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再发展：继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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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再发展：继承与创新

在20世纪的学术史上，关于历史学，显然有两件大事将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一件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以及随之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等前辈学者殚精竭虑，倾毕生之力，做出了巨大成就;一件是从80年代开始的史学反思思潮以及随之而来的建构中国特色与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所组织、团结的一批学者用功尤勤、用力尤深，取得了显著成绩。两点一线，骨架分明，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清晰脉络。
告别20世纪，进入新世纪，中国史学要有新面貌，有待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建设有突破性发展。史学的学科理论对于史学研究的开展，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指导意义。这已经成为史学界的共识。
史学理论研究要有突破性的发展，必须善于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以成绩为起点，以教训为镜子。20世纪中国史学的基本走向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中国化与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兴起。具体说来就是，虽然在80年代以前，史学界将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等同起来，但在此前60年历程中，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史学家学习、吸纳和消化它，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亦即我们常说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并逐步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粗到细地从唯物史观出发研究中国历史，确立了一套全新的话语系统和历史意识。这既可视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成长，又可视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中国化。其最大成就与特征，就是中国通史体系与理论、世界通史体系与理论的确立。虽然在今天看来是不成熟、不完备的，但它却是合乎认识规律的。8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对唯物史观理解的加深，逐步认识到唯物史观不等于史学理论，历史学应该有自己的学科理论，即史学理论;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理论研究，建构中国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发展的深化与必然方向，并最后在80年代中后期形成人们的共识。虽然史学理论研究较之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起步晚了些，但其开端很好。应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开端之所以良好，在于它孕育的时间长，并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因此，这项工作开展起来，参与者众，举凡史学研究各领域的学者都有热情和兴趣参加，并很快形成了一支专业化的史学理论研究队伍。这是中国史学在最近20年或者说20世纪最后20年最为突出的一个学术现象。
但是，在这个基本走向中，曾经出现了两大偏离，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顺利发展。一是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和破坏，将马克思主义史学曲解成“斗争史学”，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尤其是长期错把前苏联史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全盘照搬了前苏联史学的模式，教条主义、思想僵化的流风所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受到冲击。这个偏离，使中国史学在长时间内经历曲折，在思想迷惑中徘徊。二是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有一股很坏的学风时隐时现，时起时伏。研究西方史学及其理论，吸取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本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题中之义，但有一股倾向，将两者对立起来。要么借研究西方史学及其理论之名，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要么借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名，排斥批判地吸收西方史学及其理论，这都偏离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正确道路，给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带来了消极作用。
新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除必须力戒两个偏离外，还要坚持一个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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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的优良传统和学风。这个优良传统和学风，科学地处理了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辩证关系，在新世纪值得大力弘扬。
史学理论研究要有突破性发展，尤其要总结最近20年史学理论研究中的经验与教训，发扬成绩，再创新高。虽然最近20年的史学理论研究总的呈现一种热趋势，不可绝然分开，但是，从时段的角度观照，却对我们分析问题更为直观和简捷。事实上，80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同90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相比，各有不同特点。
从思维路向上看。80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同90年代的史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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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研究相比，前者表现为理论反思的特征要突出些，后者表现为理论观照的特征要浓重一些。前者是由社会思想领域全面拨乱反正、开展马克思主义各门学科建设的大势决定的。后者主要表现为巩固已有成果，在科学事业发展的快车道上，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
从研究领域来看。80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关于全面地科学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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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及其方法问题。如关于社会形态问题，社会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历史的创造者问题，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历史发展的道路性问题，人民群众与杰出人物的关系问题，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问题，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的关系问题，等等。二是关于通史体系及其理论问题，如关于东西方民族差异、文化差异、历史发展差异问题，农民战争与历史发展问题，常规性与变异性问题，如何处理历史要素与内容问题，历史发展阶段划分问题，民族关系问题，等等。90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似乎无重点可言，但它却映现了一个鲜明的路径，即在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同时，运用已经获得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认识，指导各个领域的史学研究，在具体的研究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认识和理解，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升华，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历史特征与实践特性。在研究成果上，除了关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关于通史体系及其理论继续有收获外，关于史学主体、史学认识、史学发展等领域都有其代表性成就。
从研究力量上看。毫无疑问，8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是重点投入，几呈“全民皆兵”之势。因为要拨乱反正，还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面目，不能不从理论着眼，史学研究者不能不关心并思考史学研究中的理论问题。这正是出现史学理论热的时代原因与学科原因。在80年代，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就召开了6次全国范围的学术研讨会，每次与会者至少逾百。进入90年代后，史学理论热有趋缓或谓减退之势。这应该视为正常现象：一是随着拨乱反正的完成，一部分史学工作者成为历史学理论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更多的学者则转入一些具体的研究领域，这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二是随着学科调整，在90年代，史学学科发展呈萎缩趋势，史学理论研究队伍也不可避免地减员。三是80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声势要大些，为了引起人们对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视，开始造些声势是必要的;进入90年代后，主要是开展默默无闻的扎实研究工作，自然看热闹的人也就减少了。客观地讲，作为史学的分支学科与原理的史学理论，不必要也不可能有太多的人投入。
从研究的水平看。80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热闹些，当然“水分”也要大一些;90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沉寂一些，当然“水分”也要少一些。若从史学理论的标准上衡量，笔者认为，80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的理论味道要“淡”些，而90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的理论味道要“浓”些。
当然，囿于时代的主题和学科发展的需要在不同时代的差异，前后两个时段内关于史学理论研究的选题与布点，有轻有重，有明有暗，有长有短，有得有失，这也是十分明显的，这更是立足于学术史，强化史学理论研究所应当重视并予克服的。
在学术发展史上，一时出现热点甚至热潮，对于学术进步当然是有利的。但是，正常的学术研究并不是立足于“热”或“冷”之上的，而是在于一股恒力，把事业恒久地推向前进。因此，并不能指望史学理论热永久地持续下去。只要有一批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学者投身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建设事业中去，建立中国特色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就大有希望。
深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笔者认为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创立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世界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学科。这既是中国史学工作者的重任，更是史学理论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职责。
深化史学理论研究，还有一些基础工作要做。譬如，80年代以后成功地解决了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的联系与区别问题，并严肃地提出了重视和推动史学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现在，我们还面临着一个认识史学概论与史学理论的关系问题。在这次史学理论热中，产生了10余种史学概论著作，很多人将史学概论和史学理论等同起来，这样会为史学理论研究制造许多认识误区。譬如，史学概论主要是追踪史学发展，描述史学全貌，为史学研究的开展提供一个规范的概念，它对史学研究一般不具有理论的指导意义;而史学理论则是史学研究的前提和总结，是史学研究的灵魂和指导，因为它是历史学的元理论，为它提供学科理论。如果将两者等同起来，就无法认识其学术意义及其科学功能。在笔者看来，史学概论与史学理论是有区别的两个个体，各有不相同的研究视角和领域;它们又是两个联系的个体，在研究范围上有交叉，但史学理论的范围要远远大于史学概论，若论理论形态和差异，更是相去万里。
深化史学理论研究，要不断地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解答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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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行历史学的理论说明。譬如，人类的主题与命运问题，科技与社会发展问题，科技进步与人文关系问题，文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等等，给予新的观照，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深化历史本体论，丰富历史主体与客体的认识。笔者认为，史学理论要深化对史学认识论的研究。这既是史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也是难点。如何确立历史事实，如何认识历史事实，历史认识的发生及其规律如何?等等，都关切历史学的性质及其学科个性。
“一代之人，必有一代之学。”今人胜古人的奥秘就在于：后人总是善于继承前人的成果和事业，发现新问题，立足于新的时代高度，不断提高认识水平。进入新世纪，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扩大和深入，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建立，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随着新生力量的不断加盟，可以预言，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一定可以获得突破性的发展。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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