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梁春勝：魏晉南北朝石刻辨僞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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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梁春勝：魏晉南北朝石刻辨僞十例

魏晉南北朝石刻辨僞十例
梁春勝
河北大學文學院
魏晉南北朝石刻爲珍貴文物，所以出於各種原因，僞造的現象也就叢出不窮。現代學者在整理和研究這一時期的石刻文獻時，自然應當將僞刻剔除出去。在石刻辨僞方面，學界已取得了不少成果。就魏晉南北朝時期而言，已經發現的這一時期的僞刻至少已達170餘方[1]。儘管如此，實際上還有相當數量的魏晉南北朝僞刻尚未被明確指出來，進一步辨僞工作亟待展開。
總結前人的辨僞經驗，加上筆者的一點探索，石刻辨僞至少可以從以下一些方面來展開：
一、來歷不明者，有可能是僞刻。一般來説，經科學的考古發掘發現的石刻，可信度很高，而非考古發掘獲得的來歷不明的石刻，則可信度要大打折扣，需要進行一番辨僞工作，在排除僞造的可能後方可作爲真實的史料使用。
二、干支不合者，有可能是僞刻。魏晉南北朝石刻一般採用干支紀時，這種干支法有一定的慣例，比如以干支紀日，朔日干支一般不可缺。古人紀時干支一般也不應有誤。若不合慣例或干支有誤，則可能是僞刻。
三、字體不合者，很可能是僞刻。如魏晉石刻文字一般爲新隸體，北魏石刻多爲魏碑體，若字體不合，則很可能是僞刻。
四、字形不合者，很可能是僞刻。如現代部分簡體字要到宋代以後纔産生，若出現在此前石刻中，則此刻基本可以確定是僞刻。
五、史實不合者，很可能是僞刻。同一歷史事件，若石刻所記與史書以及其他史料存在嚴重分歧，則該刻很可能是僞刻。
六、世系不合者，很可能是僞刻。根據出土和傳世文獻材料，我們可以排比出魏晉南北朝時期以世家大族爲中心的世系表。若某一石刻提供的世系材料與此世系表相衝突，則該刻很可能是僞刻。
七、地理不合者，很可能是僞刻。在以正史地理志（或地形志）爲核心的史料基礎上，我們可以對古代政區設置與沿革等情況有比較深入的瞭解。若某一石刻反映的地理材料與此明顯相違背，則該刻很可能是僞刻。
八、職官不合者，很可能是僞刻。古代職官的設置與沿革，亦有專門深入的研究。相關知識也可作爲檢驗石刻真僞的重要參考。若某一石刻所記職官情況違背歷史實際，則該刻基本可以確定是僞刻。
九、抄襲他文者，很可能是僞刻。抄襲他文而僅改數字，或截取他文拼湊成篇，是石刻造僞常用的手段。若存在這種現象，則該刻基本可以確定是僞刻。
十、語詞不當者，很可能是僞刻。漢語語詞具有時代性。通過文獻材料的排比，我們往往可以確定某一語詞出現的大致時代。據此，亦可爲石刻辨僞提供幫助。
十一、文理不通者，很可能是僞刻。石刻造僞者往往水平不高，在拼湊成文時，常常文理不通。這也是石刻辨僞的依據。
十二、違背情理者，很可能是僞刻。石刻造僞者在拼湊文字時，有時還會出現不合情理的情況，據此亦可鑒别僞刻。
以上這些方法，常常可以綜合利用，從而提高辨僞的準確性。下面就主要利用這些方法，對十方魏晉南北朝僞刻試作辨析。
例一：曹魏何晏磚誌（拓本見《北圖》2/6[2]、《校注》2/198[3]）當爲僞刻。首先，《校注》將誌文録作：“憐惜亢夫，何晏之功，運粮至此，暴病而終，若西之時平，柩過朝，金鑾受享兮。仲達題寄。”其中“亢”作“”、“運”作“”、“至”作“”，“”字字書未見，皆字形可疑，當是僞造字形。其次，誌文文理不通，文句無法通讀，蓋造僞者雜湊而成。第三，該誌出土情況不明，亦爲可疑之處。第四，誌文稱“明帝五年秋七月朔四日卒”，明帝指曹叡，但爲曹叡死後謚號，不得生稱也；且“七月朔四日”，此種紀日法於古無據，顯係僞造。總之，此誌爲僞刻無疑。
例二：晉張伯通造像記（拓本見《北圖》2/47、《校注》2/281）當是僞刻。金申先生已從造像方面入手，指出此刻當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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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民初的僞作[4]。今從造像記方面進一步證明其爲僞刻。首先，西晉石刻字體一般是隸書，而此記字體爲成熟的楷書，似魏碑體，字體不合。其次，記文稱“晉太康御龍有三年”，“御龍”一般指駕馭才智之士，不作爲“御世”的同義詞，這種紀年方法也不見於其它石刻，當是造僞者生造之語。第三，記文稱“造彌勒像一區”，是典型的彌勒信仰，但彌勒信仰始自印度，相關經典傳入中國始自西晉，而彌勒信仰的盛行，更是要到東晉南北朝以後[5]。所以西晉太康年間是不可能有彌勒信仰、並出現彌勒造像的。僅此一點，就可斷定此刻必僞。總之，此刻無論造像還是文字，均屬僞造。《校注》以此刻作爲我國早期的石佛造像及發願辭，實不可信。
例三：晉徐文□墓誌（拓本見《北圖》2/63、《校注》2/322，録文見《彙編》8[6]）當是僞刻。首先，誌文稱“元康八年十月庚午朔廿六日，晉故東萊廬鄉新樂里徐君諱文□，年九十七，不禄薨”。檢《二十史朔閏表》，元康八年九月庚午朔，十月庚子朔（51[7]），干支不合。檢《晉書·地理志》，青州東萊郡下有盧鄉縣[8]，此誌“盧”訛作“廬”，字形可疑。“不禄薨”一語語義重複，且“不禄”用於士，“薨”用於諸侯，將二者合在一起，亦不倫不類。其次，文稱“其子其女卜吉改葬，西去舊墓七有一，郡國治卅有五，西南去縣治十”。古漢語中，十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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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以下是零數，整數和零數之間要加上介詞“有”[9]。據此，“七有一”中的“七”非整數，這種説法就不合古漢語語法規範，顯係僞造者不明語法所致。總之，此誌必僞。
例四：北魏王神虎造像記（拓本見《北圖》3/6、《校注》3/234）當爲僞刻。記文稱“大魏太平真君元年歲□□三月癸卯朔十七日甲戌”，檢《二十史朔閏表》，太延六年（440年）六月丁丑，北魏改元太平真君（65），則該年三月不得預稱太平真君年號，可見此造像記必僞。且該年三月己丑朔，干支亦不合。
例五：北魏太和十九年魏惠□、玄凝等造像記（拓本見《北圖》3/22、《校注》3/283）當爲僞刻。首先，文云“太和十九年歲次己亥八月乙酉朔十五日”，檢《二十史朔閏表》，太和十九年（495年）歲次乙亥八月丁酉朔（71），干支不合。其次，文稱“以先師僧曇去□佛法，爲首贊治并州總管府户曹參軍”，文理不通，且總管之設始自東魏孝静帝武定六年（548年）[10]，太和年間應稱刺史。僅此一點，就可斷其爲僞刻無疑。
例六：北魏閻惠端造像記（拓本見《北圖》3/36、《校注》3/306）當爲僞刻。首先，記文稱“太和廿三年三月十五日，比丘僧閻惠端上爲皇帝陛下、太皇太后，下爲父母”，其中“太皇太后”指孝文帝祖母文明馮太后，但馮太后已在太和十四年（490年）去世，記文中不應與“皇帝陛下”並列[11]。其次，按照佛教徒稱呼慣例，“比丘”、“比丘僧”後接的應該是其法號，但此記文中卻出現了“比丘僧閻惠端”、“比丘僧閻遵道”這樣不倫不類的稱呼，可見其必僞。
例七：北魏崔隆墓誌（拓本見《洛陽》229[12]、《校注》4/41）當爲僞刻。首先，誌主卒於正始元年（504年），卒年六十六，則其生於太延五年（439年）。誌稱“伐涼之役，而君亦与有功。後以牧犍降，特授左將軍”。考《魏書·世祖紀》，北魏討沮渠牧犍在太延五年，其時誌主剛剛甚或尚未出生，又怎能隨軍征討，並立戰功？可見其爲僞刻無疑。其次，誌中文字頗多臆造。如“君諱隆”之“隆”作“”，“壽春令”之“春”作“”，“累遷汾州刺史”之“遷”作“”，“歸里”之“歸”作“”，“涸轍之魚”的“轍”作“”，“善談玄理”之“談”作“”，皆不見於北朝其他石刻，當是造僞者望風捕影生造出來的。“倜儻”之“儻”作“”，據研究，“党”作爲“黨”的同音替代俗字出現於宋代以後，而以“傥”作爲“儻”的類推簡化字則出現更晚[13]。“卜窆於洛城東北雙盤嶺”之“雙”作“”，“威鎮邊疆”的“邊”作“”，亦皆是唐宋以後纔出現的俗字[14]，且洛陽城東北無所謂“雙盤嶺”。第三，誌稱“正始元年十二月壬辰病卒，春秋六十有六……越三月，卜窆於洛城東北雙盤嶺”，魏晉南北朝墓誌中，處在此位置的“越”無一例外都是句首助詞，通“粵”。但這裏的“越”卻只能作“經過”解[15]，與常例不合。總之，此誌必僞。
例八：北魏翟普林造像記（拓本見《北圖》3/83、《校注》4/43）當爲僞刻。首先，文稱“汴州衛輝郡楚邱縣右鄉里孝陽令翟普林者，躬耕色養，侍親疾而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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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不解，終殮葬而哀毀幾滅”，考《魏書·地形志》，汴州下並無所謂“衛輝郡”和“楚邱縣”，衛輝史上實未設郡，楚邱縣則至隋開皇六年始置[16]，至於“孝陽縣”更是於文獻無徵。其次，文稱“使亡父母，常親佛容，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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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蟠會，斯眫斯祈”，“蟠會”即蟠桃會，指神話中西王母在瑶池所設品嘗仙桃的宴會。此神話雖肇始於魏晉間所僞造的《漢武內傳》，但至宋代以後方基本成型[17]，“蟠桃會”“蟠桃盛會”等詞語都是要到宋代以後的文獻中纔出現，故而此造像記的“蟠會”一詞就十分可疑。且蟠桃會爲道教傳説，出現在佛教造像中亦屬不倫。第三，“斯眫斯祈”的“眫”應讀作“盼”，這種用字現象也不見於北朝其他石刻。總之，此造像記爲僞刻無疑。
例九：東魏楊顯叔造像記（拓本見《北圖》6/103、《校注》7/366）當爲僞刻，是比照武定二年四月十四日的所謂“楊顯叔再造像記”（拓本見《北圖》6/104、《校注》7/368）僞造的。首先，記稱“大魏武定二年三月乙卯朔戊辰日”，檢《二十史朔閏表》，武定二年（544年）三月乙酉朔，當月無戊辰日，四月乙卯朔，戊辰爲十四日。“楊顯叔再造像記”作“武定二[年]□月乙卯朔十四日戊辰”，月數殘泐，造僞者全不稽考，臆補爲三月，以致干支不合[18]。其次，記文“西閤祭酒”之“閤”作“閣”，“𩕾”作“願”，皆與北朝石刻用字習慣不符。第三，記文稱“父母康延，智登十地”，則爲父母祈福所造，而“楊顯叔再造像記”則稱爲亡父忌日所造，兩相抵牾，亦證此記之必僞。《校注》未疑此爲僞刻，因而將真正的“楊顯叔造像記”命名爲“楊顯叔再造像記”。今謂僞刻當剔除，真刻則當正名。
例十：北周馬龜墓誌（拓本見《北圖》8/199、《校注》10/352，録文見《彙編》491）當是僞刻。首先，誌文前既稱“以去神嘉五年其祖馬征蒙敕除奉朝静”，後又稱“征子馬神龜者，感神受業，秀出不群”，前以馬征爲馬龜之祖，後又以馬征爲馬龜之父，前後抵牾，不合情理，乃造僞者水平低劣之體現。其次，誌文稱“以大魏武定元年爲山陽縣功曹”，武定爲東魏孝静帝年號，東魏政權在西魏、北周看來屬僞政權，北周人的墓誌是不可能稱其爲“大魏”的。第三，誌文“奉朝請”寫作“奉朝静”，“銀青光禄大夫”寫作“銀清光禄大夫”，“清河郡守”寫作“清何郡守”，“歷代”寫作“曆代”，皆不見於北朝其他石刻，十分可疑。總之，此誌必是僞刻。
以上僅就筆者所知，對十方魏晉南北朝石刻作了辨僞，相信還有更多的僞刻需要進一步加以鑒别。本文旨在抛磚引玉，希望學界對這個問題能給與應有的重視，以免爲僞刻所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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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關成果的匯總，可參看江嵐《歷代碑刻辨僞研究綜述》，西南大學2007年碩士學位論文，第91-100頁；趙海麗《北朝墓誌文獻研究》，山東大學2007年博士學位論文，第370-373、388-398頁；馬立軍《給事君夫人韓氏墓誌與元理墓誌辨僞》，《江漢考古》2010年第2期，第88-94頁。另有遺漏者，可參看汪慶正《南朝石刻文字概述》，《文物》1985年第3期，第84頁；周錚《張猛龍墓誌辨僞》，《收藏家》2002年第5期，第21-23頁；宫萬琳《對幾件北朝造像碑的辨僞》，《美術觀察》2006年第4期，第112-113頁；梁春勝《楷書部件演變研究》，綫裝書局2012年，第171-176頁；梁春勝《漢魏六朝石刻文獻整理中應當注意的幾個問題——以〈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爲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2年7月5日。
[2]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馆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簡稱《北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斜綫前的數字表冊數，後表頁數。下同。
[3] 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簡稱《校注》），綫裝書局，2008年。
[4] 金申《佛像真贋辨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03頁。
[5] 參任繼愈《中國佛教史》第三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589-606頁；侯旭東《五、六世紀北方民間佛教信仰——以造像記爲中心的考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108-109頁。
[6] 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簡稱《彙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
[7] 陳垣《二十史朔閏表》，古籍出版社，1956年。
[8] [唐]房玄齡等《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第450頁。
[9] 王力《漢語史稿》，中華書局，1980年，第254頁。
[10] 參中國歷史大辭典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歷史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年，第2271頁。
[11] 在太和十四年以前的北魏造像記中，或以“皇帝陛下”和“太皇太后”並舉，如太和七年的邑義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像記稱“上爲皇帝陛下、太皇太后、皇子”（《北圖》3/14、《校注》3/262），然其時馮太后尚在世。
[12] 洛陽市文物局編《洛陽出土北魏墓誌選編》（簡稱《洛陽》），科學出版社，2001年。
[13] 李樂毅《簡化字源》，華語教學出版社，1996年，第57頁。
[14] “双”字見李樂毅《簡化字源》228頁、張書巖等《簡化字溯源》78頁。“边”字見《簡化字源》18頁、《簡化字溯源》49頁。
[15] 《洛陽》和《校注》都將此誌列在正始二年三月，卻未疑其不合常例。
[16] 參《中國歷史大辭典》，第3015頁。
[17] 參袁珂《中國神話大詞典》“蟠桃”條，四川辭書出版社，1998年，第621頁。
[18] 章紅梅《〈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刻石時間考辨二則》一文（《江海學刊》2011年第6期，第64頁）雖指出此僞刻的“三月”應作“四月”，但並没有懷疑其爲僞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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