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略论龚自珍诗文的批判意识和启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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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略论龚自珍诗文的批判意识和启蒙精神

在近代欧洲，文艺复兴的出现标志着现代人文思想的兴起，思想文化界从此掀起此起彼伏的人文主义思潮，展开了反对教会神学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表现出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我”的自觉。中国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通过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封建政治弊端的清醒认识，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超前远见发出极具穿透力与震撼力的声音，在诗文中激烈批判清王朝压抑人才的黑暗现实，提出完善自我、尊重人才与社会解放的命题，这标志着近代启蒙精神的觉醒和人文主义的开端。
龚自珍，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是清代首开风气的思想家、文学家。1792年，他出生于浙江仁和（在今抗州）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他少时从外祖父、著名学者段玉裁受文字学，二十八时转岁从刘逢禄受经今文派的春秋公羊学，并往往用之来讥切时政，诋排专制。他学识宏富，通经史、诸子、文字音韵及金石学，精研西北历史地理，晚年爱好天台宗佛学，并以诗、词、文著名，既是敏锐而深刻的思想家，又是富于激情和想象力的文学家。
龚自珍从小就喜爱读书，特别爱好诗词。他的诗词，想象力很丰富，语言也瑰丽多姿，具有浪漫主义风格。特别是他在诗中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主张改革，支持禁烟派，反对侵略，反对妥协，充满着爱国热情。他的诗现存的约有600多首,词100多首。他的诗词,以充实的内容和卓异的风格,彻底扭转了清代中叶诗坛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逆流,在近代诗坛首开风气的,成就最高。
龚自珍最早是以词作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他在编订自己的词集后曾经自题一诗《漫感》云:“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1] 嘉庆十七年壬申(1812年),龚自珍21岁时,赴苏州探亲,迎娶表妹段美贞,其外祖父段玉裁曾经欣喜地为龚自珍词集《怀人馆词》写序,称赞作者“尤喜为长短句”,并高度评价说:“造意造言,几于韩、李之于文章,银盎盛雪,明月藏鹭,中有异境。此事东涂西抹者多,到此者少。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沉逸,居可知矣。余少时慕为词,词不逮自珍之工……今见自珍词,乃见猎心喜焉。”[2]可见龚自珍词作的高超。不过，龚自珍的词多作于青年，不像诗作那样多写军国大事,多半是传统的缠绵要渺之作,多写儿女情肠,这也正是晚年略觉自愧的原由。但是,其词作中也有不少咏写个人身世之感的佳作,颇可一读。
龚自珍对后人影响最大的是他的诗歌。诗的个性和激情是他最为重视的。他的诗也正是他一生的写照，具有独创和新异的面目。形式上包括古体近体、长篇短章，《己亥杂诗》用三百十五首七言绝句组成，述其辞官南归时经历和平生感慨万端之意，尤为特别。作为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思想家和一个时代的先觉者，一个不甘遁世自适的志士，龚自珍的精神是非常痛苦的。“箫和剑”是他反复使用的意象，代表着他多情易感和豪放任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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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从早年的“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湘月》词），到晚年的“剑气箫心一例消”（《己亥杂诗》），他在人间走过与世寡合、孤傲悲慨的行程。但不管怎样，他的诗中总是有一种睥睨俗世的奇气、高扬飞越的人格精神。更多的诗作，抒发了诗人在自身生活遭遇中的感受。他这样一个思想敏锐、感情和个性强烈的人物，与周围郁闷的环境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在这种冲突中，他又始终保持着桀骜不驯的姿态。
龚自珍诗歌的内容,主要是对黑暗现实的敏锐感受和深刻揭露,同时表现出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和强烈的信念。他的诗一开始就对社会现实有极敏锐的感受，所谓 ：“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3](《己亥杂诗》其一七)。并因此颇为自伤,慨叹:“蚤年撄心疾,诗境无人知。幽想杂奇悟,灵香何郁伊。”(《戒诗五章》其一)[4] “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5]以后对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深广。到48岁作《己亥杂诗》时,不仅进一步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昏庸堕落、腐败专横,表现出对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切同情,还指出了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面前国家的严重危亡局势,发出了呼唤变革的呐喊:“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杂诗》其一二五)[6]明确提出了变革要求。林昌彝因此评论龚自珍的诗歌说:“诗亦奇境独辟,……美人香草之词传遍万口,善倚声。道州何子贞师谓其诗为近代别开生面。”(《谢鹰楼诗话》)[7]但是,龚自珍的诗又绝不是简单的以议论为诗,使诗散文化,失掉诗的艺术特质,而是以诗“著议”,即以诗表示自己对政治、社会的态度和见解。他有诗云:“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己卯自春徂夏,有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其十)[8] “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待史佐评论。”(《夜直》)[9]可见他是自觉地以诗记史、议政,认为自己的诗定能引起史学家和政治家的关注。诗的主要特点是抒情,龚自珍的诗饱含着社会的、历史的内容,但这一切主要是透过他个人的生活经历,特别是生活历程反映在他心灵中的感受而表现出来的,蕴含着强烈的主观感情,如《忏心》、《夜坐》、《秋心》、《咏史》等诗。这正是龚自珍诗作的创新之处。而龚自珍诗作中的情感,也绝非叹老嗟悲的一己私情,而是其忧患国民的深沉感伤。
中国古代文学一直具有“诗言志”和“文以载道”两种对立的传统。从儒家学派“温柔敦厚”的诗教说和曹丕的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到韩愈、周敦颐等人的“文以载道”,再到明前后七子和清王士桢、沈德潜、翁方纲等人的“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中国文学在具有实践理性精神的传统哲学和具有功利化特性的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形成了一种传统“载道”文学观。而在龚自珍的诗文里面，“诗言志”和“文以载道”不仅不是两种对立的创作思想，相反却得到了很好的结合。
当中国近代史的序幕正在徐徐拉开,骤变的时代生活一下子使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一批进步作家觉醒起来。他们在继承明清以来思想启蒙的同时，对传统进行了深刻的内省。他们在政治领域、思想领域、实践领域筚路蓝缕、开拓前进的同时,也开始着手变革文学。为反对传统的文学, 龚自珍提出了个性独立和人性解放的文学主张,对一直制约着中国文学发展的传统“载道”观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实际上是主张文学应该具备启蒙主义思想和人文精神，从而开启了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历程。龚自珍曾经说道:“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10]他认为,感情来源于现实生活是人所共有的,有感情才有文学。所以他又说,“诗欲其真,不欲其伪”,作文要有“真血脉”,作诗要有“真气骨”,“得其真,则一花、一木、一水、一石、一讴、一咏皆有天趣,足以移人;失其真,则虽镂金错采,累牍连篇,吾不知其中何所有也”[11]。龚自珍对“情”以及“情”在作品中的地位极力推崇。在强调“尊情”的同时,还提倡过“主逆”,即文学必须变革,必须表现“个性”。龚自珍说:“皆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亦完”,“文章虽小道,达可矣,立其诚可矣”[12]。这里,除“立其诚”即指抒写真情外,“完”、“达”则是要求文学能摆脱一切传统束缚,充分展现人的个性。这些无论是对打破当时万马齐喑的局面,还是对撕破传统文学的封建性画皮,或对摆脱传统“载道”观的束缚,都具有较为深远的意义。对此,梁启超曾说过:“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13]。柳亚子称赞他“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定庵有三别好诗,余仿其意作论诗三截句》其三)[14]。的确如此,从龚自珍开始,中国文学迈开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可贵的第一步。
可以说,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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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珍的诗,是在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最先发出渴望变革、向往自由的时代呼声。他的诗对当时人和后人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例如南社诗人,便以学习龚诗作为时髦的风尚。在《南社诗集》里,集龚诗断句为诗的就有66家373首诗之多(郭长海《龚自珍与南社》)[15]。
除了诗歌以外，龚自珍的文章也非常有名。曾有人“以汪容甫、魏默深、龚定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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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古文三大家”(佚名《定庵文集后记》)[16],“而龚子之文,从无敌于汉以来天下”(江沅《定庵文评》)[17]。甚至有人认为:“定庵固巍然为文士之代表,思想界之领袖,且为世界大散文家。其文章之技术,纵横百家,出入三乘,立意命辞,自出机杼,如行云流水,来去无踪,令人不可捉摸,惊才绝艳,旷代一人。”(朱杰勤《龚定庵研究·自序》)[18]龚自珍的散文现存300多篇。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政论文;二是学术论文;三是文艺性散文(如传记、杂文等)。
龚自珍于道光九年（1829）中进士，任职礼部主事，在清朝政府里做了20年左右的官。龚自珍位列下僚，却心系国家，他从一个独立的学者立场议论时政，例如他写下《西域置行省议》，主张移民屯垦新疆，以发展西部经济、巩固边防；而在他写给林则徐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里，龚自珍清楚地看到了鸦片入侵对于中国的巨大危险。这些都反映了他的政治远见。在但更重要的，是他写下的那些深入思考社会问题、揭露封建政治根本性弊端的作品，如《乙丙之际著议》、《壬癸之际胎观》、《古史钩沉论》、《明良论》、《尊隐》、《论私》等。
在这些文章里，他致力于对社会弊端的揭露和对社会危机的思考，并依据公羊学三世说，告诚统治者世有三等，即治世、衰世、乱世，而时下所处的时代正值由治世转入乱世的“衰世”之秋，所谓：“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尊隐》）而社会衰弱不振的根本原因，在龚自珍看来，是个人的尊严和创造才能受到压抑，尤其是作为社会中坚的士大夫普遍人格低落。一方面，士大夫屈服于专制政权，唯知阿谀取媚，“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那些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明良论二》）。官场中“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一片死气沉沉（《明良论三》）。
在龚自珍对 “衰世”的批判中，对人才困厄的悲悼占有突出的地位。他在揭露自己所处时代的病态时，视线常集中在人才问题上。这与当时的黑暗现实有关，也与他自己怀才不遇、抑郁愤怒的心态直接相联。龚自珍察古观今，提出独到的见解，即把人才的境遇看作衡量一个时代是治世还是乱世、衰世的标准。他指出：“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为一等。”他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无才之世，与治世最本质的区别是人才困乏，“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阎无才将，痒序无才士。” （《乙丙之际著议第九》）　在《尊隐》一文中，作者更直接指出，由于作为统治力量中心的“京师”不能受容人间的智慧精英，才士沦落在野，将“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这意味着社会将发生巨大的变动。龚自珍认为，人才困乏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专制所造成的国民普遍性的精神萎弱与人格堕落，并进而指出，要以个性解放、人格完善为社会发展的前提。龚自珍的这种思想，深刻地反映在他的后期寓言体散文《病梅馆记》之中。
《病梅馆记》写于1839年，当时正值鸦片战争前夜，中英冲突，一触即发，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恶化，统治阶级对内的高压政策也愈演愈烈，对人才的束缚、压制和摧残登峰造极。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人才，首先必须是俯首帖耳，曲意逢迎，没有个性、没有独立人格的奴才。这种标准必然导致大批庸才高居显位，而真正出类拔萃的人才反而为统治阶级所不容，统治阶级对这样的人才不是千方百计的加以束缚，使之就范，就是毫不留情的加以杀戮。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九》中，龚自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彼之世也，百才士和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民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这也就是说，只要出现了有才能的士子或人才，封建统治者豢养的帮凶就会群起而督责、束缚。龚自珍对此明察不爽，且有切身体验。这一年，由于他不满官场中的腐败和黑暗，结果为保守势力所不容，一直受到排挤和打击，最终愤然辞官南归。《病梅馆记》就是作者归隐之后寓居江苏昆山时所作。
《病梅馆记》这篇文章不长，文章处处在写梅，但是又处处在写社会。写梅是明线，写社会则是暗线。作品开头就一般人对梅的喜好，开始做“文章”，展开联想。文章里有很多内容都是作者的议论，如全文的第二段、第三段的最后一行及最后一段，可以说全文纯粹写种梅的内容极少，而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写作者的想法。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者直接写梅的生长是次要的，而借此发议论才是作者的真正目的。当我们反复阅读全文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作者在文章里有很强的寓意，作者实际是在用夭梅、病梅的事实来说明封建统治者对人才的摧残。文章说：“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充满了对这种压制人才的制度的愤怒。数百字的短文，熔叙述、议论、抒情于一体，借梅喻人，揭露病态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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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材不能得到自然健康的生长，表达了挣脱枷锁、追求自由发展的愿望和救世之心，意味深长。文章通过园艺工人受画士的影响，破坏自然之美，致使梅花皆成病态之事，直接表达了作者对那些文人画士病态审美的深恶痛绝。通篇借梅喻人，反映了作者不满封建统治者对人才的桎梏和压抑。反对上流社会的矫揉造作。热烈向往人才的自由发展和精神解放。
在《病梅馆记》中，龚自珍用文学笔触揭露了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对人自由个性的压抑和扭曲：“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敬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疏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在龚自珍看来，梅的曲直、敬正、疏密如出其本性，发自天然，皆是美的。以曲、敬、疏为美是文人画士困长期受压抑而形成的畸型审美心态。龚自珍对“祈直、删密、锄正，以疏梅、病梅为业”者的批判，正隐喻着对扼杀人自主精神和压抑人自由个性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以“病梅”为喻，实从人性角度揭示了一个造成民族心理畸型化、病态化的严重问题，即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束缚。扼杀正直的、健全的人性，使之扭曲变形，造成普遍存在于土大夫身上的奴才性、虚伪性、变异性。龚氏反其道而行之，以“疗梅”看自居，发誓“疗之、顺之”，毁其盆，解其缚，使天下之“病梅”复天香之本然，发盎然之生意。如果将龚氏“疗梅”之义与现代西方思想中崇尚自然主义的人性论联系起来，不难嗅出其中蕴含的尊自我、伸个性的启蒙主义人文气息。
龚自珍的散文恰与桐城派形成对立，不仅思想旨趣大异，文章风格也完全不同。龚自珍行文无定式，不屑斤斤于结构与辞藻，其风格或切直或诡奇，均是随笔直书，任意驱使语言，显示出大家才有的自信和力量。有时文句诘屈而不通畅，文意奥涩而难解，但必有警悚人心的特殊内涵和非常情致的文笔，非徒为怪异者可比。龚自珍的思想与乾嘉学术有内在的联系，乾嘉经史考据之学，固然有逃避现实矛盾的弊病，却包含着“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和从中国数千年历史来看待现实的宽广眼界。他的很多议论，更是直接运用了经今文学阐发“微言大义”的立论方法。
龚自珍吸引后人的地方，不仅在他的思想的深刻，而且也在于他的人格的魅力。更准确地说，是在于他的思想和人格的完美结合。他是一个高傲的人，在当时那种衰腐而压抑的社会气氛中，特别表现出一股勃发的英锐之气。他对卑恶世俗的批判意识，和激烈地追求个性启蒙和人性解放的人文精神，构成他的诗文创作的内在骨架，也是使后来的改革志士追慕的重要因素。
龚自珍的各方面的创作，既有狂傲的个性、自由的精神，又有深刻的思想和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批判，这对于随后的社会发生剧烈动荡时期的文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这里指出了龚自珍的思想学说及人格精神对于清末有志于改革的“新学家”的启蒙作用，也实际证明了自元明以来到龚自珍再到清末民初的思想文化的推进，具有内在的连续性。在龚自珍辞世的前两年，写下了总结一生的感慨之诗：“河汾房杜有人疑，名处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19]
今天，历史进程已充分显示出，无论在政治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上，龚自珍都是一位开一代风气的人物。他那些剑气箫心郁怒情深的诗文，百载之后，仍然魅力无穷，召唤着一代又一代的书生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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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7页。
[2] 孙文光,王世芸：《龚自珍研究资料集》黄山书社1984年版，第4页。
[3]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6页。
[4] 同上，第451页。
[5]《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2页。
[6] 同上，第521页。
[7] 孙文光,王世芸：《龚自珍研究资料集》黄山书社1984年版，第38页。
[8]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42页。
[9] 同上，第454页。
[10] 《龚自珍全集》，长短句序。
[11] 《龚自珍全集》，述思古子议。
[12] 同上，书汤海秋诗集后。
[13] 梁启超《针对时弊反映社会》，见《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轨迹》，上海书店1999年版。
[14] 孙文光, 王世芸.《龚自珍研究资料集》，黄山书社1984年版，234页。
[15] 孙文光, 王世芸.《龚自珍研究资料集》，黄山书社1984年版，96页。
[16] 孙文光, 王世芸.《龚自珍研究资料集》，黄山书社1984年版，174页。
[17] 同上，第10页。
[18] 同上，第278页。
[19]《己亥杂诗》其一四，《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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