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薯：从美洲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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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甘薯：从美洲到中国

甘薯通称红薯、白薯、番薯,又叫朱薯、地瓜、红苕等，属旋花科，为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块根植物。甘薯的块根既可熟食又可生吃，还可以作饲料、制糖和酒精等，其茎蔓叶也可做饲料，是比较重要的粮食和多用途作物。

一

甘薯起源于中南美洲，至少在5000年前就被印第安人驯化栽培了。甘薯被西欧探险家、冒险家、殖民征服者多次“发现”——由哥伦布在西印度群岛、由巴尔博亚在中美洲、以及由皮萨罗在秘鲁，等等……但欧洲人没有在田地里发现甘薯。因为甘薯的果实长在地下，故不引人注意。在绝大多数拉丁美洲地区，印第安人把甘薯叫作“卡莫特”。但印加人却叫它“巴塔塔”，这显然是今日西方语言potato一词的词源。
1526年，甘薯被西班牙人从西印度群岛引入西班牙，从那里传入意大利，又从意大利传到奥地利、德国、比利时，接着传入英国。甘薯在欧洲的传播比较缓慢，它在一段时期内与马铃薯一样受到误解,被认为含有催欲素。为了寻找新药,对这些新作物感兴趣的首先是当地的医药学家和植物学家。17世纪，甘薯在西班牙的种植面积有所扩大，但在整个欧洲，由于饮食习惯和地理条件，甘薯始终不如马铃薯那么普及。
16世纪往返于美洲和非洲的贩奴船以甘薯作为奴隶的粮食。甘薯由此传入西非沿海并逐渐普及到非洲各地，并由大西洋通过印度洋传入印度。1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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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叶，西班牙人把甘薯带到南洋—马来群岛，再由这片群岛传入亚洲大陆各国。

二

甘薯在中国的传播充满神秘色彩。它大致经陆海两路约在16世纪七八十年代传入中国。早在明万历四年（1576）成书的《云南通志》中，就有临安、姚安、景东、顺宁四府种植甘薯的记载了。这也使人联想到它可能是由缅甸从陆路传入中国的。虽然该书已记载有“红薯”之名,并把它排列在薯蓣(山药)和云板薯之间,但没有进一步说明描绘。不过明末祁彪佳（1602-1645）《寓山注·豳（bīn）圃》云：“又从海外得红薯异种,每一本可植二三亩,每亩可收得薯一二车,以代粒，足裹百人腹”。可知《云南通志》中的红薯极可能便是传入的美洲甘薯。
万历八年,广东凤冈人陈益乘船到安南（越南）,当地首领用一种名叫白薯的土产招待他,味道甘美。陈“觊其种,贿于酋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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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之”（宣统《东莞县志·物产》）。由于来自番邦,故名之为番薯。同期，福建长乐人陈振龙也把甘薯引入福建。“万历中,闽人又得之外国。……盖渡闽海而南,有吕宋国(今菲律宾北部),……以通商故,闽人多贾吕宋焉。其国有朱薯,被野连山而是。……中国人截取其蔓咫许,挟小盖中以来,于是入闽十余年矣”（何乔远《闽书》）。明末徐光启则在《农政全书》中记述了甘薯传入的另一种方式：“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海外人亦禁不令出境。此人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遂得渡海。因此分种移植,略通闽广之境也。”
甘薯得到学者们的赏识，人们也逐步认识了它的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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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优点。何乔远在1600年前后所著的《闽书》中讲到，由于甘薯的广泛种植，在泉州其“斤不值一钱，二斤而可饱矣”。于是耄耋童孺行道粥乞之人皆可以食。徐光启总结出它有“十三胜”,包括高产益人,色白味甘,繁殖快速,防灾救饥,可充笾实（祭品）,可以酿酒,可以久藏,可作饼饵,生熟可食,不妨农功,可避蝗虫等。16世纪末福建发生饥荒,巡抚金学曾大力推广种植甘薯,饥民得以度荒。
甘薯传入四川的途径有云南、东南二路。根据清雍正年间所纂《四川通志》记载，四川盆地最早栽种甘薯的是“康雍复垦”时代的成都府。这里正是两广、闽赣、湖广人民最早移入的地方，当时在这些移民的家乡早已普及甘薯，并“以当米谷”、“赖以充饥”，这种作物也就随之带来了。乾隆十年，陕西开始从四川购觅薯种，可见当时四川甘薯已有名气，从张宗法《三农记》的记载来看，乾隆初成都平原以北的什邡县已有了丰富的种薯经验；嘉庆时成都平原以南邛州等地的方志中关于甘薯的记载亦屡见不鲜，反映出“乾嘉续垦”时代四川盆地西部地区已开始广泛引种甘薯。

三

甘薯在中国传开后，劳动人民通过摸索，逐步发展出“深耕厚壅（yōng,埋）”等栽培技术。如明代《群芳谱》所说，“须岁前深耕，以大粪壅之，春分后下种”。植薯须起垄作畦，以便排水通气，且可加深土层，以利结薯，并便于人工劳作。该书指出，“种薯宜高地、沙地，起脊尺余，种在脊上。遇旱可汲井浇灌”。
甘薯由南向北推广，留种藏种成为引种的关键。徐光启总结了“传卵”和“传藤”的经验：“其一传卵。于九、十月间，掘薯卵，拣近根先生者，勿令伤损，用软草包之，挂通风处阴干。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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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后，依前法种；一传藤。八月中，拣近根老藤，剪取长七八寸，每七八条作一小束。耕地作埒，将藤束栽种如畦韭法。过一月余，即每条下生小卵如蒜头状。冬月畏寒，稍用草器盖，至来春分种。”他还介绍了保存薯种和薯蔓安全越冬的办法，指出：“若北土风气高寒，即厚草苫盖，恐不免冰冻，而地窖中湿气反少。以是下方仍著窖藏之法。”窖藏法的提出，为甘薯在北方传播打下基础。
甘薯可以块根繁殖、插枝繁殖等，乾隆年间的赵学敏总结了甘薯的这种特性：“他物下种，必用子、用仁，或原物根芽。独薯不然，取一条片片切之，只留皮一面种之，发根生苗，亦一异也”（《本草纲目拾遗》）。
甘薯对气候的适应性也比较强，在中国南方一年春夏秋三季均可种植。清末郭云升指出，甘薯甚至可以在九月初下种，只要注意保暖，“厚厚壅培，护而暖之，待到年底、年初食，每科（棵）可得五六两，每亩可得五六千两，亦救荒之一奇也”（《救荒简易书》）。由于这些优点，在清代，甘薯已经完全普及了。
甘薯本身具有抗涝、耐旱、耐瘠等特性，又特别适合中国的地形、土壤、气候条件和中国人的口味,加上中国人口众多,东部地区人口密度很大,甘薯的播种面积已居世界首位。今天,中国是甘薯生产和消费的头号大国，甘薯在我国粮食作物中排名第四位，种植面积常年保持在7500—8000万亩，约占世界种植面积的60%，年产量约1.2亿吨，约占世界总产量的约80%。在中国，不但发展出烤红薯、煮红苕稀饭、红薯粉蒸肉等吃法，创造了晾晒、炒红苕干这种带有零食糖果性质的食品，还诞生了“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样的谚语和典故。从美洲传入的甘薯，在中国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正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
张箭，1955年生，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地理大发现研究，15-17世纪》，《郑和下西洋研究论稿》等，合译《清末近代企业与官商关系》，发表论文百余篇。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92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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