠足作为征婚的第一个条件。<唐振常：《蔡元培传》23页。>当时有见识的知识分子特别注重变革缠足陋风。这时的城市居民也成为戒除缠足的主体。以天津为例，1903年有报导说：天津近来“已竞有了百余家，不再给女儿缠足的了”；<《力除恶习》，《大公报》1903年11月21号。>1905年又有报导说：“天津妇女不缠足的风气开通多了，或有入天足会的，或有不入天足会也不缠足的，约略着算计，天津一处，总有三、四百家。有这三、四百家文明种子，渐渐发生。不愁将来不都改过来，这也算是一件最可喜的事”；<《缠足的妇女请听》，《大公报》1905年3月31号。>同年又有一报导说：“须知天津不缠足的，已有三分之一了”。<《庆云毕君绶珊劝戒缠足浅说》，《大公报》1905年4月17号。>这些报导的准确程度暂且不论，但这足以说明在城市居民中，已经有一批女子不再继续缠足了。
这一时期在婚姻习俗上也发生了变化，先进分子大力宣传和介绍西方的婚姻制度：诸如自己择偶、文明结婚、离婚自由等。这对中国的婚俗产生了影响，中国传统婚俗不再是铁板一块而开始发生了动摇。有人开始向西方的文明婚俗学习，开始追求自由结婚和文明结婚。报刊上出现以文明结婚为内容的歌曲，鼓吹“世界新，男女平等，文明国自由结婚乐。”当时在婚俗的礼节上、服饰上、婚龄上以及主张婚姻自由等方面都出现了新变化。
反对封建迷信是这一时期改造旧习俗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封建社会传承下来的迷信活动渗透到民众生活的各方面。这些封建迷信的恶习，引起有识者的忧患，他们直言批驳：“越是愚蠢人民忌讳越多，越是野蛮国，信邪越盛。”<《再说邪说不可信》，《大公报》1902年1月初三日。>认为“中国贫穷软弱，不足为忧，可忧的就是糊涂，没有真见识，专信那异端邪说。”<《讲妄信风水无益有害》，《大公报》1902年7月初一日。>所以迷信习俗“一日不除则中国一日不可救。”
当时反迷信宣传较为普遍，大量介绍科学知识也成为反迷信宣传的一个重要特色。由于反迷信的广泛宣传，一些地区的某些人开始觉悟，出现了变革迷信习俗的现象。
首先出现了变寺庙为学堂、学会和分寺庙财产等现象。广西梧州容县“破去神权陋俗，佛寺神祠多变为学会，阅书报公益之地。”<《各省教育汇志·广西》，《东方杂志》第一年第五期。>象江苏、天津等地也有将女庵、庙房改为学堂的。浙江“省城各官学均以寺院修改，尚觉宽敞，兹又议以各寺公产田亩，清查实数，抽提其半，藉作举办学堂经费。”<《各省教育汇志·浙江》，《东方杂志》第一年第十期。>京师“庙产僧人为数甚多，应即劝其广设学堂，以补教育之不足，昨已约集佛教学堂总理先觉和尚，令其竭力联络，善为提倡，以禅学务。”<《改良僧教学堂》，《大公报》1907年7月5号。>
其次开始有人轻视鬼神。浙江青田县“俗敬事鬼神，专爱谳大廷，饰词不供者，今誓于神，则大惧；俗人远出，必请香火而后行，近亦渐革旧俗。”<《处州青田县调查稿》，《浙江潮》六期。>
再次有些地方衙门对迷信习俗加以干涉和限制。天津旧城南门内城台子有个叫邹文成的，家中设佛堂，供大仙疗灾治病，煽惑愚民，骗诈钱文，被探访局探悉，将邹文成及偶像三座、香炉五供等具一并解送审判厅，以凭究办。”<《迷信送究》，《大公报》1907年12月10号。>京都也有把信奉天神的人查获送交刑部的<《禁止邪教》，《大公报》1903年3月20号。>。不过当时迷信习俗的变化刚刚开始，效果并不显著。
下面我们再看吸鸦片烟这一恶习的变化。自从道光年间，中国人就开始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鸦片毒害着国民的机体和灵魂。全国各地，士农工商各阶层，吸毒者比比皆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大地又一次掀起禁吸鸦片烟的热潮。
这段时间政府经常饬令各省要严禁吸烟，按照政务处奏定章程认真筹办，如有奉行不办，敷衍搪塞者，即行严惩，以儆效尤。当时对一些违禁暗自开灯者，或进行罚款，或查拿送巡警局究办。政府还经常咨催各抚迅速于省城设立戒烟总会，并于各府县设立分会，并劝导乡绅设立禁烟会、以期实行禁绝。就是在朝廷内部也有禁烟的谕令。地方官绅和民间百姓中也出现了主动戒烟的情况。有的官绅不许吸烟者参加地方上一切体面的事、好让他们愧愤戒烟；<《把吃烟的剔开》，《安徽白话报》3期：《各省要闻·镇江》。>也有采取罢官的方式禁止官员吸烟；<《吸烟撤差》，《杭州白话报》第一年21期。>的巡警总办辞掉吸烟的警兵。<《革除吸烟的警兵》，《安徽白话报》5期，《各省要闻·江西》。>当时有人为了帮助吸烟者戒烟，设法制做戒烟药，所以出现了制药者，出现了传药方者，以及出现了吃药戒烟者。正是由于戒烟药的作用，“往戒烟者，日胜一日；”<《戒烟渐广》，《盛京时报》光绪1906年12月12日。>销毁烟具者，日见繁多。<《销毁烟具》，《大公报》1907年9月27日。>
讲求体育卫生是当时变革习俗的重要内容。当时出现了一些体育学堂和体育讲习会，其课程专门研究普通体操、兵式体操、游戏体操、器械体操，以及生理学、卫生学、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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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等，以此造就体育教员和专门人才。学校也逐渐注重演练体操，添设体操课，开辟体育场。也有的地方和学校注重开展近代体育运动。1910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举行。<参考《中国近代体育史简编》，人民体育出版社1981年5月版。>有些运动会规模盛大、场面热烈、来宾众多，以示对体育的重视。有时女学堂也都重视体育，认为这是一种文明的输入。这时还盛行开办医学院和医院，以为这是“关性命、寄死生、调阴阳、祛疫疠”<《论中国宜开医学院》，《大公报》1904年11月19号。>的大事。正因为这样，当时的贫寒士民前往就医者纷纷不绝，这对改善卫生条件、保卫健康、革除迷信陋习意义重大，“询堪不朽也”！<《开院施医》，《医院近闻》，《大公报》1902年6月24日。>清理市容是当时改善卫生条件的一项内容，也是防止瘟疫流行的重要措施。这一时期还注重预防瘟疫和讲求个人卫生。如气候反常，为防瘟疫，要常常“配制各种丸散；专疗时疫，以救民命，”<《卫生宜慎》，《大公报》1903年正月6号。>或施种牛痘，以清内郁毒热，使之保全性命。有些大学堂还设立了浴堂，注意讲求个人卫生。重视体育卫生，虽然还未扩展到广泛的领域，但局部的变化证明人们已经开始自觉追求舒适文明和健康的社会生活。
二十世纪初年在揭露批判旧习俗的过程中，还涉及到官场陋习、赌博、演淫戏、厚葬等诸多方面。
晚清时代，中国官场陋习登峰造极。官派衙门气充斥官场。多数王公大员都属骄奢、庸陋、怠惰之类。“我中国数千年来之民情风俗皆以上感下、下应上为习惯，国民之进化与否皆视在上者为转移，……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此可见欲民之同归于正者，必先由上之倡率以正也。”<清醒居士：《论中国民智闭塞之原因》，《大公报》1902年3月13日。>从这种意义上讲，官场陋习又是社会恶风的根源。所以整治官场陋风就更为重要。<官场陋习的变革是个大问题，应专文论述。>赌博之风漫延中国大地，可以说从城市到乡村，自黎明到午夜，是“无地不赌、无时不赌。”<《赌亦果当禁否》，《新民丛报》1903年34号。>赌博就像洪水猛兽，吸竭精血，败坏风气。“富者因赌而失正业，贫者因赌而起盗心。”<《南段巡警总局禁赌告示》，《大公报》1904年3月13号。>因赌博造成的六亲不认，杀人自刎的比比皆是。当时有人提出严禁赌博必须奖罚分明，“设局抽头的什么罪，赌钱的什么罪，街邻不举报的什么罪，制造赌具的什么罪，首告赌博因而拿获者有何赏，巡捕境内无赌博的有何功。”<《叹津俗·戒赌》，《大公报》1902年11月初2号。>想以此窒息赌博之风。当时政府经常示谕禁赌，察拿赌犯，判罚赌徒，使赌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晚清演淫戏成风。一个戏馆子，一出戏，如果没有女角，就没人爱看，要是没有演淫戏的女角，座客就少。多邀些淫荡的女角，配搭男角，演唱极污秽的戏，在观众面前，活现一副淫态，就有人连连叫好。唱戏的不知羞，看戏的不知丑。有人说：“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的大教师。”<三爱：《论戏曲》，《安徽俗话报》11期。>这话有其一定的道理，因为戏可使人生英雄气概，动哀怨之心，起报仇的念头■淫俗等邪念。所以有人极力主张要改良戏剧，反对演淫戏，当时要求改良戏曲的主张有：（一）多排有益风化的戏；（二）采用西法，戏中夹演说，长人见识，或演声光电化各种戏法，练习格致的学问；（三）不唱神仙鬼怪之戏；（四）反对戏中富贵功名的俗套。这些主张都是非常有见识的。这时期出现了演新戏的戏班子，排演妇女天足之文明、缠足之弊害等新内容的戏，<《排演新戏》，《大公报》1907年12月7号。>受到观众的好评。厚葬也是陋俗之一。人死后要做道场，热闹非常，请和尚道士吹吹唱唱，“靡有用之财为无益之事，”<《论天津殡仪之奢侈》，《大公报》1904年6月10号。>这些遭到了有识者的批判：“不知其为无益而为之是谓湖涂愚谬，知其为无益而为之是谓丧心病狂”，<《论天津殡仪之奢侈》，《大公报》1904年6月10号。>呼吁国人应从这“糊涂愚谬”和“丧心病狂”中惊醒！
二
上文我们把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社会习俗变化的状况大致勾画出来。这种状况的展现与历史和现实都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从历史上看，即从纵向上讲，它与历史的发展有关；从现实上看，即从横向上讲，它又受当时社会诸因素的制约。
纵观近代历史的全过程，旧习俗呈现出一种从发生微弱变化到变化范围的扩展，直到部分旧习俗接近根除这样一个变化趋势。这是按自身运动规律演化的统一过程。那么作为近代社会的一个时期——二十世纪初年，它必然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习俗变化的延续时期，历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所以本文也就无需赘述。但是这种纵向的逻辑演化过程却丝毫不能让我们忽视对问题的横向分析。之所以存在历史纵向的发展和运动，完全因为现实社会诸因素的横向制约。这种横向制约的社会诸因素主要包括：落后挨打的基本国情；进化论学说的传播与吸收，开通民智的文化氛围；新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影响等等。这些诸因素之间并非彼此孤立，而是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其中落后挨打的基本国情是诸因素中的根本因素；要拯救这落后挨打的祖国，人们就要运用一种思想理论去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时人选择了进化论，而这种理论的传播与吸收则成为变革旧习俗的深层思想因素；在进化论指导下，人们打出“开通民智”的大旗，以“开通民智”为宗旨的广泛宣传则构成习俗变革的文化环境因素；而开通民智的直接后果是观念形态发生了变化，这些新观念正是习俗变化最直接的意识反映因素。下面我们对上述因素分别加以阐述。
（一）跨世纪前后，中国正处于一个剧变的时代里。我国缓慢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要求冲破封建专制的束缚，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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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的压迫，从而得到充分和自由的发展。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愿望成为泡影。而后《辛丑条约》的签定，进一步加深了本已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灾难中的祖国走到了亡国亡种的边缘。当时“天下爱国之士，莫不焦心竭虑，忧国之将危将亡，思有以挽回补救之策。”<芙峰：《日本宪法与国会之原动力在于日本国民》，“绪论”部分，《译书汇编》第2年第12期。>但是出路何在？爱国志士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寻求各自不同的救国方案：纷纷提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甚至提出文学救国、小说救国、音乐救国的主张。正是在这样一个救亡图存的社会背景下，一些以救国为目的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改造旧习俗的救国主张，他们明确指出：“欲救中国，必自改革习俗入手。”<壮者：《扫迷帚》第一回，《绣像小说》第四十二期。>正是在这个救国动机的驱使下，先进分子在宣传改造旧习俗的时候，在很多具体的习俗领域都自觉地同救国联系起来。比如：认为兴办女学是“强国强种”、关系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大事，“试观五洲之国，女学昌其国昌，女学衰其国家；”<清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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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书端中丞奏兴女学事》，《大公报》1905年11月30号。>认为提倡天足是“植国家富强之基础；”认为迷信习俗一日不除，“则中国一日不可救”；认为戒鸦片烟是为了“洗恶名而振国势”；认为是否讲求卫生，关系到“一国之休戚，一家之盛衰。”可见，二十世纪初年，思想领域内这股以改造旧俗来拯救祖国的主张已经形成了一种思潮。这种思潮主张从一点一滴的改造旧俗人手来拯救国家，当然还没有抓住救国的根本，也不能最终挽救祖国的危亡命运。但国家的衰弱同旧习俗并非没有丝毫关系，弊习陋俗是造成国家落后衰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变革旧习俗无疑是有益于国家的文明和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造旧俗是中国政治救国的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补充。
（二）国家濒临危亡之际，有人提出从改革习俗入手来拯救中国，这实质是在国人选择了进化理论后受其影响而提出的一个救国主张。进化论学说当时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关键在于有人用进化论来解释社会现象，把人类社会和生物有机体相比拟，用生存竞争来解释人类的社会关系，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社会学理论也影响到中国。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从科学技术等物质文明，到变法改制等制度文明，又走向文学、哲学、社会科学等精神文明。在这样一个向西方学习的逻辑中，结合中国的现状，戊戌时期就在中国传播的进化论学说，本世纪初就更容易让人发生兴趣，更容易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和吸收。这个时期出版的不少报刊杂志都比较注重介绍和宣传进化论学说，这不仅因为进化论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种理论体系，而且它可以激发人们从这个思想理论中去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当时的先进分子几乎没有不受进化论影响的。作为先进分子的一种理论信仰，进化论成了先进分子观察和变革社会的哲学基础与指导理论。受进化论影响的中国人认为：二十世纪是一个“优胜劣败”的世界，<《盛京时报发刊词》，1906年10月18日。>这个世界是“生存竞争之剧场，优胜劣败之舞台。”<普澄：《卫生学概论》，《江苏》三期。>而中国同列强相比正处于弱国弱种的地位。原因何在？一些先进分子开始从中华民族的自身去寻找原因，他们认为，不讲体育卫生，缠足、吸毒、早婚造成中华民族的种弱，无女学、迷信造成中华民族的愚昧，这一切都是中国败弱的病根所在。他们还认为，同西方民族相比，中华民族存在着某些自身的弱点，并开始用对比的方法对这些弱点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如贬损中国人无公德，就称赞欧美诸国有公德，有严刑峻法；说中国人无冒险进取精神，就说西方人如何好进取，好冒险；说中国人好嫉妒，就说外国人如何好争胜；说中国人尚虚尚名、尚空谈，就说外国人如何尚实、尚功、尚力行；说中国人无远虑，就说欧美各国如何重将来；说中国人优柔寡断，就说泰西人如何当机立断等等。这些对比认识有些实在缺乏科学的根据，也有些与事实背道而驰。但在一个民族落后于另一个民族时，落后民族要自强、要赶上先进民族，一般都会自觉地运用比较的方法来查找本民族的弱点和先进民族的优点，以此作为本民族自身进化的起点，这完全符合落后民族的自身认识规律。而进化论学说会使这种认识变得更为自觉。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种救国主张，一般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产生的，以改造旧习俗来拯救祖国的主张实际上就是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科学，甚至是反动的，它为帝国主义侵略弱小国家制造了舆论。但这种理论在当时中国却产生了积极的意义，既然弱肉强食是普遍规律，那么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弱种”民族也就势在必然，中国如果不变“弱种”为“强种”，就只有亡国亡种。这个结论不能不给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们以极大的刺激。先进分子的震惊就使他们必须寻求“弱种”变“强种”、“衰败”变“强盛”的道路。既然如此，以变革旧俗来强种强国就成为当时一些人的一种认识。这是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中国人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反映。
（三）改造旧习俗同时也是在当时开通民智的文化氛围内展开的。面对中国国情，在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针对中国人的贫穷和愚昧，有人提出中国可忧虑的不在贫穷、不在软弱，可忧虑的在于人人糊涂，人人愚昧，所以在“贫”与“愚”的问题上，治愚更重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跨世纪前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内出现了以开通民智为标志的一场旗帜鲜明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这场启蒙运动中，深刻揭露了民智未开的缘由，以及为什么要开民智和如何开民智等问题。本世纪初年，高喊开民智口号的志士们通过各种方式宣传他们的主张。很多报刊杂志就是以“开通民智”为宗旨的。“开通民智”就是要通过教育和宣传的手段启发全体国民的智慧，让其从混沌的愚昧中走向国富民强的新世界。所以当时有些仁人志士把开通民智看成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开民智是要解决中国人的愚昧，而旧习俗与国人愚昧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因果的关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旧习俗是造成国人愚昧的一个缘由。中国人尤其是女子的不受教育，中国人的迷信，这些陋俗都必将造成民智的闭塞。所以当时有人把改造旧俗看成是开通民智的重要内容和重要途径，认为要开民智，非先将旧习俗剔尽不可<清醒居士：《开民智法》，《大公报》1902年7月21日。>，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激发人们进一步批判、揭露和改造旧习俗。开民智是思想文化领域内的一个口号，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文化气氛，而改造旧习俗恰是在这种气氛下进行开发民智的具体实践之一。这种实践的成果正体现着开民智这面旗帜所遗留下来的某种历史意义！
（四）习俗的变化离不开观念的变化。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人伦观念的变化重点体现在争取女权，摒弃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男尊女卑等传统道德观念，确立男女平等的新道德观念。人群之间是否平等反映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国家愈文明，其要求平等之心愈切，而野蛮之国反是。”<蒋观云：《平等说与中国旧伦理之冲突》，《东方杂志》1906年第三期。>当时有人认为，十九世纪是民权时代，而二十世纪是“女权发达之时代也。”<陈竹湖：《痛女子穿耳缠足之害》，《女子世界》11期。>正是在这个世纪的初年，中国人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思想和人道主义来论证男女应当平等，大声疾呼：“天赋人权，男女平等，同是骨骸，同是知觉，乃必愚我，奴我，以至物我，剥丧其固有、矫揉其所无，残此界以供彼界之乐，居心惨酷，言之痛心。”<韦贞卿：《论过渡时代之女界》，《女报》，《女论》“特论”第1页。>男女同是有血有肉的人，男女本来就应平等，男女平等的主张促使不少新观念的确立。这些新观念主要包括女子自重观、女子自主观、女子自立观和道德平等观。这些新观念的确立构成了社会陋俗发生变化的重要的文化因素。
上面我们通过对落后挨打的基本国情，进化论学说的传播吸收，开通民智的文化氛围以及道德观念的变化等方面的具体阐述，分析了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社会习俗变化的缘由。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本世纪初年变革旧习俗实质上是围绕着救国这个大目标展开的。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衰败的时候，人们不甘心现状，为拯救那垂危的祖国而奋起。各种历史因素的作用，使这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大动荡的状况。在这个一个大动荡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必将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那么作为一个比较具体的社会领域——习俗，也将随着这样的时代而发生自身的变化，这是历史的必然。
（资料来源：《中州学刊》，199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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