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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府总管-论金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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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9-08 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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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金简



家世与仕途:从一则史料谈起
《清朝野史大观》(简称《大观》)卷三《朝鲜人入仕中国》记载:

金简,朝鲜人。清乾隆中,其女入贡得幸,册封贵嫔,授简官户部郎中。简为人多心思,手创武英殿聚珍版程式,颇称精巧。清主甚亲幸之。简亦感特达恩,愿世为臣仆,呈请入内务府旗籍,后仕至户部尚书。初,简官都统兼户部侍郎。时因补服违制得处分。乾隆谕内阁曰:“本日召见都统金简,见其补服狮子尾端绣有小锦鸡一只。怪而问之。则对以奴才以都统兼户部侍郎,侍郎系文职二品。然照例文武兼官章服当从其尊者,故绣此以表兼综文武之恩荣耳。章服乃国家大典,岂容任意儿戏。金简著交部议处。”
这条史料概述了金简的家世与经历,此条所记字数不多,舛讹不少,需要厘正。一、“清乾隆中,其女入贡得幸,册封贵嫔”,史实有误。 “其女”实乃金简“女弟”。是武备院卿三保之女。 即与乾隆帝合葬裕陵的淑嘉皇贵妃。“金简女弟为高宗贵妃”。[1]“入贡得幸”,此言给人以错觉,似乎金简之妹是朝鲜国的贡女,其实不然。金氏家族由朝鲜国加入满洲已有百年,其妹乃是选中之“秀女”。乾隆中入贡,时间亦有差。她“事高宗潜邸,为贵人”。[2]雍正年间,金简妹与和硕宝亲王弘历已结秦晋之好。二、“册封贵嫔,授简官户部郎中”,时间有错。此句妹兄似有“同步之嫌”。其妹册封嘉嫔于乾隆二年(1737年)十二月,而金简任职户部汉右侍郎是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兄妹“册封”与授职并非同时。而“仕至户部尚书”,则无此事。三、“简亦感特达恩,愿世为臣仆,呈请入内务府旗籍”,情节不对。金简的曾祖三达礼早在天聪元年(1627年)同其兄新达礼就自朝鲜国归附了后金,国初编入内务府汉军正黄旗。[3]传至金简已四代,早已融入满洲。[4]而“呈请入内务府旗籍”之事是讹言。四、补服上“狮子”与“锦鸡”并绣,实有其事,但记的场合与事实不确切。《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百六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戊子记载,金简至惠贤村接驾,高宗弘历见其所穿补服锦鸡旁又绣一头小狮子,降旨询问,从何处得此补服样式?据奏覆从前李质頴、舒文、福海俱各送有补子,但实不能记系何人所送。补服名器所关,弘历指令即行查明何处翻出,将此样式撤改。 《大观》中将“锦鸡”与“狮子”颠倒了。圣上并未处罚金简。《大观》这条史料也给人们一个提示,援引笔记野史中的史事要核对官书所记,应慎用之。金简,字可亭,[5]朝鲜人。生时未详,卒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 十二月。初隶内务府汉军正黄旗。其妹为高宗贵妃,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正月,仁宗“命其族改为满洲”,赐姓金佳氏,《玉牒》中淑嘉皇贵妃金氏亦改为金佳氏。[6]实为“抬旗”,即由内务府包衣旗抬入上三旗满洲正黄旗。金氏家族在太宗时期已加入满洲,成为“辽左名家”、朝鲜望门。金简生于清朝,长于清朝。乾隆十五年(1750年),由内务府笔帖式升主事。次年,晋员外郎。三十年(1765年),擢郎中。三十五年,授奉宸宛卿。三十七年 (1772年),升总管内务府大臣。翌年三月,命办武英殿监刻各项事宜。十二月, 充四库全书处副总裁。三十九年,任户部汉右侍郎。未久,又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赏戴花翎。四十二年,调补户部满右侍郎。次年(1778年)闰六月,办《四库全书荟要》。八月,署工部尚书。四十五年三月,转补户部左侍郎。四十六年六月,总理工程事务。四十八年七月,擢工部尚书。又授镶黄旗汉军都统。 五十七年(1792年)迁吏部尚书。[7] 金简起于戚畹,又得高宗弘历的器重。 他参与了乾隆朝一些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 成为一代股肱名臣。
清查钱粮完善制度堵漏洞
铸造钱币为国家要务,也是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之一。后金立国,即颁铸钱之文。重视钱法,以利足国裕民。定鼎燕京,府事孔修,内于户部设宝泉局,工部设宝源局,外则开鼓铸局于直省。“凡开停鼓铸,增减炉座,无时不以便民计”。[8]雍正初期,因铜铅解运迟滞,制钱数量减少,[9]如宝泉局每年铸钱四十卯(铜钱二千串为一卯),“因铜铅解运甚迟,减四卯”。[10]也因“奸民囤积居奇”私销毁铸,致使钱价日昂。乾隆初年,京师钱价持续昂贵,“银一两仅易八百文”。官府采取在大兴、宛平置钱行官牙,诏发工部节慎库钱、直省皆增炉广铸等举措,钱价暂趋于平。[11]
乾隆三十九年七月,金简升任户部汉右侍郎,管理钱法堂。次年,他“查现存局钱,甚属充裕,市价亦平减,每银一两值制钱九百五六十文”。[12]为保钱价的平稳,勿使泛铸,于是,上疏建策:
京局鼓铸,每年七十五卯,钱九 十三万七千三百五十千,除支用外,每年余二万余千,加以节年余存,连闰扣至年底,除预放次年正月分饷钱,有余钱十余万千,即遇闰(月)尽可将余钱抵放。请裁去闰月四卯,俾余钱得归实用。
金简以户部宝泉局现存钱充裕,钱价亦平,奏请将本年闰月加铸四卯暂行裁减。得到乾隆帝的谕准。金简审时度势,实心任事,四十二年六月,调补户部满右侍郎。四十五年(1780年)三月,改户部满左侍郎。直到四十八年七月,升任工部尚书。他在户部任职九年,主管钱法堂,所举之事,多体圣意。
乾隆初期,官员侵盗钱粮案件屡屡发生。高宗弘历多次降旨,对此类题参“速行审结定拟,以伸国法”。十二年(1747年),一次性处死一批官位显赫的贪污犯。不立“斩监候”,以警其余。但贪贿之风非但没禁住,却愈刮愈烈。四十三年八月,金简署理工部尚书。十月,盛京将军弘晌奏:“盘查盛京户部库贮银,亏短甚多,显有侵盗情弊。请旨审办。”乾隆帝著派金简带三库司员,并谙习平兑之人,及较准平法,驰驿前往盛京,会同弘晌,查办具奏。经查盛京库银,金简等奏,平兑库项共短银一万四千九百余两。前署关防拉萨礼,及现任关防彝伦,更换口袋,偷窃银两,并楼军等进库零星窃银,诸弊真切。[13]乾隆帝对此案颇重视,即降谕旨:
据金简等奏,查办盛京银库亏短银两一事,所有案内应行审究之掌关防郎中彝伦,副关防勒尔谨、协领王宾等,业经严审革职外,其副关防已升刑部员外郎拉萨礼,前任司库已升任大理寺评事傅通,现在京城。又库使亿龄、百禄,亦因请领俸饷来京,俱著革职,交兵部派员,分别押解前往,交金简等严审,定拟具奏。[14]
金简遵旨认真审核案涉人员,特将拉萨礼、彝伦等依法分别定罪有差。十二月,他又针对银库管理上的诸种弊端,导致官吏监守自盗,奏请酌定盛京银库章程:
一支放俸饷,应令正副关防等,先将数目报明将军、户部两衙门。每年十月,将军会同侍郎盘查一次,咨在京户部存案。一副关防等进京请领三省俸饷,运回车价,向于领出银内提用,报明在京户部转咨请。嗣后运脚,由部支领,作正开销,毋许提用滋弊。一开库收放,应用各楼军出库时,切实搜检。一库内各官,应量予养廉,并酌定办公经费,在余平项下开销。一银库事务,请令将军兼管。[15]
金简拟定的银库管理五项措施,纠正银库陋习,部议如所请。
在查办盛京银库一案的同时,又发锦州协领富伸宝等科敛船户银两案,因事涉盛京将军弘晌,解任质审。弘历将福康安调补盛京将军,会同金简一并审办。[16]此案以“商酌办差之费”为名,传集店户、船户面商“凑银”,变相摊敛。此事不仅发生锦州、锦县,牛庄、盖州等地亦有。金简一一严肃查办。乾隆五十年七月,身为工部尚书的金简针对所属节慎和制造二库陋规,上陈《酌减浮费折》,调整二库月折钱粮诸款,如下:
一、坛庙陈设器皿,及零星油饰各工,用制造库食粮匠应役。惟锯、石、瓦匠临时外雇,请于营缮司原设食粮搭材、琉璃等匠四十五名内,酌减九名,添设锯、石、瓦等匠。既可无需外雇,并省工价。仍派营缮司制造库满汉司官各二员,作为值本,专司消算。
一、坛庙殿宇,及禁城围墙各处,拔草添瓦等工,若照历年估计成数添补,不免虚靡。嗣后各该处预期册报工部查估,令承办司员妥办。仍有破坏,著落赔修。
一、内廷各工,俱归内务府管理。惟禁城沟渠,每年工部派员经办。匠役出入,殊多不便,应改归内务府经管。即令值年大臣专司其事。[17]
军机大臣议覆,“均应如所奏”。并将京通十五仓座,每年工部派员经理拔草构抿,浮费八千余两,改为不得超过三千五百两,请载入《工部则例》。乾隆帝从金简之请。尽管后来因矛盾,工部侍郎德成参酌金简折奏为“一人酌定咨覆,殊与体制未合”。但乾隆帝仍支持金简建策。[18]
上述诸事件说明,从中央到地方一批官吏侵吞国家钱财,贪贿之风日炽。金简在查办诸案的善后中,力图从制度上采取措施,堵塞漏洞,刹住吏治的不良风尚。应当肯定金简的举措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乾隆中期后,吏治窳败势成。乾隆帝严惩贪官污吏,大开杀戒,但重禁不能止。当然,金简所采用的措施在局部缓解一些弊端。但从政局整体颓势上看,已无济于事。吏治不清,这是“康乾盛世”由盛转衰的重要因素之一。
总理督办工程 标本未兼治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高宗弘历东巡,沿途目睹盛京各处城垣多有坍塌,令随行军机大臣等勘估,发帑银兴工,进行修葺。而工部尚书事务,交金简暂行署理。四十六年六月,命总理工部事务。四十八年(1783年)七月,补授工部尚书汉缺。五十六年(1791年)十月,由汉缺改满缺尚书。次年八月,改满缺吏部尚书。他在工部先后任职十余年内。乾隆帝多次命其董理重要工程,督修造办。
金简奉旨主持督修的重点工程有三项,一、疏浚京畿淤塞河道,即卢沟桥水道工役和静宜园碧云寺泉水清源。二、承办“辟雍”工程。三、修葺明朝十三陵。皆因工程如期竣工,受到乾隆帝嘉奖。
永定河发源于晋北宁武县境内,属桑干河下游。该河自门头沟三家店起,由山区丘陵进入平原,其地以上水域属该河的中上游流域,此处的北京门头沟地区与河北怀来、涿鹿等地相连,山峦叠翠,森林茂密。从金、元、明、清定都北京以来,国家大兴土木,城乡百姓生活所用大量木料炭薪,大量来源此地。永定河上游成为了北京城所用木材的主要采伐地之一。尤其是元代过量地砍伐,林木殆尽,荒山秃岭,又不复植,水土流失加剧,泥沙淤积河道,雨水稍丰,河水便改道,顺天府属永清、霸州、文安等州县被灾,威胁京师。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造成河患频仍。原本清澈之河在元明乃至清康熙前已有“浑河”、“小黄河”、“无定河”之称。[19]此河虽经康熙朝的大力整治,建堤挑河,浚深河床,[20]河水暂得安澜,“浊流底定”。康熙帝赐名“永定河”。然而,由于该河中上游自然生态的恶化,水土遗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到了乾隆年间,河内泥沙壅积,河床升高,水患不断。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始建的卢沟石桥为例,乾隆时,历时五百余年的石桥11孔洞,泥沙淤积几近洞顶,水出细流。一遇山洪,河水四溢,遗患黎民。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三月,金简奏报履勘卢沟桥石道工程。疏称:“桥石淤沙过甚,刨验至七八尺深,始见装板石,是桥券分位,半为积沙所淤,河水不能畅流。拟于中流五孔,各为抽沟一通,俾大溜直达,始无阻滞。”足见乾隆中叶永定河泥沙积沉深厚,以至卢沟拱桥11孔涵洞不能使湍激的河水畅洩。乾隆帝弘历对此颇关注,南巡途幸金山时,即降谕旨:
卢沟桥洞,积沙渐淤,自应挑滩宽深,俾河流畅达,就势可以刷沙,于河道桥工,均有裨益。但刘峨于办理河务,素未深悉,自不如兰第锡熟谙,且此事年久,非不可缓之紧要工程。著兰第锡于今年筹办防讯事宜,伏秋雨讯已过之后,至朕热河回銮时,即行往卢沟桥,会同金简、刘峨,相度情形,妥协办理具奏。将此各遇便传谕知之。[21]
永定河工,关系京城和京畿安危。清前期诸帝对此尤重视。乾隆帝已有明旨,身为工部尚书的金简自然不敢怠慢,经再次实地勘查,提出了整治疏导措施。其奏曰:“卢沟桥据永定河上游,水自石景山发源。每届河流盛涨,直趋桥下,势颇浩瀚。桥孔十一,惟偏东三孔尚有浅流,余皆淤涸。拟于中泓五孔,量加挑控,以期宣洩。仍请三四年疏浚一次,归入永定河。岁修业内,一体办理。”得旨谕允[22]。并将卢沟桥残损石块及桥东脱朽坏栏杆一一修缮。
京城西郊静宜园(今香山)碧云寺之泉,源源不竭,旧有砌筑沟槽,及寺内僧房,俱引此水以资灌溉和食用。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以后,竟断流无水。将山石折开,淤泥渣土,全行出净,仍不能得水。高宗弘历命定亲王绵恩同金简等人细加履勘,查明泉口干涸之故,及疏浚之策。[23]二十天后,奏报碧云寺泉水不畅,实系淤塞,深挖六尺,水即涌下,并加疏导。[24]
金简两次参与治水,其主要措施在于挑挖抽沟,以水刷沙,当时对缓解水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治标不治本,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患问题。如同乾隆帝认为,西山一带开挖煤窑,将泉源刨断,是碧云寺水流量减少的原因。诚然,我们不能强求古人从今天生态环境的视角思考问题。但金简等人治河的实践,却给我们提供了如何保持人同自然环境的平衡与和谐,及免受大自然的惩罚的可贵的借鉴。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高宗弘历以“稽古国学”之制,天子曰“辟雍”,命建辟雍于太学国子监,补自元明以来,“典尚阙如”,以光盛典,著派礼部尚书德保,工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刘墉等度地鸠工。[25]德保等遵旨总办辟雍图式,仿照《礼经》旧制,国子监内彝伦堂之南,营造辟雍。次年三月,刘墉等折奏,辟雍工程刨出之土,“多系沙性,除将堪用土方抵用外,尚需添买黄土五百八方”。又“应出运沙土九百五十五方,运至安定门北城根垫平”。“二共需银三千九百六十五两”。乾隆帝对此进行严厉批评,“所奏甚属非是”。运出买入黄土,“徒滋糜费”,“将来打土入地,不能再为刨看,最易作弊”。指出:刘墉“于工程未谙悉”,德保“原属无用之人”,对于工程,“自更懵然罔觉”。免去刘墉和德保工程督责,著派工部尚书金简查勘土方事宜,监督该项工程。[26]
同年闰三月,金简奏报修建辟雍工程,呈请“应行增减更换之处”,“拟将池中蓄水四尺,尽足适观”。乾隆帝认为,“止须三尺,尽足适观,且易于换新水,可无停蓄垢污之虞”。令金简遵照妥办,“将灰土砖石如法成做,筑打坚实,不使稍有渗漏,方为妥善”。“殿座四面,仍应添安擎檐,庶足以壮观。且所费亦属无多”。[27]金简依旨而行。十一月下旬,宏伟壮丽的辟雍落成,并定明年春举行辟雍典礼。五十年二月,乾隆帝亲临新建辟雍,举行隆重的讲学礼。承办此工程的金简等人俱交部议叙加级。
清朝入关后,满洲贵族对明朝表现出极大的尊崇,隆礼胜朝。如宣布为崇祯帝发丧三日,明宗室一律保存爵位,归顺汉官加级录用。特将崇祯帝以帝礼改葬思陵,并保护修葺明陵。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初十日,方迁都北京,世祖福临御皇极门,颁即位诏于天下,所有合行条例,胪列51款。其中第14款为:“明国诸陵,仍用内员及陵户看守。拔给香火土地,仍春秋致祭。”[28]十四年(1657年)二月,世祖为免千载后“孜孜求治之主”的崇祯帝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命工部遵谕勒碑,立思陵前,“以垂不朽”。[29]十六年十一月,世祖巡幸畿辅,途径昌平,“见明代诸陵的殿宇墙垣,倾圯已甚,近陵树木,多被砍伐”。即令工部“将残毁诸处,尽行修葺,见存树木,永禁樵采”,并“添设陵户,令其小心看守”。责成昌平州道官,不时严加巡察。[30]尔后,顺治、康熙帝皆亲临陵前奠酹。到了乾隆五十年,明十三陵又历经百数十年,“日就倾圯”。高宗弘历亲诣奠醊,周览之下,深为轸恻,对前代陵寝缮修保护,礼从其厚。著派尚书刘墉、德保、金简等董率经理。此次修复明陵殿宇工程,“即费至百万帑金,亦所不蕲”,“务斯完固”。[31]未久,金简驰赴昌平,遍阅明陵,将勘查情状和修复意见一并奏报。“明陵明楼、享殿、宫门、配芜,并多坍坏,应一体修葺。查诸陵惟思陵规制颇狭,似应加筑月台,并将原建享殿改造五间,宫门改造三间,用彰恩施优渥”。[32]疏入,如议所行。
除了上述三个工程外,其它一些较重要工程项目,乾隆帝也往往钦派金简督办。如内廷宫殿易换琉璃瓦工料,修西直门等处石道,建雷神庙等京城建设任务,多命他主持修竣。金简敬谨襄事,深得乾隆帝的依重信赖。
参与文化建设 刊印“聚珍版”图书
金简并非科举出身,而是由内府笔帖式跻身仕途。金氏家族归附清朝已有百余年,重视家族子弟文化素质的培养与提高,积极参加八旗举办的各类官学,有的还肄业于国子监,考取功名。在乾隆帝大力倡导“稽古右文”的环境下,金简的素养显著增强,吟诗作赋不辍。可惜金简传世的诗作无多,仅见于嘉庆年间铁保所辑的八旗诗歌总汇《熙朝雅颂集》收录的《皇上八旬万寿恭纪》二十首,颂扬了乾隆帝弘历的文治武功。[33]现抄录其中五首如下:
八八筹添五五中,祥方和气万方同。
健行体与羲爻叶,敷锡畴因姒范通。
神海有泉皆道郦,瀛山无岳不呼嵩。
古稀天子孜孜日,又见星周斗柄东。
沈辽左右肇王基,展谒常殷继序思。
乐府新题全韵体,豳宫旧事土风诗。
桐枝雪枉封因绍,葛本分荣秩有差。
谟烈五朝尊实录,皇图奕祀福多绥。
鸿都十石峙崔嵬,篆古曾同吉日推。
籀史字原存约略,欧阳集录费猜疑。
秦权足正莆田误,周雅重编猎碣开。
若使昌黎生见此,羲娥今日焕昭回。
川岳滂洋效祉长,纷纷嘉瑞入封章。
琼禾被野连双穗,瑶草当春见九光。
同气产如周士半,耆年书比绛人强。
彤庭宴上三千叟,又领佺期介寿康。
尧襟舜抱剧冲涵,珥笔无须第颂谈。
延喜华开丹篆刻,训彝义取绿图含。
康强逢吉绵京忆,正直刚柔配两参。
好德端归皇作极,和甘玉烛四时覃。
金简的二十首诗,高屋建瓴,气势磅礴,一气呵成。读后给人一种心旷神怡之感,体现出诗作较高的艺术境界。诗歌内容宏富,引经据典,驰骋纵横。诗歌对仗工整,用词考究。这都充分地反映了金简的传统文化功底深厚,文学造诣较高。正是凭着金简良好的文化修养,乾隆帝弘历方多次差遣他办理文化事业。
乾隆帝“以彰右文之盛”,文化建设的最大成就当首推编纂《四库全书》。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初四日,弘历“命中外搜辑(集)古今群书”,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次年二月十一日,在翰林院署内以西,前修辑《皇清文颖》、《功臣列传》之所,正式开馆编修《四库全书》。直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历时十年,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首部缮竣,藏于紫禁城文渊阁。该书其收录图书3457种,79070卷。到五十二年(1787年),又用七年时间,又抄录了六部,分藏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盛京文溯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全书先后任命的总裁及下属编校人员近四百人,集中了当时社会一批名流学者,如彭元瑞、庄存与、谢墉、朱珪、纪昀、戴震、陆赐熊、邵晋涵、朱筠、于敏中、翁方纲、姚鼐、王念孙等几十人。而金简亦在其中。《四库全书》开馆不久,命金简办理武英殿监刻事宜,管理《四库全书》刊刻、刷印、装潢等事。十二月初十日,充任《四库全书》副总裁,及清字经馆副总裁。四十三年闰六月十五日,又派金简办理《四库全书荟要》。次年,乾隆帝以副总裁金简无阅书之责,专司《四库全书》“考核督催事务”

中国历史故事许慎编

,直至全书修竣。
金简对《四库全书》的功绩不在编审,而是刊刻,开创用活字套版印刷巨型图书,即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因《四库全书》可谓鸿篇巨制,刻印并非易事。于是,金简详慎办理,务求精印。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金简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经过反复实验,进呈《酌办活字出版并呈套板样式》一折[34]。
将来发刊(《四库全书》),不惟所用版片浩繁,且逐部刊刻亦需时日。臣详细思维,莫若刻做枣木活字套版一分,刷印各种书籍,比较刊版工料,省简悬殊。臣谨按御定《佩文诗韵》详加选择,除生僻字不常见于经传者不收集外,计应刊刻者约六千余字。此内虚字以及常用之熟字,每一字加至十字,或百字不等,约共需十余万字。又预备小注应刊之字,亦照大字,每一字加至十字,或百字不等,约需

中国历史故事白眉大侠

五万余字。大小合计不过十五万余字。遇有发刻一切书籍,只需将槽版照底本一摆,即可刷印成卷。倘其间尚有不敷应用之字,预备木子二千个,随时可以刊补。其书页行款大小式样,照依常行书籍尺寸刊作木槽版二十块,临时按底本将木字检校明确,摆置木槽版内,先刷印一张,交与校刊翰林处详校无误,然后刷印。
奏折指出,几万卷的《四库全书》按照传统的方法镌版印刷,不仅所用版片繁多,逐部刊刻时日久长。应采用枣木活字套版印刷方式,印制图书,刊版工料较之传统印术,会大为节省,并将具体程序做了细致说明。折子还对这种印刷工费用详加比较核算。
每百字工料需银八钱,十五万余字约需银一千二百余两。此外,成做木槽版,备添空木子以及盛木字箱格等项,再用银一、二百两,已敷置办。是此项需银通计不过一千四百余两。臣因以武英殿现存书籍核较,即如《史记》一部,计版二千六百七十五块,按枣木小版例,价银每块一钱,共该银二百六十七两五钱。计写刻字一百一十八万九千零,每写刻百字,工价银一钱,共用银一千一百八十余两。是此书仅一部,已费工料银一千四百五十余两。今刻枣木活字套版一分,通计亦不过用银一千四百余两,而各种书籍皆可资用。……如此,则事不繁而工力省,似属一劳久便。
折子请添设供事六员,分领摆字其事。提出将刊刻的木子十五万字,按韵分贮于带有抽屉的十个木箱,以便摆字。并把御制命校《永乐大典》诗刻成枣木活字套版,共四块,刷印黑红格子样式各五十张,恭呈御览。乾隆帝朱批:“甚好,照此办理。”次年四月二十五日,钦定武英殿现办《四库全书》之活字版,赐名为“武英殿聚珍版”。[35]五月十二日,又奏“核销制刻活字器具实用工料银两,请为定例”。比原定工料费银多出一百三十九两七钱五分。由广储司支领给发。上谕允行。金简精打细算,以枣木活字摆印书籍,“省刻工繁费”。用刻版一部《史记》的工费,制作一分套版,可资印各种书籍。这是金简对元代王祯木活字印刷术的继承与发展。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金简再上《请旨排印聚珍版刻法折》,回顾三年来办理聚珍版事务,排印过书籍三十余种,业经陆续呈进,达到了“工简事速”的目的。聚珍版的“一切章程渐皆习熟”。金简将聚珍版印刷术进行了总结,仿《墨法集要》体例,将现行办法,从造木子、刻字、字柜、槽版、夹条、顶木、中心木、类盘、套格、摆书、垫版、校对、刷印、归类、逐日轮转办法等一一说明。拟名《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缮绘清本,恭呈圣览。[36]降旨交《四库全书》处阅看。二十五日,总裁永瑢等议复,金简撰进《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本,刊行书籍,“施工简而致用博,最为良法”。“纂辑成编,纪录颇为详备”。“此后刊书者,皆得有所遵循,于秘籍流传,殊有裨益”。[37]乾隆帝对金简采用聚珍版印刷术颇为赞赏。在《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诗序[38]中指出:
校辑《永乐大典》内之散简零编,并搜访天下遗籍,不下万余种,汇为《四库全书》。择人所罕觏,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资考镜者,剞劂流传,嘉惠来学。第种类多则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简,以活字法为请,既不滥费枣梨,又不久淹岁月,用力省而成功速,至简且捷。考昔日沈括《笔谈》,记宋庆历中,有毕升为活版,以胶泥烧成。而陆深《金台纪闻》则云,毗陵人初用铅字,视版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权舆。顾埏泥体粗,熔铅质软,俱不及锓木之工致。兹刻单字计二十五万余,虽数百十种之书,悉可取给,而校雠之精,今更有胜于古所云者。
序中充分地肯定了金简聚珍版印刷的长处,超出了宋代毕升的泥字及明代毗陵人的铅字印法,此术印书,省工省力,简捷快速。高宗弘历赋诗称颂其法,诗云:
稽古搜四库,于今突五车。
开镌思寿世,积版或充闾。
张帖唐院集,周文梁代余。
同为制活字,用以印全书。
精越鹖冠体,富过邺架储。
机圆省雕氏,功倍谢钞胥。
联腋事堪例,埏泥法似疏。
毁铜昔悔彼,刊木此惭予。
既复羡梨枣,还教慎鲁鱼。
成编示来学,嘉惠志符初。
《四库全书》的编纂在古籍整理、校勘、辑佚、考订、版本、目录等方面都取得巨大的成就。金简用聚珍版印制了精美的《四库全书》,及又印聚珍版丛书138种,[39]显示了18世纪我国古代图书刷印的高超技艺,以及出版业的辉煌。金简以“聚珍版”印制大型图书之法,很快传播到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印刷数量不少的聚珍本书籍。这对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是研究中国古代活字印刷史的珍贵文献。它已被译成英文、日文、德文刊布于世界。
赘语
金简在乾隆帝眼中是器识可用之人,加之其皇亲国戚的特殊地位,文武兼职,又在内廷行走,参与朝中要事。除前文所言外,还有多项。如乾隆四十六年,奉命改译辽、金、元三史人、地、官名,钦定名《三史国语解》。五十六年,处理已编入汉军的安南人黎维祁听人唆使,禀请归国事。次年,接侍英国使团玛噶尔尼等。协办有年,可谓“资分较深”之臣。乾隆帝多次议叙加级,命紫禁城骑马,与千叟宴,给予殊荣。金简为官几十年,也因失误,几次被交部议处,降职留任。幸赖高宗弘历屡次保全,得以仕途不惊。五十九年十二月,金简病逝。高宗弘历特降谕旨,曰:“吏部尚书金简,供职年久,谨慎小心。前闻患病,不时遣侍卫等往视,并派御医诊治。赏人参一斤,俾资培补,以冀速痊。兹闻溘逝,殊为轸惜。著赏给经被,以为饰终令典。并派皇孙绵懃带同侍卫十员,前往奠醊。”[40]祭葬如例,谥号勤恪。金简身居枢要之职,任官勤勉谨慎,供职朝廷,奋力做出政绩。但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很难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和才干。《清史稿》卷三百二十一列传一百八《论》曰:“金简起戚畹,所论铸钱,葺明陵,及黎维祁乞归国,并关国故,故比而次之。”此段评语似乎概括了金简一生的主要事情,给人一种视觉是金简一生的事迹平淡无奇。尽管金简为官未必如此。然而,清代专制主义统治下的官僚群体以皇帝的旨意为向背,大多数官员平庸无为,却是不争的事实。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编辑部。)



[1]《清史稿》卷三百二十一《金简传》。

[2]《清史稿》卷二百十四《淑嘉皇贵妃传》,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卷二《赠淑嘉皇贵妃金氏》。

[3]参阅拙文《满洲八旗中高丽士大夫家族》,见《明清论丛》第一辑,1999年12月;《韩鲜佐领考》见《朝国学论文集》第七辑,1998年9月。

[4]弘昼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七十二《金氏·新达礼》,辽海书社1989年10月版。

[5]铁保辑:《熙朝雅颂集》卷一百三《金简二十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6月版。

[6]《清史稿》卷三百二十一《金简传》,《清皇室四谱》卷二《赠淑嘉皇贵妃金氏》。

[7]《清国史》卷一七六《金简列传》,嘉业堂抄本,中华书局1993年6月版。

[8]《清朝通典》卷十《食货十货币》,《万有文库》第二集,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9]《清国史》第三册《食货志七·钱法七》。

[10]《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四《食货志五·钱法》。

[11]《清高宗实录》卷九百八十乾隆四十年四月壬午。

[12]《清国史》第三册《食货志七·钱法七》。《清史稿》卷三百二十一。《金简传》记载:京局鼓铸,“钱九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千”。比《清国史·食货志·钱法七》所录少一万钱。本文依《清国史》。

[13]《清国史》卷一七六《金简列传》。

[14]《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七十一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庚戌记载略有册节。

[15]《清国史》卷一七六《金简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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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七十一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癸丑。

[17]同上卷一千二百三十五乾隆五十年七月庚午。

[18]参阅同上丙子、同上卷一千二百三十六乾隆五十年八月乙酉。

[19]参阅尹钧科《历史上北京城对木材的消耗和永定河中上游流域森林的破坏》,见《北京右都风貌与时代气息研讨会》(论文提要),2002年8月23—25日。

[20]参阅《永定河志》卷首《上谕》。

[21]《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乾隆四十九年三月丙戌朔。

[22]《清国史》卷一七六《金简列传》。

[23]《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已丑。

[24]同上卷一千二百一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已酉。

[25]同上卷一千一百七十四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丁卯。

[26]同上卷一千二百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己癸。

[27]同上卷一千二百三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己卯。

[28]《清世祖实录》卷九顺治元年十月甲子。

[29]同上卷一百七顺治十四年二月甲申。

[30]同上卷一百三十顺治十六年十一月甲戌。

[31]《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二十六乾隆五十年三月甲寅。

[32]《清国史》卷一七六《金简列传》。

[33]铁保辑《熙朝雅颂集》卷第一百三《金简二十首》,张佳生等校点,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4]《管理<四库全书>刊刻等事务金简奏酌办活字出版并呈版式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129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35]《谕武英殿现办<四库全书>之活字版著名为武英殿聚珍版》,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52号。

[36]《四库全书处副总裁金简请旨排印聚珍版刻法折》,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359号。《武英殿聚珍版程式》,见邓实辑《美术丛书》三集第八辑,上海神州国光社排印,民国二十五年版。

[37]《军机大臣奏请将<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印行并录全书及荟要片》,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362号。

[38]《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卷二十二御制诗四集《高宗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有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9]参阅《武英殿聚珍版书目》一卷,见陶湘辑《武进陶氏书目丛刊》,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

[40]《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百六十七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戊寅。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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