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不以瑜掩瑕，也不以瑕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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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不以瑜掩瑕，也不以瑕掩瑜

在中国古代史家中，南朝史家、《后汉书》作者范晔恐怕是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了，千百年来，褒贬美抑，争论不休。褒者给他戴上了一顶顶桂冠。古代学者赞颂“范晔《后汉》，良跨众氏”（１），慨叹“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２）；近代学者赞颂他”才思敏捷”、“不避权贵”、“富有政治眼光”（３），称颂其书“精炼周密，颇有创新，文采横溢”，“不愧为史学著作中的不朽之作”，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４）等等。而贬者则给他加上种种罪名。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斥责他“轻薄无行，以速罪辜”，清代学者黄奭、姚之骃及今人杨翼骧先生则认为范书抄袭华峤《后汉书》（５），掠美剽窃，不足为训。而围绕范晔在政治生活中的大起大落、道德情操的是是非非的争论，则更是连篇累牍，不一而足。

一、引起争议的焦点
可以说，对范晔的褒贬争议，主要源于南朝史家沈约所撰《宋书·范晔传》中的种种记载：
一是传中详细记载了范晔投靠宋文帝之弟刘义康，参与拥立刘义康篡位称帝的未遂政变，并在政变中扮演了“首谋”的角色。
二是传中记载了范晔一生中若干不检点的行为，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元嘉八年（公元４３１年），范晔在征南大将军檀道济手下任司马，此时北魏大军压境，檀道济奉命率军北伐，范晔却“惮行，辞以脚疾”，遭到宋文帝的拒绝。
其二，元嘉九年（公元４３２年），刘义康生母彭城太妃死，来参加丧礼的范晔与友人“夜中酣饮，开北牖听挽歌为乐”，致使“义康大怒，左迁晔宣城太守”，范晔此举无论从旧道德、新道德来看，都应受到谴责。
其三，元嘉十六年（公元４３９年），范晔嫡母亡故，“报之以疾，晔不时奔赴，及行，又携妓妾自随”，受到御史弹劾。
其四，刘义康的心腹孔熙先为了拉拢范晔，以邀约范晔赌博为名，“熙先故为不敌，前后输晔物甚多”，而“晔既利其财宝”，“遂相与异常，申莫逆之好”。
其五，当范晔等人即将发动政变之际，范晔又突然到宋文帝面前告密，揭露刘义康并要宋文帝对刘义康“正大逆之罚”。
其六，当范晔被捕后，初以为“入狱便死”。但宋文帝因要查清此案，“遂经二旬，晔更有生望。狱吏因戏之曰：‘外传詹事（范晔捕前任太子詹事）或长系，晔闻之惊喜’”。范晔的贪生怕死甚至受到同案犯孔熙先、谢综的讥讽。
其七，他的谋反，不仅得不到社会的支持，连他的亲人也不能谅解。在刑场上，其妻痛骂他“不为百岁阿家（指范晔生母），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杀子孙（范晔儿子因谋反牵连也被处死）。”其生母“以手击晔颈及颊”，并骂他：“主上念汝无极，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其妻在旁说：“罪人，阿家莫念。”其子范蔼气恨之极，“取地土及果皮以掷晔。”
其八，在刑场上，范晔与其妻、子、生母诀别时，仅只“干笑”而“颜色不怍”，可是当与其妓妾诀别时，他却“悲涕流涟”，丑态百出，以致连同案犯谢综都当场嘲讽他。
其九，范晔被杀后抄其家，发现“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资治通鉴》将此句改为“妓妾不胜珠翠”），而其“母住止单陋，唯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无被，叔父布单衣”。厚此薄彼，形成鲜明对照。
以上这些记载，曾在史学界引起了一次次轩然大波，经久不息。似乎十分贴切地印证了一些史学家关于“史书永远有局限，史家永远无定论”（６）的观点。

二、范晔是否参与了谋反
范晔谋反，是历代学者争议的焦点，而尤以清代学者为范晔申辩叫屈最为卖力。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论证范晔“决不当有谋反事”，“犯上作乱，必不为也”，力辩“蔚宗（范晔字）不反”。李慈铭则在其《越缦堂读书记》中条理分析“蔚宗此狱，揆之以事、以情、以理，皆所必无”。陈澧更专写《申范》一卷，认为给范晔安上谋反罪是“千古之至冤”。然而，只要对清代学者的辩诬稍作分析，便会发现他们尽管义愤填膺，慷慨激昂，但并没有拿出什么有力的证据可以说明范晔没有参与谋反。无怪有学者说他们“但凭主观推断而不能举出不反的确证，其辩白是无力的”，其“辩诬之作，距离实际太远了”（７）。
其实，清代学者之所以要为范晔叫屈翻案，一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认为谋反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的罪恶，他们不愿让范晔担上这个可怕的罪名。二是出于对范晔和《后汉书》的尊崇，陈澧就很坦率地说：“其书大有益于世，而著书之人负千古之冤，安得而不申之？”（８）
而当今一些学者，也极力为范晔参与谋反申辩，认为“所谓‘谋反’事，不过是著《宋书》的沈约记载不实，致人误信”（９）而已。但遗憾的是，他们在不反证据上，也并没有拿出比清代学者更好的货色来。

三、范晔参与谋反有无进步意义
一些学者并不否认范晔参与谋反这一事实，但又提出了所谓政变的进步意义，从另一方面为范晔申辩翻案。如有的学者认为范晔谋反“是企图‘拨乱反正’，稳定政局”，“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１０）。还有的学者认为“范晔认定义康是有为之君，试图辅佐义康一展宏图，重新开拓新局面，这恰恰表明范晔不同流俗，富有政治眼光”（１１）。更有甚者，竟认为范晔谋反是为了反对宋文帝的专制独裁统治，解救国家危亡。认为“当此专制淫威之下……在北方拓跋魏虎视耽耽之下，正是国家民族危亡紧要关头，作为出色的历史学家范晔，绝不会袖手旁观，当然挺身而出与之搏斗，个人的生死成败，就必然置之度外了……他是封建专制的叛逆者，也是历史上反对封建专制的一个斗士，是为它而牺牲的第一人”（１２）。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宋文帝在位三十年，是南朝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有所发展的“小康时代”（１３）。宋文帝为减轻人民负担，多次下令把人民积欠政府的“诸逋债”酌量减轻，甚至一概免除。他还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使赋税不至于偏压在少数课户头上。他重视农业生产，多次下令劝课农桑，他下令开垦湖熟“废田千倾”为良田，贷给扬、南徐州农民粮种。江南大旱，他下令“悉督种麦，以助阙乏”；丹阳、淮南一带大水，他拨数百万斛粮米赈济灾民，致使社会得以休养生息（１４）。不少学者称颂此时经济发达，社会稳定，达到了“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１５）的地步。更有甚者，“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士敦操尚，乡耻轻薄”（１６），“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之言政治者，皆称元嘉焉”（１７）。这些话自然不无谥美，但也可以说明宋文帝的统治基本上是得人心的。
另外，宋文帝“仁厚恭俭，勤于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驰”（１８），也基本上为世所认可。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宋文帝在南朝诸帝中，无疑是一个比较好的皇帝，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１９）。
然而范晔所拥戴的刘义康，却是一个“素无术学，暗于大体”（２０），心胸狭窄，阴险残忍的人，当他取得宋文帝信任，逐渐独揽朝政之后，则“恣心凌上，结朋树党，苞纳凶邪”，一时“势倾天下”（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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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人们对他巴结奉承，甚至超过了宋文帝。如四方贡献馈送，上等送他，次等才献给皇帝。一次宋文帝冬天吃柑桔，感叹柑桔形状味道都不好。刘义康马上派人回府取来柑桔，其个体竟比宋文帝的大得多，而味道更是甘美。可见刘义康灸手可热到何等程度。
刘义康为夺权篡位，结党营私，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若有尽忠奉国，不与己同志者，必构造愆，衅加以罪黜”。甚至另立“别簿”，“凡素所不善及不附义康者”，均“并入死目”（２２）。排除异己，真是心狠手辣。如曾追随刘裕灭南燕、后秦，并率军北伐、战功卓著的名将檀道济，在朝野内外声望极高。刘义康怕文帝死后“道济不可复制”，竟借故将其杀害。檀道济临刑时，愤怒地说：“乃坏汝万里长城！”而北魏统治者却十分高兴，说：“道济死，吴子辈不足复惮。”（２３）刘义康为了个人野心，不惜做出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来。
可见，刘义康上台，决不会比宋文帝当政好。范晔所参与的谋反，“从性质上看，完全是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对社会、对人民丝毫也没有好处，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进步意义”（２４）。

四、 忸志而贪权，矜才以徇逆
范晔为什么参与谋反，说来并不复杂。范晔自视才高，门第显赫，然而在文帝当政时，所得到的权势地位、官职俸禄都远未得到满足，因而想通过拥立刘义康为帝，以开国之功来达到他青云直上的欲望。这一点，南朝史家裴子野就看得很透彻：“夫有逸群之才，必思冲天之据。盖俗之量，则偾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将之以礼，殆为鲜乎？刘弘仁、范蔚宗皆忸志而贪权，矜才以徇逆，累叶风素，一朝而陨，向之所谓智能，翻为亡身之具矣。”（２５）这番话真是一针见血指出范晔参与谋反的缘由。
平心而论，宋文帝很赏识范晔的才华，一向对他优礼有加。自范晔二十岁任官以来，应该说是“频加荣爵，遂参显贵”（２６）。出任过尚书外兵郎、荆州别驾从事史、秘书丞、司徒从事中郎、尚书吏部郎、左卫将军等职。特别要说明的是，在南北朝时期，中央有些官职，品级虽不高，却是清选，且只有世家大族才有资格充任。如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秘书丞等。特别是秘书丞，历来对其人选十分看重。（２７）如梁武帝任命张率为秘书丞时，特别说明：“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望胄（江南世家大族）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为卿定名誉。”（２８）以后梁武帝又用刘孝绰为秘书丞，对人说：“第一官当用第一人。”（２９）而范晔二十九岁就担任了此职，是“上所知待”（３０）的人物。又如当范晔因嫡母去世不及时奔丧，及行又携妾自随，而被御史弹劾，是宋文帝“爱其才，不罪也”（３１），才保了下来。即在范晔谋反前一年，宋文帝还任命范晔为太子詹事，特下诏说：“左卫将军晔，才应通敏，理怀清要，并美彰出内，诚亮在公，能克懋厥猷，树绩所莅，晔可太子詹事。”（３２）可见对他是多么看重，连范晔自己也不能不承认“受恩深重”（３３）。而范晔恃才骄狂，常常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如宋文帝听说他“善弹琵琶，能为新声”，很想欣赏一下，“屡讽以微旨，晔伪若不晓，终不肯为上弹”（３４）。可见范晔骄狂到何等地步。
而最令范晔不满的，是他千方百计想与皇室联姻，作为青云直上的捷径，然未能得逞。刘义康集团的孔熙先以此为突破口来煽动他谋反：“丈人（指范晔）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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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与丈人婚，为是门户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为之死，不亦惑乎？”（３５）这一挑拨之语，正中范晔痛处，遂使他铤而走险。宋文帝得知他谋反后，曾对他说了一段颇为深刻的话：“以卿粗有文翰，故相任擢，名爵期怀，于例非少，亦知卿意难厌满，正是无理怨望，驱扇朋党而已，云何乃有异谋。”（３６）并下诏说：“晔素无行检，少负瑕衅，但以才艺可施，故收其所长，频加荣爵，遂参清显。而险利之性，有过溪壑，不识恩遇，犹怀怨愤。每存容养，冀能悛革，不谓同恶相济，狂悖至此。”（３７）可以说，“意难厌满”是范晔谋反的主要原因，“不识恩遇”是有道理的。这一点，连范晔的亲人也有所感，无怪其妻骂他“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其母骂他“主上念汝无极，汝曾不能感恩”，这些话应该说是出自内心而不是出于压力。范晔的下场，应属咎由自取。
范晔自蹈逆乱，一点也不奇怪。南朝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世世代代享有特权，并不因朝代更迭、皇帝易位而有所改变。因此，在他们心目中，君统变易，朝代更替都不如保住自己家族利益重要。为此，他们在禅代废立之际，或不预闻，或帮助篡位，均以自己门第利益为转移。可以说，他们是“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３８）。
所以，范晔谋反，只不过是因自身利益驱使而参与了一场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而已，与“封建专制的叛逆者”、“反对封建专制的斗士”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五、对范晔“轻薄无行”的分析
在《范晔传》中，范晔那些见利忘义、骄狂自大、声色犬马、贪生怕死、不贤不孝、出乖露丑的表现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使不少学者难以接受。古代学者认为“所谓犬相遇之言，母弟饥寒之状，妹妾流涕之诀，皆由忌者横加诬蔑。”（３９）近代学者也认为“所云犬相遇之言，母弟饥寒之状，妹妾流涕之情，绘声绘影，显然别有用心，这在评论范晔的时候，当然不值一顾。”（４０）
实际上，只要把范晔所处的时代及其阶级地位进行分析，范晔的种种“薄行”表现就不难理解了。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只要凭借有个好出身、好祖宗，无须费事，就能“平流进取，坐至公卿”。他们自视高贵，恃才傲物，目中无人，崇尚清谈。在生活作风上又纵情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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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浪形骸，“以纵欲为尚，以放荡为快”，醉心于奢糜朽烂的寄生生活。一些纨裤子弟，讲究“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惊世骇俗为乐。而在范晔身上，既有南朝世家大族名士尚清谈、美容止、喜服食、好饮酒、善音律等时髦风尚，也有世家大族名士们标榜的“放达任诞”、“任情不羁”。玩世不恭等习气。
当然，范晔的种种“瑕衅”、“薄行”也并非“不值一顾”，它可以使我们加深对南朝世家大族及其文人学士的认识，也可以从中剖析范晔和《后汉书》的得与失。

六、 沈约并没有“丑诋”范晔
对于沈约的史笔，历代学者褒贬不一，见仁见智，本无可非议，但具体到沈约在《范晔传》中有关范晔参与谋反及其种种“薄行”的记载，是否是故意“丑诋”，是否“多系诬罔不实之辞”呢？事实并非如此。
应该说，沈约在《范晔传》中所记基本上是属实的。首先是沈约和范晔，均出身于世家大族，又都是为了维护其世家大族利益而不惜帮助篡位夺权的人。沈约帮助萧衍篡位，逼死齐和帝，手段更毒辣。沈约和范晔，在政治思想上没有分歧，在家族利益上也没有矛盾，根本没有“丑诋”、“诬罔”的理由。二是沈约写范晔，是同代人写同代人，当沈约执笔时，那些与范晔关系密切的人，那些审讯、杀害范晔的人，不少尚健在人世，众目睽睽之下，沈约即使有“丑诋”范晔之心，恐怕也无故意歪曲事实之胆吧！更何况范晔参与谋反之事，是刘宋的一桩大事件，其有关档案资料尚完整保存，沈约敢于随便篡改吗？三是从沈约《宋书》其他章节涉及到范晔谋反事的记载看，都是相互呼应，相互印证的，看不出有什么矛盾破绽来。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唐代史家李延寿根据《宋书》等八代史写《南北史》时，不但没有作任何修改订正，而是几乎将沈约所写《范晔传》照抄一遍。如果沈约当年对范晔作了不实记载，那么从沈约到李延寿之间的１５０年中，不会没有人提出异议。李延寿也不可能没有考虑。因为李延寿写《南北史》的目的，就是要对八代史做一番删繁就简，补充订正的工作。
最具说服力的是，到了宋代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凡涉及范晔事，也几乎是和盘托出沈约所记而无任何订正。司马光博古通今，治学严谨是有口皆碑的，他对史料“抉摘幽隐，校计毫厘”（４１），进行了认真筛选、考订、鉴别，然后才决定取舍。如果沈约所记有误，那么即使过得了李延寿这一关，也过不了司马光一关。因此应该说，沈约笔下的范晔，是一个没有被歪曲走样的人，是一个特殊时代造就的，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人。

七、不以瑜掩瑕，也不以瑕掩瑜
范晔是一位处在南北朝这样一个大动荡、大变革时代的人物，生于乱世，长于忧患。由于环境、地位、身世的影响，致使他的思想言行充满了矛盾。他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却又轻视名教，不守礼制；他在学术上，尤其是在史学上才华横溢、博通古今，但在政治上却“识无远慨”，良莠不分，在生活更是纵情声色，不拘小节；他“重视节义”（４２），在《后汉书》中，“贵德义、抑势力、进处士、黜奸雄”，“褒党锢”（４３）、“正一代得失”，但却又与奸佞为伍，见利忘义，自蹈逆乱；他不信鬼神，欲著《无鬼论》，却又在《后汉书》中宣扬符瑞、气运、期数、阴德谶纬；他尊独行、举逸民，而自己却又为追求通达显贵而不择手段。范晔正是南北朝时代造就出的充满矛盾的人物。
在历史长河中，这种充满矛盾、具有两面性的人物并不乏人。如南唐李后主，在诗词歌赋上有很高造诣，不愧为五代词人中的佼佼者，然而你又不能不说他是一个在政治上极端昏庸无能，在生活上荒淫奢侈的典型人物。近人罗振玉，在政治上是一个卖国求荣的大汉奸，而在学术文化上你又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大学者。列宁曾深刻分析列夫·托尔斯泰思想的多重性，说他“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的笃信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４４）。因此，反过头来看范晔，“好丑共一丘”（４５），正是他的真实写照。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历史人物的一生，是由他自己的言行铸定的，谁也改变不了。而自清初以来不少学者不惜笔墨为范晔鸣冤叫屈、申辩翻案，除了出于对范晔的尊崇和对《后汉书》的厚爱以外，主要还是陷入了“为尊者讳”这个在中国史学中长期以来未能摆脱的怪圈之中。其表现就是对历代史家的史学成就、进步思想、优秀品格等往往津津乐道，重彩描绘，而对其弱点、缺点，特别是其一生中的某些失误和丑闻，则往往千方百计回护、遮掩。或避而不谈，隐而不彰，或用阶级局限性、时代局限性一笔带过，即便是对众所周知的失误，也讳莫如深。总之，他们总想把自己所尊崇的人打扮成完人、神人形象，因而对于史书上所载的“污点”、“劣迹”就不能容忍，总想为其翻案、掩饰，这就有悖于“不虚美、不隐恶”的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了。
唐代著名学者陆贽曾说过：“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长，必有所短。”而一个史家在其一生中，由于受到时代、家庭、社会以及个人思想修养、文化程度、个人经历、气质、心理

《中国历史》故事读书笔记

等等的影响，难免会出现某些缺点、弱点和失误，这是正常的。古人说得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有采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既弘扬其优点，又观其不足，这样才能扬长避短、总结教训、启迪后人。毛泽东同志说过：“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４６）如果我们对前人的功过是非没有正确的态度，文过饰非，就不可能达到教育后人的目的。
范晔才华横溢，学术渊博，本可以在史学上取得更大成就，然而由于他自蹈逆乱，正值壮年之时被杀，致使其《后汉书》也没能全部完成，给中国古代史学留下了永远的遗憾。遗憾之余，不免想到他在写《后汉书·班固传论》时的心境。他对班固“伤迁（司马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指司马迁遭腐刑），然亦身陷大戮（指班固因窦宪案下狱死），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然而，当范晔伤感班固“致论于目睫”之时，是怎么也没想到数年后自己的下场竟比司马迁、班固更可悲。“致论于目睫”不幸又应验在他自己身上，这就是严酷的历史。
注：
（１） 梁刘昭《后汉书·补志序》。
（２）（４３）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６１《范蔚宗以谋反诛》。
（３）（１１） 王锦贵《＜汉书＞和＜后汉书＞》，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１４页。
（４） 赵志汉、林鸣剑《范晔》，载《中国史学家评传》（上），中州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０６页。
（５） 黄《华峤＜后汉书＞序》，杨翼骧《裴松之和范晔》，《光明日报》１９６２年７月１４日。
（６） 葛承雍《史书永远有局限，史家永远无定论》，载《汉唐史籍与传统文化》，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６１页。
（７）（１０） 束世澄《范晔与＜后汉书＞》，《历史教学》１９６１年第１１、１２期合刊。
（８） 陈澧《申范》。
（９） 谭续缵《范晔不敢作志辨——驳郑樵说》，《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岳麓书社，１９８４年版。
（１２） 陈千钧《范晔的折中思想及其生平》，《东北师大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２期。
（１３）（１４）（２７）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１２月版，第３８４、３９９页。
（１５） 《宋书·孔季恭传》。
（１６） 《宋书·良吏传》。
（１７） 《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十五年。
（１８） 顾炎武《菰中随笔》。
（１９）（２４）（４０） 陈光崇《论范晔之死》，《史学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１期。
（２０）（２１）（２２） 《宋书·刘义康传》。
（２３） 《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十三年。
（２５） 《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
（２６）（３０）（３１）（３２）（３３）（３４）（３５）（３６）（３７）（４５） 《宋书·范晔传》。
（２８） 《南史·张裕传曾孙率附传》。
（２９） 《梁书·刘孝绰传》。
（３８） 《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
（３９）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
（４１）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４２） 白寿彝《陈寿、袁宏和范晔》，《北师大学报》１９６４年第１期。
（４４） 《列宁选集》第二卷（上），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第３７０页。
（４６） 《毛泽东读史》第１４２页。
（资料来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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