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关于党史研究创新的几个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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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关于党史研究创新的几个问题（一）

关于如何深化党史研究的问题，在上一次师资班上我讲过一次，后来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上。那次主要是从理论上讲的。这次准备结合这两年的党史研究，主要从党史研究如何创新和写作的具体方法上多讲一点。

一、 树 立 信 心
现在，许多同志对于搞好党史研究缺乏信心。认为大学里的党史课取消了，党校的党史课也很少，排不上位置，特别是地市级党校，几乎没有专门的党史课，因此对党史研究缺乏积极性，有的甚至干脆改行，搞别的去了。党史课少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有的同志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因此就影响自己的信心。我认为，党史课在党校教学中有没有位置，关键在于讲课的质量。即使只有一课，但讲得很好，照样会受到学员的欢迎，学校的重视。而要把课讲好，就必须加强党史研究。现在，搞好党史研究的条件还是很多的，要好好地利用起来。
第一、 课少，恰好有时间进行研究，要充分利用这些时间，多写一些著作。听说许多党校对发表的著作特别是发表在重要报刊上的文章，奖励的奖金很高。这说明许多党校对科研是很重视的，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争取在党史研究方面多做出一点成绩。
第二、 现在的党史报刊以及与党史有关的报刊还是很多的，需要大批的党史文章。在党史报刊中，除了学术性的《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当代中国史研究》、《党史研究资料》、《党史研究与教学》等以外，还有信息性的《党史信息报》，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结合的《百年潮》，以及各省办的学术性或通俗性的党史刊物。在《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及各省办的社会科学杂志上，在有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方面的刊物上，也都可以发表党史论文。党史书籍，多年来也一直是出版界的热门。可以说，只要文章写得好，就不愁没有发表的地方；只要书写得好，就不愁没有出版的地方。现在用纪实类笔法写的党史文章和著作，大多不是研究党史的人写的，有许多作品质量并不高，错误百出，有的甚至胡编乱造，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这类作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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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为什么不可以写呢？应该尽快地把被别人占领去的党史阵地夺回来。
第三、 每年举行的党史方面的学术讨论会很多，需要大批的党史论文。就拿今年来说，上半年有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下半年为纪念建国50周年，全国党史学会、国史学会、党校系统及许多省市都要召开学术讨论会，我们教研部也要和山东省委党校、中国现代史学会等单位联合召开一个学术讨论会。除此之外，还有纪念李大钊110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等。只要写出较好的论文，就可以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有的同志老是说参加学术活动的机会不多，除了经费等条件的限制以外，关键是自己有没有努力去争取。
第四、 党史研究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研究，还有很多未开垦的处女地，或者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大有用武之地。有的同志感到党史研究得差不多了，没有多少问题好研究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中国夏、商、周时代的历史已经研究了两千多年，现在还有不少新的发现。党史研究才进行了几十年，怎么就没有什么研究的了呢？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虽然已经研究得比较多，但也不是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了，就看你怎么研究。对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研究，现在还刚刚开始。新时期的党史，除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那一段稍微研究得多一点以外，其他时期还几乎没有研究。而这20年，正是我们党最辉煌的20年，各方面的新创造、新经验很多，内容非常丰富，急需我们进行研究。不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进行研究，而是需要研究的东西太多了。
第五、 党史研究是有前途的。只要共产党存在，就会有党校，有党校，就要讲党的历史。除了党校之外，还要对广大党员进行教育，也要讲党史。要讲党史，就要对党史进行研究。因此，党史研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有远大前途的。
现在的党史研究队伍，主要还剩下党校系统和党史研究室系统这两支。我们不仅要为教学而搞好科研，还要为党的各项工作而搞好科研。在全国的重要报刊上，应该时常有我们党校系统党史教员的声音。在全国重要的学术讨论会上，也应该经常有我们党校系统的党史教员参加。在党史课不多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在科研上再搞不出一点成就，在各种报刊上老是听不到我们的一点声音，那就不能怪别人轻视自己，而只能怪自己不争气。总之，无论是从教学的需要来讲，还是从党的各项工作来讲，或是从我们自身的成长和前途来讲，党史研究都迫切需要加强，而且大有可为。我们不能自己轻视自己，不能缺乏信心。越是在条件不利的时候，越是应该加倍地努力。只要自己重视自己，珍惜各种有利的条件和机会，就可以取得应有的成绩。如果自己轻视自己，放弃各种有利的条件和机会，那就真的没有什么前途了。
二、 要有创新意识
要使党史研究有所创新，首先要有创新意识。这是研究工作创新的前提。不久前，张静如教授等在《创新与中共党史研究》一文中，就明确提出：“学科要发展，必须不断创新。作为各个学科的研究者，必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i]文章还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不断创新的历史，研究创新的历史，自己创新意识不强，实在说不过去。我看不仅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创新的历史，整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创立和发展的历史，各个学科创立和发展的历史，甚至整个人类的历史，也都是不断创新的历史。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没有生命力。所谓创新意识，就是不要因袭传统的思想，被传统的思想和方法所束缚。在1997年党史师资班上我曾经讲过，传统的思想，也就是传统思维，本身具有二重性，既有正确的方面，也有不正确的方面；既教给人们一种观点和方法，又往往成为一种惰力甚至阻力，形成一种思维定势，束缚甚至阻碍着人们的创造和前进。传统思维对于党史研究来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传统指导思想特别是“左”的指导思想；二是传统的结论和说法；三是传统的思维方法、思维方式。这些传统思维既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指导，又往往成为创新的束缚和阻碍。因此，要使党史研究有所创新，就要打破这种传统思维。大史学家梁启超在谈到好的史学家必须具备的史才、史学、史识三个条件中的史识时曾说：要养成正确精密的观察力，除了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考察清楚外，还应当不要被“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得到敏妙的观察，才能完成卓越的史识”[ii]。也就是说，要具有创新意识。当然，强调打破传统思维，树立创新意识，并不是不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党的历史决议的指导。近些年，马克思主义在一些人那里不那么吃香了，有的人主张冲破马克思主义的束缚，甚至主张抛弃马克思主义。例如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雷戈提出，当代史学家接受唯物史观，并不是基于一种理性批判的结果，而主要是由于政治威胁和行政压力所致；并不是出于自己内心的思想需要，而是出与对自身的生存利益的考虑。因而必然导致对唯物史观采取一种投机取巧的实用主义态度，盲目接受，机械运用，死搬教条，胡乱比附，浅尝辄止，历史学家变得僵化了、教条了、浅薄了、庸俗了。从总体上看，中国当代史家大都经历过一种病态的心理过程，对现实的绝对肯定是其病态的原因，对历史的绝对否定是其病态的表现。[iii]他认为应该把史学观与历史观分开，“将历史观从史学层面驱逐出去，至少也可以凭借史学观去对历史观进行一些必要的解构，使历史观不能继续盘踞在史学领域对史学观构成过多的限制和干涉”，要以“鲜明的先锋意识和强劲的超前追求”，来进行一场“史学革命”[iv]。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事实上，史学观与历史观是分不开的。历史观是史学观的指导和基础，没有历史观的史学观是不存在的，区别只在于以什么历史观为指导和理论基础罢了。
我国史学界在过去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方面，确实存在教条化、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等毛病，需要加以克服。但是，不能因为过去在运用唯物史观方面存在毛病，就否定它的正确性。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唯物史观还是史学研究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对于这一点，连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也不否认。英国著名的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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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即说：“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抱有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交口称誉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们产生的巨大影响，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虽然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但是，要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唯一理论，是很难办到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历史哲学，它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明显的影响。”[v]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历史决议，都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的，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应该继续加以坚持。
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历史决议的指导，并不是不要再创新和发展了。拿党的历史决议来说，它只是对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并没有对党史上的所有问题都作出结论，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就拿1981年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说，当时还没有提出、更没有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还刚刚起步，还没有实行市场经济，作决议时对当时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也不能不有所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决议，不能不受到很多限制。著名史学家黎澍当时就曾说：历史决议也是历史，也可以进行研究。胡乔木很赞成这句话，认为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不能到此止步，应该不断前进和深化。这就是说，历史决议并不是认识的顶点和终点，党史研究应该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前进。不能因为有些话决议上没有说过，就认为是违背了历史决议。如果这样，党史研究就只能停留在1981年的水平，不能再有所前进。也就是说，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历史决议为指导，并不妨碍党史研究的创新。
为了更好地以唯物史观指导党史研究，张静如教授1995年出版了《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一书，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中共党史学、社会现代化与中共党史学、社会进化和变革与中共党史学、社会意识与中共党史学、个人和群众与中共党史学等五个方面，论述了怎样在党史研究中贯彻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例如在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中共党史学的问题中，他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革命最终目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线。因此，应该注意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全过程的核心内容，把它纳入研究对象的表述之中，使党史学主体部分的研究体系和研究重点体现这一核心内容；在党史研究中，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衡量政党、集团和个人的历史作用，评判历史事件的性质、作用和意义；在中共党史学史中，也应该以此为标准，考察史家、史著、流派、思想、思潮的地位、作用和价值。再如社会现代化与中共党史学的问题，他说“社会现代化”的概念虽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流行的，但马、恩设想的未来社会，就是后来所说的现代化的社会。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也是中国共产党一直追求和奋斗的目标。因此，应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实现现代化的过程，1949年以前是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的阶段，1949年以后是主动现代化的阶段，这个内容也应该纳入党史研究对象的表述之中，明确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并把对这种作用的描述和分析，贯穿到中共党史的研究中；对重大历史事件的作用，对个人和群众的考察，也要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即看他们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我们研究得还很不够，如果深入进行研究，真正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党史研究就能不断创新。
三、 加强中共党史学理论的研究
党史研究是以理论为指导的，要使党研究有所创新，首先应该加强中共党史学理论的研究。
多年来，党史研究一直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的理论，要用它指导党史研究，就要把它与中共党史的具体发展规律结合起来，形成一套适合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具体理论。这就是说，要有一套既符合唯物史观，又适合中共党史研究的中介理论。不久前，张静如教授等在《创新与中共党史研究》一文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认为要使中共党史研究有所创新，首先应该建立起一个中共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相结合，提出若干理论原则，并形成体系，用以具体指导党史研究。有了这样的中介理论体系，中共党史学理论的特色才能突出出来。[vi]
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应该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现在还没有一致的结论，我认为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共党史学概论；第二，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第三，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第四，中共党史学史；第五，中共党史文献学和史料学；第六，中共党史编写学；第七，中共党史研究主体学。要建立一个中共党史学的理论体系，就要加强这些方面的研究。
四、 开拓新领域
党史研究虽然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但到现在仍有不少空白点、薄弱点、疑难点，需要进行探索。从党史研究的内容来说，它应该包括党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史，思想理论发展史，领导人民进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历史，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具体贯彻这些路线、方针、政策的历史，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规律，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规律等等，也就是说，应该包括与党的历史有关的一切方面和内容。过去，我们一般比较注重研究党领导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历史，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历史，对其他方面则研究得不够。就拿政治方面来说，也是比较注重与敌人的斗争和党内斗争，对于政治建设如政治制度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则研究得很不够。拿组织发展史来说，虽然从80年代开始，有关部门就在编写组织史，但主要是弄清组织机构的发展变化情况，人员沿革情况，名曰组织史，其实是组织史资料，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并没有搞出来。就是各个时期的党员人数，也没有完全搞清楚。从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方面来说，对于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研究得比较多，对具体贯彻落实的情况研究得就比较少，因而看了许多著作和论文，对于这些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的情况并不太清楚，例如人民群众对这些路线、方针、政策是什么态度，在贯彻落实中遇到过什么困难，是怎么克服的，贯彻落实后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等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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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清楚，好象号召一发出，文件一制定，领导工作就完成了，群众就发动起来了，所以写出来的东西都是“文山会海”，并没有说明历史的真相。在这方面，应该学习外国学者的研究方法，他们对这方面就比较重视，具体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构是如何运作的，碰到困难又是如何解决的，使人看了之后感到内容很充实，了解了当时的许多具体情况。
从党史的各个时期来看，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研究得比较深入，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则研究得相对差一些，很多重大问题都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新时期的党史，研究得就更不够，连体系、框架都还没有形成，应该将党史研究的重点向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新时期转移，对这些时期重点加以研究。从现实意义来讲，也应该加强这些方面的研究。
从党史研究的层次上来说，研究的状况也不平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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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历史一般研究得多一些，对地方党史则一般研究得少一些。从地方党史来说，也是对民主革命时期研究得比较深入，对社会主义时期则研究得不够。地方党史研究是全国党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在这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原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平看到抗日战争史中的“无人区”问题没人研究，而他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于是就选择这个课题进行调查研究，最后写成《千里“无人区”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一出版就在国内外引起注意，日本专门请他前去讲学。另外像《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发表的曹力铁写的《江西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始末》，《百年潮》1998年第6期发表的张树藩写的《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发表的冯有林等人写的《湖北当阳跑马公社的“共产主义”考》，《山东党史》1999年第2期发表的阴元昆写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与寿张县“大跃进”运动》等文章，都很有意义。各个地方在社会主义时期都有很多典型人物和事件，把这些典型人物和事件研究清楚很有意义。各地的同志应该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在这方面作出贡献。
五、 采用新方法
在开拓新领域的同时，还应该注意采用新的研究方法。英国著名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曾说：“正如音乐的发展以乐器的性质的改进为前提，天文学的发展有赖于建立功率更大的效果更大的望远镜一样，历史学中的新趋势是对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的反应。惟有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才可能使历史学有所发展。”他还说：对新方法进行试验“是历史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也许还确实是历史学的未来所系”[vii]。
在1997年的党史师资班上，我曾经介绍了十种党史研究易于采用又较为成功的研究方法， 后法宝于《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这里就不细讲了，有兴趣的通知可以找来看一看。去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于沛主编的《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也介绍了社会史学、文化史学、心理史学、城市史学、家庭史学、政治史学、口述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九种新的分支学科。其中关于城市史学、家庭史学的观点如下：
所谓城市史学，并不同于以往那种描述式的、以事件的记叙为主要目的的方志式城市史，也不同于社会史，而是与社会史平行的一门学科，也是以整个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但主要是从人口、社会生态、社会结构、社会行为等方面，从城市化对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的相互影响，也就是从城市对整个国家、社会的影响，去研究社会以至人类城市化的过程。这方面的研究在我们国内还很少，但也可以引入党史研究中来，研究党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城市化对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影响等等。
所谓家庭史学，是近30年多来在西方国家兴起的，运用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上的家庭进行跨学科研究的一门新的学科。它把家庭当作一个微观的社会组织来进行研究，借以揭示与宏观社会历史进程的关系，例如家庭与外部世界，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社会发展过程之间的关系等等。这方面的研究在我国也很少，但也可以引入党史研究，从一个个家庭的角度来研究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家庭状况对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影响等等，从而深化对党的历史的认识。
不久前，张静如和王炳林在《北京党史》第2期发表的文章中，又提出了逆向考察法、系统方法、假说方法和模糊方法等。
所谓逆向考察法，是从从现实出发来考察历史的方法。中共党史与现实政治联系密切、对当前实践具有直接借鉴作用的特点，决定了逆向考察法在党史研究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很多问题都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
所谓系统方法，即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这“三论”来研究党史的方法。在党史研究中运用系统方法，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系统论的整体性和结构性原则，要求在党史研究中改变传统的“分析—综合”的思维方式，而采取“综合—分析—综合”的新思维方式；第二，系统论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原则，可以避免片面强调因果联系的传统史学研究法，而将研究对象作为复杂的网络联系，从因果、反馈、控制、顺序、线形和网络等多角度进行探讨；第三，系统论提出了党史研究数量化的中介环节，便于作出严格的逻辑证明，同时能够促进国家对党史学规划管理的科学化。
所谓假说的方法，是在一定事实上提出，并准备接受事实进一步检验的关于事物的因果性或规律性的假定性解释。列宁说过，唯物史观最初就是作为假说提出来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大量史料的过程，就是不断地运用假说方法的过程。科学假说作为一种有根据的假定性解释，与毫无根据的妄说及宗教幻想是根本不同的，是人们洞察自然和社会奥秘能力与智慧的表现，是人类认识接近客观真理的方式，不应该被排斥在党史研究方法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不能因人费言。
所谓模糊方法，最初发轫于数学，再从数学、控制论以及逻辑学，逐渐引入社会历史领域。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常会出现一些带有模糊性的客观历史现象，所以这种方法也可以应用于史学领域，从而使人们在辨证地认识各观事物的明晰性和模糊性的相互关系上大大前进一步。把模糊方法引入党史研究，可以对某些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个人和集体的作用以及历史因果关系，作出比较深入的分析，避免绝对化和概念化，特别是对于研究社会心理、个人性格及其他一些精神活动等模糊性较强的领域，是很有帮助的。[viii]
要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就要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很多从事党史教学的人，平时只注意党的文献和档案资料，其他方面的书看得很少，知识面非常狭窄，尽管很努力，但水平老是上不去。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努力学习新的知识，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首先，应该学好哲学，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可以说，一个人的理论水平有多高，研究水平就有多高。如果不学好理论，即使掌握的资料很多，也写不出高水平的著作。其次，应该学好经济学，这是研究党史的基础。特别是研究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不懂经济学，就没法进行研究。再次，应该学习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领导科学以及史学理论等等。只有知识面宽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掌握了，才能互相结合，融会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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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3期。
[ii] 《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177页。
[iii] 《破碎的心境：中国当代史家的心理障碍分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iv] 《史学批评学论纲》，《学术月刊》1977年第1期。
[v]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61页。
[vi] 《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3期。
[vii]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
[viii] 《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回顾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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