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儒学在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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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儒学在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以宗教立国，独尊上帝，斥佛、道诸神为妖，军行所至，寺庙、道观多被破坏，它之排斥佛、道是始终如一的。至于儒学，人们习知于太平天国的一些反孔故事；事实上，儒学在太平天国的命运是颇为错综复杂的。本文主要根据太平天国本身的文献对此试作勾稽探讨。
一、早年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对儒学的态度
太平天国的领袖和思想指导者洪秀全七岁人塾，五、六年间即能熟读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史籍，但多次应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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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1843年，他30岁时细读广东人梁发所著的基督教传道书《劝世良言》，以之与六年前病幻中所见异像比附，于是“大觉大悟，如梦初醒”，开始信仰上帝，自行施洗，作感悟悔罪之诗，许愿不拜邪神、不行恶事、恪守天条。自此，洪秀全抛弃功名仕进之途，为着“反对世上之陋俗”、拯救一个邪恶的社会而进行宣传“上帝真道”的活动。他在1843年后几年中努力追寻救世的方案和理想的社会，儒家经典和中国传统文化曾是他重要的思想资料来源。洪秀全在起义前写有几十篇文章，现流传下来的有写于1844—1848年间的《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另有未据载明作者的《天条书》等，也应出于洪秀全的手笔。这些著作在不同程度上宣传世人独拜上帝、不拜邪神的必要，同时又多方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吸取养料，称引儒家经籍和历史典故，表明了他力图揉合上帝教和儒学的态度。
《原道救世歌》宣传上帝是古今中外共同的独一真神，劝诫世人拜上帝、捐妄念、学正人，以历史上的“正人”如舜、禹、伯夷、叔齐、周文王、孔丘、颜回等多人为例，宣传孝顺、忠厚、廉耻等正道，反对淫、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等不正行为。《百正歌》是《原道救世歌》的姊妹篇，称道尧、舜、禹、稷、周文、孔丘等为君正、臣正、父正、子正的典范，批判桀、纣、齐襄公、楚平王等的不正行为。这两篇文章都以孔子为正人，所提出的道德、政治要求，也明显地受了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影响。
《原道醒世训》是表明洪秀全社会理想的重要著作。他以为天下男女都是兄弟姐妹，而当今世界则是“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以至相陵相夺相斗相杀。他非常憧憬于“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公平正直之世，称道尧、舜、禹、汤、武、孔、孟的言行，又引用《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一段，表现了对这样的大同世界的向往。以后的《天朝田亩制度》，可说是洪秀全这一社会理想的具体化。其组织社会的制度以及职官名称，多沿袭自《周礼》，基层村社每户养五母鸡、二母猪并种桑养蚕，几乎完全来自《孟子》。
《原道觉世训》和《天条书》论述上帝创造、主宰世界，人人当拜上帝、不拜邪魔。洪秀全的宗教源头无疑来自西方，但他对上帝的观念实是中西合璧的。洪秀全在探索劝世、救世之道的努力中发现，记载唐虞三代史事的《诗》、《书》等经籍中活动着一位与《劝世良言》所说的神天上帝耶和华相似的上帝，中国已失去的古代大同世界，是同崇拜上帝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他认为，要实现公平正直之世，就必须使中国恢复对上帝的崇拜，而记载着上帝活动的古代经籍，也就成为论证上帝当拜的历史根据。在《原道觉世训》、《天条书》中，洪秀全多次引用《诗》、《书》、《易》、《大学》、《中庸》及汤、文、武的事迹，以证明上帝之存在、权能、恩德及与人事祸福之关系。
这些文献表明，洪秀全对孔孟和儒学经典的态度不是否定的。它们在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刻印出版，为太平天国最重要的经典，说明这也正是当时太平天国对儒学的态度。
与此有矛盾的，似乎是1843年洪秀全“砸烂”孔子牌位的故事。实际上这一故事被赋与了过度的意义。《劝世良言》教导人们只拜上帝，不拜一切偶像。据记载，洪秀全与其族中表兄弟李敬芳在共读《劝世良言》时，领悟了拜上帝的信仰，于是“将偶像扫除，并将塾中孔子牌位弃去”(《太平天国起义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第847页。)；洪秀全“将馆中所立孔子、文昌，家中所立灶君、牛猪门户来龙之妖魔一概除去”(《洪秀全来历》，见《太平天国》第2册，第690页。)。除去孔子牌位是与除去其它崇拜对象同时并举的，显然是独拜上帝的信仰应有的题中之义。当然，除去孔子牌位在当时也是惊世骇俗之举，它意味着不承认孔子的圣人、教主地位。上述文献中凡述及孔子、孟子均直称孔丘、孟轲，印证了这一点。在接受拜上帝信仰后，洪秀全必然不会完全赞同儒学，至少他会不同意孔子怀疑鬼神即怀疑灵界的观点。但从他的著作来看，他认为可以同意、接受或利用的孔孟学说、语句，并不是个别的，甚至偶而仍称孔孟为“圣人”(《原道觉世训》，见《太平天国》第1册，第93页。)。
这里还可以提到太平天国鞭打孔丘的故事。太平天国出版的《太平天日》一书，详述了洪秀全于1837年病中的幻觉，铺叙成升天受命为人间天子的故事，其中有天父上帝责孔丘之书“甚多差谬”、天使捆绑鞭打孔丘的情节。此书封面印“壬戌十二年”即1862年铜版颁行，又印“此书诏明于戊申年冬”即1848年冬(戊申年冬如何“诏明”，无史料具体记载。《天兄圣旨》卷一有天兄登天，醒后告诉洪秀全一些在天上的见闻的记载，但所述很简单。又记“是年冬”天兄告诉洪秀全，孔子的书“虽亦有合真道，但差错甚多。到太平时，一概要焚烧矣”。1848年冬拜上帝会方蛰处一隅，尚未有起义之计划，此时而已想到“太平时”要烧书，颇不可思议，疑为后来出版时所增加。但即使当时确有此说，也只是说明后来之厉禁孔孟是预定之计划，而不是说明当时已要打倒孔子。)。有人据上述两个故事得出洪秀全在1843、1848年就实行“打倒孔子”的结论。但洪秀全病中幻觉所见，均系政治需要而又有一个逐渐敷衍扩大的过程(详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第37—39页；又，《洪秀全与罗孝全的早期关系》，《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1862年出版的《太平天日》，不可能说明洪秀全在1848年的观点。洪秀全在1848年时认为孔子的书有错误是十分可能的，至于说在那时就要鞭打他、打倒他，则毫无影响。在1852年出版的上述几种著作中，除了称引儒家的经籍表明了洪秀全对这些章句的赞同外，还称道孔孟其人，说“周文、孔丘身能正，陟降灵魂在帝旁”，称道“孔丘服教三千，乃以正化不正”，称道“孔孟烦车殆马，何分此邦彼邦”和“孔颜疏水箪瓢”、安贫乐命的思想行为。这些决不是要打倒孔子的言论。
金田起义后，太平军进军湖南时有在郴州焚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的报道(曾国藩：《讨粤匪檄》，见《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二。)。这是农民起义征伐过程中常有的现象，未必有意识形态的意义。而且也有与此相反的记载：当时人的一篇专记太平军进军湖南情况的材料说，太平军“自孔圣不加毁灭外，其余诸神概目为妖”(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第67页。)。1853年1月初太平军在湖北武昌，孔庙、学宫都保存完好。太平天国发布的著名檄文《奉天诛妖檄》说：“各省……名儒学士不少，英雄豪杰亦多”，希望他们各个起义响应，当代的“儒”被寄以期望。所有这一切，特别是洪秀全本人的著作，表明在1853年以前太平天国并没有否定和打倒孔子；他们对孔子和儒学在相当程度上是尊重的。
二、否定儒学，排斥古人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取得了建都南京的巨大胜利。此后，他们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转而实行完全否定的政策。一名南京文人记太平军克南京后见闻的“感愤诗”称：“扫除塔庙传元魏（贼见庙宇辄焚毁），焚弃诗书踵暴秦（贼谓儒书为妖书，亦见辄焚毁）。最是病狂堪一噱，仲尼日月毁遭频。”(伍承组：《山中草》，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417页。)又有人以“禁孔孟书”为题咏太平天国在南京事说：“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灭绝圣贤心枉用，祖龙前鉴正非遥。”(《山曲寄人题壁》，同上书，第386页。)有一名从癸好三年（1853）二月太平军破南京直至甲寅四年（1854）八月一直在城内的秀才马寿龄作《金陵癸甲新乐府五十首》，其中“禁妖书”一首更有较详的描述：
尔本不读书，书于尔何辜，尔本不识孔与孟，孔孟于尔亦何病。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见《太平天国》第4册，第735页。)
这些记述表明，南京发生了以孔孟和儒家经籍为妖和妖书，并严加禁绝、违者严惩的现象。但这并不是自发的、无意识的行动，而是根据于太平天国当时的政策。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经洪秀全批准，于1853年内出版了一本论文集《诏书盖玺颁行论》，其中一篇由高级官员黄再兴写的论文说：“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见《太平天国》第1册，第313页。)这实际上是宣布了太平天国关于禁绝、焚除儒学经籍和诸子百家书籍的政策。太平天国的这一政策和行动，已为他们的敌人曾国藩所了解和利用。曾国藩于甲寅年正月（1854年1—2月）发表《讨粤匪檄》，指责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以致“士不能读孔子之经”，“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二。)。
与焚禁儒学经籍的同时，太平天国在1853年后期出版《原道救世歌》等著作的修订本时，删去了其中原引用儒家经籍的语句。关于上述几种著作的版本问题，萧一山在近六十年前曾以为书中没有引用儒家典训的版本为初刻本，引用者为修订本。他的看法是，“当其初起，惟以尊上帝拜基督为事，举中国一切之圣经贤传胥毁弃之”，几年以后，太平天国改变了政策，增入了中国典训名言。为此他又感叹说：“使洪杨早能如此，则湘军或可以不起乎？惜乎晚矣。”(萧一山辑：《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天条书》跋、《太平诏书》跋。)太平天国印书的初版本、修改本、重刻重印本大都只署初刻年份，萧一山的误解主要在于他不了解区别这些印书版本的规则。以后王重民、郭廷以、罗尔纲均提出相反的看法，尤其是郭、罗二位作了详细的研究考订，判定上述太平天国著作中引述儒家典训者为初版本，没有引用者为后出本(王重民：《记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见所著《图书与图书馆论丛》；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附录八；罗尔纲：《太平天国现存经籍考》，见所著《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1984年我在英国获见一百多册太平天国印书的原刻本，也从书籍的形制上印证了王、郭、罗三位的结论(王庆成：《关于“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和太平天国印书诸问题》，见《太平天国学刊》第5辑。)如果结合1853年南京发生的焚禁孔孟书籍的情况，则上述太平天国印书中没有儒家典训者为后出本，更是绝对无疑的。
那么，《原道救世歌》等著作的修订本究竟修订了些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是删去了初版即1852年版中对儒家经籍和孔子、孟子的称引。
《原道救世歌》原有“试辟人间子事父，贤否俱循内则篇”句。“内则”是《礼记》中的一篇，记“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修改本改后半句为“贤否俱宜侍养虔”，删去对《礼记》的引用。原有“颜回好学不贰过，非礼四勿励精神”句。“非礼四勿”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孔子向其弟子颜回解释“克己复礼为仁”的话，载于《论语》。此句修订本删去。原有“蓼莪诗可读”句，改作“孝顺条当守”。“蓼莪”是《诗经》的篇名，“刺幽王也。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尔”(以上引文见《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毛诗正义”。)。洪秀全原句是指出应读“蓼莪”诗，以尽孝顺之道，修订本删去对《诗经》的称引。
《原道醒世训》原引“孔丘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段，修订本全删。“在易同人于野则亨，量大之谓也；同人于家则吝，量小之谓也”两句，引自《周易》，也删去。
《原道觉世训》原引《中庸》、《诗经》、《书经》中“天命之谓性”等语以证人的灵魂系上帝所生所出，并论说“此圣人所以天下一家，时廑民吾同胞之怀而不忍一日忘天下”，此段五十三字全删。引“孟轲”及《诗经》语，则改作“古语云”。
《天条书》序文中引用多种经籍以证中国古代拜上帝的事迹，全删。
值得注意的是，修订本删除的不只是对孔孟和儒家经典的称引，而且也删去了原来述及其它历史人物言行的语句。《原道救世歌》在宣传拜上帝和各种“正”的行为准则时，引用了不少历史典故，如舜“历山号泣”，禹、稷勤劳爱民，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东汉杨震昏夜不欺，三国管宁与华歆割席等故事。《原道觉世训》论不应拜邪神，引用了历史上一些人物的作为，如“北朝周武废佛道，毁淫祠”，“唐狄仁杰奏焚淫祠”，“韩愈谏迎佛骨”，“明胡迪焚毁无数淫祠”，“明海瑞谏建醮”等。所有这些曾被称道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在修订本中悉被删去。只有作为批判对象的历史人物则仍保留。如在批评“嗜杀人民”的行为时，引白起、项羽、黄巢、李闯为例；谴责对上帝信仰的破坏时，举出秦皇、汉武、汉宣、汉明、梁武、唐宪、宋徽等人的罪责，这些均保留未删。
由此也可理解，《百正歌》一篇何以全被删除(《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百正歌》合编为一册，称《太平诏书》。《太平诏书》修订本无《百正歌》一篇。)。《百正歌》共四百余字，并无一句直接称引儒家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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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尧、舜、禹、稷、周文、孔丘、汤、武、刘邦、狄仁杰等正人的正事与桀、封、齐襄、楚平、隋炀、唐宪、武三思等人的邪行相对比，以说明“正”的重要。它不似其它各篇那样可以删去历史人物而仍可保留说理部分，也不能删去正面人物只保留被批评的人物，因而只有全篇删除。
这样看来，当1853年太平天国焚烧、否定孔孟儒学以及诸子百家“妖书邪说”时，同时也否定中国历史上其它曾被称道的“古圣先贤”。
三、内部的异议
太平天国内部对上述政策存在异议，最有力的反对声音来自杨秀清。
杨秀清早年参加拜上帝会，1848年春以“上帝附体”方式发言，在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具有天父代言人的地位，起义时称东王九千岁，位次洪秀全，但当“天父附体”时则超越洪秀全，所说的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杨秀清是组织家，早期极少对意识形态问题发表意见。据清人记载，1853年初，他在太平天国初占武昌时曾衣冠拜谒孔庙，此事是否真确，尚可存疑。(江夏无锥子：《鄂城纪事诗》，见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增刊《太平天国资料》第39页。按，皮明麻同志认为这篇记叙系伪作，见其所著《辛亥革命与近代思想》中“鄂城纪事诗所载杨秀清武昌谒圣事考伪”篇。)如果确实，虽当时的政策是独尊上帝而不尽废孔孟，但与洪秀全的态度已有差异。杨秀清首次对孔孟儒学问题发表意见，是在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以后。据曾在南京活动、熟知太平军中事、后投入清方的程奉璜述词：
癸丑四月，杨秀清忽称天父下凡附体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事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张德坚编：《贼情汇纂》卷十二，见《太平天国》第3册，第327页。)
这两句话见于《中庸》、《论语》。后一句，未见此前的太平天国出版物中引用；前一句的“天命之谓性”，为洪秀全《原道觉世训》所引用，但在修订本中删去。杨秀清以上帝的名义说这些话以及说话的语气，显然是对当时否定孔孟的做法提出异议．所记“癸丑四月”，即1853年5月，为建都南京后两个月，可能正是对儒学和古书开始实行焚禁之时。但这并未能阻止否定儒学的进一步开展。实际上，“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的宣布，洪秀全几本著作尽删儒学典训和古人古事，出版修订本，都约在1853年夏、秋(参见王庆成：《关于“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和太平天国印书诸问题》。)。如果在癸丑四月确有“未便一概全废”的天父“圣旨”，则以后的发展是罕有的，说明了洪秀全不顾压力，坚持否定孔孟的决心。这样，杨秀清又以天父名义再次说话。甲寅四年正月二十七日（1854年3月2日）傍晚，天父下凡指示：“千古英雄不得除，流传全仗笥中书。”并解释称：“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真心忠正的臣僚传述总要留下”。数小时后再次下凡作更具体的指示：
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故尔东王奏旨，请留其余他书。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至若历代史鉴，褒善贬恶，发潜阐幽，启孝子忠臣之志，诛乱臣贼子之心，劝惩分明，大有关于人心世道。再者，自朕造成天地以后，所遣降忠良俊杰，皆能顶起纲常，不纯是妖。所以名载简编，不与草木同腐，岂可将书毁弃，使之湮没不彰？今又差尔主天王下凡治世，大整纲常，诛邪留正，正是英雄效命之秋。彼真忠顶天者，亦是欲图名垂千古，留为后人效法。尔众小当细详尔天父意也。(见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第102—103页。1984年我在英国发现尘埋百余年的太平天国印书《天兄圣旨》两卷、《天父圣旨》残存一卷，得以了解杨秀清对儒学有这样明确的态度。由于这一确定的事实，我们才得以把前后的一些片断记载联系起来研究。)
天父肯定四书十三经和历代史书的价值，肯定历史上“忠良俊杰”人物的作用，这与当时排斥孔孟儒学和古人的做法是完全相反的。
天父此次下凡，要周围的女官将他的话“禀奏尔四兄，转奏尔主天王”。洪秀全当时表示何种态度，史无记载；但此后未见再有大规模焚书的记载，只有删改四书五经、然后准人民阅读的旨令宣布（详见下文）。这些似可看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焚禁儒学政策的缓和和修改，是天父此次下凡的效果。但看来洪秀全接受天父指示是十分勉强的，他本人此后并未改变排拒儒学和古人的态度。这导致了某些紊乱和不统一。在杨秀清方面，由杨秀清颁发的几篇檄文的汇编本《颁行诏书》，于1853年后期出版修订本时，仍保留了文天祥、谢枋得、史可法、瞿式耜等古人的姓名事迹。1853年晚期出版的以杨秀清名义编写的新书《太平救世歌》，其中谈兄弟之道时仍引《诗经》，有“诗有棠棣，其咏斯篇”之句。这与当时洪秀全将其《原道救世歌》等著作中删除孔孟语句和古人古事的做法，是大异其趣的。在1854年3月天父下凡后，尤为突出的是杨秀清的部属根据他的意图写了一本《天情道理书》，书中既包括了以杨秀清本人名义写的五十首诗，又引用了《诗》、《书》、《孟子》六次，赞美皋陶、禹、伊、吕、管乐、司马迁、班固、关羽、张飞、赵云等古人三十余次，并美称“孟子”，不作“孟轲”。而洪秀全排斥孔孟和古人仍坚持不渝。最明显的是1858年出版的一本《武略》。这是太平天国为考试武士子编的一部兵书，是清初编印的《武经三书》的删改本，经“真圣主钦定”即经洪秀全亲自审改。而洪秀全着重删改的，恰恰就是原书中称引中国古圣先贤的段落。如《孙子·用间篇》删去“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一段，《吴子》删去“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一段和齐桓、晋文、秦穆、楚庄等的历史故事，《司马法》删去夏、商、周诸君主用兵、待民、赏罚等多方面的历史经验等(据伦敦英国图书馆藏《武略》原刻本。参看罗尔纲《武略跋》，见《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3期。)。1858、1859年，洪秀全出版《建天京于金陵论》、《贬妖穴为罪隶论》两书的修订本，这两种书本来已没有对孔孟和古人的正面称引，只是其屡用的“王者”一词（如“王者建都”等句）很有儒家气味，《孟子》、《礼记》、《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常用以指古之帝王。洪秀全为删去这一儒家用语，修改这一类的少数字句，特地为此二书出版了修改本。
四、删改四书五经
清朝统治阶级为了解太平天国情况而编纂的《贼情汇纂》中录有一篇洪秀全诏旨：
天王诏曰：咨尔史臣，万样更新，诗韵一部，足启文明。今特诏左史右史，将朕发出诗韵一部，遵朕所改，将其中一切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抄得好好缴进，候朕披阅刊刻颁行。钦此。(《太平天国》第3册，第190页，)
“诗韵”，即《诗经》，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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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给《诗》以经的地位，故改称《诗韵》(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第44页。)，这是一篇表明太平天国对儒学经典进行删改的文件，但未著录年月。《贼情汇纂》成书于乙卯五年，所辑太平天国文件均属癸、甲两年（1853、1854），这篇文件自应是在此两年内的某一时候所发。
太平天国从何时开始删改儒学经典？是与1853年焚禁儒书的政策同时实行，抑或是在1854年3月天父下凡肯定四书十三经价值以后？
两种看法似乎都有一些理由。上引洪秀全删改《诗经》的诏旨，有以为发布于癸好（1853）四月者，因而认为太平天国删书至迟始于此时。但对诏旨发布时间的推测缺乏可信根据。又据在上海的著名英国牧师麦都思报道，他在1853年8月与一名脱离太平军的人员谈话时，此人称在南京见过经删改的《大学》、《中庸》，因而认为删书之事应在1853年8月以前就已开始。但这段报道的内容颇为恍忽迷离，是否可信，尚有疑问。(《北华捷报》1853年11月26日，见P. Clarke等编《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第88—89页。有关段落移译如下：谈到学习时，他被问及他们学什么书，他答，只有太平王出版的书，所有其它书都烧了。于是他被问及孔子的书是否也烧了？他说，他不是读书人，无法肯定回答。于是他被问曾否上过学，读过什么书。他说，他只上过一年学，老师鞭打很厉害，他逃了。在那一年中他学了什么？他说《大学》、《中庸》。他在南京见过这些书吗？他说，见过，但都改（Alter）了。历史书是否被允许？他不知道。按此人在太平天国呆了几个月，在清军中也呆了几个月。)
当太平天国正在焚禁儒学、否定孔孟之时，是否也同时进行删书呢？要判断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太平天国实行删书的含义。删书，即删去“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保留“真话正话”；经过这样删改的书，是允准阅读的。清方记载称，太平天国起先要尽废六经，以后出示宣布“删定后颁行”，准予诵习。(《贼情汇纂》卷十二，见《太平天国》第3册，第327页。)颁于甲寅四年四月后的太平天国律条规定，一切妖书“尔等静候删改镌刻颁行之后，始准读习”。(《贼情汇纂》卷八，见《太平天国》第3册，第232页。律条未著录颁布年月，但有“凡东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驾出”必须回避之条，“各王”应指燕王、护王，而燕、护两王之封始于甲寅四月，可知律条颁于此时以后。)这些记载说明，删书意味着删后准读，也表明了事情发生的先后(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记：“洪始以神佛为妖，圣人亦为妖，后许存圣人之书。”又：“始以四书、五经为妖书，后经删改准阅”。均说明两事发生的先后。见《太平天国》第4册，第719页。)。“删后准读”与一概焚禁，应该说是有差异的政策。后者认为孔孟儒学是妖、是妖书，所以要烧要禁；前者则认为其中有真话正话，所以要删改，删改后准读。“删后准读”比一概焚禁温和，是一种妥协和让步，这两件事有先后之序，是合乎情理的。杨秀清甲寅四年正月以天父名义积极评价四书十三经等，有“合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的话，这与洪秀全所说留真话正话、删鬼话邪话的原则相同。如果洪秀全早在1853年就已宣布和实行“删后准读”，甚至已经改出了《大学》、《中庸》两种，则天父此次下凡指示岂非无的放矢？
从事件的顺序来排列，我们见到，甲寅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天父下凡，“甲寅（四年）二月，洪逆下伪诏删改六经，以（曾）钊扬总其成”(《贼情汇纂》卷二，曾钊扬事略，见《太平天国》第3册，第57页。)。这是太平天国删书始于甲寅（1854）二月最明确的依据。清方资料中记太平天国人员参与删书事，时间都系于甲寅二月或以后：除曾钊扬外，如何震川“甲寅二月升夏官正丞相，与曾钊扬等删改六经”，卢贤拔“甲寅二月封镇国侯……五月杨贼令在删书衙删改六经”。因此我们可以推想，下诏删改儒学经典并宣布删改后准人民阅读，是洪秀全对甲寅正月二十七日天父下凡的反应，也是他接受和实行天父指示的一种表示。如果这一推想成立，那么，上引未著录年月的删改《诗韵》之诏旨，应该是甲寅四年二月“删改六经”(上引何震川、卢贤拔参与删书事见《贼情汇纂》卷二，何震川、卢贤拔事略。赖汉英事略有“（癸丑）九月杨贼调汉英回江宁，斥其无用，革职删书”语。似癸丑（1853）九月已进行删书。但当时在南京城内作间牒的张继庚向清方统帅向荣密报说，赖汉英攻九江不克，“伪东王召之回，欲杀之，因怜其知兵，命众贼保赦，反援是职（夏官丞相）。”见《继庚遗稿》，《太平天国》第4册，第775页。)诏以后的一个补充文件。
清代一些文人曾报道过太平天国删书的情况。如1853年春至冬在南京的汪士铎记称：“贼改四书五经，删鬼神祭祀吉礼等类”，又记：“贼匪删《论语》，去祭祀及大而无当不可行于后世语，未知此语删否？”(邓之诚辑：《汪悔翁乙丙日记》卷二。按，“此语”指“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语见《论语》季氏。)由此而言，他对太平天国删改四书五经并未目验，而只是耳闻。
李圭所著《金陵兵事汇略》记太平天国改书情况说：“‘国’改‘郭’，一作‘国’，……又称历代帝王均为相。有所谓改定四书曰：孟子见梁惠相，相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郭乎？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金陵兵事汇略》卷一。)按，李圭，南京人，住城外五十里之农村，早期未与太平天国有接触，庚申至壬戌（1860—1862）间被太平军掳为“先生”。《金陵兵事汇略》系太平天国失败后二十余年据其他书编录，关于“改定四书”的记载可能得自耳闻。
记载太平天国删书稍详的要算张汝南了，他说：
始以四书五经为妖书，后经删改准阅。惟《周易》不用，他书涉鬼神丧祭者削去。《中庸》鬼神为德章，《书》金滕、《礼》丧服诸篇，《左传》石言、神降俱删。《孟子》则可以祀上帝，上帝上加皇字，《诗》荡荡上帝、上帝板板，皆加皇字。《论语》夫子改孔某，子曰改孔某曰。(《金陵省难纪略》，见《太平天国》第4册，第719页。)按，张汝南，南京人，自太平军占南京至次年甲寅八月，在太平天国治下于南京共住十八个月，所记具体，似应亲自有所目睹。
根据以上诸人的记述，太平天国所删改的主要有关乎教义的内容。太平天国独尊上帝，上帝之外更无别神，又以人死为升天、宜欢不

成语故事串起中国历史

宜哭。所以四书五经中有关鬼神、祭丧等与上帝教信仰相矛盾者，悉予删除。上帝加“皇”称皇上帝系为表示尊崇；“国”改“国”或“郭”、“王”改“狂”或“相”系避讳制度，表示对别国、前王的贬抑；孔子称孔丘，则早此已经实行。这样的删改看来并不十分复杂。而且从张汝南所记看来，四书中的《论语》、《孟子》、《中庸》三种，五经中的《诗经》、《礼记》、《春秋左传》都已删改或正在删改；《周易》全书删去；《诗经》一种，据上文所引洪秀全诏旨，已由他本人亲自作出删改样本，要左史、右史遵照删改。如此看来，除《大学》一种未见述及外，四书五经中的八种在1854年时都已删改或正在删改。
但太平天国删改四书五经之事似乎迄未完成，至少迄未出版。太平天国辛酉年（1861）颁刻的《钦定士阶条例》说：“文士子所习之经，须钦遵圣诏，习理旧约、前约、真约诸书……至真圣主御笔改正四书五经各项，待镌颁后再行诵读。”(《钦定士阶条例》，见《太平天国》第2册，第561页。)此后，一位在1862—1863年间住在南京的文人陈庆甲所记见闻称：“凡查有读圣贤书者，父师并斩。”(《金陵纪事诗》注，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401页。)1864年南京失陷，继位的幼天王在走至江西被俘后所作的供词说：“老子总不准宫内人看古书，且叫古书为妖书。”又说：“前几年老子写票要古书，干王乃在杭州献有古书万余卷。老子不准我看。老子自己看，看毕总用火焚。”(据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一编引录台湾故宫博物馆藏件。)可见，太平天国自甲寅四年成立删书衙、开始删书时起，直到甲子十四年（1864）太平天国覆亡的十年间，始终未出版删改后的四书五经，因而所谓删改后准读，也并未成为事实(由此可以反证1853年不可能出版有改正的《大学》、《中庸》。1854年6月英国人要求太平天国提供“新出版的四书”（见《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第38页），当是由于麦都思的报道引起的误解。)。
张汝南等报道太平天国删书的情况言之凿凿，不可能是向壁虚构。但太平天国迄未出版删改后的四书五经，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我认为，张汝南等人所见闻的，是删书过程中形成的某些稿本，而不是颁行的印本。太平天国删书，上由洪秀全审定，即须经他“披阅”后刊行，下有通文墨的官员如曾钊扬、卢贤拔、何震川等主持，但删书衙中另有书手任缮写之役(据张汝南报道，卢贤拔主删书衙，“择能文事手佐之”。见《太平天国》第4册，第719页。)，住南京的文人是有机会与其事的(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说：“贼不识字，传伪令凡读书识字者，悉赴伪诏书，……分入各贼馆为书使。”见《太平天国》第4册，第654页。)。这样，未完成或未审定的书稿就有可能被外面闻知或流传(张汝南记，洪秀全令卢贤拔编起义史，“内有访石相公一段，叙事如閒书，用‘话说’起及‘话分两头’、‘按下不提’等语，后有伪旨云，此书莫已书使抄书手，遂不得见。”见同上。可见张汝南所记得自书手，或者他本人就曾充书手。)。1858年曾国藩从江西致书湖南刘蓉，称：“所睹四书，当以奉詒”，又说：“阁下向多忧郁，想书到君家，亦百年中可为开口而笑之一日也。”(《曾文正公书札》卷七，复刘霞仙。)所指应是李圭所说的“改定四书”的稿本。当时文人常以太平天国改“王”为“相”、梁惠王称“梁惠相”等为可笑，故曾国藩信中有博君一粲之意。
太平天国删书十年而终未完成、终未出版，其根本原因在于洪秀全。洪秀全自1853年起先坚持禁绝孔孟之书，继而在天父肯定四书十三经后，虽宣告实行删改准读的政策，但态度被动、勉强；1856年杨秀清死后，这事自然更加拖延下来。后期参加太平天国的洪仁玕，在一些文告中曾追述天父关于孔孟之书不必废的指示，他本人著作中也有不少称引和发挥儒家性理之学的话，但引儒学经典仍作“古语云”。他没有左右洪秀全的力量，故不能促使删书事早日完成。
五、原因和影响
曾于1853年访问南京、并同情太平天国的英国领事密迪乐认为，在太平天国内部，洪秀全代表基督教和儒家的势力，杨秀清代表异教的势力(T．T．Meadows：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P440.)。从对待孔孟和儒学的态度来说，他的观察完全不正确。的确，在文化知识背景上，洪秀全于青少年时期熟读经史，与儒学有渊源。然而他却从早年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儒学转为激烈而执着地否定儒学，这确是一个费解的问题。
在研究洪秀全的这种态度转变时，首先要辨明他厉禁儒学是否意味着他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不同、是否表明了“反封建的深化”。看来不是。比较他的著作的前后版本，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观念并未改变，只是为论证自己观点而删去了加以称道、引用的儒家经典中的语句、人名、书名和古人的事迹。他删去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语句，但“共享太平”、“公平正直之世”的理想以及后来具体化为《天朝田亩制度》的方案并未改变。如他曾以舜对父母的孝顺为典范宣传孝亲，但后来虽删去，而孝亲的观点仍到处保留如故。他宣传天下一家、人人为上帝子女，为此引用儒学经籍中关于天、天命的语句，后来删去，但观点仍旧。《百正歌》全篇宣传君臣父子之正道，尤着重于男女关系之“正”。此篇被删去，而同类观点在其它著作中鲜明如故。洪秀全著作的修订本偶而留有个别原引用的孔孟语句，但将孔孟的名字改为“前人”。这些都说明，洪秀全的社会、政治、伦理观点并未变化，他的某些言论的改变并非是思想观念之改变，而只是改变为使孔孟、儒学经典和古人、古书、古事完全失去地位。
洪秀全这种极端态度，可能与他个人的心理经验有关。他早年有病中升天的幻觉，他把幻觉中所见与《劝世良言》互相比附，因而确信这种幻觉是真实的经验。起义前，他有意夸大这一故事以资号召，但起义后迅速而巨大的胜利，使他自己受到强烈的“自暗示”，日益深信不疑，以为自己确是负有特别使命的上帝次子，企图在独尊上帝的旗帜下创造前无古人的局面：上帝的真传已迷失数千年，现在一切都要由独得上帝最新、最真启示的洪秀全从头开辟。当时有人说他“自圣公然蔑古圣”，唯其因为“自圣”，所以就要排斥一切“古圣”。
与否定儒学地位的同时，太平天国在1853年4月开始出版基督教圣经，在此后十四个月内连续出版了《旧约》共六种、《新约》一种。1853年夏秋间，太平天国又实行新的印书制度，将其出版物统一编目、盖印，宣布只有在每本书上盖有“旨准”印的“旧遗诏书”（即旧约）、“新遗诏书”（即新约）和“天命诏旨书”（即洪秀全和经他批准的太平天国著作）三类书才准阅读流传。这意味着加强思想的统治。洪秀全否定孔孟、使孔孟和古人失去地位，是这类措施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树立一种新的思想权威，使新旧约圣经和他们自己的著作成为唯一的经典。
如把这样的政策贯彻到底，就会使太平天国隔断中国的历史文化；至少在太平天国允许流传、阅读的书籍中失去中国的历史，而只留下一些外国神话。这引起了太平天国内部的异议，没有受过教育、但唯一能与洪秀全抗衡的杨秀清乃成为他们的代表。和洪秀全不同，杨秀清周围有一批帮助工作和司笔墨的知识分子，其中既有卢贤拔、曾水源、曾钊扬等早年参加金田起义的农村垫师，也有后来参加的被称为太平天国女状元的南京人傅善样。这些人接受了拜上帝的信仰，比较熟悉中国的历史、文化，宽容孔孟儒学的政策是符合他们的心态的。他们和杨秀清朝夕过从，会对杨秀清产生影响。1854年3月杨秀清以天父上帝名义关于四书十三经和史书价值的讲话，就是首先对傅善祥说的，所形成的记录——洪秀全不能不服从的“天父圣旨”，可以说是杨秀清与傅善祥等讨论的结果。当然，杨秀清本人也不是被动的。他虽识字不多，又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但很熟悉、很钦佩民间故事中的许多历史人物和他们的英雄事迹。中国传统文化的衍续，在上层社会是依靠经史典籍的教学；在下层人民中，民间故事的流传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民间所流传的英雄人物的言行，大多体现了儒家的一套社会政治伦理观点。
洪秀全、杨秀清在1856年发生了流血斗争。学者多认为这是权力斗争。但除了权力斗争外，他们之间也有重大分歧。早年，他们对进军北方、还是进军江南有分歧(参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第193—216页。)。建都南京后，如上所述，对儒学的态度有分歧。在洪秀全连续出版旧、新约圣经七篇以后，杨秀清忽于1854年7月又以天父上帝名义下令禁止继续出版圣经，在太平天国造成了震动(《天父天兄圣旨》，第110—111页。)。在洪杨间的分歧中，杨由于具有天父代言人的地位而获胜；但杨在1856年被杀，所以洪仍是最后的胜利者。被中止出版的新、旧约大约在杨死后一年恢复出版；禁绝儒学虽曾小有松动，基本上仍坚持到底。但洪秀全禁绝儒学主张的胜利，使太平天国由此而较难吸引知识分子，从而影响了太平天国革命的顺利发展，并成为其失败的一个的重要原因。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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