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时期神秘传闻现象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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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义和团运动时期神秘传闻现象探析

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社会舆论情势来看,神秘传闻盛行的现象十分突出。对这一现象进行梗概性审视,并进而探查其复杂的成因和对时局的影响,便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一
所谓“神秘传闻”,是特指社会上传播的关于带有神异和迷信色彩、有悖常情事象的消息。它总体上具有荒诞虚妄的性质,但也往往混杂着一定的可能真实的成分。特别是在当时流传的群体内,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真假莫辨的模糊性,表现为一种“原生态”的信息。
义和团时期的这种神秘传闻,具体内容上虽然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但大体可以归纳为有关“神术”、“异事”者和谶谣乩语两个分类。义和团讲求“神术”,有关传闻特别盛行。如庚子年间居于北京的“仲芳氏”(其人字仲芳,姓名不详),在一篇文字中记载下“哄传”义和团的诸多“神术”：其“善用遁法,山岭城垣不能阻挡”,“无论相离千数百里,此处焚表呼唤,彼处立时便知,人亦顷刻而至,比电报尤速”;“有沙锅会,煮一锅之饭数十人食之不尽”；“能避敌人枪炮，团民用手一指，对阵枪炮即不过火，不能发声”；“刀枪炮弹不能伤身,枪炮子至身即落,皮肤毫无痕迹”；有“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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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可指点火起,而且只烧欲烧之处,“四面指画,火即不能延烧四邻”；又有“御邪”之法，“令各家用红布缝作小口袋,内装朱砂、绿豆、茶叶等物,或钉门头上,或带身上”[1](Ｐ12～13),如此等等。与义和团可谓“兄妹”关系的“红灯照”,则传其有飞行神术，或说其训练之法，是“以铜盘贮水供神前,绕行呼‘飞’字不绝”,“习之四十八日即能飞行空际”。并举及这样的事情：习此术者悬灯户外,一夕灯匿不见,则里巷惊传诸女伴飞向海外，焚洋人庐宇去矣”[2](Ｐ126)。这类传闻情事,简直不胜枚举。
与己方的“神术”相对立，义和团方面则指斥洋人洋教一方施“邪术”。像义和团兴盛之时山西一些地方纷传的教方“邪术”,有往人家门上洒血,可使得“逾七日阖家颠狂”;“剪黄纸人夜间放闾巷”,可使“亿兆华人悉被其戕”；以“黑风口(以布皮为兽形咬人)①”宵纵街市,可使“男妇长幼被咬溃烂渐至殒身”等等。而传扬的有效破法，对洒血可以“用石灰、人溺以涤之”;对“黄纸人”可以“于屋扉窗棂置水盂以破之(纸人见水即坠于内)”;对“黑风口”可以“示人各执皮鞭以御之”,或是将皮鞭“悬挂房院,伊亦畏避”[3](Ｐ34～35)。还传洋人洋教方面惯用妇女经血、阴物和裸体施以“邪术”。如有说“教士以女血涂其屋瓦,并取女血盛以盎,埋之地,作镇物,故(义和团)的咒不能灵”[4](Ｐ38)。甚至举及具体的战例：庚子年五月间在天津的一次战事中,“义和拳与洋人合仗,洋人不能敌,忽洋人军队中有一妇人赤体立,义和拳法术被冲,不敢前进”；同月间紫竹林之役,“各洋楼大炮甚多,每炮皆有一赤身妇人跨其上,所以(义和团)避炮之法不能行”[5](第3册Ｐ151)。而相传义和团对付此种“邪术”的方法，则是以同样之物来对抗。除了关于这种典型的“神术”、“邪术”内容者之外,当时还多有其他“异事”的传闻。有人仅对当年“联军进攻天津时”,直隶易州一地盛传的异事就列举了下述多项：“(一)独流镇一小儿,年十二岁，能跃丈余高。(二)刘永福之妹是大仙姑,董福祥之妹是二仙姑,能用红头绳或红绒线拴上两个石碌碡,挑在一根谷草上飞跑。(三)董福祥大帅会分身法,能同时出现于三处阵前,大破洋兵。(四)官府验证豹泉社义和团时,河南来的和尚师父有法术,用油锅炸他,被他用隐身法走脱,官府却错炸了自己两个长随。(五)裕总督蔡村自尽后显圣……”[6](Ｐ56)由此可见当时这类传闻之一斑。谶谣乩语在当时神秘传闻中也占相当比重。这类传闻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以隐晦的语言形式来暗示今事或预兆后事,语言本身没有明确、惟一的特指性,有着随意发挥解释的莫大空间,具有浓重的神秘色彩。例如:“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满街红灯照,那时才算苦。庚时远方去,紧防黑风口;电线不长久,江山问老叟。二四八中一群猴,大街小巷任他游;西北出了真男子,只见男子不见猴。”[7](Ｐ78)再如：“可笑可笑,不用问,就知道；黑阻路,白当道,众人惊,诸鬼叫,家甲开枪炮；云雾消,红灯照,五六七八就知道。到那时,你看可笑不可笑。”[7](Ｐ121)当时像这类语言文字,充斥于义和团的宣传品中，光怪陆离，奇异之极，内容上往往不仅是“叙事”，而且夹杂“评判”。形式上则多为歌谣、韵文，便于口头传诵。这也成为当时神秘传闻中的一个重要门类。
二
在今天看来这些荒诞之极、不啻令人喷饭的神秘传闻,在当年却大有生发的土壤和流布的空间，成为一种势头颇为强劲的舆论。原因何在？这既有着最为直接的现实激发因素,又有着长期的历史性承传积累，涉及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乃至传播机制等多方面因素，形成一种非常复杂的合力。
义和团运动作为民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是在数十年来反洋教斗争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而在这场运动当中,“反洋教”依然是其重要的活动方式和内容。特指“基督教”的所谓“洋教”,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的拓展,是以非正常方式进行的，它以炮舰为后盾，以不平等条约作护符，与殖民侵略的战车紧紧挂上了钩，所引发的“教案”层出不穷。尽管“教案”的具体因由复杂多样，但就其对于中国方面的结局而言，反洋教“狂人”周汉所谓“每逢一宗教案起，丧权辱国输到底”[8](Ｐ229)，诚不失为典型概括。由此增强的对教方的仇恨心理,更障蔽着反教阵线对“洋教”文化面目的理智了解，对其“邪术”的认定，便成为对其“邪恶”指斥的重要支持根据。这种情形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到义和团运动时可谓登峰造极。当然,义和团运动又决不是单单针对“洋教”的，它更为根本的在于对外国多方面侵略总体上的本能性对抗。特别是当八国联军借端发动侵华战争后,义和团又直接承当了抗击其武装侵略的使命。然而,在以极其落后的武器甚至是赤手空拳来应对敌人的洋枪洋炮的特别条件下，指斥敌方“邪术”而张扬己方“神术”，便更成为其一种现实的特别需要，一方面希求借此震慑敌人和鼓舞自己，一方面要在社会上渲染出一种神秘莫测、有利于灭洋的舆论氛围。对于宣传者来说，这中间或有一定的策略性的自觉成分,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出于本能性的自发行为。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无法选择的选择。在这方面,历史传统因素更具隐深层面上的制约作用。事实上，对洋人“邪术”的展陈和指斥，不难从悠远的反洋教历史话语中追溯到母题性素材的源头。对晚清时期“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作有专门研究的美国学者保罗·科恩(ＰａｕｌＡ.Ｃｏｈｅｎ)认为：“虽然在清朝末年传教士确是主要刺激因素(我也确信如此———原注)，但他们遇到的民众中许多人已有了被激怒的先入之见，这一事实也是不可加以忽视的。反基督教思想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末。那时这样的著作普遍得很。在19世下半叶中国接受基督教的‘思想’气氛中,它们是重要的组成部分。”[9](上卷Ｐ603)的确，早在明末清初的反洋教典型文献中,即已包含了大量关于教方“邪术”的内容。晚清时期的诸多著述中,有的放矢地因袭了这类内容。即使属“开眼看世界”代表作的魏源的《海国图志》，所置《天主教考》专节里，也肯定性地征引了前人关于天主教的诸多荒诞不经之说。在道光末年做过广西巡抚、江西巡抚的梁章钜，也算是对“夷情”有较多了解的官员，他所编著的《浪迹丛谈》中,有《天主教》专篇,也肯定性地录载了关于教方“邪术”的内容。至于在以反洋教为神圣职志的崔日柬(“天下第一伤心人”)辈口中笔下，对历史文献中关于洋教“邪术”的素材更是竭尽搜罗利用之能事，在此基础上又大肆发挥，翻新花样，加工创造出更能贴近现实的新的反洋教宣传品，像《辟邪纪实》之类便不失为代表作。有关教方“邪术”的宣传不仅见诸文字形式，而且更广泛地流诸口播,即使在不识字的民众中间也广为传知。就其母题而言,无非是以邪术惑人、害人，至于由其生发的具体传闻事例,自然越来越多，越来越奇，林林总总，难以尽述。而无论如何，这也必有其本源性的文化依傍，主要即中国的传统巫术、法术之类，以此来比照认知所憎恶、疑忌的对象洋人洋教。从有关洋人洋教所施“邪术”的传闻事体上，多可找到由中国传统巫术、法术迁移衍生的影子。义和团时期流行的有关传闻也不例外，像说教方以洒血、“黄纸人”、“黑风口”之类的东西害人,即颇典型。还有像关于教方以女人体物施行邪术的传闻，也显然可以从中国历史传闻中找到比附的根据。
关于义和团自我张扬的“神术”的传闻,就更直接地可以从中国历史传统的渊源上得到解释。对于义和团的“神术”,有的学者从“气功”、“巫术”、“武术”三个方面去分析解释②，颇得要领。会气功和武术，确能使人在抗外力击打和击打他人他物的能力、技巧上超过常人,但这也是有限度的，所谓上法后能使自身刀枪不入、遥控敌方闭枪封炮之类的说法就离奇虚妄了。至于那些纯巫术性的内容，更自不待言。至于义和团惯用的“上法”“请神”,所请“神灵”也显示出其特定的文化色彩。有的研究者从义和团与传统秘密会社的渊源联系及其民间特征上,来考察认识这一问题，指出,“我们看到民间神袛的重要性越来越大”,“新神的一个共同来源是流行于乡间的乡土文学和戏剧。秘密宗教徒自称是小说《封神演义》中英雄人物的再生,后来许多义和拳神袛都由此演化而来,《三国演义》、《西游记》和其他地方戏中的有名故事对秘密宗教都有影响”[10](Ｐ67～68)。这种现象的确颇为醒目。这从义和团的一则咒语即可见一斑：“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如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11](Ｐ46)事实上，义和团的神灵，还远不止这则咒语中所开列到的，尚有许许多多，也大都是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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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知的小说、戏剧中的人物。这种“神袛”和相关故事情节，并不限于从阅读原著中才能获知，即使目不识丁者，日常也可通过听故事、看戏剧等诸多渠道熟悉，在特定时候取用起来，自然和方便得很，也容易在民间社会发挥效用。
义和团运动时期就是这种“特定时候”。这时社会处在空前的动荡和危机之中。社会心理学揭示,社会动荡不安,引起社会成员的迷乱、恐惧、紧张和危机感,即容易造成传闻盛行。义和团运动时期正是这样。时人或云,“今日之乱,市虎讹言,十有八九”[5](第2册Ｐ453);或更明确地说,“讹言繁兴,莫甚于光绪二十六年夏秋之交也”[3](Ｐ39)。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即庚子年夏秋之交,显然正是义和团运动高潮之际,此时甚为繁兴的“讹言”,固然并不都属神秘传闻,有些是纯世俗性内容的, 但大量的当为神秘性传闻,这成为各色人等惊异谈论的非常普遍的话题。并且义和团也以其特定的行为方式为之极力造势。据亲历者记述:“团民有请神附体沿街而行,昼则持刀作势,杀气凛凛,驱逐行人,闪开神路,必须跪送跪迎。夜则执香照耀,满巷皆红,大众喊嚷,令家家户户烧香,随声接应,犬吠人腾,一夜数惊”[1](Ｐ13)。充斥神异性内容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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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揭帖、口播消息如蝗如雨,不胫而走,成为人们不断接受轰炸的信息流。在当时的特定环境条件下,公众对信息真伪虚实的审查意识和辨别能力比平时更大大下降,从众心理会不自觉地显著增强,显出其特别的社会效应。从众心理对于传闻流行来说非常重要。传闻的盛行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信息接受传布上的一种从众行为的综合表现。就义和团时期的情况而言,时论所谓“言者如是,闻而传者如是,传而力争者复如是”[5](第4册Ｐ176),即不失为一种典型的概括。越是在信息纷扰莫辨的特定情境中,缺乏自立和独立意识的人们,就越容易从众,觉得若非这样,何以大家皆如是说?像义和团运动高潮期间在天津地方,忽而哄传“各家烟囱,须常用红纸蒙严,不然闭不住洋人枪炮,于是家家皆急将烟囱蒙上”;忽又有人传,“不可蒙烟囱,若蒙住烟囱,乃是将仙姑之眼蒙上矣,仙姑何能在空中行走,于是家家又皆上房将烟囱上红纸撕去”[5](第2册Ｐ19)。可见,人们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主见,或此或彼,一味从众行事。这不失为一个典型的事例。事实上,诸多本经不起起码推敲的神秘性传闻,就是在人们根本不去理智地思考而一味盲目从众的心理状态下,得以盛行开来的③。
当然,不单单是从众心理因素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与像好奇心理、发泄心理等诸多其他的心理反应交杂融合,一同发生作用的。当然,也不是全社会都淹没在这种迷狂当中, 在“传闻场”里也具有不同的角色分野。
有一类人能够保持相对理智的状态,对有关传闻能够比较冷静地进行分析判断,对其真伪虚实有着自己独立的看法,而非人云亦云。如上面提及的“仲芳氏”,对哄传的“团民善用遁法,山岭城垣不能阻挡”之类的情事,即明确表示不予相信,说“皆系讹传附会之言,实无其事”。他对哄传的刀枪炮弹不能伤团民之身,枪炮子至其身即落的事情,因“未亲见”而持“未悉果确否”的怀疑态度,但又说“惟刀剑剁在团民皮肉之上,只有白道,并不出血,予曾亲见也”[1](Ｐ12),是表示了信实的态度。当然,所谓“眼见为实”严格讲来并不科学,因为亲眼所见的某些现象,也可能是惑人眼目的假象,若不能识破,按照“眼见为实”的原则而相信,显然便陷入了认识误区。就拿仲芳氏所见的刀剑砍在团民身上只有白道不出血的现象,不排除气功或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多属惑人眼目的变魔术般表演,犹如卖艺的江湖术士那样,时人中就有关于施术者实际是用钝刀砍击之类的揭露。但无论如何,仲芳氏还是表现出不妄听盲信、有其自我判断。再如记述当年情事的《庸扰录》的作者(佚名),就对庚子年五月间的某日听到的关于京城顺治门外所聚多人,“即之忽均不见”;涿州某官为义和团的“魔镇法”所迷,“不能言动”;“某国兵轮进口时,海上忽涨出沙滩无数,遂不能进口”等几条神秘传闻,皆指斥为“无稽之言”[1](Ｐ249)，不予采信。还有一个叫管鹤的人，在其所作《拳匪闻见录》中，有这样的分析和评说：“余所闻拳匪附身神号,多出《封神》、《西游》诸书,或寻常寺院塑像,为乡愚所习知者,本无其神，何能附体，其谬不待辨矣。”[5](第1册Ｐ468)。像他们这类人物,一般是鄙视和仇恨义和团的,这种政治立场,与他们对有关义和团神术之类的传闻采取排斥和否定态度,自然有一定关系,但也并不完全如此,也有其比较理智的因素在起作用。他们对于有关神秘传闻来说可谓“天敌”，起着一定的批判和抵制作用，但当时并不能左右广大社会公众。
也有一类人属于神秘传闻的自觉推波助澜者。他们利用这种传闻的目的性很明确：一方面，要以宣扬洋人洋教的“邪术”来证明其邪恶，激发人们的仇恨而投身灭洋的行列；另一方面，要以张扬义和团方面的“神术”来证明其“得道”的神圣性、正义性和不可抗拒的威力，从而震慑敌方,鼓舞己方。这显然具有斗争策略性因素的存在。这类人对“神术”的真相和实底应该是清楚的,他们故意指虚为实,假戏真做,充当一些实际上是骗局之事的导演。排斥神秘传闻者口中笔下的所谓“故神其说”[5](第1册Ｐ468)者,即当属此类人物,一个“故”字,便排除了盲目、懵懂的性质。这从多包含神异素材的义和团文字宣传品的督传方式和策略,也可进一步印证。义和团的揭帖、告白、坛谕、乩语等诸多类别的文字宣传品,是神秘传闻的重要源头,同时也是其重要传播形式。这类宣传品多置有“见帖速传”,“传一张,免一身之灾;传十张,免一家之灾;传百张,免一方之灾”,“见帖不传,必受刀头之苦”[7](Ｐ108,112)之类的词语,其利用大众的惊惧心理来督迫传播的用心明矣。能写这类文字宣传品者,起码应是略通文墨的人,由此也可大概推断,加入义和团斗争行列的士绅之辈,在“故神其说”、利用神异传闻方面,或起着主导作用。比较起来,他们似乎可谓“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智者”,并且与前述一类排斥神异传闻的人物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他们当时对神秘传闻的激发和导引作用是不可小觑的。
而无论如何,广大公众是当时神秘传闻场中的主体力量。他们对神秘传闻不会有足够的分析判别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听信和传播,这当是无可置疑的。否则,就难有神秘传闻的流布盛势。试想,如果绝大多数人都心知肚明,晓其虚妄,还都能不约而同地故意将错就错、自欺欺人吗?神秘传闻还能在社会上有那么广阔的流布空间吗?自然,这种传闻之所以能被广大社会公众盲目信传,除了社会动荡、危机的社会环境对其心理的影响外,其文化素质不高、认识能力受限,当是更为隐深层次的原因。时人即有所谓“无知愚民好信谣言”[2](Ｐ846)之评。或进而分析说:“其根源之害,仍在民不识字,惟知鬼神;士不识时,胸无定见;欺狂之既易,恐吓之不难也”[5](第1册Ｐ468)。当然,其时陷入此种蒙昧和迷乱者决不仅止于“上智”心目中的所谓“蚩蚩之民”,即使高官显宦、王公贵族中也不乏其人。像载漪、启秀之辈,便是迷信笃深者,对教方的“邪术”、义和团的神术信实不疑,他们甚至亲自延请僧人“作法”破敌,昏庸之极。总而言之,当时对神秘情事,自上而下有着广泛的信众,此乃神秘传闻得以盛行的社会基础。
三
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神秘传闻盛行的现象既非偶然,那么,这种传闻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社会舆论，也自有它值得注意的必然性社会功效和影响。
首先应该注意到的是“灭洋”政治指向下的多重作用。当时的神秘传闻,从总体上来看主要是义和团及其支持者方面兴动的,具有“灭洋”的政治指向性。“灭洋”是义和团政治口号中的核心概念。与之相联的义项尽管有从开始的“助清”、“扶清”、“保清”之类到后来的“扫清”之变化,但“灭洋”是始终未变的。整个义和团运动期间的神秘传闻,就其政治蕴涵而言,也是以此为基础的。不管是张扬己方的“神术”,还是挞伐敌方的“邪术”，也不管谶谣乩语在语言形式上多么隐晦，都脱不开为“灭洋”张本的根柢。当然,不能否认义和团的“灭洋”带有一定的盲目排外色彩，但从主导方面看无疑带有反对外国侵略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对于义和团运动高潮期间,“怪力乱神”之类事情“不惟村农学之，间有读书人子弟，父兄亦不深禁，即不学，亦绝不以为非，而心向之”——这样一种现象,时人或作有这样的解释：“中国受外国凌侮，平民受教民欺压，人人衔恨，无以制之。一旦传闻义和拳烧洋楼、毁电杆之奇技,明知非正,未始不足称快。”[5](第1册Ｐ403～404)也就是说，迎合了借以泄愤的一种心理情结。当然,如同上面曾提及的，就广大公众而言，对于神秘传闻所涉荒诞情事，未必多数是能确认其虚的，在当时特定情境下感到迷惑不解甚至信实不疑，这更合常情。特定情境氛围的压力对人们产生心理暗示和精神控制的超常作用，是不难理解的。就以上法请神附体为例，如果说大人们有的可能是故意弄虚作假，那么见于诸多记载的稚童“上法”后那种精神失控、行为异常的表现，似乎就难用假装来完全解释了，年龄幼小的他们是难有那等逼真“演技”的。显然,这并不意味着承认真的有什么神灵附体，而是特定情境下他们接受心理暗示后的一种不自觉反应。这种反应在有些成人身上也是可能真实产生的。正因为如此， 当时神秘传闻渲染的特定氛围和造成的舆论力量,对人们“灭洋”的信心和勇气，是可以起到一定的鼓舞和加强作用的，对相当范围上的公众群体，也可以起到一种维系和凝聚的作用。当然，迷信从根本上是与科学的思想武器格格不入的，虚幻的情境终究不能代替现实，麻醉的亢奋性反应也毕竟是一种病态，在神秘传闻舆论产生上述派生性正面作用的同时，其更带根本性的负面作用，也不能排除地存在着。当时神秘传闻对人们的正常心理和日常生活产生的现实扰害作用，是明显存在的。不管是说洋人洋教“邪术”害人，还是团众以“神术”灭洋,以及谶谣乩语的“灵验”者，都不免有这种危害。庚子年夏间义和团在北京呈鼎盛之势时,这种情况简直达到极端。有人记述,当时连日“各处喧嚷烧香灭鬼子”,竟至“人人附合接应,一口同音,众声鼎沸,魂梦皆惊”[1](Ｐ15)。团民又传告“各户每晚门前点挂红灯,城内外大街僻巷,一时不邀而同,俱皆点齐……人声喧哗,各户不安”[1](Ｐ25)。亦尝“哄传西什库教堂大楼被焚”,“各处男女老幼,人人鼓舞欢忻,随声附和,幌动街市”,“又有义和团传出,令住户铺户门前各用红布书写‘红天宝剑’四字,贴于门头之上。一时各街巷传遍,无不遵循”[1](Ｐ21～22)。又有人记述,当时“城内外常有人狂奔过市,大呼‘反来’,或呼‘火起’,闻者震惊”,一天午后,“南横街居民忽闻有人大呼‘泼水’,一时无论何人无不争往,取水泼之门外,街市尽湿。事后互相骇怪,亦不自知其故”[1](Ｐ251)。这是多么典型的事例!一人呼下,众皆争往泼水,事后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处于被惊扰之下的“集体无意识”状态明矣。不独北京,凡义和团活动有一定声势之处都不乏类似情况。像盛传教方有“黑风口”等多种邪术害人的山西一些地方,一时闹得人心惶惶。太原一带,若干天里“村村守井,以防之投毒;人人执草鞭,以防黑风口之咬;处处戒拾物,以杜毒之害;户户悬红灯,以破邪之扰。昼则草野纷纷,夜则梦魂惊恐,天色昏暗,日月异常,城堡昼掩戒严,万众祷神(每夜拈香向东南拜祷)庇佑(纸炮火炮通宵不歇)”[3](Ｐ35)。一时自我掠扰的严重简直无以复加,而过后方知“所传悉付子虚”。像上边引及的这些记述,多出自当年亲在其境耳闻目睹其事者,应该说比较可靠。当然,若辈的记述中多存在对义和团的偏见,对当时的社会扰乱现象也缺乏具体而确当的分析。应该看到, 社会广大民众在当时情况下的表现,虽然盲目性毋庸讳言,但其民族的爱憎感还是很明显的。这从上边述及的,听到西什库教堂被焚的传闻,“男妇老幼,人人鼓舞欢忻”的情况,就可以得到有力证明。不过,即使这种情况,也不是建立在弄清事实和充分理智基础上的,只是一种情绪的发泄,“欢忻”与“迷乱”交杂,也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自我扰乱。处在当时情境之中,即使像仲芳氏辈这样的似乎保持起码“理智”者流,其实也难免陷入被惊扰的状态之中。仲芳氏在庚子年七月中旬时,就坦言,“自肇乱以来,瞬已两月,予每日食则未尝按时,寝则未尝着枕”[1](Ｐ29),这固然不是全因神秘传闻所致，但与之密切相关自不待言。在当时特定的情境下,“自扰”、“他扰”与“扰他”是连带的,具有很大的在非理智状态下相互“暗示”、“感染”和“模仿”的盲动性。它固然离不开个人的心理因素,但总体看来更是社会心理机制在发挥着关键作用。正如有的《社会心理学》著述中针对“大型开放人群中的感染”问题所论述的：这种指发生在同一空间，但不可能人人直接接触的大型人群中的感染，“一个重要特点是‘循环反应’,即一个人的情绪可以引起他人相对应的情绪的发生，而他人的情绪又反过来加剧了这个人原有的情绪,反复振荡，甚至激起强烈的情绪爆发，导致某种非理智的行为发生”[12](Ｐ327)。这用以说明我们所谓“自扰”、“他扰”与“扰他”的连带性问题也是合适的。由此可进一步理解，义和团运动时期神秘传闻盛行的现象,既是社会动荡、危机环境下的产物，又反过来为动荡、迷乱的情势火上浇油。
注释：①“黑风口”在当时神秘传闻中有多种说法，这只是其中之一，其他不再介绍。
②参见杨天宏《义和团神术略论》,《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
③　李文海、刘仰东《义和团时期社会心理分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一文中置有《讹言与从众行为》一小节，内容也涉及到神秘性传闻从众性传播的情事，可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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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中华文史网 编辑）window.variablesForComment={"IsNeedLogin":false,"isDisplayCommentButton":true,"Prefix":"/","FrontAppContext":"http://www.historychina.net/history/","ContentID":357510,"CatalogID":15787,"CommitUrl

八年级上中国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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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6411.html

以上是关于义和团运动时期神秘传闻现象探析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义和团运动时期神秘传闻现象探析；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329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