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成功与挑战：中国人怎样对待自己的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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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成功与挑战：中国人怎样对待自己的语言文字

中国是个有数千年农耕文明传统的国家，近代以来，当世界工业文明的浪潮向中国社会猛烈冲击的同时，汉语言文字在如何适应其社会变革的问题上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汉语言文字到底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是利还是弊？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母语？是优还是劣？本文拟通过回顾近几十年来汉语言文字发展和变革的道路，揭示其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
一、汉语言文字的优与劣：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汉语是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使用语言，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汉字，至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①］它是世界上仍使用着的最古老的文字。中国现有12亿人口，其中汉族占了93％以上，不仅汉族讲汉语使用汉字，国内少数民族中也有大量的人使用汉语汉字，再加上港、台地区和海外华侨、华裔，使用汉语言文字的人数几乎占了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汉语无疑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
这种古老而使用广泛的文字到底优劣如何？这是中国近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明显地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见。持汉字落后论的人认为：汉字是一种有极大缺陷的符号系统，它对人的大脑来说是一种很不合理、难学难用的语文工具；它字数太多，字无定序，其表音能力较差，比起拼音文字明显落后许多，与现代社会的发展不适应；有人甚至把过去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罪于汉语言文字的使用，喊出了“汉字不废，中国必亡”之类的口号。这种意见在八十年代以前几乎一直占了上风，当时就连国家最高层领导人士，如毛泽东、周恩来等都认为：汉字太繁难，不易普及，拼音文字则比较简便，从长远看，汉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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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而持汉字优越论的人则认为：汉语言文字的科学性很高，最符合语言明确而简短的发展规律。他们针对那种认为汉语的缺点是单音节语，有声调变化表意，没有人、位、时、数等变化，和方块字结构复杂，难学难用等观点进行批驳，认为汉语单音孤立，有声调，构词力强，没有印欧语那样的复杂变化，不是落后的，而是摆脱了噜嗦、呆板、牵连的先进语言。有声调变化，是分别语义而不多增加音节的手法；单音词活力大，以单音词构造无数的合成词，不仅使汉语简短，而且词汇有可解性，容易掌握；汉字的方块形，集形音义于一个平面里，贮存的信息多，易阅值极高。他们还以各种试验结果来证明，对汉语的学习、书写、阅读并不比学拼音文字难。联合国五种正式文件，相比之下总是中文本最薄最短，说明汉语比其他语言精炼。他们指出，那种把过去中国落后、饱受欺凌，文盲众多的原因归罪于汉语言文字落后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汉语不但不落后，而且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语言之一。［②］这种意见直到八十年代以来才有申辩表达的机会，并逐渐为多数人认同。
上述两种对立的观点现在依然存在，各不相让。只是到了最近，汉语落后论的调子没有过去叫的那么响了，不再鼓吹要马上废除汉字，完全推行拼音文字了，连国家的最权威的机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也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两种持论者也一致认为汉语言文字自身并非完美无缺，也有一些不尽合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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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挑战，在机械化时代遇到了难以机械化，在信息化时代又遇到难于信息化的问题，汉语有必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吸取其他文字之长，弥补自己之短，使之更为规范、简洁，易学易用。实际上，近几十年来中国所推行的语言政策和文字政策措施就是走了这样一条双方都能接受认可的道路。
二、汉语言文字改革的重要举措。
汉语言文字改革的要求至迟在上个世纪末就明确提出来了，并有不少有识之士开始了行动。如从清末的“切音字运动”到制定并推广法定的“注音字母”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大规模的有政府行为参与的汉语文改革运动是从本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取得的成就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1、规范和简化汉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不少人已倡导过汉字的简化，但并没有使简化字取得合法地位。五十年代以后，由于中国领导人的积极倡导，主张在汉字实行拼音化之前，适当地整理和简化现在的汉字，使它尽可能减少在数字、阅读、书写和使用上的困难。于是，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分期分批地对现行汉字进行规范和简化。先后正式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5年）、《汉字简化方案》（1956年），编印了《简化字总表》（1964），颁发了《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1965），发布了《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1988），从字量、字音和字形三个方面对汉字进行规范。这些工作取得的成就不少，但也有失误之处。如1977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由于事先估计不足，发表后各方面意见很大，国家不得不决定停止试用，后又宣布废止。曾一度引起了汉字使用的混乱。
2、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1955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成立“拼音方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参考了古今中外各种不同的方案和文字，反复研究、磋商，最后就26个拉丁字母范围拟定了《汉语拼音方案》，并采取慎重的方式，于1958年2月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25年的实践证明这个方案确实在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为汉字注音，帮助人们学汉字。汉字的缺点之一是见字读不出音来，给它注音就是为了弥补此缺陷。（2）拼写普通话，成为推广普通话的有效工具。（3）作为各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中国现有55个少数民族，其中大多原来没有自己的文字。使用与《汉语拼音方案》相同的拉丁字母，为少数民族语言设计文字方案，有利于各民族科学、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至今已为十多个民族创制和改进了文字方案。（4）音译人名地名和科技术语。1977年，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决议采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从此我国的对外文件、书刊、广播和新闻报道有了取代原威妥玛式拼写法的统一音译标准。（5）编制序列索引。用汉语拼音的字母顺序来编字典、索引、书目、卡片和档案资料等，比按汉字的部首、笔画编排既简便又科学，易于查找。（6）用于现代化的信息工具。采用汉语拼音来拍电报、进行电子计算机的汉语输入都已获得成功，并正在开拓更广阔的科学应用途径，如机器翻译、中文模式识别和人工智能，等等。
3、推广普通话。在中国由于使用汉语的人数众多，分布地域广阔，从而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方言。有的方言之间差异较大，造成了人们交流沟通的困难，给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在广泛听取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根据历史和现实的情况，确定了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普通话推广普及工作。其方针是：“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在汉族人民中，推广普通话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而是要求人们除了方言也会说普通话；在兄弟民族居住区，也提倡各族人民在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之外，还会讲普通话。现在，普通话不但已成为汉族人民之间的重要交际工具，同时也是国内各族人民之间交际的语言工具。的确，作为一个现代的统一的国家，推行一种通用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语言交际工具，对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三、两项重要的语言政策：扫盲与双语制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4．5亿人口有大半的人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况。这么多人连最起码的语言工具都不能掌握，人的素质较低，科学技术难以普及，要想实现现代化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当时政府就制定了政策，并采取有力措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成年人扫盲和少年儿童识字的教育，后来推行的简化字和汉语拼音方案大大帮助了这一工作的开展。这样使中国的文盲率在短短的二三十年中降低到20％左右。这项政策措施所起的作用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表现。
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交错居住，又各有自己相对集中的聚居区，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大杂居、小聚居多元一体的分布格局。除回族和满族现已通用汉语之外，其他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共有80多种，分属五大语系），有一些民族还有记录自己语言的民族文字。在这样一个语言结构属于主从型的多民族国家当中，如何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既尊重和保留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又使各民族之间更有效地交流沟通，共同进步，这或许是国家制定语言政策和措施时应首先考虑的问题。
从五十年代起，中国政府一方面组织力量开展民族语言的普查工作，帮助壮、苗、布依、土家、侗、哈尼、傈僳、佤、黎、白、土、纳西等十余个民族创制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帮助维吾尔、哈萨克、傣、景颇、拉祜等民族进行了文字改革，另方面则在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工作中贯彻推行双语制的政策。
其实，双语现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推行双语制政策无非是因势利导，让少数民族在充分保留和使用其“母语”的同时，又学习掌握一种更便于族际交流的高势能的汉民族共同语。这项政策载入了中国的宪法。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同时又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这一条无论对汉族还是对少数民族都一视同仁。
我们在民族地区推行双语制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在民族干部中普及汉语，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辅导，使这些干部首先掌握汉语，便于开展工作；二是在学校教育中从娃娃抓起，让即将长成的一代新人普遍都掌握两种语言。而且在双语教学中，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找出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进行对比教学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民族地区推行双语制和进行双语教学，有利于发展民族教育，培养少数民族各类干部，特别是大批科学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有力地增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了解，维护了民族团结，加速了民族地区的工业化进程。遗憾的是由于受到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干扰，这项政策有时难以真正贯彻，致使一些偏远地区的民族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汉语，文盲率还很高，如云南的瑶族和苗族的文盲率都在70％以上［③］；有些民族至今还没有本民族的科技专业人员，因此影响了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
四、真正的挑战来自何处
长期以来，由于汉语言文字与大多数发达国家所使用的拉丁文字差异较大，由于汉字落后的观念根深蒂固，一些人总是习惯于以己之短比别人之长，认为汉字终究太古老，难于适应机械化、电子化的要求，达不到应有的文字工作效率，不利于信息情报工作，不利于分享国际科技成果，不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大多数语言学家还认为这就是汉语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和信息时代所遇到的最大挑战。可是，近年来经过许多研究者的努力，汉字与电子计算机结合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无论汉字的输入、输出、存储和自动识别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双拼法”、“五笔字型”等新的汉字输入系统完全可与西方输入系统媲美。到八十年代末，我国电脑输入汉字的速度平均每分钟达到200多字，现在最高已达600字以上［④］，超过印欧文字的输入速度；汉字的电脑排印和传输问题也基本解决。这些成就充分证明：汉语不仅能够像印欧语言文字那样具有现代功能，而且还越来越显示出其优越性来。据一些专家预测，由于汉语字音，音节数量很少，下一步在人机对话的信息处理中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甚至有人估计，下一世纪将是汉语发挥威力的世纪。
那么，汉语言文字现在在中国受到的最严重的挑战来自何处？我个人认为，最大的挑战来自目前汉语使用者对自己语言文字的认识和态度本身。
前面提过，汉语言文字的历史极为悠久，它伴随并记载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自从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统一的文字以来，这种语言文字就成了中华民族认同的标志，它负载着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和历史，为民族的凝聚，国家的统一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然而，近百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衰弱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欺凌，中国朝野上下刮起了一股妄自菲薄自己的语言、否定自己的文字的风潮。面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和拼音文字，一些人急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激和急功近利的心态来反思自身。他们片面地推论，西方的强大在于先进的科技，其先进的科技在于其文化的先进，其文化的先进又因为他们有优越的语言文字。如王炳堃说：“泰西诸国蒸蒸日上，不知者以为在财富，兵之强，其实在于字学之简易，其法以二十六字母相生，至于无穷。”［⑤］显然，他们是把汉字与拼音文字进行简单机械的类比（如用外语单词构形的最小单位26个拉丁字母与中文构形的结果——成千上万的汉字放在同一层级比较）而得出结论的。当时，从激进的革命志士到一些颇有声望的国学大师都对自己所使用的汉字大加讨伐，辱骂汉字一时成为时尚。
在这种思潮下，人们自然要对西洋的语言文字和语言学理论表现出满腔的崇拜和认同。当时的中国语言学界，一方面也跟着积极地倡导汉字改革的拉丁化方向，另一方面则如饥似渴地大量引进国外的语言学理论。现在看来，这种以拼音语言文字为研究对象而产生的语言学理论在中国语言学界产生了两大方面的影响：一是进一步坚定了人们汉字落后，西文先进的信念。西方学者关于人类文字由表形到表意最后发展为表音的所谓人类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成为汉字必须向拼音化方向改革的重要依据；二是套用这些现成的理论和方法生吞活剥地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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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汉语现象，从而建立了一个汉语言学的框架。从中国语言学史上的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开始，直到现在汗牛充栋的汉语言学著作几乎无一跳得出这个“西体中用”的学科框架。
然而，当年那些积极主张废除汉字的“革命者”恐怕没有想到，百余年的时间过去了，汉字不但没有如其所愿被废除，被拼音文字所取代，反而使用汉语言文字的人越来越多，汉字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重要交际工具，不仅如此，当今国内外大量的研究成果和实验数据表明，过去人们认为汉语言文字落后并应废除的结论和论据都难以成立（限于篇幅，此处不展开论证）。当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民族文字是完美无缺的，它必须随着民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某种语言文字的存在，变化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常常不以某些政治家和语言学家的意志为转移。明智的民族语言学者应该注重研究该语言的内在规律特点，而不应把精力放在比较不同性质语言的优劣高下，更不能不顾现实地去追风赶潮，对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抱不负责的态度，妄加菲薄，轻率否定。中国在这方面的教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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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深刻。时至今日，那种汉语落后、废除汉字和汉字必须拉丁化的思潮虽然已经逐渐消退淡化，但是它们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还相当严重，至今仍严重地影响着汉语使用者正确客观地认识和对待自己的语言，影响着对汉语言文字的研究、教学和应用等各个方面。可以说，由于近百年的误导使汉语言文字的发展陷入了困境。如何摆脱困境？这或许就是目前我们所应正视的最大挑战。
首先，只有清除历史的阴影才能让国人学好用好汉语言文字，使民族的语言工具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虽然中国的人口近几十年来猛增了一倍多，中国的教育在不断发展进步，中国识文断字的人口比例也比旧中国时代增长了许多，但是整个国民的语文水平却不理想，不要说一般群众，就是许多大学生或大学毕业生写起文章来还常有文理不通，言不达意，错别字不断的现象。为什么这种本来在中、小学阶段就可以避免的现象在大学教育中还屡见不鲜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轻视汉语言文字的思维定势仍在作祟。近几年来，这种现象虽有所好转，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轻视和否定自己民族语言文字的历史阴影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消除的；中国人对自己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的信心尚须恢复，认识还有待深化。
其次，只有摆脱长期因袭的西方语言学的模式，从汉语言文字的实际出发　，深入探索其规律特点，才能使中国的语言学健康地发展，中国古代传统的语言学在文字、音韵和训诂方面较为发达，而对语法的研究较薄弱，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语言学界几乎是全盘照搬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对汉语语法、词汇和语音进行分析，并进而建立中国的现代汉语语法学、词汇学、语音学，乃至整个汉语语言学，本民族传统语言学中的许多东西反而难寻踪影。随着现代科技对语言学挑战的深入，过去汉语言学所遵循的早期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同汉语事实的深刻矛盾正日益暴露出来，例如，在语言的描写上，基本上仍依循索绪尔的路数，只重视语言的结构和形式的描写，排斥语义，而从汉语的特点来看，它和西方语言不同，它的结构是重意合，不重形合，因而用这套理论描写汉语实际情况时，常常漏洞百出；又如，由于西语中没有与汉语的文字相当的单位，它们最小的语法单位是词，而我们在照搬西语语法理论时也把汉语的词作为汉语语法的最小单位，却将汉字置之不理。汉语正是通过汉字的层层组合来构造各层级表义单位的，其实汉字的组合规律正是汉语语法的核心所在。不难想见，诸如这种忽视实际语言事实的语法理论能对人们的学习和应用起多少指导作用？因此，中国的语言学正面临着一次危机，它必须跳出因袭西方的原有窠臼，借鉴和探寻更新更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从汉语自身的规律和汉语学习使用者的认知特点出发方能找到自己的出路。总之，一个以民族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果不能充分揭示其对象的特质和规律，它为民族语言作出的任何规划和导向都可能发生偏差，甚至造成极端恶劣的后果。汉语言文字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所走过的这百余年的曲折道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它留给世界语言学界的教训或许不无参考价值和儆戒作用。
附注：
①孙钧锡《中国汉字学史》，学苑出版社，1991年1月。
②袁晓园主编《文字与文化丛书（一）》，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11月。
③孟铸群、陈红涛《中国民族教育论丛（三）》，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6月。
④1993年10月26日，中文信息研究会名誉会会长钱伟长教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汉字文化周”开幕式上宣布：汉字在计算机上输入的速度，每分钟已达600至650字。
⑤王炳堃《拼音字谱·序》。
⑤《瞿秋白文集》（二）。
（文章来源：《云南学术探索》1995年第3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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