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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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04 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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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

一、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
翦伯赞在《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的报告中，提出了四个问题：(一)民族平等与汉民族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问题；(二)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问题； (三)民族之间的战争与各族人民友好往来的题；(四)民族英雄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翦伯赞说：各民族一律平等，这是我们对待民族问题的原则，这个原则，适用于处理当前的民族问题，也适用于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
怎样应用民族平等的原则来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呢?他说：平等的原则来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并不是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把不平等的民族关系从历史上删去，或者从那些不平等的民族关系中挑选一些类似平等而实际是不平等的史实来证实产这个原则在古代中国已经实现，更不是把历史上的不平等的民族关系，说成是平等的关系，以此美化封建社会，而是要揭露历史上的不平等的民族关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的态度，指出那些不平等的民族关系的历史根源和历史实质。
关于汉族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问题，翦伯赞说：必须承认汉族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主导作用，承认这一事实并不违背民族平等的原则，因为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不是民族特权而是先进的生产方法。先进的民族在历史上起的作用大，落后的部族或民族起的作用小。在中国历史上，汉民族一贯处于先进地位。不论在经济开发和文化艺术创造中，或者在反对外族敌人的斗争中，汉族都起着主导的作用；这是历史事实。他说：即使当汉族被其他民族征服而丧失政权的时期，例如当蒙古人、满洲人统治中国的时候，汉族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因为这些相继征服汉族的民族不曾改变过汉族原来的生产方法，汉族的原来的生产方法仍然起着支配的作用。
在谈民族同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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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融合问题时，翦伯赞说：一直到现在，不论在中国史的讲稿中或者在博物馆的说明书中都避免使用同化字样，把封建社会的民族关系说成是融合，例如把魏晋南北朝说成是民族大融合，辽金元又是民族大融合。他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是有区别的。按照严格的科学的定义，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时期，只有民族同化，没有民族融合。同化是大的、生产力高的民族使小的、生产力低的部族或民族在它的影响之下，消失自己的民族特点，变成大民族的一部分。因此在同化过程中大民族越变越大，小的部族或民族就越变越小，最后，变得没有了。融合则不是一个大民族在其他民族消失其民族恃点而同化于自己的情况之下扩大自己，而是几个民族，例如甲乙丙丁四个民族，在共同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之上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既非甲民族，又非乙民族，也非丙民族、丁民族，而是一个从来没有的新民族，这在阶级社会历史时期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的。西晋时期的匈奴、羯、氐、羌、鲜卑，他们形成了什么新民族呢?没有，而是同化于汉族。民族融合要在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胜利以后很长的时期内才有完全实现的可能。他又说，同化基本上是带有强制性的，只有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之下，才有自然同化。而融合则是民族关系发展的最高形式，民族融合的出现，完全是平等自然的。如果把封建社会的民族关系也说成是融合，那就混淆了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关系的本质上的差异。翦伯赞说：同化这个名词是可以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常使用这个名词，因为所谓同化，实际上就是落后民族加入了先进民族经济和文化体系，就是落后民族文明化，这有什么不好呢?列宁说过。“如果一个人没有陷入民族主义的泥沼，就不应该反对资本主义的民族同化。不但不应该反对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同化，封建时期的民族同化也不应该反对。”
关于历史上民族之间的战争与各族人民友好往来问题，翦伯赞说：过去的史学家在论述民族关系时，一般都把战争作主题，甚至只有讲到战争的时候，才提到民族关系，这是不对的。解放以后，又只讲历史上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少讲甚至不讲民族之间的战争，这也是不对的。只讲战争是一种片面，只讲友好往来，也是一种片面。如果要全面的讲民族关系，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历史的主流，但战争也不是偶然的爆炸而是民族之间的矛盾长期发展的结果，而且是民族矛盾最集中的表现，怎么能不讲呢?如果从历史上抽出了民族之间的战争。就等于抽出了民族矛盾，而民族矛盾是阶级社会历史中的一个主要方面。
关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问题，翦伯赞说：要用阶级观点分析民族矛盾，因为民族矛盾实际上是阶级矛盾在民族关系方面的表现形式，但是用阶级观点分析民族矛盾，不等于要把民族矛盾说成阶级矛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即当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民族矛盾有时退到次要地位，但民族矛盾还是存在，阶级矛盾并不能代替民族矛盾。只要有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存在，就有民族矛盾存在。
关于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翦伯赞说：由于我国疆域辽阔，各地历史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在同一历史时期，各族劳动人民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有的民族的劳动人民是农民，有的是农奴，有的是奴隶，他们的往来是要受到程度不同的限制的。在奴隶主统治下的奴隶和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下的农民或农奴’他们的往来就要受到奴隶主和封建地主阶级强加于他们的人身隶属关系的限制。除此以外，还有地理条件的隔绝、生活方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言语不通等等，他们怎样打破这些限制，克服这些困难，这是讲友好往来必须研究的问题，不研究这些问题，则各族劳动人民友好往来，就变成了一句空话。
关于民族英雄问题，翦伯赞说：有人认为阶级社会的民族英雄，必须是这样的人物：即他既代表本民族广大人民的利益，又不损害其他各族人民的利益，象这样的民族英雄，在阶级社会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翦伯赞认为，在阶级社会的民族英雄，一般都是在反对外来侵略保卫自己民族国家的战争中产生出来的。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英雄要受其阶级性和时代的限制，他们不可能没有偏狭的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思想，他不能在保卫本民族的战争中，同时又照顾入侵民族的人民的利益。至于各民族人民共同承认的民族英雄，那要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出现。
二、怎样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问题
翦伯赞在报告《怎样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时，集中地讲了四个问题。(一)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二)矛盾的两个方面，(三)农民战争反对什么；(四)农民政权的性质。
对于第一个问题，翦伯赞说：主要矛盾不同于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中，基本矛盾永远是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主要矛盾就不是这样，它有时是敌对阶级间的矛盾，有时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有时是民族矛盾。基本矛盾或者敌对阶级间的矛盾，是贯通整个阶级社会的一条红线，一种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只要阶级社会存在，就有这种矛盾存在。基本矛盾常常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不是在任何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都是基本矛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其他的矛盾可以上升为主要矛盾，但当其他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基本矛盾并没有消灭，只是退到次要的地位而已。因此，他以为当我们写历史上的矛盾的时候，要分清主次，不要把任何历史时期的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也不要把矛盾简单化，只写主要矛盾，不写次要矛盾。要着重写出主要矛盾，也要写次要矛盾，还要写出它们的交织和转化。
关于矛盾的两个方面，翦伯赞说：不能只写一面。例如敌对阶级间的矛盾，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反革命的一面，如果只有一面就不能构成矛盾。因此，当我们写敌对阶级间的矛盾时，要着重写革命也要写反革命。他说：近几年来，有些同志写农民战争只写农民革命军一面’少写甚至不写农民的敌人封建统治阶级，特别不敢写帝王将相。不仅如此，写农民革命军也只写他们的优点，不写他们的缺点。写农民战争只写农民军一面，已经是片面地对待问题，写农民军又只写优点不写缺点，这又是片面的片面。封建统治阶级包括帝王将相在内可不可以写呢?他说；不但可以写而且应该写，如果不写封建统治阶级怎能说明农民为什么革命，革谁的命呢?农民军的缺点可不可以写呢?他说：不但可以写而且应该写。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不仅应该以热烈的感情歌颂农民战争，还要以冷静的头脑，严格的科学态度全面地深入地分析农民战争，指出他们的优点，也要指出他们的缺点，从分析中接受教训。农民战争有没有缺点呢?他说：如果不是有意把农民革命军现代化，把农民战爭说得和无产阶级革命一样，那末，农民战争是有缺点的，而且就是现代无产阶级也不是毫无缺点，为什么古代的农民就没有缺点呢?如果不是站在农民的立场(小私有者的立场，而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研究农民战争，我想我们是能够看得见农民的缺点的。
关于农民战争反对什么，翦伯赞不同意下面的三种说法：即农民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农民把封建当作一种制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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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农民把皇权当作一种主义来反对。他说：农民反对地主，但没有而且不可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种制度来反对；农民还不可能意识到压迫他们的不是个别的地主，而是一个阶级，不是这样的封建剥削压迫，而是一种制度，不是个别的皇帝，而是一种君主制度或皇权主义。他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是自有阶级社会就存在的，封建制度是自有封建社会就存在的，皇权主义是自有君主制度就存在的；但是存在的事实，不一定就都能被认识。一直到马克思才揭示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实；才指出封建制度是一个社会形态，是一种剥削制度，而皇权主义这个名词则一直到斯大林才明确地提出来。人们往往用自己的认识水平强加于古人，以为我们今天能够认识的事物，在几千年以前的古人也能认识，实际上，现在小学生能够认识的东西，古代的圣人也不认识。
最后，翦伯赞说到农民的政权问题。他说农民能够并且曾经建立过政权，这是事实，问题在于这种政权是什么性质．他不同意有些人所说的农民可以建立一种非封建性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