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当前民族问题的另一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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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当前民族问题的另一种说法

本文原载1935年6月5日《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及燕京大学《社会研究》第88期。编者说明：“此文为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先生在燕大社会学会公开演讲的讲稿，全文颇长，今先将前半公诸读者”。但后半未见继续刊载。
前不多几年我们时常听见“救国”的论调，最近几年又时常听见“出路”与“前途”的论调，最近在报章刊物上所数见不鲜的却又是一些“复兴”的论调。其实这三种论调是一样的，不过“复兴”二字，因为还戴着“民族”两个大字的帽子，似乎要比较新鲜一点，冠冕一点罢了。
这前后三种论调实在是一样的。救国讲路径，复兴也讲路径，出路自然更讲路径，而三种论调所提出的路径，是同样的错综纷歧。三种论调不免引起对于固有文化与民族能力的态度与此种态度所唤起的情操，而态度与情操的表现，也是同样的疑信参半，爱恶靡常，喜怒无定。三种论调自然也都有它们运用的方法，而此种方法的浮嚣浅薄，不生一些效力，也正复相同。
所谓路径的错综纷歧，不衷一是，我们可以举一些例。
一，政治的路径一一戊戌变政；辛亥以来的全部革命工作；辛亥以来一切在野党派的活动……最近的例，赵厚生先生的“政才”与“政术”的主张，见本年九月十六日的《东方杂志》。
二，教育的路径一一科举的废除与新学制的成立；新学制的组织上的种种变更，日本式、美国式、法国式……新学制目标上的变更，如军国民教育，党化教育，以及最近之民族中心教育；教育界的侧重点的不同，如大学与人才教育，中等与职业教育，小学与国民基本教育，平民教育与识字运动，成人补习教育；教育方法上的种种个别的主张；少数私人终身为教育事业的努力，牺牲，例如黄任之先生，张伯苓先生等；……．最近的一例，中华书局《中华教育界》曾出一《教育出路》专号。
三，宗教，道德，与其他所以正人心的路径一一定孔教为国教的运动(陈焕章辈)；近年来西南的尊孔；三民主义的宗教化与中山先生的神道化；基督教的“中华归主运动”；青年会的“人格救国”运动；新生活运动；密宗佛教的提倡……最近的一例，中央的尊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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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
四，经济的路径一民国初年的实业救国运动(最努力者，如张四先生)；农本主义的提倡(章行严先生)；各种建设运动；合作运动(陈果夫先生等)；历届抵制外货与提倡国货运动；……开发西北运动；……最近的数例，经济统制的论调，生产教育的论调，农村改进运动。
五，社会组织的路径一一……梁漱溟先生的村治运动；合作运动的社会方面；……。
六，文化的路径一一笼统的主张(例如罗家伦就中央大学校长职时的一篇演说)；全盘西化与科学化的主张(吴稚晖先生，胡适之先生，吴先生的摩托救国论，胡先生的汽车文明论，都曾轰动一时)；最近的一例为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新国粹派的主张与活动(例如陈立夫先生的唯生论与最近文化建设协会的工作)；
七，生物或种族的路径一一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一部分；体育的提倡；生育节制的提倡；优生的议论……。
这便是路径错综纷歧的一些表现。大约有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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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小的支路还不知有多少。在这许多路上走的人，起初固然是兴高采烈，只认定自己的路走去，但不久也许就和别人撞一个满怀，或者路越来越窄，根本就走不通，或碰上许多钉子，有的走上了圆路，兜着许多圈子，似乎走通了，其实没有通。他们也许原先走的是全盘西化的路，到此他们的心理上就可以有三种不同的反应．第一是失望的反应，怀疑的反应，失望的是民族怕没有前途，怀疑的是民族也许根本没有自救、自寻出路、自己振奋的能力。越怀疑，就越自馁，终于认定自己是一个不成材、没出息的民族，从而“妄自菲薄”起来。第二是跌倒不承认输的态度，或执迷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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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他们总以为大家努力还不够认真，还没有到家，否则此路是一定通的；他们本来是喜欢菲薄自己的，但他们所菲薄的是已往的文物，而不是民族的能力，不过到此，他们的菲薄一定会进而为诅咒。第三是狐狸吃不到葡萄后的一种幡然变计，以为西洋文化本来没有什么了不得，与其费尽心机，学它不像，何如把自己固有的文化，再来鼓吹一下，也许可以收一推陈出新的效果。有这种反应的人，我在这里叫他们做新国粹派。这条路，尤其是单独走去，前途也还大有问题，不过目前尚在出发的时候，大家还轻易见不到罢了。在目前出发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是一种南方人所谓“生姜汤自暖肚”的态度，稍一不慎，也许会像旧的国粹派一样，“妄自尊大”起来。
所以除了路径以外，大家对于固有文化与民族能力的态度，也是非常的不一致。此外，各人在赶路的时候，真正脚踏实地，向前迈进的也不多。大都是“叫嚣东西，隳突南北”，他们没有带罗盘针，测量器，却带了一只鼓，一只钟，一副铙钹。铙钹是宣传的工具；钟鼓是鼓动的利器。前途的路越难走，越走越不通，铙钹钟鼓之声便越响，尤其是钟鼓。专在一种出路上说话做文章的人，在话里和文章里最多也最响亮的语气是督促大家迈进。有一位在一篇大文章的后面，嚷着，“我们要快快的做，快快的做”。又有一位讨论民族复兴的条件，在篇首很明白地说，“复兴民族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决‘/田不是单靠传单，标语，口号等宣传所能济事的”；又说，“民族复兴并不在复兴意志的强弱，而在复兴条件的是否存在而定。”但是在篇末终于不免敲了一下钟，打了一下鼓，他说，“在这种种限制下求民族复兴，当然是万分困难的事，但如能对症下药，毅然决然的做下去，那也未始不是民族的出路”。最有趣的是有一位领袖的演说词；这位领袖是主张在民族文化方面求出路的。究竟怎样求法，他虽然没有讲明白，但是暮鼓晨钟的声音，却是又多又清楚，我曾经不惮烦的记了下来：
……必须大家具有……。今后我们便要赶快……。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我们必定要……。我们以后应当一本诚心去做……。我们以后要……。我们总要……，男子要有……，女子要有……。我们今后总要……。大家岂不……?我们只要……。我们切不可……！
这一类专门责成大家的意志，专门教大家定下决心，鼓起毅力，和打起精神的救国论，出路论，或复兴论，我以后都把它们比做敲钟打鼓，和实际上能不能自救，能不能找到出路，能不能复兴，全都不相干。
我们现在继续要问，何以会有这种种纷乱，反复，浮嚣的情形?闹了二三十年的救国，寻出路，与复兴运动，何以成绩会这样的可怜，失望?我的答复是，我们根本没有把问题看清楚，也没有把问题说明白。自救，自寻出路，自己奋兴，固然是我们的一大目的，但是问题的陈述却不宜这样的简单，把问题陈述得太简单了，便无形的在自己的见解上与努力上加上了一些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救国运动，说到救字，自然是刻不及待的，复兴两字里，也包含着一种时间上的限制。《复兴》杂志的主笔赵正平先生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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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讨论复兴的文章里，打头就说，“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爱国者亦曰：‘我欲复兴，斯复兴至矣’。此为国民主观上应有之觉悟”。赵先生接着又问，“然如撇开主观，纯就客观上研究，我中华民族果能在最短期间复兴乎”?他认为是可以的。可见不说复兴则已，否则谁都盼望可以在短期间内成为事实，至于出路之说，则不特有时间上的限制，并且有空间上的限制。求出路的人不但亟于要求出路，并且要抄近路，并且这近路只要一条，多了，或有了岔路，便不免有徘徊瞻顾的危险。心切于求的人，往往目眩于视，只看见一条路的人，眼光自然无须放远，结果，就把一个囫囵的问题，割成许多零块，把一个很有余地的问题，看作非常狭窄，以至于窄得走投无路。
这囫囵的问题是什么?说出来也是十分寻常的。它是一个民族位育的问题。位育是一个生物的社会学的概念，英文叫做adjustment或adaptation，以前我们跟着日本人，译做“适应”或“顺应”，但这两个译名实在是不恰当的，因为它们只代表位育的局部，而不是全部。其实这概念，我们很早就有，并且也早就有了替它题名的字眼，就是“位”育’二字。《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有一位注解先生在下面注着说，“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这不就恰好近代生物社会学里adjustment或adaptation一个概念的意义么?这概念原有动静两个方面，位字也恰好代表静的一面，育字动的一面。在西洋，最初发挥这概念的是生物学家，生物科学里有一门叫做生态学的(ecology)便完全建筑在这个概念上。后来社会学家也采用了这个概念，有一位社会学家作了一本专门讨论近代各家的社会学说的书，标题就叫做《社会位育各论》，原来这些学说的最大目的就在帮助人类在社会环境中的位育，近年以来，社会生态学也已经变做一个很时髦的名词，而研究社会问题的时候，社会生态的人手方法也就很有效果。所谓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人文生态学，其实就不妨直截痛快的叫做位育学，社会位育学，和人文位育学。
讲位育，当然要有两个条件。一是生物的个体或团体。一是这个体或团体所处的环境。生物和环境是息息相关的，要是这关系，对于知觉的生物很是美满，我们就说位育得好，否则便是不好，这种不好的局面，我们也替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失其位育”(maladaptation或maladjustment)。此种关系的发生又有一些宾主常变的分别，因此分别我们从生物的立场看去又可以把位育分做三种，一是消极的，即由生物迁就环境。二是半消极半积极的，即由生物选择环境中不同的部分而加以迁就。三是积极的，即由生物转移环境或改变环境。知道了位育有此不同的三种，便明白为什么“顺应”与“适应”两个译名是不很妥当了。
我们可以举个例来表证这三种不同的位育。我国黄河流域诸省，因为黄河上流的特殊地理情形和此种情形所造成的水势，是常闹乱子的。对于这种常闹乱子的环境，我们的先民也用过不少的应付的方法。这种种应付的方法，归并起来，就不出三种。一是消极的适应，水来了，暂时躲开，水去了，再退回来，冷一些不妨，饿一些也无碍，铺满了沙或硝的土地，总是舍不得放弃。这就是一种迁就的位育了。二是迁移到别处去，例如长江流域或东三省。这就是第二种对环境作一番拣选的位育。三是根本想法来治理黄河，于筑堤防水以外，还要用更积极的方法来宣泄多余的水。这就是对环境要加以转变的第三种位育了。民族的经验里，大约采第一种位育的人最多，第二种就少些，第三种最少。
我们目前位育问题中的生物团体是中华民族，环境是二十世纪的世界。我们的问题的本身是：以此民族，入此环境，从民族一方的立场来看，究竟如何而后能“安其所”“遂其生”?无疑的，我们和其他生物个体或团体在别的环境中一样，总得做三种工夫。第一，不能不作相当的迁就，换言之，就是竭力接受一部分的目前宰制世界的西洋文化。第二，对于西洋文化中的各个部分，不能没有一番挑选，哪些值得全部接受，哪些只好接受到相当程度，哪些最好全不接受，是宜乎先加以推敲的。第三，目前的民族虽然很像衰败，但它是有过几千年的阅历和经验的，难道这些阅历和经验，对于今日人类的其它的部分，竟然会全无贡献?愚者千虑，容有一得，难道我们整个民族的生活经验，竟不值当代人的一盼，全都得抛向故纸堆中去?设或不然，那么，我们可能的几微的贡献究属在哪里?怎样的可以整理出来，以供世界的采择?世界能采择到什么程度，就等于我们转移世界环境到什么程度。这便是我们当前民族问题的一个比较囫囵的看法和说法。
把民族问题这样一看一说之后，我们便立刻觉得救国论，出路论，与复兴论的偏狭渺小，而不切实。即就迁就的位育而言，我们所宜力谋迁就的又何止政治组织一端，何止科学方法与精神一端……何止民族体格的锻炼一端……?再就其它两种的位育而论，那问题便更见得阔大。
（资料来源：《潘光旦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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