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文字-李蕓鑫：籀文時代問題研究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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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蕓鑫：籀文時代問題研究綜述

籀文时代问题研究述评
（首发）
李芸鑫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籀文一词指的是《史籀篇》中的文字。对于《史籀篇》的作者及其时代，从汉代至清代的记载都承《汉书·艺文志》西周宣王太史之说。而自民国以来，随着新思潮的兴起与出土文字的大量发现，有一批学者提出新说，也有一批学者坚持旧说，目前仍无定论。
一、汉代至清代的相关记述
《史籀篇》最早的著录见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小学类：“《史籀》十五篇。”自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1]小学类序中又言：“《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2]
许慎《说文解字叙》：“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3]“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4]道明作者名籀，且小篆是在《史籀》大篆的基础上“或颇省改”而成的。
《隋书·经籍志》经部小学类不著录《史籀篇》。小学类序：“然自苍颉讫于汉初，书经五变∶一曰古文，即苍颉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时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时李斯所作。四曰隶书。程邈所作。五曰草书，汉初作。”[5]“魏世又有八分书，其字义训读，有《史籀篇》、《苍颉篇》、《三苍》、《埤苍》、《广苍》等诸篇章，训诂、《说文》、《字林》、音义、声韵、体势等诸书。”[6]以后的目录皆不著录《史籀篇》，说明在唐以前此书已亡失。
应劭《汉书注》、魏收《魏书·江式传》、张怀瓘《书断》、封演《闻见记》、郭忠恕《汉简》皆作“太史史籀”，即以其人姓史名籀。
宋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于“《史籀》十五篇”条下言：“《说文叙》曰：‘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艾轩林氏曰：‘大篆出于史籀，战国以来俱用之。许氏微得其旧体。’唐玄度曰：‘秦焚诗书，惟《易》与《史篇》得全。王莽之乱，此篇亡失。建武中获九篇。章帝时，王育爲作解说，所不通者十有二三。晋世此篇废，今畧传字体而已。’（今按：《说文》引王育说。）翟氏曰：史籀变仓颉之法，作大篆，摠天下字，一以会意。书法之壊自籀始。卫恒曰：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书。元帝善史书。（应劭曰：史籀所作大篆。）安帝年十嵗，好学史书。《汉官仪》：能通《苍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满嵗爲尚书郎。欧阳公指石鼔爲籀书，以前乎籀书则古文科斗也。（严延年善史书，奏成于手中。贡禹亦言郡国择便巧史书者，以爲右职。王尊传司隶，遣假佐苏林，谓取内郡善史书佐给诸府。志云：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则外之，郡国内之诸府皆有史书吏，以备剡奏也。）[7]是沿袭应劭之说，谓《汉书》中的“史书”为籀书。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于“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一句下注：“大史，官名。籀，人名也。省言之曰史籀。《汉艺文志》云：‘史籀十五篇。’自注：‘周宣王大史作大篆十五篇。’又云：《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然则其姓不详。记传中凡史官多言‘史某’，而应劭、张怀瓘、顔师古及封演《闻见记》、郭忠恕《汗简》引《说文》皆作‘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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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籀’，或疑大史而史姓，恐未足据。大篆十五篇亦曰《史籀篇》，亦曰《史篇》。王莽传征天下史篇文字，孟康云：‘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书也。’此古文二字当易爲大篆。大篆与仓颉古文或异，见于许书十四篇中者备矣。凡云籀文作某者是也。‘或’之云者，不必尽异也。盖多不改古文者矣。籀文字数不可知。‘《尉律》讽籀书九千字，乃得爲史’，此籀字训读书，与宣王大史籀非可牵合。或因之谓籀文有九千字，误矣。大篆之名，上别乎古文，下别乎小篆而爲言。曰史篇者，以官名之；曰籀篇、籀文者，以人名之。而张怀瓘《书断》乃分大篆及籀文爲二体，尤爲非是。又谓籀文亦名《史书》，尤非。凡《汉书·元帝纪》《王尊传》《严延年传》《西域传》之冯嫽，《后汉书·皇后纪》之和熹邓皇后、顺烈梁皇后，或云‘善史书’，或云‘能史书’，皆谓便习隶书，适于时用，犹今人之工楷书耳。而自应仲远注《汉》，已云‘史书，周宣王大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也’，殊爲缪解。许称《史篇者》三。奭下云：‘此燕召公名，《史篇》名丑。’匋下云：‘《史篇》读与缶同。’姚下云：‘《史篇》以爲姚。’易知《史篇》不徒载篆形，亦有说解。班《志》云：‘建武时亡六篇。’唐玄度云：‘建武中获九篇，章帝时王育爲作解说，所不通者十有二三。’许盖取王育说与？”[8]段玉裁的主要观点有：记传中凡史官多言‘史某’，或疑大史而史姓，恐未足据；许慎“与古文或异”之“或”字，说明小篆与籀文“不必尽异也”，“盖多不改古文者矣”；又提出“讽籀书九千字”的“籀”字训读书，不谓籀文有九千字。段玉裁还驳斥了“籀文亦名《史书》”的观点。此外，据《说文》中许慎三次提到《史篇》的情况，可知其不光载篆形，也有说解。
总之，从汉代至清代，学者对于《史籀篇》的时代并无异议，争论只在史籀其人之姓名，其书之字数、别名等方面。
二．民国以来的观点
晚清吴大澂、陈介淇为《说文古籀补》作序时，都提到籀文中有一些字年代较晚，与西周金文不类。甲骨文发现后，罗振玉比较了殷周古文字材料与《说文解字》所收的古、籀文，提出：“大篆者盖因商周文字之旧，小篆者又因大篆之旧，非大篆轫于史籀，小篆轫于相斯也。”[9]打破了史籀创造籀文之说。其后遂有王国维、唐兰等学者提出新说，也有一批学者坚持旧说。有调和两派的说法，但大体上学者们的观点是分为两派的。
1.战国文字说
最早明确提出战国文字说的是王国维先生，著作有《史籀篇疏证》《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他在《史籀篇疏证序》中，提出“二疑三断”。疑者之一，“籀”训读，“太史籀书”乃周世成语，以首句名篇，非周宣王太史之名。疑者之二，关于《史籀篇》的时代：“《史篇》文字就其见于许书者观之，固有与殷周间古文同者，然其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复，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规旋矩折之意多。推其体势，实上承石鼓文，下起秦刻石，与篆文极近。”[10]又言战国时秦文字（大良造鞅铜量、大良造鞅戟、新郪虎符、诅楚文）多同篆文，认为：“篆文固多出于籀文，则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谓之用篆文可也，谓之用籀文亦可也。则《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间西土之文字也。……然则《史籀》一书，殆出宗周文胜之后，春秋战国之间，秦人作之以教学童而不行于东方诸国，故齐鲁间文字，作法体势与之殊异，诸儒著书口说亦未有及之者，惟秦人作字书，乃独取其文字，用其体例，是《史篇》独行于秦之一证。若谓其字颇或同于殷周古文，当为古书，则篆文之同于殷周古文者亦多矣，且秦处宗周故地，其文字自当多仍周旧，未可因此遽定为宗周时之书。”[11]“三断”者，其一，籀文非书体之名，乃取当时通行字体编纂而成，赞同罗振玉之说。其二，《史篇》字数无九千字，张怀瓘《书断》之说乃误读《说文叙》。其三，关于《史篇》文体，段玉裁所举三事不足证其有说解，《史篇》体例当如《仓颉》诸篇，或为四字一句。
其后，王国维又撰《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进一步明确战国时东西文字之差异：“故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其源皆出于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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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故籀文与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为近。”[12]
针对王国维的《说文》古文乃东方六国文字之说，钱玄同、容庚提出异议，怀疑壁中古文是伪书。王国维因又作书答覆，进一步明确自己所言“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乃专指战国而言，不得以春秋金文来印证，以及运用出土文字比较时需注意区分器物性质。
总之，王国维认为《史籀篇》乃春秋战国见秦人所作之书，籀文仅流行于秦地而不行于东方诸国。
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周寿昌说，周推测史籀乃《汉书·古今人表》之“史留”，然史留的时代与周宣王不符，故王先谦补充道：“周说近之，而表次时代稍后。”[13]孙海波《说文籀文古文考》亦言：“余尝考《汉书人表》有史留，其时代当于六国之际，因疑《史籀》即史留所作，乃六国时人所纂之字书，后人因以名其书，其文字乃糅杂商周六国诸体为之。”[14]并且运用统计法，将《说文》籀文之同于甲骨、金石、陶玺文字者，一一排比出来，结果在三十八个字中“合于商周文者十之六，合于六国者十之四”，于是得出结论：“此可证明《史籀篇》为六国文字兴起以后之字书无疑。”[15]但何以因“合于六国者十之四”可证《史籀篇》为六国文字兴起以后之字书，似乎并没有具体说明。
唐兰先生也主张“史籀”及“史留”，且认为“周宣王”应作“周元王”。他说：“其实<古今人表>把史留放在春秋战国之际，正是《史籀篇》的准确时代，我疑心<艺文志>注里面的周宣王应该是周元王，元跟宣音近而误，后来凡说宣王，都受这个误字的影响，只改正这一个字，那末，史留就是史籀，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16]此说固然高妙，但若说“宣”字乃“元”字之误，亦无确证，只是猜测而已。唐兰先生还提出，籀文形体繁复，与西周厉宣期文字不一样，而与春秋到战国初期的铜器文字很接近，秦公簋、石鼓文也属这一系。
蒋善国先生在《汉字形体学》中将籀文的形体特点说得更为明确：“籀文的特点是形体繁叠（据《说文》所载籀文看），跟石鼓文相近，但石鼓文的字体绝不是宣王时候的字体。如虢季子白盘是宣王十二年作器，里面没有什麽繁叠的字体，……据这点看，在周宣王的时候，汉字还没有发展到籀文的繁叠形式，这种繁叠形式，大约非到了春秋、战国间不能出现。”[17]蒋先生认为，“《说文》所收的古文是战国末年秦始皇三十四年禁《诗》、《书》以前民间通用的文字，籀文是春秋、战国间教学童的字书，结构大致相同，只是籀文比古文有些繁叠罢了。可是如把籀文的繁叠部分去掉，不就跟古文一样了吗？”[18]他认为古、籀时代大致相同，籀文比古文稍早，“可是不论怎样早，也不能超过春秋、战国间”[19]，二者的差别只是繁简的不同。但是，蒋先生在书中只举了少数几个例子，还不能断定这是普遍的规律。且汉字形体演变的大趋势是由繁到简，何以繁复的籀文必须到了春秋、战国才能出现，理由并不充足。
唐兰、蒋善国先生都同意战国说，但没有讲籀文单通行于秦地，相对于王氏来说比较谨慎。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中也认为古文与籀文不能完全隔缘，列举了部分六国文字与籀文相合的情况，认为籀文并非秦国专用的文字，提出籀文乃是西周延及战国各种文字的混合体。
潘玉坤《<史籀篇>年代考》一文通过字形的考查，证明籀文与战国文字关系更密切，但修正了王氏之说，推测“《史籀篇》是由春秋战国之际东周王室的史官编成的，作为‘钦定’贵族子弟教科书，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规范当时文字的作用”[20]。鉴于籀文里有一部分与秦文字相合，也有一部分与东土文字相合，而东周王室居于二者之间，作者提出《史籀篇》是东周王室史官编纂的字书，是一种调和的说法。
总之，主张籀文为战国文字的学者，理由主要是籀文的形体与篆文及春秋战国铜器文字相近，由此前提产生《史籀篇》作者可能是战国的“史留”等推论。至于籀文是否单行于秦国、史籀是否人名，看法并不一致。
2.坚持旧说者
王国维先生怀疑史籀非人名，乃汉人误解首句。此说引起了一些争辩。高亨《史籀篇作者考》一文中就认为，古人作书每提及作者官职姓名，班、许通儒，当不至于盲从臆测。主张史籀为周宣幽时人。他说：“盖班许并以籀为周宣王太史，其人名、官名、时代，章明凿塙如此。班本良史，许亦通儒，必非盲从臆测，窃疑其言即本于《史籀篇》也。古人作书，间或纂其名与其官于其书内，此种风习，西周宣幽之世实尝有之。……则籀作《史籀篇》殆曾将其名与官纂入文内，如：“寺人孟子作为此诗”之例，故后人名其书曰“史籀篇”，班、许因曰太史籀所作也。”[21]此种猜测虽无确证，但也指出王国维怀疑汉人误解之说不可靠。高亨先生进一步推测史籀乃《汉书·古今人表》中的“内史掫子”，也就是《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棸子内史，蹶维趣马”的棸子。籀、掫、棸音近可通假，而内史官职与太史相近，故高亨先生推论太史籀与内史掫子可能为一人，历仕宣、幽两朝，由太史转任内史，《汉书·古今人表》所载乃后任之官职。高亨先生在《文字学形义概论》一书中重申此观点，同时又认为，《史籀篇》作者虽为西周太史，但书成不久西周即被灭，故地为秦国所有，因此籀文字体不行于西周，反行于春秋战国之秦国。
潘重规先生也认为，王氏凭“古者读书皆史事”及“古籀读二字同音同义”，遂假定《史籀篇》首句为“太史籀书”，又以自己假设之前提断言汉人不审，“乃以史籀为著此书之人，其官为太史，其生当宣王之世”[22]，其说不能成立。“即姑如王氏之言，以‘太史籀书’为《史籀篇》之首句，亦难断指为汉人误认作者之确证。盖王氏所谓汉人，即校雠著录之刘班诸氏，王氏谓《仓颉篇》首当为‘仓颉作书’，而刘班诸氏既为误认为仓颉所作，则亦不至误认太史籀书为太史籀所作之书，更不致毫无根据，贸然指史籀为周宣王之太史。”[23]又据《汉书·艺文志》体例，如不知作者名氏时代，当阙或出疑似之词，不至纔观首句便作孟浪之谈。
裘锡圭先生也坚持旧说，认为王、唐二家之说缺乏充足的根据。理由是，首先，“籀文的字形并非全部具有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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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的特点，有些籀文比后来的小篆更为简单”[24]，而“至于那些比较繁复的字，其构造往往跟商代和西周文字相合”[25]，即使“籀文里有些很象是在较晚的时候有意加繁的字，其实也有相当古老的渊源”[26]。裘先生说：“有些籀文的字形在较早的古文字资料里尚未发现。但是我们目前掌握的古文字资料很有限，不能因为在现有的较早资料里看不到这些字，就断定它们在当时还不存在。所以我们认为把籀文的时代推迟是缺乏充分根据的。与其相信近人史籀不是人名、史籀就是史留等揣测之说，还不如相信去古未远的汉代人的旧说。”[27]裘先生还指出，《史籀篇》的字形在由西周到东汉的传写过程中，会受到较晚的写法的一些影响，发生讹误。同时，秦国文字比较保守是公认的，那么西周的籀文与秦国文字多相合也是自然的事。裘先生又举出春秋战国时代秦以外国家的文字里有些写法较特殊的字形跟籀文相合，这也说明《史籀篇》非秦人所作的专用于秦地的字书。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博物馆所藏的鼎的铭文中有“史留”，唐兰先生认为就是史籀，说：“鼎铭中的‘史留’就是‘史籀’，他是周宣王时太史，鼎的时代应定为厉宣。”[28]此时唐先生的看法有了变化。刘啓益等将铭文中“十又九年四月既望辛卯”定为周厉王十九年。陈佩芬认为：“史留任职于厉王之世，经共和而至宣王初世，其间任期有三十多年，则史留在厉世为史，至宣世为太史而有升迁。”[[29]]
林素清先生《<说文>古籀文重探》一文中对王国维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同意王氏战国时古籀分用、籀文与秦文接近的观点，但认为《汉书·艺文志》之说不能轻易推翻。理由主要是：籀文字形上较为繁叠，经字形比较，与西周文字更为接近，与《汉书·艺文志》所载相符；由鼎铭可知厉宣时确有史留其人；“那么，在未能见到足以证明史籀绝非人名的坚强证据前，‘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之说，是不能轻易推翻的。”[30]
总之，主张坚持旧说的学者的主要理由乃是汉人去古未远、比较可信；西周有“内史掫子”“棸子”和“史留”，可能是《史籀篇》作者；从形体上，籀文与西周文字联系密切；最后，出于审慎的态度，如无确凿证据，不能轻易推翻旧说。
三、评述
两派学者的观点，有一部分根源在于思想倾向上的区别，即“疑古”还是“信古”[31]。正如葛兆光所言，以顾颉刚、张心澂爲代表的疑古派的预设，“就是凡未经证明的历史文献，可能都有问题”，类似刑法中的“有罪推定”[32]。而“信古派”的逻辑是：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推翻旧说，我们还是应该继续相信传统的观点，类似“无罪推定”。在籀文的时代问题上，裘锡圭和林素清等先生的观点就类似“信古派”，即认爲如果没有确凿证据，还是要继续相信《汉书·艺文志》的说法。今日的文史学界还在徘徊于是否要“走出疑古时代”，在前提预设上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这是导致此问题上观点分歧的重要原因。单纯地“疑古”或者“信古”，可能都有问题。随着出土文献的增多，学界已经认识到古代文献，尤其是先秦文献，形成的过程是历经多人之手不断修改、增删的过程，因此时代问题和著作权问题都很难说。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一些概念。比如，我们所说的《史籀篇》的年代是指刚开始写作的年代，还是已经定型的年代？如果根据《说文解字》中的籀文来研究的话，所指的应该是许慎所看到的汉代的本子成型的年代。我们所说的《史籀篇》的作者，是指最开始作《史籀篇》的人，还是大规模增补《史籀篇》的人，或者最后改定《史籀篇》的人呢？既然古书大多不成于一时一人，那麽《史籀篇》的作者似乎难以考定，也不一定有必要坐实为某一个人。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注意到，籀文的性质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古文字。像甲骨文、金文这些文字，被刻上去之后就不会再变化了；而籀文既然是指《史籀篇》中的文字，就同时具有传世文献的性质，在流传过程中是会被人增删、修改的，因此籀文的面貌会发生改变。所以，应该摆脱过去那种将籀文或《史籀篇》看作一人一时的作品的观点，在古代文献流传的视野下去看待这个问题。
两派学者之所以在籀文的形体上作出不同的论断，主要是因为籀文的过渡性比较强，一方面继承了西周文字的特点，一方面又有接近战国文字和小篆的地方。籀文与秦国文字相合之处较多，但秦国文字本来就继承西周文字，比较保守，据此既可以说籀文与西周文字接近，也可以说与战国文字接近，其实都可以说通。文字的发展本来就是渐进的过程，必然与前后的文字都有承继关系。王国维就说：“若谓其字颇或同于殷周古文，当为古书，则篆文之同于殷周古文者亦多矣，且秦处宗周故地，其文字自当多仍周旧，未可因此遽定为宗周时之书。”[33]
根据上文所述，两派观点的不同，主要在于籀文的形体到底是与西周文字还是与战国文字、小篆关系更密切。至于《史籀篇》的作者、体例等问题，都是在此基础上作出的推测。比如“史留”，按《汉书·古今人表》放在战国之际，而断代在西周的鼎铭亦有“史留”，文献又有“内史掫子”“棸子内史”，古人名字相近者多，据此不足以确定《史籀篇》时代。根据目前所有的材料，关键还在于《说文》所载的二百多个籀文。但是，这些籀文只占《史籀篇》文字的小部分，即使将这部分籀文的形体特点认识清楚，也不足以断定整个《史籀篇》的年代。若果真如王国维所说，“《史籀》十五篇，文成数千，而《说文》仅出二百二十余字，其不出者必与篆文同者也”[34]，则其余的大部分文字是与篆文相同的，那么即使这二百二十余字与西周文字更接近，整个《史籀篇》中却更可能是战国文字多了。因此，在没有其他资料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研究《说文》所载的二百二十多字，就这部分籀文的形体特点做一个判断。
笔者认为，今后的研究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分析籀文的形体特征：
第一，表音的程度。唐兰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中早已提出，古文字发展的过程中，由表意为主发展到表音为主，存在一个形声字大量增加的阶段。因此，我们可以运用“六书”理论，考察籀文中形声字的发展趋势，分别与西周文字和小篆作比较。
第二，构形系统的严密程度。根据王宁先生《汉字构形学讲座》中的理论，汉字构形系统的严密化，从东周开始。构形的严密程度可从如下几个角度观察：首先，形位数量与总字数的比例，比例越低，形位的组构能量越大、构形系统越严密；其次，构形模式越单纯，构形系统越严密，甲骨文有十种构型模式，小篆则基本只有四种；第三，层次结构的比例越高，系统越严密，平面结构越多越不严密；第四，异写字与异构字的比例越小，越规整，构形越严密。[35]通过这几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籀文构形系统处于哪一阶段。王大庆《<说文>中的籀文探析》一文将籀文和小篆字形做了比较，结论是小篆与籀文中的大部分字属于异构字关系，异写字只占小部分。[36]
第三，笔势的特点。蒋善国先生在《汉字形体学》一书中认为，汉字的变革主要是笔势的变革而非结构的变革，除了草书和简体字两种结构的大变之外，大体上汉字的结构变化是很小的。“例如从殷到春秋末年，形声字日在增长，时时刻刻都在演变着，可是汉字的笔势却大致不发生变化，就是一个例证。”[37]据此，可以比较籀文的笔势与春秋文字及战国文字的关系。
总之，在纵向上，可以将籀文与西周文字、春秋战国文字、小篆分别进行比较；在横向上，可以就每个字从构形、笔势两大方面来进行分析，最后统计出形声字的比例、形位数量、构形模式的数量、层次结构与平面结构字的比例，将其与各阶段文字比较，有助于认识《说文》中所载籀文的形体特征。即使未必能因此断定籀文的时代，至少能够更全面地认识籀文特点及其与各种古文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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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1719页。
[2] 同上，1721页。
[3] 许慎：《说文解字》卷十五，中华书局，1963年，314页。
[4] 同上，315页。
[5] 《隋书》卷三十二，中华书局，1973年，946页。
[6] 同上，946—947页。
[7] 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19页。
[8]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十五卷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757页。
[9] 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罗雪堂先生全集》三编册二，文华出版公司），卷中，78—79页上，总页602。
[10]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254页。
[1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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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255页。
[12]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306页。
[13]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二十〈古今人表〉补注，台湾：艺文印书馆，282页。
[14] 孙海波：《说文籀文古文考》，《文哲月刊》1936-37，1（8），58—78页。
[15] 同上。
[16]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34—135页。
[17] 蒋善国：《汉字形体学》，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117页。
[18] 同上，118—119页。
[19] 同上，118页。
[20] 潘玉坤：《〈史籀篇〉年代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3月，82—85页。
[21] 高亨：《史籀篇作者考》，《文哲月刊》1935-36，1（4），87—91页。
[22] 以上引文并见《史籀篇疏证序》，《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253页。
[23] 潘重规：《史籀篇非周宣王太史所作辩》，潘重规：《中国文字学》附录三，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205—231页。
[24]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49页。
[25] 同上，49页。
[26] 同上，50页。
[27] 同上，50页。
[28] 刘啓益：《伯父盨铭与厉王在位年数》，《文物》1979年11月，16—20页，引文见19页。
[29] 陈佩芬：《繁卣、鼎及梁其锺铭文诠译》，《上海博物馆集刊》建馆三十周年特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5—25页，引文见19页。
[30] 林素清：《〈说文〉古籀文重探—兼论王国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语言文字编·文字卷》，中华书局，2009年，209—251页。引文见240—241页。
[31] [美]夏含夷将李学勤倡导的“走出疑古时代”的追随者们称爲“信古”派，但李学勤《谈信古、疑古、释古》（《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6期）提出“释古”的观点。参夏含夷：《重写中国古代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210页。
[32]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三联书店，2005年，7页。
[33] 同上，255页。
[34] 王国维：〈史籀篇疏证序〉，《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254页。
[35] 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97页。
[36] 王大庆：《〈说文〉中的籀文探析》，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37] 蒋善国：《汉字形体学》，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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