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的形成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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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的形成与问题

台湾是移民社会。明朝以前，已经有沿海渔民、走私商人、海盗等下层社会民众移居以澎湖为中心的台湾外岛，并与岛内“原住民”有较为密切的商业往来。明嘉靖、万历以后，内地移民开始踏上台湾岛。明末，出现了规模性移民活动，而对台湾移民社会的形成起决定性作用的大规模移民，则是清朝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之后才萌发的，统一之后的民人入台，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土地开发，规模都是空前的。乾隆时期移民进入高潮，至嘉庆时期，台湾移民社会趋于定型，开始进入“土著化”与“内地化”交织的阶段。
福建山多地少，明清时期随着新作物的推广，人口数量迅速增加，使得业已严重的人地矛盾益加尖锐。明末清初，沿海地区又屡遭战乱，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为求生计，人们不顾海禁之令，铤而走险，向外迁徙。清代，海盗、航海、向外移民等风气相当盛行。台湾与福建一衣带水，自然条件优越，对于移民的吸引力不言而喻。因此，距离台湾较近的福建漳泉二府便成为移民最大的输出地，广东惠潮嘉三州府则构成了向台移民的第二大群体，远在浙江、江西等地的民人也纷纷踏上迁台之旅。
清代前、中期对台移民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统一台湾到康熙末年的近四十年间，台湾的人口经历了一个缓慢恢复与发展的过程。“平台”之后，清廷将之前统治台湾的郑氏（郑成功后裔）集团迁回大陆，并允许在台流民返回原籍，一度使岛内12万汉人锐减到六七万，大量田园抛荒。这一时期，此前奉行的海禁政策也得以强化，并一度扩展到禁止潮惠民人入台，大陆向台移民的规模受到很大限制。直到康熙末年，地方官员积极招揽内地民人赴台开垦，人口才逐渐滋生繁衍。
第二阶段：康熙末年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四十余年间，向台移民的规模不断扩大。康熙末年朱一贵起义被镇压后，清廷加强沿岸稽查，并将稽查重心放在查禁偷渡上。至雍乾年间，清廷开始放宽稽查禁令，但旋弛旋禁。这一时期，无论清廷政策如何摇摆，都已无法阻止移民迁居台湾的热潮，渡海入台者一浪高过一浪。为了逃避稽查，移民们千方百计偷渡入台，使得沿岸稽查防不胜防。
第三阶段：乾隆二十九年至嘉庆十六年（1811）的近五十年间，台湾迎来了移民迁入的高峰时期，人口的年增长率高达1.8%。乾隆二十九年，清廷解除不得携妻入台的禁令，并允许良民领照迁居台湾，掀起内地民人向台移民的高潮。据估计，乾隆四十一年（1776），台湾汉人约为九十万，至嘉庆十六年，全台人口达到一百九十余万。台湾人口的急剧增加，极大地加快了台湾地区的开发进程，台湾逐步形成一个边疆移民社会。
嘉道之交，成规模向台湾移民的浪潮逐渐停止。鸦片战争爆发时，全台人口达到250万。咸同时期，西方列强在沿海地区肆意进行“猪仔贸易”，大量华工被贩卖到南洋，大陆向台湾移民的历史进程基本终结。光绪十九年（1893），台湾人口约为300万。光绪元年（1875），清政府曾在沿海创办招垦局，招揽贫民赴台开垦，以抵制日本向台湾的渗透，但收效不著。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延续近二百年的稽查制度才正式废止。
有清一代的向台移民，大致从康熙统一台湾开始，一直持续到清末，经历了由限制迁入、民人偷渡到政府招垦的过程，而以乾隆中晚期至嘉庆年间的移民规模最为引人注目。而实际上，清廷一直实行消极治台的策略，对移民赴台心存疑虑，其管制移民的禁令在很长时间内存在，直到光绪元年才完全废除。因此，偷渡入台便成为沿海民人入台的主要方式。偷渡者被拿获的只有十分之一，到台者也只有十分之二三，其余丧命孤岛、沙洲与葬身鱼腹的多达十之四五，揭示了移民偷渡入台的艰辛和凶险。
即使偷渡成功，移民要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早期移民不但要忍受巨大的心理与生理孤独，而且要应对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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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的气候、流行的疫病，以及未“开化”的原住民的威胁。嘉庆年间，开垦噶玛兰的一千二百多名壮丁，有半数死于疫病。
随着移民人口的增加与土地开发，台湾移民社会逐渐成形。一方面，众多移民的迁入，为开发台湾、巩固边疆发挥了巨大作用，而移民与内地的天然血脉联系，则成为联结海峡两岸的重要纽带。另一方面，台湾的开发也为内地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补充。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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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开发较晚，资本化特征明显，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较高。乾隆时期，台湾就已经成为福建地区稻米需求的来源地，蔗糖等经济作物更是行销东南沿海，并远销至朝鲜、日本。
然而，由于受政府举措、移民风气与地方社会脆弱等因素的影响，台湾移民社会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清前期，清廷不仅实施海禁，即使在弛禁时期，也有不许移民携带家眷渡台的禁令。所以，前期台湾移民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罗汉脚”（单身男人或无业游民）的大量存在。他们既缺乏家庭的慰籍，又没有身家拖累的顾忌，很容易沾染打架斗殴、酗酒赌博等不良习气，直至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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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斗、叛乱。乾隆二十九年取消携眷入台禁令后，台湾的男女比例才慢慢趋于正常。
二是分类械斗现象严重。由于祖籍、地缘观念的影响，移民与原住民，以及移民之间的冲突不断。迁入之初，移民与原住民的矛盾较为尖锐；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移民之间的利益纠纷日渐增加。移民们背井离乡来到台湾，原来的宗族、社区界限被打乱，他们为了在充满危险与竞争的环境中生存，很自然地依照地缘祖籍的划分聚居、开垦。在这种移民形成“分类”的前提下，不仅省与省、府与府，甚至一府之内、各县之间都壁垒森严，以“分类械斗”为主要标志的社会冲突和动乱不断发生。
三是结会树党形成风气。初来乍到的移民，尤其是那些孤立无依的“罗汉脚”，为了生存、互助，开始纠集一体。传统的兄弟结拜、歃血盟誓成为他们现成的“纠合”工具，一旦羽毛渐丰，团体内部的互助很快就演变为对外惹事生非，参与械斗、劫盗以至树旗起事。天地会萌生于闽南，在台湾林爽文起义时才骤然显露，并非无因。
四是暴力现象绵延不绝。在清代前期、中期，台湾社会中的械斗、民变、叛乱相互交织，恶性循环，所谓“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整个清代，台湾共发生大小民变43次，“分类”冲突八十余起，朱一贵、林爽文两次起义更是震动全国。当时台湾社会的动乱，严重阻碍了地方社会的发展，也为日后台湾社会的纷争对立投下了阴影。
尽管如此，台湾社会逐步完成整合，社会结构趋于稳定。同治之后，大规模的社会冲突转入低潮，分类械斗也由祖籍地缘分类转向家族式械斗，标志着移民对于迁入地认同观念的形成与本地宗族构建的完成，开始“土著化”过程。同时，清廷在台经营渐著成效，加快了台湾社会发展，使得台湾与内地不断趋同，台湾的“内地化”越来越明显。
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割占台湾。“日据”时期长达50年，使得台湾人滋生出一种深深的遗弃感与放逐感。台湾移民社会的形成是我国内地移民拓展生存空间的结果，台湾问题的解决也必将从两岸人民的切身利益与发展前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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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平，1962年生，苏州人，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中国民俗通志·江湖志》等。研究领域：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中国秘密社会史、民间信仰与民间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97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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