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蔣禮鴻：讀書隅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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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蔣禮鴻：讀書隅見

讀 書 隅 見
蔣禮鴻講述 孔鏡清整理
我讀書近三十年了，似乎天天在讀書，看的書也很廣泛，上自《十三經》，下至筆記小説，樣樣都讀。但仔細計算起來，扎扎實實地看的書却不多，浪費了不少光陰，因此，可談的經驗很少。而且我自己是搞語言的，談的東西也不一定對大家都適用。下面談的只是我個人一些看法。
我覺得讀書首先要“立本”。什麽叫做“本”呢？就是根本，拿今天的話説就是“打基礎”。要給語言文學的專業基礎規定一個範圍很困難，從客觀的需要來説，我以爲搞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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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至少應了解古代的文學批評，搞語言的就必須讀王念孫、段玉裁、王國維等人的著作。專業基礎之先還有共同的基礎，就是那些感性材料，即古代若干影響深遠的作品，如《詩經》、《楚辭》、《論語》、《孟子》、《史記》、《漢書》、《莊子》、《荀子》、唐詩、宋詞和元曲等。尤其是《論語》、《孟子》，無論是搞文學、語言、歷史、政治或哲學的人都需要熟悉。《詩經》、《楚辭》等也不可忽略。如果有人以爲搞元曲，可以不讀元以前的著作，這是錯誤的想法。因爲在元曲裏，許多詞句都出於《詩經》、《楚辭》等古典作品，如《西廂記·長亭》中的“碧雲天，黄花地”，就是由范仲淹的詞來的。文學作品的藝術技巧方面，也是有繼承性的，《長亭》裏的“量這些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就是從李清照的“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化出來的[1]。因此説，研究文學，不管你是搞先秦或是搞漢魏六朝，抑或元明，要説可以不念唐詩，這根本是不可能的。當然，由於各個專業不同和分段有别，要求與輕重可以不同。
基礎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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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範圍內的都要掌握，但即使是在一定範圍內的書目，開出來也會使人喫驚。不過急躁是没有用的，必須適當安排時間，一本本的從頭看上一遍。研究生修業時間有限，然而一些歷來爲人稱道不朽的書，表示它已經有不可磨滅的影響的，一定要熟悉，然後才可以搞自己的專業。
時間是一個問題，我覺得唯一的辦法只有抓緊時間，才能打好基礎，尤其要抓緊三十歲以前的時間，因爲這一段時間精力充沛，記憶力又强，又有條件把精力集中起來。三十歲以後，工作、家庭等問題都來了，頭緒紛繁，思想也容易分散了。吴草廬的詩道：“拳拳相勉無他意，三十年前好用功”，是很有意思的。當然這並不是説三十歲後不要用功。劉向《説苑》裏講：“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這也是個“明”；但是“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青年時代究竟是應該十分珍惜的。
拿我自己來説，我今天在課堂上講課，引述的東西也不少，似乎相當熟悉，這些大都是在十幾歲、二十幾歲時弄熟的。現在讀書雖可强記，但轉背就會忘記；而年青時讀的書就不容易忘掉。所以青年要趕早用些書本的功夫。搞語言的，《廣韻》的反切、韻部等一定要逐一細讀，不能只了解個大概；《説文》也要一字一字地讀透。搞文學則某些大家象杜甫的名篇都要求能背，至少得提到頭，知道尾；説到上句，能接下句。
夏瞿禪師的報告中提到了博與專的關係問題[2]，他的主張基本上可以歸納爲“以約御博”，就是説確定了研究的中心，然後推廣學習面，以約始而以博終。我以爲這個意見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但也要有很好的理解。這就是“本”。比如杜甫，他是唐詩中之集大成者，他之所以成爲杜甫，當然是他所經歷的時代和他特有的生活道路所決定的；而另一方面，却又因他總結了前人的創作經驗，吸收了古代文化的優良傳統。用他自己的話説，他是“不薄今人愛古人”的。他以爲初唐詩人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是“不廢江河萬古流”，他又以爲王、楊“劣於漢魏近風騷”。他欣賞庾信、鮑照、陰鏗這些六朝的作家，説“庾信文章老更成”[3]，“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4]，“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5]。從風騷、漢魏初唐的作家，杜甫都有研究，並都有深入了解。他繼承了過去的成就，發揮了自己的創造性。因此，要研究杜詩，就不能不熟悉唐以前的文學以及杜甫所處的時代和他生活的道路。研究李白也是這樣：李白是反對齊梁文學的，然而他對齊梁下過一番工夫，正因爲他深懂齊梁文學，所以他能有力地反對那些齊梁文學中的形式主義傾向。而同時他深受六朝文學的影響，他不反對謝朓，“一生低首謝宣城”[6]，“中間小謝又清發”[7]（小謝不是謝惠連），可見他對謝朓的傾倒。他作過《擬恨賦》，模仿了江淹的《恨賦》，不管《擬恨賦》的得失高下，可見他確是對齊梁文學下過工夫。這些都説明，要研究杜甫、李白，先要有一定的基礎知識並不是十分“約”的，先要來個“小博”，才能在這個基礎上“以約御博”，而求“大博”。
確定專業的道路不要過早，先應該是把與我研究有關的知識都掌握，至少當懂得十之七八。我寫過一部《敦煌變文字義通釋》，這本小書談不上什麽博，可是除常用的經書、四史、名家詩文以外，在第二次修訂時，也牽涉到一百三十種左右的書。我想，搞唐朝詞彙，最好全部唐朝的書都要讀過，而我現在還差得很遠。這是有目的的博。所以博有兩個步驟：開頭打基礎時爲“小博”；第二步“以約御博”爲“大博”。深和廣不是對立的，而是互相聯繫的。
學基礎知識應有耐心，讀書固然要談功利，但功利觀念不要太窄。讀書貴在“沉潛”，就是要踏踏實實，專心致志。要老老實實、仔仔細細地讀。不要在開始讀的時候就考慮這些可以做什麽論文的問題，要知道做一篇“論文”是容易的，而要做一篇好的論文却不是件易事。我們曾經在報刊上看到過一些論文，其做法是把某人的集子拿來，按內容分門别類，加上“人民性”、“進步性”的標簽，戴之以“愛國主義”、“革命的什麽主義”的帽子，就完成了一篇“論文”。這種論文並不難做，讓不知內情的人看起來，寫的人也似乎就是專家，但我奉勸諸位不要希圖做這樣便宜的專家。
“沉潛”和“高明”也是相聯繫的。從前人講經學，有南學、北學之分，説“南學清通簡要，北學枝葉蕪深”。清通簡要有似乎約，枝葉蕪深有似乎博。但沉潛不是“蕪”，清通也不是“陋”。“以約御博”，這裏的博不是浮、泛，而是對於自己所學有關的各個方面加以深入鑽研。許多東西都是圍繞一點而攻尖的，許多東西是博，圍繞一點是約，深入鑽研就是“沉潛”。青年人往往沉不住氣，急於求成，進取心很鋭，搞不出東西就火熱化爲冰冷。“恨死擲去不回顧”[8]，那就前功盡棄，無成功之可言了。不要覺得自己一時還無成就而放棄學習，每天學一點，積累一點，在學習過程中加以思考的工夫，做到去粗取精，去僞存真，一定會有所悟解，那就是化“沉潛”爲“高明”了。“高明”是從“沉潛”出來的，如果一開始就從事於“高明”，那是靠不住的。
我搞變文的字義，《王昭君變文》裏有寫昭君病危時的兩句詩：“五神俱總散，四代的危危”，“四代”二字意義不明，看了幾遍都不懂，只好放着。後來書看得多了，從旁的變文中，我悟出了一條通例：唐代俗文學寫本“大、代、待”通用，“四代”即“四大”，四大就是身體。做這一結論，我所根據的材料是：
《太子成道經》：“地、水、火、風，四大成身。”
《李陵變文》：“陵家歷大（代）爲君將，世世從君爲國征。”
《八相變文》：“三大僧祇願力堅，六波羅蜜行周旋……未向此間來救度，且於何處大基（待機）緣？”
《破魔變文》：“三代（大）僧祇願力堅，六波羅蜜行周圓……以（擬）向此間來救度，且於何處待幾（機）緣？”[9]
《舜子變文》：“是你怨家修倉，須得兩個笠子。大（待）伊怨家上倉，不計是兩個笠，四十個笠子也須燒死。”
《妙法蓮華經講經文》：“衆生大（待）擬出興，未知誰人救拔？”
不知名變文：“白日起[□]無飯喫，夜頭擬卧没氈眠。大（待）擬夫妻展脚睡，凍來直[□]野鷄盤。”
變文以外，唐崔令欽《教坊記》的“大面”戲，《舊唐書·音樂志》稱爲“代面”。“大面”起於北齊蘭陵王長恭，長恭勇敢善戰，而貌似婦人，自謙不足以威懾敵人，所以刻木爲假面，上陣時戴上。據此，“大面”本來是“代面”，“大”是“代”的同音通用字，是没有疑問的；那末“大”、“代”當然也能互用。
我讀完了九百多頁的《敦煌變文集》，從許多字的應用中，得到啓發，又證之以變文以外的材料，才慢慢地肯定了這些字的意義。雖然發現的東西很微小，得到的結論却是牢固的，通過自己的思維勞動，有本證、旁證，是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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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的。所以讀不能理解的東西時，一定要反復的讀，並與有關的地方聯繫起來。最怕的是檢來、聽來，不經過自己勞動而來。
運用思考有個標準：“平實”。真正是心得，拿出來是會叫人感到“出人意外”的，但又必定會“入人意中”。這不是什麽戲法、花樣，而是平平實實的東西，只是從平實中方能追求高明。有些學者危言聳聽，標新立異，不顧是否切於事理。只有没有站定脚跟的人會羨慕這樣的人。我們的態度應該是不論怎樣出人意外，都必須入人意中。任何事物都有客觀的是非，我説了“代、大、待”在變文中通用，只不過是還了客觀事物的原來面目。而我反復地讀變文，是我發揮了主觀能動性，以達到主觀和客觀的一致，決不能隨意擺布客觀，主觀地“創造”些什麽出來。要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不要抱着一鳴驚人的思想去做學問，那會使你走到偏路上去的。寧可表現得笨一些，做學問一定要老老實實。
做學問要有人指導，請教老師、首先是接受指導，讀過去學者的著作也是接受指導。對待指導的態度我以爲有個“虚實”關係。“虚”是虚心學習，“實”是實實在在地實踐。我對王念孫、王引之、段玉裁等學者是崇拜的，因爲他們的的確確指導了我們做學問的路。對前人的成績要肯定，以爲一切都要從自己開始，就談不上虚心學習了。不過我們在虚心學習時也不能忘了自己走路，用自己的學習所得來檢查老師講的和學到的東西。首先要虚心，可是不能盲從。佛家有兩句話：“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走路的方法可供參考，路要自己找來走，指導者不能代走路。走路也會走彎路、走小路，還可能會摔跤，但總走了路。走幾步是幾步，多多少少有了自己的心得。
我搞校勘，曾經寫過一些文章，有許多地方説，王念孫、王引之……的説法“非也”。有他們的“非”，當然有我的“是”。這“是”是我在學習他們的基礎上所得到的收穫，我不能推翻他們的成就，他們畢竟在校勘學上開闢了康莊大路，樹立了規模，這不過説明我没有抄他們，而是有選擇、有批判地接受他們的學問，自己有點收穫罷了。
最後我要説，做學問是件快樂的事。陳伯達教授説：做學問要有進地獄那樣的勇氣。這句話，可以體現讀書的刻苦性，但讀書又是件快樂的事，我願意和大家共勉的是“樂業”。做學問總得嘗些苦味，但如果能用些工夫，經過思考，有所領悟，在苦的同時便會做出一些樂趣來。我讀了近三十年書，浪費時間不少，現在也不能説走對了路，但我還是有樂的時候的。因此可以這樣説：地獄旁邊就是天堂，而天堂是要我們自己走過去的。今天我們完成學習任務是應該的，而且是自願的，“樂業”當然也是必然的。
另外，再談兩個具體問題：
一、怎樣掃除文字障礙。文字障礙有兩種：一是一般的障礙，如《古文觀止》中的文字障礙。一是高級的障礙，如《尚書》、《禮記》、元曲等書中的文字障礙。一般的障礙要掃除，方法還是熟讀深思。蘇東坡所謂：“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態度要放謙虚些，不能以大體懂得就滿足。要看得見還有不懂之處，才能真的掃除障礙。《聊齋誌異》裏的一個故事説，有一個人在仙人那裏學會了直走過墻的本領，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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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人看，他低着頭奔向墻壁，結果碰了個大疙瘩。如果他奔過去時擡頭看一看，他是不會喫這個虧的。熟讀深思以外，最好讀舊注，舊注能幫助我們懂得使用工具書的方法。我讀大學時，一開始幫助鍾鍾山師整理他的著作《荀子訂補》，我讀完了王先謙的《荀子集解》，我知道了如何去和其他先秦諸子的材料相印證，懂得了使用《太平御覽》、《群書治要》、《意林》、《藝文類聚》等工具書，也懂得了如何運用《説文》、《爾雅》。假如我們去讀一些詩文集的舊注，如仇兆鰲的《杜詩詳注》、王琦的《李太白集輯注》之類，就能知道許多典故，也能從注解中找到運用工具書的方法。譬如説，關於端午的典故，我們可能在這些注解中看見提到元代陳元靚的《歲時廣記》，因而我們可以知道，有關節令的典故可以到《歲時廣記》中去找。
要掃除文字障礙，當然也要使用工具書。從舊注中可以知道哪些工具書；具備一些目録學知識，也可以知道有哪些工具書，知道到哪些地方去找材料。目録學這裏不多談，張之洞的《書目答問》是能給我們初步的目録學知識的。
使用工具書，也不能太信任它，因爲工具書是死的，閲讀中的情況是複雜的。比如“蘇張”，在《辭海》、《辭源》之類的書裏當然解釋作蘇秦、張儀，但鄭珍的《夜起》詩：“蘇張恍惚在人世，但見藻荇仍縱横。”却用的是蘇東坡與張懷民夜遊承天寺的事。這就是辭書中找不到的了。更有一點，工具書常常是輾轉相抄而没有核對原材料的，有時會把書名、字句弄錯，因此，只能當作搜尋、核對材料的綫索，不能當作根據。
二、怎樣記筆記。筆記有幾種：一種是屬於資料性的。其中又有索引性的，看到某些材料要記下它的出處，就記上個某書某篇某頁。有摘録性的，有些難得的材料，非抄下來不可，就整段或整篇的抄；看到某些有用的文章，爲了抓住要點，以免重讀之煩，就可以作提要。提要要選有用的文章，否則是浪費時間的。還有一種是摘録對自己研究專題有關的材料。材料積累得完備了，就可以成爲你的長編，可以在這個基礎上寫出你的專題著作。一種是屬於質疑性的，把不能解決的問題記録下來，解決這一問題的某些綫索，即使是不完全的，也記下來，以備作進一步的思考，我寫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最後有一篇《變文字義待質録》，匯記不能解釋的字義，一方面作爲繼續思考的備忘，一方面也可以向對此有研究、有興趣的同志請教。事實説明，這是對我有幫助的。一種是心得筆記。這種筆記就應該向夏瞿禪師所説的“小而少”，要把自己真正的心得記下。所謂心得，就是經過自己勞動的獨特見解。當然自己的心得也許在别人是常識，那不要緊，獨特是個人學習過程中的獨特，有了這個獨特，進之不已，又有這一個那一個獨特，就能提高一步了。以上三種，就是讀書筆記的主要內容。
要不要做卡片，這是隨人喜歡的。本子剪開來就是卡片，卡片訂起來就是本子，其中没有多大差別。在許多前輩，他們喜歡以批注代筆記，把心得、資料、質疑寫在有關的書頭或行間，還可以在書中做記號。例如夏瞿禪師批的《漱玉詞》，在一首《殢人嬌》裏圈了這樣四個圈子：
玉瘦香濃，檀深雪散，今年探梅又晚。江樓楚館，雲閒水遠，清晝永憑欄，簾低卷。 坐上客來，尊中酒滿，歌聲水流雲斷[10]。南枝可插，更須頻剪，莫直待西樓，聲羌管。
這四個圈子表明，李清照這首詞的上下片相對應的這四個地方都是用的去聲[11]。有了一套記號，可以很經濟地揭示要點。這些批注和標記，跟讀的書結合得很密切，因而對研究也很便利，這也是一種很好的“筆記”。
再來一個最後，“三十年前好用功”，只是説要充分利用時間，請勿忘記我們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人。
原文刊於《治學偶得》，浙江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此據杭州大學1995年編印蔣禮鴻教授紀念文集《書魂》（第18—26頁）整理録文。原文爲簡體，今改作繁體。原文爲文末注，今改作頁下注；注1—8、11爲原文所有，但注11僅文末有注，文內未標序號，此據內容姑且標於“去聲”之後；注9、10爲本人所增。
附記：今年是蔣禮鴻先生誕辰一百周年。3月26—27日，《紀念蔣禮鴻先生誕辰100周年暨第九届中古漢語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杭州華北飯店召開。本人有幸與會，承蒙蔣禮鴻先生的公子蔣遂先生贈閲《書魂》，得以拜讀學習其中所載《讀書隅見》一文。雖已時隔半個世紀，今日讀來，却歷久彌新，其中娓娓道來的治學心得，對有志於讀書、做學問的青年學子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故此在徵得蔣遂先生同意後，將此文整理轉載。
張小艷
2016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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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武陵春》。
[2] 夏瞿禪師，指夏承燾先生，他的報告即《治學偶得》（浙江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所載“我的治學經驗”一文。
[3] 以上均見《戲爲六絶句》。
[4] 見《春日憶李白》。
[5] 見《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6] 參看清王士禎《論詩絶句》。
[7] 見李白《宣城謝朓樓餞别校書叔雲》。
[8] 借用鄭珍《武陵燒書嘆》語。
[9] 以：原文校作“擬”，黄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校作“未”，與前引《八相變文》用字相合，似更切文意。
[10] 原文脱“共”，而於“聲”字加圈。此據李清照詞及蔣先生所解“上下片對應的這四個字都是用的去聲”而補“共”字並將其加圈。
[11] 參看夏承燾《我的治學經驗》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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