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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夏麥陵:初讀清華簡《楚居》的古史傳說
初读清华简《楚居》的古史传说夏麦陵
清华简《楚居》的古史传说,涉及简文开始的三小段,人物有季连、鬻熊和熊绎三位。徐旭生先生曾指出,“我国,从现在的历史发展来看,只有到殷墟时代(盘庚迁殷约当公元前一千三百年开始时),才能算作进入狭义的历史时代。此前约一千余年,文献中还保存一些传说,年代不很可考,我们只能把它叫作传说时代。”(1)《楚居》的古史传说,界限也正是划在这里。目前所见,专门研究《楚居》古史传说的文章只见李学勤先生《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和李守奎先生《论〈楚居〉中季连与鬻熊事迹的传说特征》等两篇(2),其他是研究《楚居》某一部分简文,涉及古史传说中的一二问题,或只谈古史传说的一二问题。尤其上述两篇关于古史传说的专论,读后受益颇多,但也有令人不以其结论为是之处。限于篇幅,择要写出几点,以求教于对这一问题有兴趣的专家学者。
这里不妨按《楚居》简文开始三小段的内容为顺序来展开讨论。《楚居》开头从季连谈起;
季连初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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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抵穴穷,前出于乔山,宅处爰波。
李学勤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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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应是《山海经·中山经》内《中次三经》的騩山,也即《中次七经》的大騩之山,就是今河南新郑、密县一带的具茨山。”其理由李守奎先生说了一点,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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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与‘騩山’古音极近,是文字异写。”其实,騩山的“騩”,晋代郭璞早就说了,“音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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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影母微部字;巍,是疑母微部字。二字发音部位相同,都是喉音。《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七说“大騩山,今名具茨山,在(新郑)县西南四十里,潩水出焉。……班《志》河南密县有大騩山。山盖与密县接界也。“(4)其实,具茨山的主体部分在今禹州市苌庄乡和浅井乡至新密、新郑交界处。新郑境内也只延续到辛店乡一带。具茨山属伏牛山的余脉。因为《左传》昭公十七年云:“郑,祝融之虚也。”楚的先祖曾做火正,功劳很大,被命名为祝融。相传新郑为祝融的所在地,所以季连的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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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便与《山海经》的大騩山联系上了,进一步坐实到河南新郑、密县的大騩山了。传说时代的世系是在东周时期“祖出一元”的观念下产生的,所以都要与黄帝、炎帝、颛顼、祝融等挂上钩。徐旭生先生说,“传说与神话是很相邻近却互有分别的两种事情,不能混为一谈。”(5)我们应把掺杂神话的古史传说与纯粹的神话加以区别,不能笼统地把古史传说都归之为神话。但《楚居》明显有把古史传说历史化的倾向。这就是徐旭生先生所说的“由于人智的进化,知道了神话的不可靠,就逐渐把古史传说加以修正,加以‘人化’。”的“人化”。(6)李守奎先生说,“《楚居》中有关季连行踪的山、水名称又见于《中山经》,也自成系统。《中山经》所记,集中在西周至战国早期楚人活动的中心地带。”“疑《楚居》中的‘穴穷’与《山海经》中的‘熊山’有关,是穴熊之祖曾经居住过的山。从这座熊山再往东就是‘騩山’了。”“《楚居》中季连降騩山,抵穴穷,可能就是《山海经》说熊山与騩山相邻的折射。”这些论述自然颇有道理。《山海经·中山经》的《中次九经》说,自岷山之首女几之山向东,经过十二座山就是熊山,从熊山再往东就是騩山。岷山至熊山,其间二千八百四十里,熊山至騩山,其间一百四十里。据出土文物,殷一尺约为今5.07寸,周尺更小,约为殷尺的8寸,从岷山至騩山约相当今天的一千多里。正在陕西的南部。此说令人可信,因为那里已有考古上早期楚文化的证据(7)。袁珂先生曾论证《山海经》是战国时期楚人的作品,著作时代从战国中期到汉代初年,著作的地方是战国时的楚国和汉代初年的楚地,作者是楚国和楚地的人(8)。楚人对祖先的遥远的记忆,在代代相传中,张冠李戴,多无定说必然也反映到《山海经》中来。
但李守奎先生认为,《楚居》中涉及季连的地名为什么多见于《山海经》?为什么会出现两套?他有些“猜测”我认为很有道理:
首先,《楚居》中季连的事迹和《山海经》记载楚人其他先祖事迹一样,都来自神话传说,《楚居》是对神话传说的加工。第二,《大荒西经》中所记可能是楚人对其先祖曾在西北活动的遥远的记忆。楚人先祖可能自西而来,逐渐南移,至晚在西周初年,就迁到了丹水和汉水流域。随着楚人的迁徙,这些山水地名也被他们带到了新的居住之地。《山海经》中《中山经》大都翔实可考,有些应当是战国楚人的实录。第三,《楚居》中季连的行踪可能有楚族迁徙的影子,但如果是移植的地名,就难以据此确考其准确的方位。
楚王族定居于江汉平原后,不仅把原来居住地的地名带到了新居地,而且把代代相传的关于先祖的神话传说和信仰也写入自己的历史如《楚居》中。其中不能说没有把神话视为信史的成分,不能说没有张冠李戴之处。于省吾先生有句名言,对古代典籍,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要靠考古材料(9)来证实。所以对汌水即均水、顺水或洵水的说法,或从音韵训诂的角度来看,可以成立;但从考古所见的角度来说,目前还难以让人认同。
《楚居》又说,季连——
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曰妣隹……季连闻其有聘,从及之盘(泮),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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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远仲。
《楚居》中的汌水,李学勤先生认为“其实就是均水,见《水经注》。《汉书·地理志》作钧水。” “《水经·均水注》:‘均水南迳顺阳县西,汉哀帝更为博山县,明帝复曰顺阳。应劭曰:县在顺水之阳,今于是县则无闻于顺水矣。’这个顺阳位在均水东北,顺水显即均水。‘顺’与‘汌’都是从‘川’声的字,且与‘均’、‘钧’等字通假,古书曾见其例。”均水发源于栾川县西南部的熊耳山南麓,流经卢氏、西峡、淅川,汇入今丹江水库。均水今称老灌河。古顺阳县治在今淅川香花镇西的李官桥镇,今已被淹没于丹江水库中。《水经·均水注》云顺水“县在顺水之阳,今于是县则无闻于顺水矣,”或因为到北魏郦道元时顺水早已称均水了,湖北丹江口市旧称均县,原因是原均水流至此汇入汉水中。整个均水流域(今老灌河)除淅川境内丹江流域多有楚文化的墓葬外(下寺、和尚岭、徐家岭、毛坪楚墓群),目前其中、上游还没有楚文化的墓葬或遗址方面的考古发现。
这个问题,李守奎先生认为“《楚居》说季连迁出乔山后,‘逆上汌水’,汌水即洵水。洵,心母真部字,从川得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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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汌’等是邪母文部字,‘洵’与‘汌’二字古音相近,汌水可读为洵水。按《史记》的五帝传说系统,黄帝在轩辕之丘与西陵之女所生的昌意是季连的先祖。”“把这些信息综合起来看《楚居》中季连的行踪与《西山经》中楚人先祖的活动范围大致吻合,就在以现在青海湖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山海经·西山经》的《西次三经》言,轩辕之丘往西,到騩山,其间一千六百九十里。如此,騩山则大约在青海省的西部边境了。虽说黄帝居西的传说由来已久,但“居西”落实到《西次三经》的騩山上,显然令人难以信从,原因还是那里至今没有考古上早期楚文化的证明。
李守奎先生说,“季连娶盘庚之女为妻,如果属实,那么芈姓的出现就应该在商代的中期以后。”(10)。李学勤先生认为,“这是楚世系的直接源头。后来的楚君都出自妣隹,这正是她被尊称为‘妣’的缘故。”然而《礼记·曲礼下》:“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嫔。”古时也用以称在世的父母,如《尔雅·释亲》:“父曰考,母曰妣。”可知妣隹并非因为“是楚世系的直接源头”而被称“妣”的。这是她的后代追述这段历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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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她本应有的称呼。
简文说季连追求妣隹,“从,及之盘(泮)”,李学勤先生说“盘”应读为“泮”,即水滨。自然指汌水之滨。李家浩先生对此句的考释则更令人服膺,他说:
细绎上下文意,疑“及之”与“盘”应该点开,“盘”应该读为《周礼·地官·媒氏》“掌万民之判”之“判”。郑玄注此句说:“判,半也。得耦为合,主合其半,成夫妇也。《丧服传》曰:‘夫妻判合。’郑司农云:‘主万民之判合。’”贾公彦疏:“引《丧服传》者,证‘判’为‘合’义。”孙诒让《正义》:“《释名·释亲属》云:‘耦,遇也,二人相对遇也。’是二人为耦,一人为半,合之乃成夫妇,故曰判也。”(11)按郑注引《仪礼·丧服传》文,传本“判”作“牉”。(12)《广韵》去声换韵普半切判小韵:“牉,牉合,夫妇也。”(13)简文“季连闻其有聘,从,及之,判,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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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远仲”的意思是说:季连听说妣隹有聘婚之事,就去追她,结果追上她,和她结为夫妻,于是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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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远仲兄弟二人。(14)
方山是季连见盘庚之子和妣隹的地方,也当是他俩和家人的居住之地。估计“京宗”离方山不会太远。因为季连刚有妻儿,新有家室,在离方山不太远的“京宗”安顿家室,从经济上、精力上,应是最佳方案。李学勤先生认为“方山是《中次四经》的柄山。”这个柄山在今日的何处?李学勤先生引郝懿行《山海经义疏》称:“柄山,滔雕水及下文白边山,计其道里,当在宜阳、永宁(今洛宁)、卢氏三县之境。”“由均水的源头再向北走,就到了柄山这一地区。”柄山的大概方位,可依熊耳山的位置来推知。依《山海经·中山经》的《中次四经》反推而知熊耳山东二百里是白边之山,再往东二百五十里即柄山。熊耳山与柄山之间相距四百五十里,那柄山估计在今伊川西境。另外,《中次四经》还提供了寻找柄山方位的另一个条件:“滔雕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今伊川西境北流注于洛河的只有甘水河,其他河流是南流注于伊河。若此,滔雕之水也即甘水河了。宜阳、卢氏境内当然有“北流注于洛”的河流,但距离熊耳山又太近了。满足不了熊耳山与柄山之间相距四百五十里这一条件。可见,郝懿行说柄山“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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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阳、永宁(今洛宁)、卢氏三县之境”便与《中次四经》所说的熊耳山与柄山之间的距离有了抵牾。这又怎么解释呢?
《楚居》说,季连与妣隹婚后——
先处于京宗,穴酓迟徙与于京宗……至酓狂亦居京宗。至酓绎与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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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徙于夷屯……
李学勤先生还认为“京宗之名有可能与《中山经》的景山有关。”其文献的证据有《水经·沮水注》云:“沮水出东汶阳郡沮阳县西北景山,即景山首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五云:“沮水出郧阳府房县西南二百里之景山”。(15)显然,这是楚王族从陕西南部迁徙到江汉平原后,也把原居住的山、水名移称新居地的山、水名后的情况写入著述中。沮水、沔水、沔阳、荆山等山、水名和地名都是楚王族在陕西南部时早有的名称。
沮水最初是称呼那条河流?《墨子·非攻下》云:“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睢”乃“雎”之误。“雎”亦同“沮”。据《楚居》,不仅季连最早居京宗,穴熊,丽季以至熊狂都居京宗。我认为京宗当在“楚熊丽始讨雎山之间。”这个“雎山之间”在何处?孙诒让《墨子闲诂·非攻下》引毕沅云,“雎山,即江汉沮漳之沮。”诒让按:《史记·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是始封楚者,为熊丽之孙绎,与此书不同。梁玉绳云:“丽是绎祖,雎为楚望,然则绎之前已建国楚地,成王盖因而封之,非成王封绎始有国耳。”(16)我认为,熊绎受封于周成王时的楚蛮之地当离周的都邑宗周不太远(17)。《潜夫论·志氏姓》认为始封者是熊严。比较《楚世家》、《墨子·非攻下》和《潜夫论·志氏姓》三家所言,陈槃先生认为“此三说者,《史记》近之,余皆误也。”(18)熊丽虽非始封者,但“始讨雎山之间”当是史实。毕沅释“讨”为“封”,罗运环先生引《左传》宣公十二年“讨国人而训之”和“讨军实而申敬之”的“讨”,杜预注为“治”,即治理,认为“始讨此雎山之间”建立统治关系。(19)这是极确的。《楚居》说熊丽居京宗,《墨子·非攻下》又言“楚熊丽始讨雎山之间”显然,这个“京宗”就在“雎山之间”。“雎山之间”在何处?陈槃先生认为,雎、沮字通,雎山当即沮水之山。沮水所在即沮山(雎山)所在,沮山亦即荆山矣。(20)但陈槃先生虽然明白“熊耳(山)之西南即丹水流域——宋翔凤以为丹阳者也。此等处殆荆楚旧居,而南条荆山者,荆楚南迁,旧号复随之移殖,故荆山亦不例外也”(21),而在考述“雎山当即沮水之山”时,又误以为熊丽时所在的“雎山之间”在“南漳县西八十里,于汉为临沮县治”。其实,湖北荆山所处的沮水不同样也是“旧号复随之移殖”的吗?
今陕西有多处河流称沮水。结合考古发现有早期楚文化或早于早期楚文化(如商文化)之处的沮水在陕西的西南部和南部,下面简述文献所记载:
1. “原以漾水东南流至武都称汉水,一称沔水,又名沮水,则以出自东狼谷(今陕西留坝县西)至沮县(今陕西略阳东勉县西)合于漾水之沮水得名……古时自氐道至武都之漾水,……后因氐道流绝,沔汉遂只以沮水为源。因而今之汉水其北源遂出陕西留坝县西境,另有南源出宁强县。二源至勉县(古沔阳、沔县)合流为沔水,亦即汉水。”(22)
2.“沮水出东汶阳郡沮阳县西北景山,即荆山首也……杜预云:水出新城(即汉中郡,秦置,莽曰新城。详《汉书·地理志》第八上——作者)郡之西南发阿山,盖水异名也。沮水东南流,迳沮阳县东南……”(23)
可见,古文献和出土文献中西周及其以前的沮水,“雎山之间”、京宗、乃至荆山,都应当在陕西南部和西南部。
李学勤先生说,“据《诗·商颂》的《殷武》篇,武丁曾‘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殷墟卜辞也有当时南征的记录。这一时期商朝的势力影响及于南方这一带地区,应该就是盘庚之子和妣隹传说的背景”。《诗·商颂·殷武》是否说明“奋伐荆楚”?李山先生对《诗·商颂·殷武》篇有过深入的研究,他指出:
今文家将其解释为赞美宋襄公伐楚事件的诗;古文家则认为是商朝祭祀殷高宗武丁的篇章。今文之说不可信……古文家认为祭武丁,其根据在开首一句“挞彼殷武”之“武”,《毛传》释之为武丁之武……因为在相关的文献中,没有任何武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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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讨伐荆楚的明确记载。时至周初,楚人“辟在荆山”,势力还相当小,料想武丁之时还不会有《殷武》所述的大规模伐楚之事……《商颂》虽仅存五篇,作为《商颂》之首的《那》篇,表现的是献给祖灵的鼓乐。据《礼记·祭义》的说法,殷人祭祀尚声,所以鼓乐在先……《烈祖》篇是向祖先祈求“绥我眉寿”,要之当是献祭神灵的祈福诗。以下《玄鸟》、《长发》两篇是叙述先祖的功德业绩,如果诗篇编排次序体现着祭祀次序的话,则汤武、武丁在先,而“玄王”以降的远祖在后,这也符合古人宗教祭祀“慎终追远”的观念……“罙入其阻”之句表明荆楚是一个地域相当广阔而战争可以纵深发展的邦族,这显然与殷商之际楚人的历史情况难以相符…… “殷武”之“武”,当是说殷商民族武烈传统,而不当谓某个先王。(24)
可知,《诗•商颂•殷武》并不能证明武丁时商王朝的势力已扩展到今湖北汉水中游一带。再从殷墟卜辞来看,仅见于一期卜辞的髳方,与商王朝为敌,武丁时多次讨伐它。其地望,《尚书•牧誓》伪《孔安国传》谓在巴蜀境内。钟柏生谓在《左传》哀公四年的“仓野”,即今陕西商州东南140里豫陕交界处。而钱穆先生《史记地名考》认为在“南阳西南荆山汉水间”。孙亚冰、林欢先生认为钱穆说较为可信。伐髳方卜辞与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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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同版(《合集》6543/1,图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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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应近于髳方,其地望也当在江汉流域。武丁以后卜辞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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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当已被消灭。(25)据此,武丁卜辞已见征伐荆山汉水间的两个方国的记录,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言“殷墟卜辞也有当时南征的记录”,但对这一地区实行有效控制则是《楚居》中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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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世家》的熊渠)徙都发渐以后的事。
葛陵简“昔我先生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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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兹沮、漳,以选迁处。”(甲三11.24)董珊先生将“出自”后二字人名释为“颛顼”,李学勤先生则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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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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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就是《楚居》中的妣隹,“她正是楚王系所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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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何琳仪先生曾读之为“均”(26),李学勤先生说“何琳仪教授曾读之为‘均’,是很对的。”有关葛陵简甲三11.24的不同释文,宋华强先生《新蔡葛陵楚简初探》(27)蒐罗不少,而且有自己的见解:
何琳仪释读为“昔我先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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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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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宅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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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沮)、章(漳),台(以)选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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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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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拟补“于郢”,简文大意谓“过去,我的先辈出自均陵,往居此沮、漳流域,又选择迁居在郢。”董珊释读为“昔我先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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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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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顼),宅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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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沮)、章(漳),台(以)选(徙)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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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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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拟补“于郢”或“于江滩(汉)”。我们认为从“昔我”到“沮漳”一段,董珊的释读是可信的。但是把“以选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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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选”读为“徙”,似可商榷。楚简迁徙之“徙”大量出现,都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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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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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表示,从不用其他的字。何琳仪对“选”字及“以选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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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义的解释是可信的,但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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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为“居”,亦可商榷。古书有“迁处”,如《吕氏春秋·明理》“有社迁处”,《史记·货殖列传》“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我们怀疑当以“以选迁处”四字为句。“已选迁处”接在“宅兹沮、漳”之后,是说在“宅兹沮、漳”以后,先人(即楚文王)又选择了下一步所欲迁徙之处(即郢都)。
何琳仪先生释文中“我的先辈出自均陵”,“均陵”又是哪一位楚先人呢?目前古文献和出土文献都不曾见此名。董珊先生在《新蔡楚简“颛顼”和“沮漳”》一文中,还对金文古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所见“宅××”或“宅兹××”的辞例作了综合研究,认为“宅”字下接地点都是讲都邑所在的范围。葛陵简的“宅兹沮、漳”自然也不例外。葛陵简甲三11.24的意思当然是,楚的先祖颛顼,选择了在沮、漳之间定都。“颛顼”之后,与“宅兹沮漳”之间应有一个时空差。颛顼时便建都在沮漳一带,直到战国时期还定都在沮漳一带,这与文献相抵牾。据宋华强先生研究,葛陵简年代的下限在楚悼王元年(前401年)到悼王七年(前395年),即战国早中期之交(28)。楚国向外扩张,始于楚武王时。而楚伐陈、灭陈反复一百余年;伐蔡、灭蔡也历时八十余年。楚最后灭蔡在惠王四十二年(前447年)。陈、蔡两国,在春秋时期遭到楚国多次征伐,直到战国初期才得到有效控制。葛陵简正是战国早中期之交平夜君成墓葬中的随葬品之一。此时的楚都自然在沮、漳一带,这并不等于西周、春秋时、甚至更早的楚都也在沮、漳一带。葛陵简甲三11.24的“我先”,自然指楚的先祖。楚的先祖怎么会是指“妣隹”呢?即使按照《楚居》所说,季连娶盘庚之女为妻,如果属实,芈姓的出现当在商代中期以后,这芈姓的直接先祖也当是季连而非妣隹,因为商代中期以后并非母系氏族社会,过去所见出土文献中楚人所祭祀的先祖是祝融、老童和鬻熊。《楚居》记楚的先祖从季连开始,正印证了文献中所说季连是楚人的先祖无可怀疑。不祧之祖怎么也轮不上妣隹吧?
李学勤先生说“看来夷屯就是丹阳。简文明确说自熊绎一直到熊渠‘尽居夷屯’”并举周昭王时有铭铜器京师畯尊(29)和古本《竹书纪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相对照,“证明楚都在汉水以南。如果再考虑到《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右尹子革说的‘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楚都的位置就更为明确了。”显然,李学勤先生认为“辟在荆山”的荆山,指的就是今湖北的荆山。这是不是把西周成王时受封于丹阳时的楚国与徙都发渐后的楚国,在时间上混为一谈了?熊绎受封于西周成王时,居夷屯,与周昭王时“伐楚荆、涉汉”时的楚都不可能是一地,说周昭王时楚都在汉水以南是对的,但这不能等同熊绎直到熊渠时“尽居夷屯”。夷屯如果真在“汉水以南”,那《楚世家》记载的不是“丹阳”,而是“汉阴”了。若此,如何解释“看来夷屯就是丹阳”呢?另外,“夷屯就是丹阳” 与“由关键意义的汌水”有关连吗?有,或没有,那理由又是什么?
熊绎受封于周成王时,《楚世家》说他“居丹阳”,《楚居》说熊绎直到熊渠时“尽居夷屯”。这显然《楚世家》的丹阳,就是《楚居》的夷屯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就证明司马迁写作《楚世家》时,或许只见到文字的、或许只听到代代相传的关于熊绎受封地的都城在“丹阳”,但这个“丹阳”是地名还是方位名词,口耳相传下来就不清楚,所以司马迁也无可殚究。现在出土文献《楚居》证明丹阳是方位名词而不是地名。地名是夷屯。如果“丹阳”是地名,《楚居》一定会记载;也就没有夷屯这个地名了。因为《楚居》是楚国的历史学家写自己的历史,他们根据本族口耳相传下来的地名,自然比司马迁所闻更早,也更可信。夷屯为什么又称丹阳呢?因为夷屯在丹水之阳。山南水北为阳,这是我国自古以来命名地名的一贯原则。这证明“夷屯”一定在丹水之阳,也一定在今陕西南部的丹水之阳。还到不了淅川的丹水流域。因为淅川境内的丹水流域所发现的楚墓葬群,还没有早到西周时期的。我推测,《楚居》的“夷屯”在今陕西南部丹水之阳,都“发渐”时才迁到汉水中游。楚不曾在淅川境内建都,要有都城,也是临时陪都。这当然还要更多的考古发掘资料来证实或否定我这个猜测。
注释:
(1)(5)(6)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20、21、22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10月。
(2) 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李守奎《论〈楚居〉中季连与鬻熊事迹的传说特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本文凡提到此二文,只引作者所云,不提篇名。
(3) 袁珂《山海经校注》第1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第一版。
(4)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四)第2172页,中华书局,2005年3月第一版。
(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商洛市博物馆《商洛东龙山》第283-284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
(8) 袁珂《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复刊号),1978年。
(9) 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第412页,中华书局,2006年。
(10) 李守奎《‹楚居›中的楚先祖与楚族姓氏》,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出土文献研究》第十辑,第15页,中华书局,2011年。
(11) 孙诒让《周礼正义》(四)第1033页,中华书局,1987年。
(12)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1105页上栏,中华书局,1980年。
(13)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二“夫妻牉合也”条,第35—36页,中华书局,2008年。
(14) 李家浩《谈清华战国竹简‹楚居›的‘夷屯’及其他》,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出土文献》第二辑,中西书局,2011年。
(15)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七)第3504页,中华书局,2005年3月第一版。
(16) 孙诒让《墨子闲诂》(上)第141页,中华书局,1986年2月第一版。
(17) 夏麦陵《清华简‹楚居›中‘夷屯’和‘发渐’地望初探》,《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
(18)、(20)、(21) 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三订本)上册,第166页、185—186页、1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19) 罗运环《楚国八百年》第72—7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22)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二册,第644—645页,中华书局,2005年。
(23) 王国维《水经注校》第1024页,上
中国历史外戚故事
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第一版。
(24) 李山《诗经的文化精神》第206—209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6月第一版。
(25)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第437-44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
(26)何琳仪《新蔡竹简选释》,《安徽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7)、(28) 宋华强《新蔡葛陵楚简初探》第290—291、134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第一版。
(29)李学勤《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2010年第1期。
罗琨先生对拙文多所指正,深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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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夏麦陵:初读清华简《楚居》的古史传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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