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国新史》中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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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年在巴黎所出版的葡萄牙入华传教士安文思的《中国新史》是西方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它与此前在西方出版的利玛窦和金尼阁的《天主教进入中国史》1615、《曾德昭的大中国志》1642、卫匡国的《鞑靼战纪》1654、《中国新图》（1655、《中国上古史》1658一起构成了西方17世纪关于中国知识的最重要来源。国内学者计翔翔认为这部著作是西方早期汉学第一发展阶段的一个总结和第二发展阶段的起点，甚至认为它已经走出了传教士汉学的框架。[1]
从汉学的角度来看，他对中国的介绍更为系统和全面。从中国的名称、地理位置、历史、语言、风俗到中国的物质生活、矿产、航运、船舶及政治制度、国家结构等，安文思一一做了介绍，给西方人呈现出了一副中国的全景式图案。安文思写这本书时已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对中国已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由于他本人认同利玛窦的“合儒易佛”的传教路线，他对中国的文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此书的原名为《中国十二绝》，实际讲的是中国的十二条优点，即：
l. 中国版图广大书中第二章；
2．中国历史悠久书中第三章及第一、五章的部分内容；
3．中国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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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字优美书中第四章；
4．中国典籍丰富书中第五章
5．中国人有礼貌和教养书中第六章；
6．中国水运的便捷和公共工程的完善书中第七章和九章；
7．中国工艺制造精美书中第八章；
8．中国物产丰富书中第十章；
9．孔子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第十一章；
lO．中国政治发达书中第十二至十五章
11．中国君主之伟大书中第十六和二十一章
12．北京之宏伟书中第十七至二十一章。[2]
如果和他以前的著作相比，对北京的介绍最为详细，是这本书的重要特点。他不仅介绍了王府街、白塔寺、铁狮子胡同、鲜鱼口这样的街道，还详细介绍了皇城，包括皇城的大小、皇城中的二十座宮殿等。如果不是经常在皇宮中活动，绝不可能对它做如此细的描写。正因为安文思长期生活在北京，他的这些报道和描写不仅推动了当时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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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认识，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了解和认识清代历史的细节和材料，这些在今天依然是很有价值的。
在谈到皇宫每年的赋入时，他给我们提供了下面这些数字：
“1．每年运进宮廷粮仓的米面达四千三百三十二万八千八百三十四袋；2．一千三十五万五千九百三十七个盐块，每块重五十磅；3．两百五十八磅极细的朱砂；4．九万四千七百三十七磅漆；……”从这些数字中我们才能较为真实地感受到当年清宫生活的实际状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清宫经济生活的参考数字。
在谈到皇帝祭祀的仪仗队伍时，安文思的记述也十分详细。他写道：“他的仪仗如下：首先，有二十四名执大鼓的人，分为两行，每行各十二人。下面的行列也是如此。其次，二十四名喇叭手，每行十二名。……第二十三，两千名文曼达林，一千名一队。第二十四，两千名武曼达林，全都穿着华丽的礼袍……。”这些文字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使我们对清代皇帝祭祀的仪仗队有了一种更为直观、具体的了解。
安文思的书还提供给我们许多珍贵的清史材料，一旦我们将这些材料和中文文献相互印证，就会补充中文文献的不足，从而加深我们对清代历史的认识。
安文思在书中说，1669年12月8号，皇帝命三位官员到汤若望的墓地焚香，“其目的是向他作特殊的礼敬，又命令赐给当时在朝的三个神甫三百二十五克朗，我是其中之一，支付他丧葬的费用”。此事《正教奉褒》中记载为：“康熙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上遣礼部大员。捧御祭文一道。至汤若望墓所致祭。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等。供设香案跪迎，恭听宣读。其文曰：‘皇帝谕祭原任通政使司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事，故汤若望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卹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天文特畀象历之司，爰锡通微教师之号。遽尔长逝，朕用悼焉。特加恩卹，谴官致祭。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如有知。尚克歆享。’”安文思说，第二天康熙在宫中宴请大臣时，让他们三人也参加了宴会，他们坐在右面第三排的第一张桌。这点《正教奉褒》没有记载。
杨光先案是清初的大事，书中也有记载，安文思说杨光先“加给汤若望神甫的一条大罪是，在制作天球仪时，他没有标出北极星，中国人称为帝星，即众星的帝王星。因为它不移动，他们说众星都围绕着它。……这个骗子由此得出结论，说汤若望神甫没有标出这颗星，因为他不承认中国的皇帝，因此他是叛逆者，该当死罪。”另，《正教奉褒》中有“康熙四年三月初一。礼刑两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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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汤若望处死，其余教士俱仗充：初二日，辅政大臣方欲依议批行。忽地大震，惊散未批。”不少人认为这是教内的记载，不足以信。但安文思的书中也记载了这次地震，他是当事人，当时生活在北京。这使我们们对这条事实有了新的旁证。
书后所附的利类思神父所写的《安文思传》也是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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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文献，在这个传记中所记载的他和利类思在张献忠处的经历补充了有关张献忠的文献。[3]书中写道，安文思死后，康熙赐给他悼词，这可以在中文文献中得到印证。[4]前不久在台湾出版的《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的第十二卷中收有利类思和南怀仁所写的《远西景明安先生行述》的中文文献，此文和《安文思传》完全对应，从而说明《中国新史》作为外文文献的真实性。
现在这个译本是从1689年的英文本翻译过来的，个别篇章译自法文本，译者也核对了1957年新版的葡文本。虽然，英文版和第一版的法文版相比有了不少改动，[5]但英文版有一个优点很值得称道，即在许多章的后面加上了注释和说明，将安文思所记的事实和此前在欧洲出版的其他汉学著作进行比较或核对，这实际上是把安文思的书放到了西方早期汉学的学术脉络中加以评价，从中我们也看到了西方人在16—17世纪对中国认识的变迁。
张西平
2004年6月



[1] 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第37页，上海占籍出版社，2002年；参阅计翔翔：《耶稣会士汉学家安文思及其<中国新志>》，《国际汉学》第九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笔者认为西方汉学的发展经历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三个时期安文思的《中国新史》在我看来仍处在“传教士汉学”阶段，尽管它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2] 参阅《耶稣会士汉学家安文思及其<中国新史>》。
[3] 参阅《圣教人川记》。
[4] Albert Chan,s.j.,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p.453；陈方中主编：《中国天主教史辑汇编》，第530页。
[5] 参阅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资料来源：《中国新史》，大象出版社，2004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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