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錦前：三論荊子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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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06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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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黃錦前：三論荊子鼎

三論荊子鼎
黃錦前
河南大學出土文獻研究中心
2011年上半年，湖北省隨州市淅河鎮蔣寨村葉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家族墓地M2出土的一件荊子鼎[1]，其銘文雖極簡短，但內容卻與傳 1948年河南洛陽出土的保尊、保卣等器關繫密切，蘊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因而有特殊的歷史意義，遂引起學界的極大關注。
荊子鼎銘文公佈後，我們曾撰成小文，據有關字形和辭例，認爲銘文中的“

黃錦前：三論荊子鼎

”實即“荊”字，“荆子”即“楚子”，並就相關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2] 。又撰拙文對銘文中“荊子麗”的“麗”進行補充討論，在李天虹老師“麗”當讀作“邐”說法的基礎上[3] ，嘗試將其讀作“蒞”或“位”，訓作臨[4] 。而非如有學者所理解的“荊子麗”即《史記·楚世家》中的楚王熊麗[5]。這裏主要再就銘文中的“荊子”即器主的身份試作補充論證，以就正於方家及同好。
爲了討論的方便，先按照我們的理解，將荊子鼎銘文隸釋於下：
丁巳，王大祐。戊午，荊 [6] 子蔑曆，敞白牡一；己未，王賞多邦伯，荊子麗，賞鬯卣、貝二朋。用作文母乙尊彝。
諸家多已指出，該鼎銘文所錄，內容與保尊、保卣等器關繫密切[7]。現將保尊[8]、保卣[9] 二器銘文（二者銘文相同）錄釋如下：
乙卯，王令保及殷東國五侯，誕貺六品，蔑曆于保，錫賓，用作文父癸宗寶尊彝。遘于四方會，王大祀祐于周，在二月既望。西周早期（成王世）
李學勤等先生皆已指出，該鼎係成王時物[10]，與保尊、保卣所記載的祭祀典禮有關[11]。隨後，李學勤先生又進一步指出，鼎銘反映的是周成王時期岐陽會盟的情況[12]（以下簡稱“李文”）。他論證說：
保卣、保尊與斗子鼎記載的，是成王時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卣、尊銘說“四方會”，可參照《尚書·康誥》所說“四方民大和會”，是指已屬周王統治的四方諸侯的大聚會，對成王朝見，這件事實際見於傳世文獻。
《左傳》昭公四年：“六月丙午，楚子（楚靈王）合諸侯于申，椒舉言于楚子曰：‘……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台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杜預注云：“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傳文所說成王岐山之蒐，實際是諸侯的會盟。杜注鑿定其時在自伐奄回歸之時，是根據《尚書·多方》的序推想的，不一定可信，但對岐陽地理位置的說明是準確的。
《國語·晉語八》：“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爲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前人認爲也是講“岐山之陽”的這次會盟。
《詩·閟宮》說太王“居岐之陽”，《皇矣》也講文王“居岐之陽” ，“岐陽”就是我們熟悉的周原遺址所在，周初封周公爲采邑的“周”。保卣、保尊云“四方會，王大祀祓于周”，這個“周”不是宗周（鎬京），也不是成周（洛邑），而是岐陽的周。周原遺址出土的西周卜甲、西周陶文，常標記爲“周”。因此，保卣、保尊和斗子鼎所載，正是成王岐陽會盟諸侯的史跡。
《左傳》稱岐陽此次會盟爲“蒐”，“蒐”是春季的田獵活動，詳見《周禮·大司馬》等書，據稱當以仲春舉行。保卣等銘文雖未明說到有“蒐”，但所記“二月”恰好是仲春之月，這恐怕也不是偶合。
李文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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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我們認爲是有道理的。
另外，該鼎之時代，還可以從器物形制、紋飾等方面加以說明。李文已指出，該鼎系分襠的柱足鼎，可歸於王世民等先生《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鼎的III型I式。他說：
保卣、保尊從形制、紋飾看，在西周同類器中最爲古樸，《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定之爲成王時物，是完全正確的。斗子鼎的形制、花紋也頗有特色，與之最接近的是燕侯旨分襠鼎，其銘文云“燕侯旨初見事于宗周”，是第二代燕侯即位不久時所作，估計在成康之際，而器上的饕餮紋是分解的，兩側有橫出的羽毛形，也見於成王時較早的康侯封方鼎，所以把斗子鼎排在保卣、保尊同時，是沒有問題的。
在前述小文中，我們亦曾指出：
鼎出自曾侯墓，年代最起碼不晚於該墓，亦當在西周初。鼎銘自言“荊子”，則知楚國初始實從鄉人俗語自稱“荊”。而年代在其前後的周原甲骨，H11:83片云“今秋楚子來告”；H11:14云“楚伯乞今秋來即于王”。王宇信先生根據對周原甲骨所見“王 ”字字形的型式分析，將H11:14片的年代定在成王期，可作參考[13] 。而H11:83片，辭稱“楚子”，其年代顯然在H11:14片之前。荊子鼎銘自稱“荊子”，其年代顯然不會在成王之後。從鼎銘記時風格及祭祀用“白牡”，又云“王賞多邦伯”類字眼處還可見殷人遺風，因此，荊子鼎的年代應定在由殷入周後不久[14]。
另外，從該鼎銘文的某些文字如“戊午”、“鬯”等的寫法以及整篇銘文的佈局及書風來看，將其時代定在成王之時也是合適的。
總之，從荊子鼎銘文內容、文字寫法與風格以及器物的形制、紋飾等多方面情況綜合來看，將其時代定在成王之時應該是比較合適的。
周成王生活的時代，過去學者根據有關文獻記載，推定在公元前1055年至公元前1021年，夏商周斷代工程將周成王在位時間定爲公元1042年至公元1021年[15] 。與之年代相當的諸位楚之先王，祗有熊繹的生活年代與之相近。熊繹是成、康時人，其活動的時間，在公元前1042年至公元前1006年。因此，從年代方面考慮，銘文所錄的這位“荊子”，很可能就是熊繹。
包山簡第246號簡曰：“與禱荊王，自酓鹿[16] 以就武王，五牛、五豕。[17]”何琳儀老師指出，“荊王”即楚王；“鹿”讀 “麗”，“酓鹿”即“酓麗”[18]。進而他又指出，其人即《史記·楚世家》之楚王“熊麗”[19] 。簡文稱熊麗爲“荊王”，與荊子鼎自稱“荊子”、文獻稱“楚子熊繹”（《史記·楚世家》、《三代世表》）、“楚子繹”（《漢書·古今人表》）等正可相對照。
關於楚王熊繹，《史記·楚世家》記曰：
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
……
十一年，伐徐以恐吳。靈王次於乾豀以待之。王曰：“齊、晉、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爲分，其予我乎？”析父對曰：“其予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蓽露藍蔞，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國服事君王，將惟命是從，豈敢愛鼎？”
類似的記載又見於更早的《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右尹子革說：
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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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
杜預注：熊繹，“楚始封君。”
新近公佈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所收《楚居》一篇，亦有關於熊繹的簡略記錄，如其第4-5號簡曰：
至熊繹與[20]屈紃，使鄀嗌卜，徙於夷屯，爲楩室。室既成，無以內之，乃竊鄀人之犝以祭。懼其主，夜而纳尸，抵今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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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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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夜。 [21]
由以上相關記載可知，周成王之時，舉用文王、武王功臣的後裔，於是熊繹受封爲楚君，受賜“子男”之田。熊繹曾與周公旦之子魯公伯禽、衛國第二代君主衛康伯、晉國第二代君主晉侯燮及齊國第二代君主齊丁公共事成王、康王。康王分齊、晉、魯、衛四位諸侯以寶器，而同事康王的熊繹卻無分。及至公元前530年，楚靈王提及此事時仍耿耿於懷。
前引李文已提到，《國語·晉語八》曰：
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
云熊繹曾參加成王時岐陽之會（今陝西岐山縣東北），“置茅蕝”，並與鮮卑族酋長一起“守燎”。這與荊子鼎銘文所記“己未，王賞多邦伯，荊子麗，賞鬯卣、貝二朋”的有關情況是相合的。且如李文所言，保卣等銘文所記“二月”是仲春之月，與《左傳》稱岐陽會盟爲“蒐”，即仲春舉行的田獵活動在時間上也正相符。
因此，綜合以上的有關分析，我們認爲，鼎銘的“荊子”，應即見於《左傳》、《史記·楚世家》等的“熊繹” ，亦即楚王熊繹。
順便再對前述拙文《再論荊子鼎》中關於“麗”或“邐”字的理解作些補充說明。
前引《國語·晉語八》云熊繹在岐陽之會上曾任“置茅蕝”事。“茅蕝”，古擯相者習朝會之儀，束茅而列，以表位次。上引《國語·晉語八》韋昭注：“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王引之《經義述聞·國語下》：“《晉语八》‘置茅蕝，設望表’韋注：‘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案：會盟無縮酒之文，韋注非也，當以賈説爲長。竊謂置茅蕝者，未盟之先，擯相者習儀也。習儀則必爲位，故以茅蕝表之。”“擯相”，即導引賓客，執贊禮儀。《周禮·秋官·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鄭玄注：“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習儀”，謂演習禮儀。《左傳》昭公五年：“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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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不亦遠乎？”
因此，從以上分析來看，若王說不誤，則沈培老師認爲荊子鼎等銘文中的“麗”或“邐”都應該讀爲“贊”的意見就很有啟發性[22] 。疑銘文中的“麗”或“邐”都應讀爲“纂 ”。《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叔孫通）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緜蕞野外。”裴駰《集解》云：
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反。”駰案：如淳曰“置設綿索，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蕝’也”。
司馬貞《索隱》曰：
徐音子外反。如淳云“翦茅樹地，纂位尊卑之次”。蘇林音“纂”。韋昭云“引繩綿，立表蕞。音茲會反”。按：賈逵云“束茅以表位蕝”。又纂文云“蕝，今之‘纂’字。包愷音即悅反。又音纂”。
若韋注不誤，則我們可能又要重新考慮前述小文中所提到的徐在國先生將乙亥鼎（引案：即尹光鼎）的“邐”讀作 “釃”[23] ，黃鳳春等先生將荊子鼎的“麗”、尹光鼎和聽簋的“邐”讀爲“釃”，認爲即器主在宴饗過程中充當釃酒的角色[24]等看法了。楚地產茅，故《左傳》僖公四年記齊桓伐楚責以“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周以楚地產茅而以熊繹任此勞，或爲可能。
所以，關於諸銘的“麗”或“邐”究竟應該如何去理解，恐怕還需要作進一步深入的思考。

[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發掘簡報》，《文物》2011年第11期，第17頁圖二一。
[2] 涂白奎、黃錦前：《隨州葉家山M2所出荆子鼎銘文補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2011年11月4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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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涂白奎、黃錦前：《試論荊子鼎國別》，待刊。
[3] 參見《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筆談》，《文物》2011年第11期，第76頁。
[4] 參見拙文：《再論荊子鼎》，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2年2月28日，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789。
[5] 陳小三：《新出荊子鼎與武王克殷的年代——兼論周武王時期的標準青銅器群》，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2年1月18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776。
[6] 關於“荊”字的釋讀，參見涂白奎、黃錦前：《隨州葉家山M2所出荆子鼎銘文補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11月4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696；涂白奎、黃錦前：《試論荊子鼎國別》，待刊。
[7] 如李學勤、王占奎、李天虹等先生，參見《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筆談》，《文物》2011年第11期，第 64-65、72-73、76-77頁。
[8] 集成11.6003。
[9] 集成10.5415。
[10]如李學勤、李天虹等先生及我們，參見《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筆談》，《文物》2011年第11期，第64-65、76-77頁；涂白奎、黃錦前：《試論荊子鼎國別》，待刊。
[11]如李學勤、李天虹等先生，參見《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筆談》，《文物》2011年第11期，第 64-65、76-77頁。其中李學勤先生云，斗子鼎（即我們所說的“荊子鼎”）銘所記應與《殷周金文集成》5415保卣、 6547保尊銘文是同一史事。
[12]李學勤：《斗子鼎與成王岐陽之盟》，《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年第1期。
[13]王宇信：《中國甲骨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480頁。
[14]涂白奎、黃錦前：《試論荊子鼎國別》，待刊。
[15]夏商周断代工程專家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0年10月，“夏商周年表”，第88頁。
[16] “鹿”字從何琳儀老師釋，參見何琳儀：《包山竹簡選釋》，《江漢考古》1993年第 4期，第55-63頁。
[17]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圖版一〇八。釋文參考何琳儀：《楚王熊麗考》，《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13-16頁。
[18]何琳儀：《包山竹簡選釋》，《江漢考古》1993年第4期，第55-63頁。
[19]何琳儀：《楚王熊麗考》，《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13-16頁。
[20]陳偉老師云，這裏的“與”疑當讀爲“舉”，舉用意，參見陳偉：《清華簡<楚居>“楩室”故事小考》，武漢大學“簡帛網”，2011年2月3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398。
[21]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 12月，圖版，第118-119頁，釋文，第181頁。釋文參考李學勤：《論清華簡<楚居> 中的古史傳說》，《中國史研究》2011年1期，第53-58頁；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蔣文執筆）：《清華簡<楚居>研讀札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1月 5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 Src_ID=1353。
[22]參見拙文《再論荊子鼎》後“水土”的跟帖發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789。
[23]參見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5月，第2322頁。
[2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發掘簡報》，《文物》2011年第 11期，第14頁；黃鳳春、陳樹祥、凡國棟：《湖北隨州葉家山新出西周曾國銅器及相關問題》，《文物》2011年第 11期，第79-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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