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庚-路懿菡：“彔子聖”與“王子祿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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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路懿菡：“彔子聖”與“王子祿父”

“彔子聖”與“王子祿父”
路懿菡
西北大學歷史學院
清華簡《系年》第三章簡文所見的“子耿（聖）”同大保簋銘文中的“彔子（聖）”相印證，結合簡文內容可知大保簋銘文所載的周人征伐“彔子叛亂”之事正是傳世文獻中的“祿父之亂”、“武庚之亂”，而“彔子（聖）”應即為王子祿父，或曰武庚、武庚祿父。本文通過考察“彔子（聖）”的稱名方式，試圖進一步揭示“彔子（聖）”同王子祿父、武庚在稱名上的關聯，從而證實“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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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應為傳世文獻所失載的王子祿父（武庚）的生稱。
“彔子”最早見於清朝末年出土于山東壽張縣的“梁山七器”之一的大保簋。銘文作：“王伐彔子，氒（厥）反。王降征令於大（太）保。大（太）保克敬亡遣。王永太保，易休餘土。用茲彝對令。”學者多將該器定為成王時器，銘文的內容為周成王命大保討伐彔子的叛亂，大保恪守其職完成王命，成王賜以餘地，大保作器以稱頌王命。大保，為召公奭。“”從耳從口，《甲骨文編》：“從耳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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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所無，魏石經古文以為聽字。”[1]郭沫若認為：“古聽、聲、聖乃一字，其字即作。從口耳會意，言口有所言，耳得之而為聲。其得聲之動作則為聽。聖、聲、聽均後起之字也。”[2]因此“彔子”也作“彔子聖”。《系年》第三章簡文：“周武王既克殷，乃設三監于殷。武王陟，商邑興反，殺三監而立子耿。”李學勤先生指出：“‘’可通讀為‘聖’，古音書母耕部，‘耿’則是見部耕部字，可相通轉。”[3]因此簡文中的“子耿”亦作“彔子聖”，大保簋銘所記的成王征伐錄子聖之事正是簡文所載的錄子聖叛亂，亦是見於傳世文獻的“祿父之亂”、“武庚之亂”。
對於“彔子聖”的身份一直存有多種意見。陳夢家推測“彔”在南土，與楚為近。[4]楊寬則推測“彔”在今安徽六安，認為“西周王朝在淮水流域原已征服彔國，因這一地帶少數部族的部落眾多，而少數部族原來的貴族有著傳統的號召力，故周採用羈縻策略，仍讓其中比較服從的領袖為君長，給以‘子’爵······這時由於錄子聖反叛乃再度用兵加以征服。[5]臺灣學者杜正勝認為：“大保即召公君奭，估計其年代，彔子聖之叛可能在成王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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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傳有王子聖匜（《綴遺》14.39）、天子聖觚（《三代》14.31.3）和多亞聖彝（《三代》6.49.1），足證彔子聖是殷王子孫。彔子聖叛，周天子派遣召公征伐，未及周公，當與武庚無關，彔和武庚不是同一人，多亞聖彝雲‘用作大子丁彝，天子聖觚亦曰：‘天子聖作父丁彝。’則彔子聖與武庚也不是親兄弟。不過，彔子聖因屬於殷王族，故自稱‘王子’，表示他的出身，而稱天子可能是反叛時的僭號，後人猶尊美曰：‘釐王’（錄伯冬簋），是有其家族背景的。”[6]杜氏雖主張文獻中的“武庚”與“祿父”是為兩人，但仍肯定了彔子聖殷王子孫的身份，應是殷王室後裔。日本學者白川靜較早指出“彔子聖”即是文獻中所見的“王子祿父”，他認為：“本器上的彔子聖，很可能也是天子聖觚上所稱的天子聖。天子聖觚銘曰：‘天子聖作父丁彝’，按紂之廟號為辛，聖雖不是紂的直系之親，然可能為殷室王子中的一人。他之所以稱天子聖，想是有意要與宣稱新受天命的周室對抗的緣故吧！”[7]《系年》簡文的出現雖然證實了白氏的推斷，但白氏所提供的論據卻值得進一步商榷。“天子”之稱並不見於商代甲骨卜辭和金文，陳夢家認為；“西周初期稍晚，才有了‘天令’即天命’，‘王’與‘天子’並稱”。[8]而且白氏對於天子聖觚銘文的釋讀也是不準確的，該器首字銘文不當釋作“天”，因為考之商周金文，“天”字多作“”（天父乙觶）、“ ”（天亡簋）、“”（何尊）、“”（大盂鼎）等，因此天子聖觚首字“”並非“天”字。
從“彔子聖”的稱名方式上看，其同傳世文獻中所見的殷商王室貴族如微子、箕子等的稱名方式是一致的。《史記·宋微子世家》載：“微子開（啟）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紂之庶兄也”，《集解》孔安國曰：“微，畿內國名。子，爵也。”朱鳳瀚先生認為：“此所謂畿內之國，實即商王畿地區內微子家族屬地，微是族名，亦是地名，為商人習俗。‘子’在這裡是指族長而非爵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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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彔子、箕子應與此類似，“彔”、“箕”也應既是族名又是地名，各自代表其在商王畿區內的家族屬地。而微子本人，作為商先王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太師徑以“王子”稱之。商代王子（不限於時王之子）在甲骨卜辭中皆以“子某”稱之，如武丁時期的子漁等，而根據朱鳳瀚先生的研究，“王卜辭中作為王子的諸‘子某’，有的在其父王逝後，即從原來的王族中分化出去自立族氏，成為卜辭所見‘子族’，而本身為其族之長。”[10]據研究者統計，“甲骨金文中稱‘子某’者有156名，稱‘某子’者有29名，其中人地同名者有90例，約占總數185名的49%”[11]，研究者認為這些同子名相合的地名“大致分佈于王畿區內外周圍一帶，屬於商王朝政治地理結構中的基層地區性單位”，“這些子某或某子，作為商代社會生活組成體的一部分，已相繼在特定的社會條件和社會政治經濟關係中，與一定的地域相結合······換言之，這批子已成家立業，以各自的土田族邑相命名，由此構成分宗立族的家族標誌。”[12]以此來看，彔子、微子、箕子等人在具有王子身份的同時，已分宗立族，擁有各自的族邑，本身又是所建宗族的族長。以此來看“彔子聖”的稱名方式，“彔”是族名亦是地名，“子”表族長身份，“聖”則為其私名。文獻中的“祿父”之“祿”本當作“彔”，“‘祿’字所從之‘示’乃周秦間所加為意符。‘父’為殷周之際男子的美稱。”[13]因此“彔父”很可能是彔族後輩對“彔子聖”的尊稱，《逸周書·作雒》遂以“王子祿父”稱之，而《克殷》則以“王子武庚”稱之，“武庚”作為廟號，這同商人對先王的稱呼是一致的，從《詩經·商頌·玄鳥》、《長髮》及甲骨卜辭來看，商王朝的締造者太乙號武王、武湯、武唐，盤庚之後的小乙稱武父乙，文丁稱文武、文武帝、文武丁，帝乙又稱文武帝乙。在日名之前冠以“武”字，當是美稱。《尚書·大誥》載周公言曰：“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所謂“紀其敘”即是指重新恢復殷商的統治，《系年》簡文言：“商邑興反，殺三監而立彔子聖。”說明彔子聖的確被擁立為商王，“武庚”廟號的存在，正說明其在後世的祭祀中是被作為先王對待的。以此看來，“彔子聖”就是文獻中的王子祿父、武庚。而《史記·殷本紀》、《魯周公世家》、《管蔡世家》、《衛康叔世家》等則有“武庚祿父”之稱，《風俗通義·佚文》言：“祿氏，殷紂子武庚字祿父，其後以王父字為氏。”其實“武庚”與“祿（錄）父”都是商族後裔在彔子聖死後對他的稱呼，“祿（錄）父”並不是“武庚”的字，而且“武庚”也不是生稱。
《作雒》、《克殷》以“彔子聖（祿父）為“王子”，《史記》則載其為商紂之子，通過考察“彔子聖”的稱名方式可知其確為商室王子，白氏所引之天子聖觚銘文首字“”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中便被釋為“王”，銘文作“王子作父丁彝”[15]：

而《殷周金文集成》中收錄有一件西周早期的王子觥，銘文作“王子”[16]三字：

《流散歐美殷周有銘青銅器集錄》[17]一書中收錄有一件殷代的王子鼎，銘文亦作“王子”。

根據資料顯示，該鼎通高14.6釐米，雙耳，圓腹圜底，三柱足。從銘文看，“王子”三字與王子觥銘文極為相似，而且該鼎所飾的蟬紋作為一種寫實性動物紋飾流行於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從該鼎所飾蟬紋的類型看，無足、心形吻、桃形身體，此種類型多見於商代晚期器物，如1970年河南安陽孝民屯南M1118出土的告寧鼎[18]、1978年河南安陽孝民屯南M1573出土的父乙鼎[19]等，該鼎所飾的蛇紋與蟬紋相組合的紋飾見於1985年山西靈石旌介出土的邑鼎[20]，結合銘文來看，天（王）子聖觚、王子鼎同王子觥很可能為一人所作。而天（王）子聖觚銘文作“王子聖作父丁彝”，帝辛廟號為辛，那麼“王子聖”是否是商紂之子？學者指出在商代的宗親稱謂裡，“‘父’的稱謂並不僅僅限於生父一人，也兼及尊一輩男性旁系血親，父親的兄弟皆被稱為父，不分直系、旁系，父只是一個分辨性別、世代（含尊卑及世次）的所謂類分性（claasificatory）的親屬稱謂詞。”[21]因此，“父丁”並不一定是指生父帝辛，可能是帝辛的某位兄弟。以此來看，三器銘文中的“王子”極有可能就是“彔子（聖）”，“王子”為其在商亡前的稱名，而商亡後已不再有王子的身份，周人遂以“彔子（聖）”稱之。但其仍以商紂王子的身份得以“俾守商祀”。當然，這僅僅是一個推測，需要更多材料的證明。
通過對“彔子聖”稱名方式的考察，可以看出其同傳世文獻中的“王子祿父”在稱名上的密切關聯，“祿（彔）父”同“武庚”一樣都應是“彔子聖”死後的稱名。《系年》簡文的出現證實了大保簋銘文所載的正是成王征伐“祿父之亂”這一西周早期的重要史事，而“彔子聖”則是傳世文獻所失載的“王子祿父”、“武庚”的生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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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甲骨文編》，中華書局1969年版，第466頁。
[2]郭沫若：《卜辭通纂》，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37頁。
[3]李學勤：《清華簡<系年>及有關古史問題》，《文物》2011年第3期。
[4]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47頁。
[5]楊寬：《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52頁。
[6]杜正勝：《古代社會與國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529-530頁。
[7]白川靜著，溫天河、蔡哲茂譯：《金文的世界：殷周社會史》，臺北聯經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頁。
[8]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科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581頁。
[9]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頁。
[10]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第56頁。
[11]宋鎮豪：《商代社會生活與禮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42頁。
[12]宋鎮豪：《商代社會生活與禮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44頁。
[13]陳致：《從王國維<北伯鼎跋>看周初“邶入于燕”的史事》，《學燈》2010年第4期。
[15]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四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67頁。
[1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五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34頁
[17]劉雨、汪濤：《流散歐美殷周有銘青銅器集錄》，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頁。
[18]《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文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2》，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頁。
[19]《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文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2》，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頁。
[20]《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文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4》，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
[21]宋鎮豪：《商代社會生活與禮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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