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义和团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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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11 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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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义和团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

义和团运动是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曾经震动了当时的中国和世界。今年是义和团运动八十周年，中外历史学者在济南集会，济济一堂，对义和团运动史进行学术讨论，很有意义。近几十年来，历史工作者对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做了不少工作，取得较大的进展，这是可喜的事，说明人们对这次运动是重视的。从目前史学界的情况看，义和团运动的重大问题如源流、性质、口号、历史作用等等，几乎都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的分歧还很大。义和团运动作为学术问题来研究，出现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现象，它只有通过充分的自由的讨论，摆事实，讲道理，采取百家争鸣的方式，来求得看法上的一致或者基本一致，其他办法是不可取的。而且，作为学术问题，即使长期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也是允许的。
我对义和团运动没有多少研究，现仅就其评价中的几个问题，谈一点极不成熟的意见。
一、义和拳的源流问题
这个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粗粗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或者三种说法：一、乡团说或者团练说，二、秘密结社说。后者又可分为一般秘密结社和秘密宗教或教门说两种。我认为义和拳不是教门，更不是团练，而是一般秘密结社。义和团的前身义和拳同白莲教系统的八卦教有渊源上的关系，其特点是练习拳术和持符念咒，降神附体。义和拳这个名字，最早见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清高宗实录，称它为“义和邪教”，也就是说教门。但它不是教门，理由是：一、它没有教主，不象白莲教那样奉弥勒佛为教主。义和拳信多神，简直难以数计，《封神榜》、《三国演义》、《西游记》、武侠小说、民间故事中的神怪和某些历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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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都是信奉的对象；二、它没有经卷。教门一般有经卷，如清茶门教有《三教应劫总观道书》一类经卷。清政府破获义和拳个别组织时，宣称获有“妖书”，但看来不是经卷；三、它没有天地会“真空家乡，无生父母”一类八字真诀。1899年直隶吴桥知县劳乃宣撰写《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一文，说它是白莲教支流，是“邪教”、“教门”，显然是故甚其辞。清政府历来严禁传习“邪教”，违者按叛逆治罪。劳乃宣援引嘉庆十三年（1808）直隶总督那彦成的奏折，用以证明义和拳是邪教、教门，不仅反洋教，而且是叛逆，其目的在希图说服清政府用对付“邪教”那样来镇压义和拳。直隶总督裕录和山东巡抚袁世凯都翻刻这篇文章，广为传播，使之家喻户晓，用来作为大力镇压义和拳的依据，由此劳乃宣的教门说后来成为许多人立论的根据，但这个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乡团说或者团练说最早出自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而且他第一个用了“义和团”这个名称。他报告清政府说，义和拳是梅花拳的别称，直鲁毗连地区人民有练拳的习惯。它创立于“咸同年间未有教堂以前”，是民间团体，目的在“保卫身家，防御盗贼”，“并非故与洋教为难”。他还建议私会官练，“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义和团档案史料》，15—16页。）这个奏折同他上个月（光绪二十四年四月）的报告自相矛盾。那份报告说，直隶山东交界“有新立义民会名目”，“欲与洋教为难”，正严饬地方官防范弹压云云（《义和团档案史料》，14页。）。张汝梅跟臬司毓贤商议后，接着又发出这个奏折，强调义和拳创设于咸同年间，无非是说，第一、义和拳不是反教组织，因为创设时山东还没有教堂，第二、当时各省奉命办团，用以对抗太平军、捻军等反清势力，暗示它是乡团一类组织。张汝梅的奏折意在替义和拳掩饰，免得清政府进一步查究，是很清楚的。美国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发展》一书，说义和团“既不是革命的，也不是秘密的组织，而是一个合法的忠诚（于政府）的团练”（《中国与西方——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发展》，146页。），是没有多少可靠的根据的。台湾出版的戴玄之《义和团研究》一书，说义和团“是由梅花拳演变而来，梅花拳是由义和拳演变而来”。“拳变时期的义和团，是由光绪十三年由山东冠县梨园屯教案演变而来。”（《义和团研究》，5—6页、9页。）他的主要依据是张汝梅的奏折。这份奏折本身既然有问题，该书所持的团练说自然更不可信。
义和拳的源流对评价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有关。团练是清朝腐朽统治的一种支持力量，秘密结社历来受清政府的查禁，是它的对立物。我认为它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研究义和拳的起源是件困难事。第一、乾嘉时期的文献记载很混乱，嘉庆以后到甲午战争七八十年间，记述义和拳的文字资料几乎完全缺如；第二、局外人难以知道内情，不是秘密组织的成员很不容易了解到它的内部奥秘。二十年前山东和其他地方的同志曾作过实地调查，访问了一些当时健在的参加义和团的老人，其中有些调查记录今天成了可贵的材料。近来有同志利用文献资料，结合调查记录进行研究，对义和拳的来源问题，取得一些进展。但要搞清楚这个难题，还需进一步的深入探索。
二、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
这是个与评价义和团运动直接有关的问题，看来意见分歧也很大。费纳克说：义和团“从最初出现的时候起，他们就得到朝廷的强有力的支持，在各省的官员中也得到支持，但直到开始围攻各国使馆时，朝廷才最后公开地支持义和团。”（《现代东洋史》，162页。）订立《辛丑和约》时，各国代表要清政府承认支持义和团的错误，要它向帝国主义国家赔罪道歉。难道清政府真的支持了义和团反帝斗争吗？当然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从十九世纪中叶起，清政府同列强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来，它承担了替它们维持秩序包括保护洋教的义务，当上了奴隶总管。群众在各地此伏彼起的反教斗争经常冲击外国侵略势力，清政府因此多次受到帝国主义的责难，从而影响中外反动派的关系。但长期来清政府总是极力镇压反教群众，尽量满足侵略者的要求，在成都教案、巨野教案发生后，它甚至不惜把川督刘秉璋、鲁抚李秉衡免职。义和团运动前，清政府更加成了它们的奴仆，更不可能支持群众反教。清政府一开始就强有力地支持义和团，在情理上是说不通的，而事实也否定了这个说法。直隶、山东两省督抚镇压义和团的活动，是根据清政府的旨意行事的。直隶总督衙门一名官员抄录的《直东剿匪电存》就是证据（林学□编：《直东剿匪电存》，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它保存了裕录与张汝梅、毓贤等人关于镇压义和团的往来电文。至于两省当局在执行清政府的命令方面，态度上确有不同。张汝梅、毓贤都认为山东群众与教民冲突，教会应负完全责任。但他们是地方官，不能违抗朝廷旨意，顶多用义和拳是乡团一类说法加以掩饰。冠县义和拳首领之一姚洛奇是被张汝梅剿灭的，平原、茌平一带活动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本明和尚是由毓贤捕杀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裕录一直积极镇压义和团，直到1900年6月13日，即大沽炮台被夺占前两天还奏请清政府“明降严旨，特派大员将滋事拳匪，严行剿办”（《义和团档案史料》，143页。）。大沽开战后，他也认为不能既镇压义和团、又抵抗外兵，同时两面作战，才请求清政府准其“从权招抚”（《义和团档案史料》，158页。）。正因为裕录一直积极镇压义和团，英国政府在战争打响后，通知在华英军，如果裕录要求避难，英国军队应予接待并加以保护。至于袁世凯，由于他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御史言官强烈反对他，甚至要求将他免职。在当时情势下，他不敢明目张胆地大规模屠杀义和团，而是根据清政府“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严□首要、解散胁从”的指示，把各处义和团重要首领王立言、玉文义等加以捕杀，以致后来义和团在直隶的反帝斗争如火如荼，山东相对说来却显得冷冷清清。因此，清政府强有力地支持义和团的说法不能成立，同样，各省官员支持义和团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在戊戌政变以后，统治力量更加虚弱。在建储问题上同帝国主义有矛盾，疑神疑鬼地猜忌它们会用武力拥立光绪帝。在瓜分大祸迫在眉睫的关头，清政府对义和团的镇压，尤其不得人心。一些御史言官甚至一再奏陈西太后，抑民扶教是极其危险的。他们指出义和团虽然闹事，但毕竟是中国老百姓，教民心向外国教会，实际上成为“洋民”（《义和团档案史料》，42—43页、46页、53页、60页。）。清政府的镇压政策，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左右摇摆，对义和团的镇压时松时紧，不能始终地贯彻执行。这对义和团的发展极为有利。义和团打起“扶清灭洋”的旗号，也有助于义和团的加速发展。但是清政府即使与帝国主义有矛盾，也不至于弄到依靠义和团对帝国主义宣战。开战后不久清政府要驻外使节向所在国政府解释的电令，说了真话，它说“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义和团档案史料》，203页。）。但在六月中，它确是公开向帝国主义宣战，这又怎样解释呢？应该说，这是义和团逼出来的，是整个形势的发展逼出来的。它是违反清政府的本意的。
中国多年来遭受外国的侵略、压迫，当时又面临被瓜分的大祸，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得到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一个清朝官员说：“拳民倡义，先得人和，争为投钱输粟，……所至之处，人多赢粮景从，父兄莫可拴束，妻子不能阻挠，独悻悻以杀敌致果为心”（《义和团档案史料》，178页。）。话虽不多，强烈地烘托出群众争先恐后地参加运动的动人情景。正因为群众热烈支持义和团反帝斗争，运动发展异常神速。四月中，京郊芦沟桥出现少数义和团，五月底成为几万人的大队伍，占领了涿州，破坏了芦保路，各处义和团又成群结队地向北京、天津集中，络绎不绝，汇成一股汹涌澎湃的洪流，冲击着清朝的统治。六月上旬，事态发展已很严重。六月五日，英国公使会见主持总理衙门的奕□后报告英政府说，庆王承认军队不听指挥，他不能保证北京的安全（惠莱：《1891——1900年的不列颠、中国和反教骚动》，165页。）。大学士荣禄半个月后给张之洞等人的密电透露义和团的巨大声势，他说：“两宫诸邸左右，半系拳会中人，满汉各营卒中亦皆大半。都中数万，来去如蝗，万难收拾”（《荣文忠公集》，4卷，1页。）。当北京广大居民和部分驻军也倾向于义和团时，清政府实际上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如果它坚持镇压义和团的政策，肯定会给它带来没顶之灾。六月十日以后，一面西摩联军在京津铁路线上乱窜，企图进入北京，一面群众反侵略斗争因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而更加高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早已指出：“中国朝廷处于进退两难的地位，如不镇压义和团，则各国使馆将以采取行动相威胁；如准备镇压，则这一强烈的爱国组织将转变为反抗清朝的运动。”（《中国海关和义和团运动》，6页。）美国资产阶级学者马士也说：“倘若她（指西太后）想不被义和团的浪潮所淹没，她就必须浮在这个浪潮之上——要想使浪潮不至消灭皇朝，就必须把它转向对付洋人。”（《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中译本），第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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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页。）清政府为了不被推翻，被迫允许义和团进入内城，几度踌躇以后，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又对帝国主义宣战，这是为保全自己不得已采取的权宜之计。清政府对外宣战后一个多星期，指示驻外使节要他们向各国政府保证，由它“设法相机自行惩办”义和团，后来又不断向俄、日、英、法、德、美等国乞情，请它们调停战争，命令荣禄派人到使馆商议停战，又发表李鸿章为议和代表。但是清政府这一切活动都没有结果，原因是它控制不了形势的发展，帝国主义又发了狠心，非打到北京不可，西太后等终于仓皇出逃，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城。西太后在流亡途中，颁发“剿匪”上谕，通令官兵实力剿办义和团，要做到斩尽杀绝，义和团就这样地被清政府卑鄙出卖了。义和团运动的整个过程有力地说明义和团是同清政府相对立的，它的对外宣战是被逼的。中国封建统治者没有也不可能支持人民的爱国运动。清政府一开始就强有力支持义和团以及各省官员支持义和团的说法，是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的。
三　“扶清灭洋”的口号
“扶清灭洋”的口号是评价义和团运动有重大分歧的问题之一。“扶清灭洋”这个口号在运动中十分普遍，广泛流行，可以说是义和团的行动纲领。有的同志把它缩小为局部地区的口号是不对的。也有人把它拆开，只说“灭洋”，不提“扶清”，也是不可以的。这个口号反映了民族矛盾的极端尖锐性，其他地方如四川大足，湖北长阳、长乐，浙江海门、太平，当时也出现类似的口号。由于人们对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压榨中国人民的本质缺乏认识，说明它还处于感性认识的阶段。这个口号看来至少在主观上不要求推翻清政府，也没有表示要反对封建土地制度，因此说义和团运动不反封建，也是有道理的。但中国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地位，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打击了帝国主义不可能不连带打击封建统治，从这个方面来理解，义和团运动主要是反帝，同时也附带地反了封建主义，似乎也说得过去。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讲，义和团主观上不反封建，但客观上确实起了反封建的作用。
“扶清灭洋”的口号里，“灭洋”可以解释为排外。反帝与排外是有联系但性质不同的概念，它们的矛头所指是相同的；反帝应该肯定，排外是不加区别地反对来自外洋的东西，从洋人、洋物到外来的新思想，带有很大盲目性，这是文化水平低下、眼界狭窄的表现，是愚昧落后的标记。尽管出现这种情况有历史的原因，不能苛责，但今天不应该替它辩护，更不应该提倡、美化，不然就是开倒车，宣扬落后。
但是对义和团的“排外”要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同志把一时一地的现象当作普遍发生的事情，显然是不合适的了。例如把义和团攻击火车、铁路、电线、机器作为反对新的生产方式，作为排外的突出表现，看来不很妥当。义和团破坏火车、铁路、电线，这是事实，至于破坏机器，却找不到具体事例。义和团破坏芦保路，是为了阻止聂士成的部队从天津调往保定，破坏京津路，除阻挡聂士成部队的调动以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抵抗西摩统带的八国联军的进攻。破坏了电线，曾使西摩同天津租界的联系断绝，逼得他狼狈撤退。义和团破坏火车、铁路，也还有其他原因。恩格斯曾预言：“英国资本家极力要修建中国的铁路，但是，中国的铁路意味着小农经济和家庭工业的整个基础的破坏；由于那里甚至没有中国的大工业来予以平衡，亿万居民将陷于无法生存的境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8卷，467页。）中国兴建铁路的时间还不久，而且只有短短的几条，当时却证实了恩格斯预言的正确。运动中被杀的太常寺卿袁昶曾说：义和团烧毁铁路、火车，“顺属州县中穷民、失车船店脚之利而受铁路之害者，遂□起应之，约四万余人，无不红巾黄裹。”（《乱中日记残稿》，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第1册，347页。）由此可见，义和团破坏铁路，有军事上的原因，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
有的同志同意义和团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但对义和团的口号“扶清灭洋”中的“扶清”有不同理解。反帝是爱国的表现不成问题，扶植卖国的清政府也能说是爱国吗？列宁指出，国家是一个被人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我们要求当时的农民群众分别清朝朝廷和中国（清帝国）是办不到的，特别是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候。因此不能把“扶清”、“保清”简单理解为扶清政府、保清政府，它也包含有扶中国，保中国的内容。排除了后一层意思，义和团运动是爱国运动也就多少成了问题。
“扶清灭洋”在运动中是一个起作用的口号。在运动初起时，它曾动员和吸引更广泛的群众参加反帝斗争，使中小地主、封建知识分子，甚至部分官员也卷了进去，起了壮大声势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这个口号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对清政府施展种种阴谋手段的警觉，最后乃至为清政府所出卖，对义和团运动是极有害的。
“扶清灭洋”是一个普遍的口号，运动中也还出现其他口号。直隶阜城、临镇义和团竖旗时自称为“传神、助（锄？）教、灭洋、共和义和团”（程宗裕编：《教案奏议汇编》，7卷。），这是不寻常的，很可注意。照一般字面理解，共和是同专制政体对立的，它要求推翻清政府。由于阜城义和团的文献资料极其缺乏，目前我们无法对它作进一步的探讨。
四、义和团运动的作用
义和团运动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是评价中又一个重大问题。有的同志说，义和团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阻止它们对中国的瓜分；有的同志认为阻止中国被瓜分的，不是义和团运动，而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两种说法的侧重点不同。我认为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帝国主义没有瓜分的主要原因，帝国主义间的矛盾也是原因，但它是次要的。
义和团运动前，中国面临被瓜分的严重危机。列强强占海口，争夺路矿特权，划分势力范围等等，应该看成是瓜分的前奏。义和团运动期间，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教育了那些狂妄的帝国主义分子，使他们懂得瓜分会带来严重后果，不得不加以郑重考虑。美国公理会教士明恩溥说，西摩联军进犯北京的失败，“永远消除了惯常被人提出来的那个论点，即一小队外国军队，只要组织得好，武器齐全，就可以在整个中国，从这一端到那一端，长驱直入，不会遭到有效的抵抗。”（《中国在动乱中》，441—442页。）运动中中国军民的奋战，戳穿了“西方军队无敌”的神话，使他们知道瓜分中国不是轻而易举的，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承认，“无论欧美、日本，皆无此脑力与兵力，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第3册，86页、244页。）。英国人赫德在联军占领北京期间，接连写了好些文章，反复说明不能瓜分中国的理由。他说：瓜分“对于如此众多的人口，永远也不能期望那是最后的解决办法。骚动、不幸和不稳定将会贯串于以后的世世代代里”；中国人民必然要“反对各个外国统治者”，到处“表现出民族情绪的存在和力量。”（《“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49—50页、97页。）前美国驻北京公使田贝在其著作中写道：“世界上所有国家中，中国是最不宜于瓜分的。没有一个民族象中国人那样更齐一、更团结、更被古老的带子和魅力拴在一起的了。”“欧洲列强瓜分中国意味着用武力压服各个部分……将带来经常不断的反抗。”“最后征服者会自己争吵起来，一场战争将会发生，对失败者一方说来意味着灾难。”（《中国及其人民》，2卷，92—93页。）从这些人言论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瓜分中国会引起中国人民永不休止的反抗，第二瓜分将会造成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在当时义和团遭到惨败，清政府狼狈出逃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依仗其武力，嚣张一时，瓜分中国不是做不到的。它们不敢瓜分中国，不是因为义和团能够重振旗鼓，对侵略者进行再一次的面对面的武装斗争，而是从义和团的顽强抗拒中看出中国人民永不屈服的战斗精神，这是它们最害怕的。正因为它们没有“脑力和兵力”直接统治中国，逼得它们收起瓜分中国的打算。从这个意义上说，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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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瓜分，是可以的。至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确实是存在的，但它们之间的矛盾并没有阻止不久前英、法、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等大小帝国主义对非洲大陆的瓜分，也不妨碍它们彼此之间求得妥协，为什么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唯独对决定不瓜分中国起主要作用呢？这是不可理解的。因此帝国主义害怕中国人民的反抗是阻止它们瓜分中国的主要原因，担心彼此分赃不均会发生冲突才是次要原因。这两个原因同时存在着，但主次的位置必须摆对。
义和团虽没有正面提出反封建的要求，但这次运动客观上确实打击了清政府，进一步削弱它的统治，而同时又大大地促进群众的觉醒。清政府无力镇压义和团运动，说明它是虚弱的。当北方被迫宣战时，南方督抚却同帝国主义搞“东南互保”，表明这个政府是分裂的。清政府一度承认义和团是义民，转手之间又出卖他们，显得它是多么的无耻。《议和大纲》刚接受，清政府马上宣布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暴露出它十足是帝国主义的奴才。清政府丧尽廉耻，威信扫地，有助于群众擦亮眼睛，提高觉悟，人们由此增强了决心和信心，认定这个政府是必须推倒和能够推倒的。十年后它果真被推倒了。
义和团运动是十九世纪末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它带有时代的和阶级的特征。这次运动爆发于瓜分危机极为深重、亡国大祸行将临头的时刻，是紧接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被扼杀后骤然兴起的。它是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时代的召唤下突然发生的。这个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灾难空前严重的产物，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斗争发展的高峰，也是长期以来彼伏此起遍及全国的群众反教会斗争的一个总汇合。这次运动是农民自发斗争，它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集中的领导，没有协同一致的行动。当时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资产阶级不但不去领导它，反而鄙弃它，咒骂它。封建统治阶级起初镇压它，后来又对它实行恶毒的欺骗和出卖。义和团同帝国主义者进行殊死的斗争，几乎是孤军作战。斗争是无比英勇的，但小生产者的分散性、狭隘性蒙蔽了眼界，迷信落后又给它带来严重的恶果，失败是必然的。有些人说义和团具有严密的组织和高度自觉的纪律，又有策略思想等等，似乎比无产阶级还高明，那不符合事实。但有些人论述义和团封建蒙昧主义和盲目排外，看来又过了头。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不仅比太平天国前进了一大步，并且也高出同时代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农民大众从现实生活中领教了帝国主义的凶残，指明它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这个认识没有错。当时的改良派虽然也认识沙俄是“亡人之国”，但却把同样是帝国主义的英国和日本看作朋友，以为可以跟它们结为同盟。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历来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错误地以为同它们妥协能换取它们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甚至十年后军政府《对外宣言》里，继续承认不平等条约为有效，照旧偿付外债，外人既得利益一体保护。事实证明这些办法只能招来帝国主义的奚落、冷遇。义和团虽然不善于同帝国主义作斗争，但它敢于同它们作斗争，这是了不起的，资产阶级连想也没有想到要同帝国主义进行面对面的较量。没有敢于斗争的决心，善于斗争是无从谈起的。
尽管义和团有不少弱点、缺点和错误，这次运动又以失败而告终，在如实地指出它的弱点、缺点、错误的同时，有必要对它们加以历史的说明和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