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郑莉：东南亚华人的同乡同业传统——以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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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郑莉：东南亚华人的同乡同业传统——以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为例

【摘要】本文通过对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的个案研究，探讨同乡同业传统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的传承与运作机制。芙蓉坡兴化人的移民过程和聚居形态，始终受到原籍村社和家族关系的制约，而他们的生计模式和经营策略，也是尽可能利用同乡、同族、姻亲和师徒关系，建构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商业网络。在这种同乡商业网络中，私人企业之间的信用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而这种信用关系主要依托于乡土社会文化网络。因此，芙蓉坡兴化人创建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同业组织、同乡会、宗亲会和宗教仪式团体。考察东南亚华人的同乡同业传统，有助于深化对离散社群理论和华人商业网络的认识。
【关键词】东南亚华人　同乡同业　华商网络　离散社群　兴化人
Abstract： This article,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Henghua Chinese in Ujong, Malaysia, investigates the tradition of fellow villagers being involved in the same industry. The emigration processes and settlement patterns of the Henghua people in Ujong were conditioned by the original relations and lineages in their hometown as well as the master-apprentice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the modes of living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these groups relied on shared origin and clan ties, as well as marriage relationship, to construct a commercial network based on division and coordination of labor. In such a commercial network, credit was of crucial importance between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the trustworthiness of credit comes from shared origin of birth and culture. As a result, Henghua people in Ujong established various kinds of guild organizations, hometown associations and ritual communities, all of which played crucial roles in preserving the commercial networks and the tradition of native villagers working in the same industry.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m helps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iaspora communities theory and the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Keywords：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fellow villagers in the same industry, Chinese commercial networks, diaspora communities, Henghua people
一、 前言
在中国历史上，同乡同业是相当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对中国传统工商业和近代城市的发展都有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的个案研究，探讨同乡同业传统在东南亚华人中的传承与运作机制，揭示中国本土文化对海外华人社会的制约与影响。
所谓“同乡同业”，主要是指在城市工商业经济中，来自同一地区的人群经营相同的行业，利用同乡或同族关系建立商业网络，实现对市场和资源的垄断与控制。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同乡同业传统，与民间乡族组织的发展密切相关，其集中表现为地域性商帮或族工族商。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教授曾经指出，明清时期的地域性商帮与族工族商等现象，反映了“乡族势力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能顺利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①傅衣凌的学生郑振满、陈支平、王日根等教授，对明清以来的乡族经济与地域性商帮作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同乡同业传统与乡族组织的内在历史联系。②在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中，同乡会馆与同业组织的关系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例如，中国近代商会、同业公会与明清时期会馆、公所的联系与区别；在中国近代城市社会变迁中，同乡团体与同业组织的分化与重组，商会与同业公会中的同乡与同业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基本课题。③
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深受中国本土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这是中外学术界的共识。早在19世纪末，荷兰汉学家高延（De. Groot）已经指出：“如果对根源背景没有清晰的概念，我们根本无法理解婆罗洲公司制度的形成、性质以及荷印华人移民的最主要现象。”④不过，早期的海外华人社会研究，主要集中于秘密社会、方言群等社会文化传统，而较少关注海外华人的生存策略与经营模式。近年来，随着海外华人经济实力的不断扩展，华商网络与原乡传统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例如，美国人类学家华琛（J. Watson）对香港新界海外移民的研究，论证了原乡传统对海外经营模式的影响。⑤刘志伟对广东顺德县《沙滘楚旺房陈氏族谱》的研究，发现陈氏族人到毛里求斯、留尼旺一带经商，在霹雳、邦加岛等地开采锡矿，都是原乡家族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⑥那么，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究竟如何利用原乡的社会文化传统建构商业网络？这是本文试图深入探讨的问题。
东南亚华人社会中的“兴化人”（Henghua people），特指讲兴化方言的人群，主要为原籍福建省兴化府莆田、仙游二县的移民，也包括来自福清县南部和惠安县北部讲兴化方言的人群。⑦在东南亚华人中，兴化人是人数最少的方言群，但却具有十分明显的行业特征。一般认为，东南亚的兴化人主要经营交通行业，所谓“出门行路要找兴化人”。⑧不仅如此，东南亚各地的兴化人也有相对独立的会馆、庙宇和仪式传统，尽可能维持“大分散、小集中”的聚居状态，历来是东南亚华人中最富有凝聚力的方言群。⑨
马来西亚芙蓉坡为海外兴化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创建了为数众多的兴化人企业、社团、庙宇和家族组织。自2006年以来，我们为了研究东南亚兴化人的社会文化传统，曾多次到芙蓉坡开展田野调查，收集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口述资料。⑩本文主要依据历次田野调查资料，集中考察芙蓉坡兴化人的移民过程与聚居形态、生计模式与经营策略、同业公会与同乡组织，探讨同乡同业传统对东南亚华人“离散社群”与“华商网络”的影响。11
二、 移民过程与聚居形态
芙蓉坡（Ujong）是马来西亚森美兰州（Negeri Sembilan）的首府，也是享受特殊政策的“自由市”。12在马来语中，芙蓉原名“双溪乌绒”（Sungai Ujong），在闽粤方言中谐音为“芙蓉”，故此得名。13芙蓉地处西马交通要冲，为铁路和公路的枢纽，南下马六甲和北上吉隆坡仅需1小时左右的车程。
在马来西亚历史上，森美兰州是开发较迟的地区。15世纪，来自苏门答腊（Sumatera）的米南卡保人（Minangkaba）来到这里，建立了9个小城邦，号称“九州岛”（Negeri Sembilan），这就是“森美兰”名称的由来。19世纪末，森美兰成为英国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1948年加入马来联邦。14
森美兰盛产锡矿，芙蓉的矿产资源尤为丰富。19世纪初期，华人来芙蓉开矿采锡，逐渐在此定居。1828年，芙蓉华人矿工约有1000人，到1860年达5000人，1874年华人总数为15000人。1859年，来自广东惠州的盛明利成为第一任华人甲必丹，可见当时广东移民占居多数。在1911年的人口统计中，全州人口共130199人，华人约占31.4％。到了1970年，全州华人总数为183444人，其中客家人63655，闽南人47723人，广府人43524人，琼州人9341人，福州人5802人，广西人5093人，潮州人4717人，其他为3579人。15在1970年的人口统计中，兴化人作为小族群，并未列入单独统计，显然是归入“其他”类，总数不会超过3000人。
兴化人最早抵达芙蓉坡的时间，目前尚无确切资料，但不会迟于20世纪初。1923年，兴化人已经在芙蓉创办了“九州岛自由车商会”，而在此之前，据说还创办了“三轮车公会”。早期兴化移民大多不是直接抵达芙蓉坡，而是经由新加坡和吉隆坡等口岸，辗转抵达本坡。因此，在芙蓉坡的第一代兴化人移民中，许多人都曾经有在新加坡和吉隆坡等地谋生的经历。这些早期兴化移民的移居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家族性的移民链，即通过族人带到南洋，或是自己到南洋投靠亲友；二是通过“牵头人”介绍，下南洋寻找谋生机会。由于“牵头人”一般都是回原籍组织新客出洋，因而以上两种移民形式往往相互交错，难以截然分开。大致说来，经由族人或同乡的互相提携，亲属朋友接踵而行，依托于原籍乡族网络前往南洋谋生，是早期兴化人向海外拓展的主要方式。16
在芙蓉坡，兴化人最初主要是做“苦力”，即当搬运工，因此大多聚居于今日火车站附近的巴刹尾一带，后来才逐渐扩散至全坡。据说，在巴刹尾一带，原来有三间兴化人的苦力间，这是新移民的主要落脚点。这些苦力间是较早在本地定居的兴化人家庭开办的，一般楼下为店屋，楼上为住所。17黄传兴、欧珍珠夫妇经营的仁心点心店，就是芙蓉坡的早期苦力间之一，据其后人回忆：
以前我家在巴剎尾，开点心店。兴化人刚来没有钱的，都可以先住我家楼上，是打通铺，可以住60多人。（他们）相互之间常打架，因为拉车的人，钱放在枕头底下，常常怀疑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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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拿了。没有钱付饭费和住宿费的，用香烟盒子记账。但是后来我父母吩咐，这些债不要去讨，（因此）现在我们几个兄弟都做得很好。18
苦力间是早期移民的主要居住场所，也是基本的生活单位，一般是同乡同族的移民住在一起。例如，黄家来自莆田石庭村，他们的住客主要是石庭黄氏族人。在同乡会馆和宗亲会形成之前，这种苦力间是同乡同族的主要认同标志，对早期同业公会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
芙蓉坡的早期兴化人，主要来自于莆田江口的石庭、坂尾、东亭等村和莆田、仙游交界的溪顶等地。所谓“溪顶”，是指木兰溪上游的莆田华亭和仙游榜头、赖店一带。这些来自不同村落的兴化人，最初为了争夺地盘与客源，经常发生纠纷，甚至爆发过械斗。据现年80多岁的刘文彬老先生回忆，当时因为石庭黄氏人数较多，控制了火车站、巴士车站一带的地盘，所以东亭、坂尾二村移民结成联盟，与石庭人抗衡。至于“溪顶人”，主要是为英国政府从事搬运工作，“早期他们人很多，而且比较高大粗鲁，而石庭人则比较文一些，石庭人都怕他们”。19在成立同业公会和同乡组织之后，这些矛盾纠纷才趋于缓和。
东南亚兴化人的移居过程，一般都经历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过程。所谓“落叶归根”，主要是指二战前的候鸟式移民，他们大多是青壮年男子，到海外谋生主要是为了养家活口，因而经常往返于海外和原籍之间，晚年则回原籍定居养老；所谓“落地生根”，主要是指二战后举家外迁的移民，他们在侨居国入籍定居，娶妻生子，逐渐形成了海外的移植型家族。20芙蓉坡的兴化人家族，大多形成于二战前后，目前已繁衍至第三代或第四代。21
2011年8月，笔者在芙蓉坡观看了福莆仙联谊社举办的中元普度仪式，收集了较为完整的仪式文献。其中有一本《普度名册》，详细记载了参加普度的每一家族的祖先名讳，从中可以大致了解当地兴化人的聚居形态。22由于每一家族的超度对象都是在本地去世的祖先，而参加超度仪式的家族代表都是年事已高的家长，因此这些家族至少在本地传历了3代以上。从这些家族的籍贯看，来自莆田江口的移民最多，其中共有石庭黄氏61家，坂尾许氏7家、西刘刘氏1家、梁厝梁氏4家、下孤关氏3家、东亭欧氏2家、庙前林氏2家、前面李氏1家、后埕张氏1家、后董白氏1家；其次为来自“溪顶”的移民，共有华亭徐氏3家、仙游杨氏1家、仙游彭氏4家、仙游苏氏1家、仙游邱氏1家、仙游蔡氏1家、仙游萧氏1家、仙游林氏1家；再次为莆田其他乡镇的移民，共有涵江苏氏1家、加口林氏1家、东尾郑氏1家、云峰王氏4家。此外，还有来自福清的江兜王氏1家、磁灶陈氏7家，他们也是来自兴化方言区的移民，因而也被视为“兴化人”。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芙蓉坡兴化人的总人数约有三千多人，而在森美兰全州的兴化人约有一万人。他们分别来自莆田、仙游、福清、惠安的数十个村社，每一村社的移民多则数百人，少则数十人，聚居的规模都不大。然而，在这些移民群体之间，却有着相当密切的社会文化联系，为维持同乡同业传统提供了必要条件。
三、 生计模式与经营策略
芙蓉坡兴化人的生计模式，最初主要是当人力车夫或三轮车夫，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后来逐渐有所积蓄，开始转为开脚车、电动车修理店，最后是经营脚车行、摩哆车行、汽车行，直至经营汽车保险、汽车贷款等相关业务。在芙蓉坡和森美兰州，兴化人不仅控制了交通行业，也涉足于电器业、家私业、餐饮业、旅游业、建筑业、制造业等许多行业，在当地工商业界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1990年编印的《森美兰兴安会馆四十周年纪念暨新会所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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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纪念特刊》中，共登录当地兴化人的企业124家，其中经营交通行业的约67家，经营电器业的约20家，经营其他行业的约37家。从中可以看出，芙蓉坡兴化人主要经营交通业和电器业，同乡同业的特色相当明显。那么，为什么海外兴化人会形成这种同乡同业传统呢？这与他们的经营策略密切相关。
芙蓉坡兴化人的经营策略，主要是利用同乡同族和姻亲关系，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建立商业网络。在芙蓉坡兴化人中，流传一个故事：马来西亚的总理曾经表扬兴化人，说他们支撑了全马的交通行业，然后问兴化人的经营秘诀是什么？兴化人回答说，我们的秘诀是会培养学徒。如果有好的学徒，我们就要他当上门女婿，然后他才可以出去开分店。这也许是个笑话，但也生动地反映了兴化人利用学徒、家族和姻亲关系建立商业网络的经营策略。在田野调查中，石庭黄氏族人告诉笔者：
为什么石庭人后来开那么多脚车店？因为很多老板招了学徒做女婿，等过了一段时间，让他们去更偏远的小镇开脚车店，很快就有了大量连锁的店铺。23
石庭人脚车店中的学徒，原来都是兴化同乡，但一旦成为老板的上门女婿之后，也就变成了家族成员。在这里，同乡、同族和姻亲关系有机结合，三位一体，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来自原乡的社会文化资源，因而也就成为兴化人最重要的经营秘诀。不过，芙蓉坡兴化人企业的组织形式，主要还是家族企业。例如，当地著名的侨领黄志萍、关凤声等，都是以经营家族企业致富的。
黄志萍为莆田石庭人，历任芙蓉坡兴安会馆、自由车摩哆电器商会、培华学校的主席，同时担任芙蓉坡东天宫与森雪隆甲江夏堂的主席，先后荣膺马来西亚政府授予的太平局绅（PJK）与拿督（DSNS）头衔，在莆田原籍也受聘为石庭学校董事会名誉董事长等职务。黄志萍的发家史，在芙蓉坡兴化人中众口相传，被视为成功的范例。
黄志萍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的父亲和叔叔、姑姑都曾经下南洋谋生，而他和母亲、两个妹妹留在老家，抗战前到南洋与父亲团聚，就学于芙蓉坡培华小学。他13岁时，父亲去世，被迫辍学，到吉隆坡姑丈家的脚车店中当学徒。两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马来半岛沦陷，他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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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坡开设脚车修理店，旋即被日军强迫入伍，当了几年治安军。二战后，他回到莆田老家，娶妻生子，然后再次南下谋生，先是到香港当的士司机，后来转去新加坡开的士。1953年，他得到新加坡观音庙灵签的指示，返回芙蓉坡，开设“万利兴”车行，从销售脚车发展到销售摩哆车，成为小业主。
在黄志萍的子女成年之后，万利兴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从销售脚车、摩哆车转向以销售汽车为主，逐渐发展成为西马地区最大的本田（Honda）代理商。黄志萍生育三子二女，其长女在老家出生，其余子女均为侨生，都在家族企业中任职。黄家第三代大多出国留学，回来后也是到家族企业任职，目前公司中的维修部经理和营销部经理都是黄志萍的孙子。万利兴的董事会由会长、董事与会员组成，“会长拿督黄志萍局绅、董事黄德兴先生、董事黄伟俊先生、会员黄德源先生”。其中德兴、德源为志萍之子，伟俊为志萍之孙，可见这一企业组织实际上也是家族组织。
万利兴作为日本的著名摩哆车、汽车品牌代理商，其商业网络遍布西马各地，与许多兴化人企业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1987年，在黄志萍荣膺拿督勋衔之际，有不少外地企业联合送匾道贺，其中主要有：义兴摩哆有限公司、尚和摩哆有限公司、立生企业有限公司、尚荣企业有限公司、新隆兴有限公司、瑞兴有限公司、五和有限公司、顺利有限公司、荣和摩哆贸易公司、联邦摩哆公司、信发摩哆公司、义隆摩哆公司、黄摩哆公司、马六甲车行、义发公司、茂兴号。这些企业都是兴化人企业，也都是与万利兴有长期合作关系的交通企业。
关凤声是芙蓉坡兴安会馆和福莆仙联谊社的发起人之一，历任兴化人佛寺紫竹林的理事、福莆仙联谊社的永久普度主，与兴化名僧释寂晃有深厚的友谊。他和兄长合办的福源隆脚车行，一度是西马最大的脚车行，而他的儿子创办的马来西亚链条厂，也曾经是西马最大的链条厂。
关凤声祖籍江口石怡，他从小就跟长兄到南洋谋生，于1919年在西马创立福源隆商号。此后，他的长兄及其后代在吉隆坡经营福源隆商号，而他自己南下芙蓉坡开设分号，并在芙蓉坡正式注册了福源隆有限公司，专营脚车批发与链条生产。
关凤声的妻子陈瑞莲为福清磁灶人，其内弟陈有美始终是福源隆脚车行的主要帮手，实际上也是商业合伙人。他一共生育了六子六女，其中一女送回原籍，为亲戚家养女，其余子女均在南洋定居。他的6个儿子都先后在福源隆任职，长子关光辉原为教师，后来也参加家族企业的管理。他的女儿大多嫁给从事交通业的兴化人，因而先后与芙蓉的石庭黄氏、怡保的江兜王氏、关丹的磁灶陈氏结成了儿女亲家，这些都是他的主要商业伙伴。
福源隆主要经营脚车的代理和批发业务，早期的货源大多来自英国、日本和德国，从吧生港运进来后，要先开箱组装，再批发转运到邻近的吉隆坡、马六甲、彭亨和森美兰各地，因而是西马进口脚车的批发中心之一。据关凤声之子关光龙回忆，在他们少年时代，生意特别繁忙，他们都需要到店里帮忙，所以很早就参加了家族企业的工作。他说：
我哥哥光华读到初中，就（退学）回来帮忙了。我们虽然还在读书，也要在一起帮忙。每天都要忙到晚上十一二点，因为脚车需要开箱组装。我们是西马最大的脚车行，雇佣的工人有10个，有印度人、外色人。开始老大、老六没有回来做，后来也都回来了。24
其实，福源隆作为批发中心，主要的业务都在外地，因此需要许多推销和管理人员，这就是家族企业的优势所在。1979年，关氏六兄弟利用脚车行的盈利，成立了马来西亚链条厂，主要生产脚车与摩哆车的链条，仍然请他们的舅舅陈有美担任链条厂的主要管理人员。关氏六兄弟在长期的合作过程中，为了避免财务上的纠纷，专门设立了家族基金，用于资助各家购买住屋与子女教育，其他私人开支则不得从公司挪用资金。关光龙认为，这项基金是兄弟之间可以和睦协作的重要原因：“别人都问，你们兄弟怎么那么好，也不争吵，到底是怎么处理？秘诀就在这里”。他还特别谈到，在经营批发生意的过程中，同乡之间的信用关系至关重要：
批发到各地的商店，我们兴化人占多数以上，可以赊账。如果资金缺乏，可以向朋友借，信用很重要。因此，我们同新加坡的推销员，也都有各种业务联系。25
在田野调查中，经常可以听到类似的说法。有个早年从事汽车配件推销的兴化人告诉我：“其实你没有资金是不用怕的，因为大家都讲一样的话，办一样的事，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有信用。只要你有了信用，就可以空手套白狼。我把第一批货给你，你不用给我钱，到后来你就可以利用这一笔货款，不断地进货来赚钱。”所以，在他们这一行中，“靠的就是同乡信用”。26
在同乡企业之间，由于存在着较为稳定的信用关系，可以在资金、技术、劳动力、商品供应、信息交流等领域互相支持，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分工协作关系。1987年编印的《森美兰自由车、摩哆、汽车、电器商会成立六十四周年纪念暨新会所落成开幕纪念特刊》，共登录当地的交通企业98家，其中大多数企业也出现在同乡会刊中。在这些兴化人的交通企业中，各自的经营范围不尽相同，分别涉及品牌代理、批发、零售、维修、回收、出租、贷款、保险等不同的商品销售与服务环节。对每一商号而言，不可能同时经营所有的环节，一般都有各自的主要经营范围。因此，只有通过各种同乡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才有可能形成行业垄断和竞争优势。
在芙蓉坡同乡会馆和同业公会的企业名录中，还有不少外地的兴化人企业，从中可以看到跨地域与国际性的同乡同业网络。例如，在同业公会的企业名录中，共登录马来西亚其他地区的交通企业约250家，分布在沙捞越、柔佛、马六甲、雪隆、霹雳、槟威、吉坡、吉蓝丹、丁加奴、彭亨等9个州。此外，还收录了来自新加坡、泰国、文莱的交通企业40家，其中大多数是来自新加坡的企业。在东南亚地区，新加坡是国际贸易的中心城市，许多新加坡企业是周边地区的主要商品供应商与品牌代理商。因此，新加坡兴化人企业与芙蓉坡兴化人企业之间的联系也尤为密切。祖籍莆田江口西刘村的新加坡兴化人刘玉书先生，曾在芙蓉坡同业公会的纪念刊与芙蓉坡兴安会馆纪念特刊中登载了贺词。他说：
我14岁下南洋，20岁开始推销脚车配件。1962年以后，主要在马来西亚推销，几乎跑遍了全马，各主要港口的兴化人我都很熟悉。过两天，我还要去怡保，参加一个兴化老板儿子的婚礼。我们公司代理的品牌，从台湾到日本都有，现在主要是大陆的产品。27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东南亚兴化人的商业网络是超地域的，同时也是跨国界的。这种国际性的商业网络，同样是建立在同乡同业传统之上，依赖于同乡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因此，研究东南亚华人的商业网络，不可忽视同乡同业传统的传承与运作机制。
应当指出，在海外兴化人中，不仅有成功的商业精英，更多的是自食其力的雇工和小业主。他们可能是的士司机，可能是脚车、摩哆车修理工，可能是推销员或废旧轮胎回收者。从表面上看，他们在同乡商业网络中始终处于依附地位，而在实际上，他们却是同乡同业传统的存在基础和运作主体。那么，对于这些普通大众来说，同乡同业传统究竟有何意义？试以现年82岁的黄元勋老先生为例28，对此略作探讨。
黄元勋出生于莆田江口石庭村的纸扎艺人世家，早年在家乡念过私塾，写得一手好字。17岁时，黄元勋跟随族人下南洋谋生，到新加坡族人黄春寿的脚车店当学徒。23岁回乡结婚，回南洋后从新加坡转来芙蓉坡，在堂兄黄文松的轰隆摩哆车店做帮工，后来又在族人黄新球的万成摩哆店做帮工，据说收入都很微薄，“过年一个红包都没有”。1957年，黄元勋的妻子到南洋团聚，随着儿女出生，家庭开支日益增加，生活难以为继，遂在同乡和族亲的资助下，在吉隆坡创办了自己的万荣成摩哆车维修店，成为独当一面的小业主。这一摩哆车店至今仍在营业，现在由他的四子接手经营。
黄元勋在南洋生活逾60多年，从当学徒、帮工到自己经营小店铺，基本上局限于兴化人聚居的地区，从事脚车、摩哆车维修等交通行业。据说，他至今只学会几句广东话日常用语，平常都是讲兴化方言。我们对此很好奇，曾问及当地兴化同乡：“元勋只会讲兴化话，那平时生活怎么办？”他们打趣说：“所以他一辈子只跟太太交流，天天讲兴化话。你看，他们夫妻多么恩爱！”其实，黄元勋性格开朗，人缘很好，在当地兴化人的社交圈中相当活跃。他15岁时就在原籍古迹明安殿参加过“持戒”仪式，精通“坛班”组织的内部事务，又粗通文墨，来芙蓉坡后长期担任东天宫的“戒师”，是当地著名的仪式专家。
黄元勋的生平经历，在他的同辈人中是习以为常的。由于早期兴化移民的文化水平不高，语言能力单一，他们到南洋后很难独立谋生，一般只能先跟同乡族人当学徒、帮工，学会一技之长，然后再寻找机会独立创业。例如，黄元勋的堂兄黄文松，最初是跟随他的舅舅林奕到南洋，在舅舅的尚和摩哆车店里当了很多年的学徒和帮工，后来才自立门户，创办了轰隆摩哆车店，并把元勋找来当帮工。29元勋的妹夫白文凤，祖籍江口后垅，15岁到新加坡，最初在同乡的脚车店当学徒，后来到芙蓉坡跟同乡学理发，最后开设了自己的理发店，至今仍然以理发为生。30由此可见，早期兴化移民的同乡同业传统，主要是经由师傅带徒弟的途径，在新老移民的代际交替中自然形成的。对于新一代移民来说，这种师傅带徒弟的传承途径，为他们提供了在当地安身立命的唯一可能，因而也是别无选择的。
如上所述，芙蓉坡兴化人的生计模式和经营策略，依赖于同乡商业网络的有效运作。对少数商业精英来说，同乡商业网络为他们提供了资金、技术、商品、信息等全方位的支持，使他们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对大多数边缘人群来说，同乡商业网络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和技能培训，使他们在异国他乡可以安身立命，甚至也有可能因缘际会，成为发家致富的商业精英。正因如此，海外兴化人无不致力于维护同乡商业网络，这就是同乡同业传统历久弥新的根本原因。
四、同业公会与同乡组织
东南亚华人的同乡同业传统，源自于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传统，但又在海外移民社会的历史语境中得到了不断的强化。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同业公会和同乡组织，对维持和强化同乡同业传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芙蓉坡兴化人中，目前大致有三种类型的社团组织：第一类是作为同业公会的自由车、摩哆、汽车、电器商会；第二类是作为同乡组织的兴安会馆、石庭黄氏江夏堂与东天宫等；第三类是作为仪式组织的妙应寺、紫竹林、志元堂、福莆仙普度联谊社等。这些社团组织虽然各有不同的历史成因和社会功能，但实质上都是同乡组织，也都与同业公会密切相关，可以说是同乡同业传统的外在表现形式。
芙蓉坡的“森美兰自由车、摩哆、汽车、电器商会”，始自于1923年创立的“九州岛自由车商会”，此后历经改组，演变为涵盖所有交通业和电器业的同乡同业组织。1987年，在商会新会所开幕暨创会64周年纪念之际，对“会史”有如下简介：
本会创办于公元一九二三年，至今已有六十四载矣！回顾当时一批离乡背井南渡谋生的福莆仙同乡，他们披荆斩棘，为联络乡谊及谋求自由车同业间之福利，由先贤陈其联、陈宜录、黄志成、林奕、关文声、关龙金、陈鸣枝、黄天保、黄德标、黄炎、黄坤珠等人为首之兴化同乡领导下，租用当时芙蓉市大街门牌一〇一号之三和宝号楼上。作为临时会所，并在卅年代初期李三律附近，购置日后作为兴建会所的一块地段。
两年后，由于扩大会务组织，旋于一九二五年将临时会所迁至芙蓉东姑哈山街门牌卅一号的新会址。当时本会不但尽量照顾同业的福利问题，联络分布于本州各地的兴化同乡，更为百年树人大计，发扬中华文化，教育同业同乡子女而在同年假本会所楼上正式创办培华学校；因此本会与培华学校可说源自一体，关系密切，可说没有自由车商会的成立也就没有今日之培华学校。
如上所述，这一同业公会成立之初，就是以兼顾同乡和同业利益为宗旨，可见当时在芙蓉坡兴化人中已形成同乡同业传统。所谓“自由车”，即人力车，也包括三轮车。至于1925年“扩大会务组织”，可能是指吸收了电动车业者，但当时最重要的举措是创办了培华学校，目前是当地华人社会中享有盛誉的“贵族学校”。1941年底，日军占领马来半岛，同业公会和培华学校都被迫关闭，至战后才逐渐复兴。60年代以后，由于交通事业的迅猛发展，芙蓉坡兴化人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同业公会的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据“会史”记载：
一九六五年为拥有本身之会所，由当时会长林清霖先生，已故陈亚攀先生及欧文高先生，现任财政刘天嘉先生等人，前往星加坡会见临时会所之业主福和宝号，进行接洽谈判购买会所事宜。经各理事一番努力下，成功以时价二万余元，把临时会所购置下来，这对本会之会务发展，可说是进入另一里程碑。
一九八三年，黄志萍局绅众望所归，继承本会会长，在理事会议中，计划将卅年代初所购置位于李三律的空置地段上兴建一座四层楼之新会所，以供同业日益增加的需求，扩大会务上的组织。同年在全体理事一致的决定下，将芙蓉东姑哈山街门牌卅一号之旧会所售出，随即成立以关光辉为首之建委会。……同年也一致通过将本商会组织范围扩大，改名为“森美蓝自由车摩哆汽车电器商会”，融汇本州福莆仙同乡所经营之上述行业于一体，同时也欢迎及接受不同贯籍之同行加入阵营，共同谋求会务之发展，争取共同之利益。31
1983年的会务改革，重点在于吸纳了电器业者，扩大了同业公会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也开始接纳其他方言群的同行，这似乎使同乡同业组织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不过，在此次改组之后，又把本会会员分为 “永久会员”和“附属会员”两大类，前者必须是兴化人企业，而后者则为非兴化人企业。32在此情况下，即使有其他方言群的企业加入这一同业公会，也不可能完全改变其作为同乡组织的性质。
从历年的会务记录看，芙蓉坡的“自由车、摩哆、汽车、电器

哪部电视讲述中国历史故事

商会”的年度例行活动，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是协助政府执行行业管理，如代办摩哆车执照、组织摩哆车驾驶培训等；二是与其他地区的同行保持联系，参加他们的联谊活动，邀请品牌商代表洽谈业务等；三是组织年度会员大会，商定各项会务议程；四是组织新春团拜会，发放培华学校奖励金；五是参加会员家庭红白事、企业的礼仪活动，协调会员之间的关系。33由于这一同业公会涵盖了数个不同的行业，实际上很难建立统一的行业管理制度。据说，目前商会中的不同行业大多各自为政，其中最为活跃的是摩哆车商。不过，在对外联谊和维护同乡同业利益等方面，这一同业公会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芙蓉兴安会馆成立于1950年，其主要宗旨是联络乡谊，维护同乡利益，促进同乡团结。1990年，在兴安会馆成立四十周年之际，其《纪念特刊》对创会缘起有如下记述：
当时，本州同乡人数较少，又因平日甚少联络，不能发挥团结精神，以谋同乡之福利。有鉴于此，芙蓉埠兴化同乡关凤声、林清霖、林鸿源、金宣、黄亚虹、龚寿庆、林奕、刘佑、黄钦、郭启芬、黄信德、刘天嘉及林清泉等人，为了联络并照顾日益增加之同乡福利，毅然发动筹办森美兰兴安会馆，并假芙蓉自由车商会，召开筹备会议。当时，获得同乡热烈响应，又得林鸿源先生代为起草简章，向社团注册官申请批准。34
值得注意的是，1950年为中国国内战争刚结束之际，当时有很多新移民来到芙蓉坡。由于新移民立足未稳，生活相当贫困，自然还不可能参加同业公会。因此，当地事业有成的老移民发起筹办同乡会馆，主要是为了救助新移民，解决当务之急。不过，当时获准成立的兴安会馆，实际上是附属于自由车商会的临时性机构，直至多年之后才开始独立运作。据记载：
一九五六年二月九日，假自由车商会举行成立典礼。是日出席会员及嘉宾，济济一堂，盛况空前。为了让所有会员及兴化同乡拥有一固定之联络处及活动地点，并获得关凤声之大力支持下，于一九六三年向当时兴化同乡创办之芙蓉培华学校董事部购买位于芙蓉怒尼士路门牌卅一号之双层店屋作为会址，展开各项会务活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公请当时森州州务大臣塞益医生主持开幕典礼，出席观礼之同乡及嘉宾，可说是冠盖云集。35
如上所述，兴安会馆迟至1956年才正式成立，而创建独立会所始自于1963年，至1966年才正式启用。在新会所建成之后，兴安会馆将楼下的店铺全部出租，同时将楼上多余的房间作为旅社营业，每年都有相当可观的收益，可以维持会馆的日常费用。兴安会馆的例行事务，除了联络乡谊之外，还推出了一系列奖学助学的活动。例如，1966年启动大学贷款金计划，1975年成立会员子女奖励金制度，1986年为培华学校发布建校基金彩票。36当然，这些活动大多是与商会共同举办的，二者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在芙蓉坡兴化人的社团组织中，曾经有一个所谓的“黄志萍时代”。80年代中期，拿督黄志萍同时担任会馆、商会和培华学校的主席，促成了这三个兴化人社团组织和教育机构之间的互动和整合。我们现在看到的会馆和商会，在人员配备、机构运作和空间布局等方面，都是颇为雷同的。当地兴化人告诉我：“这两个会所差不多，都是黄志萍时代的样子。”37不过，毕竟会馆和商会还是有各自不同的服务对象，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因而至今仍是相对独立，并未合二为一。
前已述及，无论是同业公会，或者是同乡会馆，实际上都是富人俱乐部。对于当地普通的兴化人而言，尽管他们也在同乡同业组织之中，但他们只能处于依附地位，并无话语权。因此，他们更愿意参加的社团组织，主要是源自祖籍的仪式团体。这些仪式团体各有不同的活动场所，如东天宫，主要是石庭黄氏族人的仪式中心；志元堂，主要是坛班的仪式中心；福莆仙联谊社，主要是中元普度的仪式中心。限于篇幅，在此着重介绍全体兴化人都参与的福莆仙联谊社38。
芙蓉坡的福莆仙联谊社，全称“福莆仙普度联谊社”，又称“观音亭”，平常一般不对外开放，但每年7月都要在此举办中元普度仪式，据说从日据时代至今从未间断。由于当地来自福清、莆田、仙游三地的所有兴化同乡都要参与普度仪式，因而这一仪式团体是目前芙蓉坡兴化人中最大的社团组织。不过，福莆仙联谊社最初可能只是临时性的办事机构，近年才发展为正式的社团组织。据1999年编撰的《福莆仙联谊社简史》记载：
福莆仙普度联谊社，兹因本庙所以前原地系沙厘板屋搭建而成，至今建造已有二十余载，由于年久失修，兼蚁虫侵注，东补西漏，破烂不堪。同乡有鉴于此，特成立委员会，召集筹募重修基金。承蒙诸商家热心，及善信人士出钱出力，重新就地改建成双层楼洋灰砖壁庙宇，庄严巍峨，美丽雅观，确实可喜可贺。39
此次重建观音亭的捐助者，主要是当地的36家兴化人企业，其中福源隆有限公司、德兴工业有限公司各捐25000元，复喜新合记公司、金福机械有限公司各捐7000元，万祥家具中心、瑞发家私公司、合益贸易公司、长山电器商各捐5000元，胜丰摩哆捐3000元，忠和摩哆公司、南发脚车商行、万发机械商业、瑞裕摩哆、万成公司、万盛胶轮、美新兴摩哆、联合摩哆、机发摩哆、顺利发家私、胜利摩哆、庆丰电器商行各捐2000元，丰隆摩哆工业、王振逊有限公司、利和摩哆、成兴摩哆、丰美电器公司、南方公司、城发汽车、寰球电器、新华合摩哆、荣美摩哆、合兴汽车行、三和汽车公司、振兴摩哆、黄摩哆、德胜号等各捐1000元。 上述慷慨捐款的企业主，后来都成为联谊社的普度主席、福缘主、功德主、虔诚主、理事主、董事长、董事、名誉社长等，甚至在观音亭的不同建筑中也有署名权。例如：“普度主席关凤声，礼堂”；“福缘主黄传新，佛堂”；“功德主黄南兄，功德堂”。在这里，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同业公会的翻版。
在芙蓉坡兴化人中，一年一度的中元普度是最为隆重的节日，因为这是敬奉神明、普度孤魂、祭拜祖先的综合性节日。在普度仪式中，不仅要请“和尚师傅及木偶戏班人等”仪式专家，而且每家每户都要携带供品到这里祭拜。因此，福莆仙联谊社既不同于同业公会和同乡会馆，也不同于宗亲会和教派团体，可以最大程度的联络同乡的感情，强化兴化人的文化认同。当地商业精英积极参与福莆仙联谊社和普度仪式，自然有助于扩大其社会影响力，消弭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隔阂。
五、同乡同业传统与“离散社群”理论
东南亚华人的同乡同业传统，在各大方言群中普遍存在。例如，福州人与理发店，海南人与咖啡馆，福建人（闽南人）与五金店，兴化人与交通业等，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同乡商业网络。这种以同乡同业为基础的“华商网络”，其实就是国际移民社会中的“贸易离散社群”（trading diaspora）。
所谓“离散社群”（diaspora），最初是指漂泊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后来泛指散居于异国他乡的移民群体。人类学家柯恩（Abner Cohen）使用离散社群的概念，研究非洲撒哈拉沙漠周边地区的贸易网络，提出了“贸易离散社群”的理论。他认为，同一群商人在从事远距离贸易时，必须在贸易路线上建立大大小小的离散社群，而这些离散社群的相互联结就构成了贸易网络（trade network）。因此，研究国际移民社会中的贸易网络，实际上就是研究贸易离散社群。40
在离散社群中，原乡社会文化传统是不可或缺的联系纽带。美国历史学家菲利普·柯丁（Philip D. Curtin）在《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一书中指出，早期商人到外地经商，必须先学会当地的语言、习俗和交易方式，成为跨文化交流的媒介。后来的新移民，通常必须依附于早期的同乡移民，才有可能进入当地的商业领域，逐渐获得独立谋生的能力。因此，在聚居于异国他乡的同乡移民之间，必然形成有别于当地社会的离散社群。在这些离散社群中，由于共享原乡的社会文化传统，不难建立相对稳定的人际关系与贸易网络。然而，随着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这些离散社群经历了不同的演变过程：有的融入当地社会，有的发展为殖民帝国，有的继续经营商业贸易，维持社会文化的相对独立性。41
在东南亚历史上，华侨华人是“没有帝国的商人”。42他们不像西方商人到处建立殖民地，也不像马来人或武吉士人尽量融入当地社会，而是借助于遍布各地的离散社群，建立以同乡同业为特征的“华商网络”。那么，东南亚华人的离散社群与同乡商业网络，究竟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呢？这无疑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此试以芙蓉坡兴化人为例，略作初步的探讨。
从芙蓉坡兴化人的例证可以看出，东南亚华人的离散社群，继承了华南原乡的社会文化传统。兴化原乡的传统社会组织，主要是宗族和宗教组织。43在海外兴化人中，这些传统社会组织得到了新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跨越国界的家族网络、同乡网络和教派网络。44芙蓉坡兴化人的社团组织，最初主要是交通业、电器业等同业组织，后来陆续建立了各种同乡会、宗亲会和宗教仪式团体。这些以同乡同族关系为基础的社团组织，对于维护芙蓉坡兴化人的离散社群与同乡商业网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芙蓉坡兴化人的同乡同业传统，与移民过程和谋生方式密切相关。东南亚兴化人的早期移民过程，主要是经由同乡亲友或“牵头人”的介绍，前往南洋寻找谋生机会。他们在南洋的谋生方式，最初大多是出卖苦力，聚居于同乡移民开设的“苦力间”，从事拉车、搬运等相近的行业。在同乡亲友创业有成之后，他们开始转为当学徒、当帮工，逐渐累积资金与技能，力争成为自立门户的小业主。这种依托于同乡关系的移民过程与谋生方式，直接导致了同乡同业传统的形成。
芙蓉坡兴化人的商业网络，主要建构于同乡、同族、姻亲、师徒关系之上。芙蓉坡兴化人大多经营交通业与电器业，其中少数商业精英开设工厂，或是担任国际品牌代理商，而大多数兴化人从事销售和维修，在同乡企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分工协作关系。在芙蓉坡与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各地的兴化人企业之间，也存在着资金、技术、商品、信息等多层次的合作与交流，从而构成了国际性的同乡商业网络。这些同乡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关系，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形成市场竞争优势，实现对特定商业领域的垄断与控制。
通过考察芙蓉坡兴化人的同乡同业传统，我们不难发现，东南亚华人的离散社群与同乡商业网络，都是植根于华南原乡的社会文化网络。因此，无论是研究海外华人的离散社群，还是研究海外华人的商业网络，都应该注重乡土社会文化的传承机制。这是本文的初步研究成果，也是笔者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CZS055）、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10YJC770123）、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2010C005）的阶段性成果。撰写过程中，蒙郑振满指点，曾在第九届开放时代论坛（2011年11月19～20日，广州）和“长时程视野下的华人移民与边境扩张工作坊”（2013年5月31日，复旦大学）中提交讨论；蔡志祥、黄坚立、黄向春、张侃对本文提出修订意见，此处一并致谢。
【注释】
①参见傅衣凌：《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载《厦门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收入《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此文最初题为《论乡族集团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载《社会科学季刊》1946年第2、3期。
②参见陈支平、郑振满：《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郑振满：《明清时期闽北乡族地主经济》，载《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其他相关研究参见范金民：《明代地域商帮兴起的社会背景》，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③参见幼方直吉：《帮、同乡会、同业公会和它们的转换》，载《近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1951年第3期；徐鼎新：《旧上海工商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载《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吴慧：《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演变述要》，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朱榕《上海木业同业公会的近代化——以震巽木商公所为例》，载《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3期；马敏：《中国同业公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理论月刊》2004年第4期；高红霞：《同乡与同业、传统与现代：中国糖商业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④J. J. M. De Groot（高延）：《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袁冰凌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11月。
⑤James L. Watson， Emigration and Chinese Lineage： the Mans in Hong Kong and Lond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James L. Watson， “Presidential Address： Virtual Kinship， Real Estate， and Diaspora Formation - The Man Lineage Revisited，”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3， No. 4， 2004， pp. 893-910.
⑥刘志伟：《海外商业活动与乡族纽带——以沙滘楚旺房陈氏族谱为例》， 载纪宝坤等（主编）：《族谱与海外华人移民研究》，新加坡华裔馆2002年版。
⑦“兴化”称谓源自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设置的兴化军（后改兴安州），元称兴化路，明清为兴化府，辖地相当于今莆田市。参见莆田县志编纂委员会：《莆田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66～67页。
⑧区如柏：《出门行路要找兴化人》，载《祖先的行业》，新加坡：胜友书局1991年版。
⑨参见郑莉：《跨越国界的文化网络：新加坡兴化人的庙宇与仪式传统》，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⑩该研究计划由厦门大学历史系郑振满教授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系丁荷生（Kenneth Dean）教授主持，笔者参加了兴化侨乡与东南亚的田野调查。本文在诸多方面受益于该计划，谨此致谢。
11华商网络相关研究参阅：Liu Hong，“Organized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Business Networks：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as a Case Analysis，”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Kyoto）， Vol. 37， No. 3 （1999）， pp. 391-416， reprinted in Documents on China Relations （Tokyo）， No. 42 （2000）， print and CD-ROM versions； “Chi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Socio-Economic Interactions betwee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 Case Study of Cross-Border Networking，” Indonesia and the Malay World （London）， Vol. 27， No. 79 （1999）； Liu Hong，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in Henry Wai-chung Yeung & Kris Olds （eds.），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Firms， London： Macmill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pp. 105-125； Liu Hong， “Social Capital and Business Networking： A Cas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Kyoto）， Vol. 39， No. 3 （2001）， pp. 357-381；戴一峰：《中国海商与环中国海的贸易网络——兼论亚洲历史的重建》，载《东南研究》2002年第4期；庄国土：《当代华商网络与华人移民》，台北：稻香出版社2005年版；刘宏、廖赤阳：《错综于市场、社会和国家之间——东亚口岸城市的华商与亚洲区域网络》，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戴一峰：《“网络”话语与环中国海华商网络的文化解读》，载《学术月刊》2010第11期。
12参见丘盛添：《芙蓉开埠史》，载《森美兰自由车、摩哆、汽车、电器商会六十四周年暨新会所落成开幕纪念特刊》，1987年，第154～159页。
13参见陈志安：《芙蓉市的名称来历浅谈》，载《森美兰自由车、摩哆、汽车、电器商会六十四周年暨新会所落成开幕纪念特刊》，1987年，第164～169页。
14参见丘盛添：《芙蓉开埠史》，载《森美兰自由车、摩哆、汽车、电器商会六十四周年暨新会所落成开幕纪念特刊》，1987年，第154～159页。
15参见《森美兰的华族会馆》，载《森美兰自由车、摩哆、汽车、电器商会六十四周年暨新会所落成开幕纪念特刊》，1987年，第187～189页。
16参见郑莉：《跨越国界的文化网络：新加坡兴化人的庙宇与仪式传统》，第二章，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17黄玉璋访谈笔记，2011年8月28日，芙蓉坡福莆仙联谊社。
18黄玉璋访谈笔记，2011年8月28日，芙蓉坡福莆仙联谊社。
19刘文彬访谈笔记，2011年8月23日，芙蓉坡东天宫。
20参见郑莉：《跨越国界的文化网络：新加坡兴化人的庙宇与仪式传统》，第二章。
21《盂兰胜会普度寄牒总簿》，岁次辛卯（2011年）农历七月廿七日，摄于芙蓉坡福莆仙联谊社。
22每年中元节的普度仪式，是所有兴化人都会参加的仪式活动。《普度名册》以各家族代表的名义登记，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本坡兴化人的家族数量与聚居形态。
23黄玉坤访谈笔记，2011年8月25日，芙蓉坡福莆仙联谊社。
24关光龙访谈笔记，2011年8月29日，芙蓉坡关家。
25关光龙访谈笔记，2011年8月29日，芙蓉坡关家。
26方国兴访谈笔记，2011年11月14日，莆田江口石庭宫。
27刘玉书访谈笔记，2011年11月14日，莆田石庭九鲤洞总镇。
28黄元勋访谈笔记，2011年8月22日、2012年9月9日，马来西亚芙蓉坡。
29黄元勋访谈笔记，2011年8月22日、2012年9月9日，芙蓉坡东天宫。
30白文凤访谈笔记，2011年8月11日，芙蓉坡东天宫；黄元勋访谈笔记，2011年8月22日、2012年9月9日，芙蓉坡东天宫。
31《会馆简史》，载《森美兰自由车摩多汽车电器商会成立六十四周年纪念暨新华会所落成开幕纪念特刊》，1987年，第22～25页。
32此为访谈所得，未见于正式的商会章程。
33森美兰摩哆汽车电器商会2007年度会务报告。
34《森美兰兴安会馆史略》，载《森美兰兴安会馆四十周年纪念暨新会所落成开幕纪念特刊》，1990年，第87～89页。
35《森美兰兴安会馆史略》，载《森美兰兴安会馆四十周年纪念暨新会所落成开幕纪念特刊》，1990年，第87～89页。
36《森美兰兴安会馆史略》，载《森美兰兴安会馆四十周年纪念暨新会所落成开幕纪念特刊》，1990年，第87～89页。
37谢德铭访谈笔记，2011年8月24日，森美兰自由车摩哆汽车电器商会。
38详见郑振满、郑莉：《莆田侨乡的跨国文化网络：石庭黄氏家族的例证》，载《历史人类学学刊》2012年第2期。
39《福莆仙联谊社简史》，1975年碑记，立于芙蓉坡福莆仙联谊社。
40参见陈国栋：《贸易离散社群：Trading Diaspora》，台北：《中央研究院周报》第1075期（2006年6月22日）。
41菲利普·D·柯丁：《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鲍晨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
42Wang Gungwu（王赓武），“Merchants without Empire： The Hokkien Sojourning Communities， ”in James D. Tracey （ed.），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 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350-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400-421.
43郑振满：《莆田平原的宗族与宗教》，载《历史人类学学刊》2006年第1期。
44同注38。
郑莉：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Zheng Li, Center for Folk Documents Research, Xiame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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