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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研究-鄔可晶：《中西學術名篇精讀&#183;裘錫圭卷》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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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07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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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鄔可晶：《中西學術名篇精讀·裘錫圭卷》書評

指示学术门径的读本
——推介《中西学术名篇精读·裘锡圭卷》

邬可晶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2015年6月，中西书局推出了《中西学术名篇精读·裘锡圭卷》。此书收入裘锡圭先生《论“历组卜辞”的时代》（以下简称“《时代》”）、《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以下简称“《考察》”）、《释殷墟甲骨文里的“远”“

古文字研究-鄔可晶：《中西學術名篇精讀·裘錫圭卷》書評

”（迩）及有关诸字》（以下简称“《远迩》”）、《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以下简称“《新出》”）四篇名文，并请裘先生的四位高足——黄天树、沈培、陈剑、郭永秉先生，分别为之撰写“导读”。裘文的价值和精妙之处，学界早有定评，“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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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详述，此不必赘。这里主要就“导读”谈谈初步的读后感想，权充引玉之砖。
此书所选四篇裘文，代表了裘先生治学的四个方面——甲骨学、语言学、古文字考释和上古史。这四门学问，虽都与“古文字”有关，或就属于“古文字学”的研究范畴，但所需积累的相关知识、研究方法和角度不尽一致，一般读者对它们的了解程度亦有差异；所以四篇“导读”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例如：“历组卜辞”的时代是甲骨分期断代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个甲骨学课题过于专门；多数非古文字学专业出身的读者，恐怕会由于缺乏足够的背景知识而读不太懂《时代》一文（我当年未窥古文字门径时，就曾多次读此文而不得要领）。黄天树先生撰写的“导读”，就以主要篇幅介绍了自殷墟甲骨文发现以来，甲骨分期断代领域所取得的研究进展。“导读”按时代先后为序，分七个方面加以叙述，可算是一部简明的甲骨断代学史。如果读者先读这篇“导读”，对甲骨断代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再去读《时代》原文，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陈剑先生为《远迩》所撰“导读”，我则建议最好不要一上来就读，而应该先把裘先生原文读熟。陈先生由于“《远迩》文对有关字形和文字用法的分析论证都非常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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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细密，可谓了无余意”（231页），所以在这篇“导读”里，他多举裘先生其他古文字考释的例子与此文所论相互阐发，有时作了比较多的发挥，简直就是一篇翔实的“古文字考释方法论”。读者如对裘先生此文以及其他重要的文字考释成果不够熟悉，在理解陈先生“导读”的某些胜义时难免会打折扣。当然，如果自己做过一点考释工作，再读这篇“导读”，体会无疑更深。
四篇“导读”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特点，就是常常站在古文字初学者的立场，为他们考虑。如《考察》“导读”的第一部分，“从学术史的角度介绍裘先生写作此文的背景，希望能为初学古文字学的新人在选题做论文方面提供一点借鉴”。（156页）沈培先生的这篇“导读”还给初学甲骨的人提出一个建议：“如果能将裘先生有关甲骨学的论文里面的所有例句汇为一编，逐一核对，仔细领悟，这样一定能比较快速地提高自己释读甲骨文的水平。”（173页）有意思的是，陈剑先生在《远迩》“导读”里也说：“对于数量庞大、内容复杂的古文字原始资料的学习掌握来讲，我们在直接阅读之外，通过在精读学习裘先生的论著的同时覆按其所引原始资料，也是一种很有效的逐步熟悉古文字材料的办法……”（290页）二位先生不约而同地说这样的话，看来确是“金针度人”的经验之谈，学习古文字的人切不可等闲视之。
此书收入的四篇裘文，皆非近期发表的新作。即使是最晚的一篇——《新出》，其发表时间距今也已有12年了。大概有鉴于此，陈剑先生在2012年出版的《裘锡圭学术文集》所加“编按”的基础上，为《远迩》文又加了不少新的脚注（用黑底圈以与原注相区别。也有个别加在原注后面的“陈按”），或介绍有关卜辞新的缀合情况，或撮述相关问题的后出研究意见，或补正原文所论者。此颇便于初学者接受最新学术成果。
沈培先生撰写的《考察》“导读”和郭永秉先生撰写的《新出》“导读”，都以一定篇幅介绍了裘文发表后学界对此问题的后续讨论，并给出了他们自己的评析和回应。这对于一般读者掌握有关问题的研究现状是有帮助的。
“导读”不仅仅是对裘文主旨、价值的评介，还有“导读者”自己的一些学术新见，很值得重视。例如：《远迩》“导读”中，陈剑先生认为从“爪”从“衣”之字为“裼”的“原始表意字”和“褫”的“本字”二说实可兼容，并怀疑与“夺”亦有关（257页注59）；269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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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麇（稛或攈）”、“麕”诸字关系；271—272页由《甲骨文合集》（以下简称“《合》”）26907“沈”之异体说“冘（儋/擔）”与“何（荷）”最初共用一个表意字形等，都是陈先生此前没有公开发表过的看法。大盂鼎“王曰：馘（引者按：此从林沄先生释）令（命）女盂井（型）乃嗣且（祖）南公”之“馘”，裘先生2000年下半年至2001年初在北京大学所开“金文研读”课程上，已读为“或”、训为“又”。（268页，参看同页注80）此说裘先生迄未正式撰文论之。沈培先生所写《考察》“导读”，在检讨命辞句末的“乎”字时，补充指出这种卜祭类卜辞所用的“乎”，其实也见于如《合》20392的征伐类卜辞（177页）；检讨命辞句末的“抑”、“执”时，认为有学者提出的这两个词跟卜兆有关的意见，“恐怕并不是不可以考虑的”（181页）。关于引出命辞的“贞”字，沈培先生认为“我们甚至可以把卜辞里的‘贞’后面的成分都看作是它的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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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贞”，“或许可以理解为‘为某事而问于神灵’的意思，其中的‘某事’就是‘贞’后面的宾语，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命辞”（192页）。这一解释很具启发性，似可为读者接受即使把“贞”训作“问”，其后的谓词宾语也完全可以是陈述句的说法，扫清一些认识上的障碍。郭永秉先生的《新出》“导读”，对于裘文发表之后陆续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所收《保训》、《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所收《良臣》、《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九）》所收《举治王天下》、《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所收《厚父》等最新出土文献中与古史传说有关的资料，作了具体的考辨（见332页注30、334页注34、336—337页、339、340页等）。郭先生“导读”为裘文补充“禹有皋陶”说的文献证据，其中一条为《六韬·文韬·文师》。这虽是旧材料，但由于传世《六韬》的这句话也见于银雀山西汉前期墓葬出土的《六韬》残简，从而证明此文确属先秦《六韬》旧本所有，过去遭到怀疑的旧材料的史学价值被重新挖掘了出来。（339页）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发现。顺便提一下，黄天树先生在《时代》“导读”里，就严一萍提出的《后》上28.3（即《合》301）、《佚》543（即《合》302）“昔乙酉”的“昔”的含义，有所辨析。（91—93页）这个“昔”究为何意，涉及历组卜辞时代的问题，干系甚重。可能限于篇幅，“导读”所论不及黄先生《说“昔”》一文（刊于《古文字研究》第三十辑）详尽。想全面了解这一问题的读者，当参看彼文。
对“学术史”感兴趣的读者，也能在“导读”中得到不少收获。尧舜禅让说很可能曲折地反映了原始社会君长推选制度的一些史影的意见，严耕望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读高中时，受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影响，实已肇其端。严氏本不以上古史名家，所以一般搞古文字或先秦史的人可能不易注意到他的这篇未刊少作中的卓识。我也是读了336页《新出》“导读”的注37之后才知道的。《考察》“导读”通过裘先生自己的文章、国内外学者的讨论以及裘先生可能受到的影响，对裘先生如何关注到命辞是否问句这一问题的过程，作了精彩的钩沉。（159—164页）裘先生最早考释出的古文字是什么字？为什么他在上世纪60年代已写好的《释畀》一文到1973要重加改写、延至1980年才正式发表？凡此皆可在245页的《远迩》“导读”注36找到答案。
陈剑先生的《远迩》“导读”，在论说“将常对举呼应或处于卜辞相似语境之字联系起来研究，加以对照、分析和归纳，可以帮助确定其意义的大致方向、范畴”时，举到裘先生释读甲骨文“戠”字的一种用法之例（280、281页）。这使我想起了裘先生曾对我说过的一件往事。当年，他想通了跟其他动词处于相对地位、其前加否定词“勿”或“弜”的“戠”应该读为须待之“待”后，去向朱德熙先生请教。裘先生把这些“戠”及有关卜辞资料一列出来，朱先生当即说“那就应该读为‘待’”。这个故事不但说明全面排比、研究“对举呼应”的相关卜辞在考释甲骨文字上的重要性，由此也可看到，只要从材料出发做实事求是的研究，“古文字考释自有客观标准在”（裘锡圭《〈古币丛考〉读后记》语）。
总之，这四篇“导读”确实是为初学者指示正确学术门径的“良师”；古文字学、上古史、语言学等学科的专业研究者，读后也能从中获得各种启迪。裘先生的重要论文很多，本书所选显然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仅就古文字考释而言，裘先生所致力的战国文字研究，似不应付之阙如（如裘先生的《战国文字中的“市”》，是分系考释战国文字的典范之作；其结论不但在文字学上为战国时代“文字异形”现象提供了一个典型例证，而且也为战国市官制度、经济形态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史料）。此外，如传世先秦秦汉典籍的研究（即所谓“古典学研究”），在裘先生的诸多研究中也显得十分重要。好在裘先生的绝大多数的文章，已收入六卷本《裘锡圭学术文集》。读者如能运用本书“导读”所示范的方法，举一反三，对《文集》中的其他重要论文作类似的深入读解，也许才真正不辜负“导读者”和策划、出版《中西学术名著精读》系列的中西书局的用心。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此书的编校工作，总的来说做得非常精细。对于裘文所从出的《裘锡圭学术文集》中的个别疏失，此书已予以订正，并加“编按”说明（如19页《时代》注21）。但我们在翻阅过程中，也还是发现了极少数的笔误或排印之误。现条列于下，供读者参考：
1、75页倒数第7行“復雜”之“復”当作“複”。
2、78页注25引裘锡圭先生的话，其中“金祖同早在30年代就指出”之下的“契刻卜辞之人不必即是卜人”一句，应外加单引号而非双引号。此注“裘锡圭先生说”的后引号丢失，应加在“……但未为一般人所注意）。”之后。
3、99页“目前可见的直系先王的祭牲数，除大庚为七外，其余各王皆为三”。按末一句的“三”当作“十”，参看裘锡圭《〈醉古集〉第207组缀合的历组合祭卜辞补说》（《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辑，1页，中华书局2012年）。
4、100页引李学勤先生《一版新缀卜辞与商王世系》为《醉古集》207所作复原释文有“中丁七”、“祖丁七”。按李文所拟补的祭牲数，“中丁”、“祖丁”皆为“十”而非“七”（补“七”者乃吴俊德文。参看上引裘文，《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辑，2、3等页）。
5、160页注6“的翻译”后的“）”多余，当删。
6、183页：“在坚持命辞是问句的学者当中，有人认为以上两类复句仍然不能看作问句，而是陈述句。”按后两句中的“问句”和“陈述句”位置似当对调，应作“有人认为以上两类复句仍然不能看作陈述句，而是问句”。（参看《古汉语研究》1995年第3期9—10页）
7、187页倒数第14行“有时侯”的“侯”当作“候”。
8、242页注30末少一句号。
9、321页第4行括号中“二者”后的“和”字误衍，当删（此条承郭永秉先生相告）。
此类问题可能还有，希望大家发现后及时加以指出，以利修订时更正。但对于全书来说，这些问题显然瑕不掩瑜。
本文原刊《中华读书报》2015年7月15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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