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次谒见周先生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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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06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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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六次谒见周先生回忆

周一良先生去世了。我无缘做他的及门弟子，平时与他接触极少。自1982年入北大历史系读书，迄今近二十年，面见他的次数只有六次，累计时间不超出三小时。当然讲座、会议一类大庭广众的场合不算在内。但可能正因为见面有限，对每次见面的经过却记得很清楚。将其始末简单写出来，权作一名晚辈的怀念吧。
82年我考入北大历史系时，周先生正做系主任，但大约一年后就去职了。我读本科期间，他已经很少为本科生开课，因此没上过他的课。当时周先生已回到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北大历史系的魏晋南北朝史拥有他与田余庆、祝总斌两位先生组成的“豪华阵容”，被一致认为是系里最强、全国领先的研究专业。84年6月，大二即将结束，我与班里其他几位魏晋“豪华阵容”的崇拜者制定了一个计划，打算登门拜访三位先生，幻想投入三先生门下。经班主任李孝聪老师代为联系，首先就去谒见周先生。周先生住在燕东园的一间老式二层小楼里（好像是与另一家合住的），小楼从外面看比较破旧，很有沧桑之感。我们到得楼前，不知从何处进屋。门有好几个，但看不出孰为正门。绕楼转了几圈，终于决定去敲一个最大的门。连敲半天，周先生跑来开门，进屋方才得知，敲的是他家的厨房。（事后回想，这“不得其门而入”，恐怕就预示了我们几人的魏晋梦想难以顺利实现。几人当中，后来无一人成为三先生的入室弟子。有两位虽然读了魏晋南北朝史专业的博士，但都不是在北大读的。）落座后大家示意我先说话（事后众皆以为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我就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称我们几人想学魏晋南北朝史，特来向您请教一些问题云云。周先生发问：“你们几年级了？”我慌忙答二年级。周先生严肃地说：“才二年级，这么早决定研究专业不大好吧！大学是为将来研究打基础的时期，应该广泛涉猎，不要太早走到一条胡同里去。”我顿时不知所措，大脑一片空白，事先想好的几个魏晋问题一个也问不出来了。别的同学只好见风转舵，问一些较大的问题，周先生分别作答。我却是继续发懵，后面的内容没怎么听进去。这就是第一次面见周先生的经过。——后来我发现想考魏晋研究生的人太多，知难而退，决定改考没人报名的元史，但魏晋情结一时也未能挥之尽去。周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出版前，已有一些条目在杂志上刊登。我读了以后，不自量力，拿出东施效颦的精神，也用文言文写了四篇北魏史的札记，交给北大历史系学生会办的《燕园史学》创刊号发表。编辑（也是我的同学）枪毙两篇，录用两篇。事隔多年，只记得录用两篇之一的题目是“神龟停年格之渊源”，另外几篇题目已忘。其文虽浅陋可笑，但却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写的东西变成铅字，兴奋数日不已。（将无同谈到周先生反对他写文言文，我却无缘承受类似教诲，直到前不久还在写非驴非马之作，想来不觉汗颜。至于周先生自己平常作文，确有文言化的习惯。研究生时一位魏晋专业的同学——此兄现为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对周先生关于崔浩国史之狱的研究有不同看法，并直接就此给周先生写信，周先生也很快回了信。这封回信我看过，大致是肯定他的独立思考，最后一句话是“可写成驳我之札记也”。）
第一次面见周先生之后两年，也就是86年6月，我们即将本科毕业。班里做了一份现在看来土得要命的毕业纪念册，事先派我和同学J君去请邓广铭、周一良两位先生题字。因此有了第二次面见周先生的机会。仍然是去燕东园小楼，仍然没有找到正门，好像还是从厨房进去的。周先生欣然命笔：“业精于勤勤能补拙——历史系八二级同学毕业书此为赠愿与共勉周一良”。由于是因公务前去，谈话时间较短，很快就出来了。
一晃过了将近十四年，我才第三次面见周先生。2000年，也就是去年5月，周先生突然托我系W老师传话，代《燕京学报》向我约稿。闻讯后颇有受宠若惊之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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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想到周先生多年深居简出，竟然知道我的一些情况（其实后来得知，周先生对历史系状况、包括中青年教师等等，一向是很关心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单独去见周先生，这时周先生早已搬到了朗润园公寓楼，不必再为找正门困扰了。呈上稿件后，周先生询问了我的教学、研究、生活等情况，颇予勉励。周先生问，近年海外发现一本宋元之际的欧洲人在华游记《光明之城》，已有汉译本，不少人认为是伪作，你有何看法？我竟然没听说过有这样一部书，瞠目不知所对，额头汗下。周先生微笑说，没关系，我记得《书品》上有一篇介绍此书的文章，改天找出来让人带给你。我仓皇告退。过了一个多月，系里L老师突然把我叫住，说周先生托我带给你一本书，果然正是周先生所说的那一期《书品》。封面上有周先生写的一行字“此册即留尊处可也一良”。字迹颤抖，有些歪斜，盖因周先生晚年患帕金森氏症，艰于执笔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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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与十四年前为我班遒劲有力的题字迥乎不同了。
此后的三次谒见是受内蒙古大学周清澍先生之托。清澍先生1931年生，54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并留在亚非拉教研室，在职读印度史研究生。他在大学时上周先生开的亚洲史课，毕业后所在的教研室主任又是周先生，因此称周先生是其“大学和研究生时的恩师”。57年，清澍先生被调去支援新建的内蒙古大学，没有条件再搞印度史，改而研究蒙元史，在当代蒙元史学界有崇高地位。我在清澍先生指导下参加编写一部教材，因而熟识，每次假期回家必去拜访。2000年暑期，内蒙古大学要为清澍先生出版一部论文集，清澍先生想请周先生作序，写了一封信，交我转呈。信的大意，是说我已年近七十，想把论文结集出版。与很多著作等身的学者相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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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论文集只有五六十万字，数量远远不及。但您过去教诲我们严谨治学，不粗制滥造，不写无创见之作，我回顾几十年来的研究，觉得没有辜负您的教训。虔敬之情，跃然纸上。这一天我在清澍先生家里坐了很长时间，听他回忆受周先生指导、随从周先生买书等等经历。我突然感到，当一个人年近古稀，这时他的老师依然健在，可以将一生的主要成果呈交老师审阅，实在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回京以后，即于9月将信送到周先生家里，顺便汇报了我对《光明之城》的看法。这是第四次谒见。
今年4月，清澍先生将其论文集《元蒙史札》的校样寄给周先生，又嘱我前去周先生家，听他口授序言，由我代为笔录。我于17日下午前去兰旗营周先生新居，将周先生口授的序言记录下来。拿回来经整理打印，20日下午再次前往，请周先生审阅定稿。进屋后看到田余庆先生已来访，正在与周先生交谈。两位先生客气地说“坐，坐”，我哪敢就座，放下打印稿，一溜烟逃之夭夭。这竟是与周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次日周先生打来电话，说打印稿没什么问题，即可发排。就我最后几次与周先生的接触来看，他虽然身体有些羸弱，但思维依旧敏捷，不像年及米寿的老人。我们私下都认为他寿至九旬以上不会有问题。昊天不吊，哀哉！
在我们一些与周先生接触不多的后生晚辈眼里，周先生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很多人说他最有资格继承陈寅恪先生的衣钵。从他早年著述所反映的天赋、学养来看，此言并非过誉。如果他能始终拥有正常的学术研究环境和条件，得以充分发挥才力，则其创获较之今日所见，又不知多出几倍？我等一代人今天算是有比较正常的研究条件了，然先天不足，资质鲁钝，就是再做几十年，又何敢望前人之项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