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云山-神权君权相权兵权的复杂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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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神权君权相权兵权的复杂交叉

决定太平天国兴衰成败的关键性历史事件——天京内讧究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是由于某些临时因素所促成的偶发事件，还是属于无法避免的“历史的必然”？这个问题提出已久，但是至今还未解决。
一、当时的人是怎么看的
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回顾一下太平天国本身、清朝官方和当时的外国人是怎么看的。他们的说法，自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太平天国官书《天父下凡诏书二》中记载了杨秀清所说的一段话：“小弟虽足为臣者法，但后日幼主以后，亦要法我二兄海底之量，能受臣直谏，方尽为君之道也。自古以来，为君者常多恃其气性，不纳臣谏，往往以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误杀之，致使国政多乖，悔之晚矣！”真是不幸而言中。这话是在天京内讧的两年多以前说的。杨秀清虽然没有明说内讧必将爆发，至少可以说明，在领导集团内部矛盾逐渐激化的情况下，他已经有这种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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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人物张德坚《贼情汇纂》一书，在天京内讧的一年多之前，就不仅估计“不久必有吞并之事”，而且对内讧发生的情况作了预测。此书《杨秀清传》中说：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切专擅，洪秀全徒存其名。秀清叵测奸心，实欲虚尊秀全为首，而自揽大权，独得其实。其意仿古之权奸，万一事成则杀之自取。”又在《韦昌辉传》中说：“杨贼与昌辉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吞并之事。”张德坚是清方负责收集太平天国情报的官员，他的推测自有一定的根据，而非信口开河。
当时的外国人也曾考虑到这个问题。太平天国内讧之前二年，美国公使麦莲（R．M．Mclane），访问天京，他的随员写了一篇通讯发表在1854年6月24日的《华北先驱周报》上，认为“太平军已占有长江，迄至鄱阳湖，或至上游更远之地。照现在形势来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他们的胜利。有之，唯内讧而已。”他并没有说内讧必然发生，但至少是可能发生，否则，他在通讯中就不会提到这一点。
如果把杨秀清的预感和张德坚的推测综合起来，正好说中了内讧爆发的情况及其后果。杨的预感是洪会杀害功臣，张的推测是大事未成，杨不致于杀洪，但杨、韦会自相残杀。事实正是洪利用韦以杀杨。而其后果也正是自毁长城。
看来，当时的人大都有此看法：内讧难以避免。也就是说天京内讧是必然的。
二、今人有不同的看法
天京内讧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今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同志说：内讧并非不可避免，如果冯云山不早死，他就能够协调领导集团内部的关系，从而消弭内讧。罗尔纲先生就是这样看的。他在《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卷二十《冯云山传》中说：“冯云山事实上开创了太平天国，……但到了起义的时候，他看见实力握在杨秀清、萧朝贵两人手中，他为了要团结内部起见，就自己退让，屈居在杨、萧之下，并甘受杨秀清的节制。这一件事，说明了冯云山对革命的忠诚，丝毫不为个人的地位而有所考虑。当时洪秀全是完全依靠他的，杨秀清也让他几分。假如冯云山不是早死，他对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讧，应该可以想法消弭的。他的战死，实在是太平天国极重大的损失。”还有的同志说，即使冯云山过早地牺牲，如果萧朝贵还在，也还能在领导集团中起到一些平衡作用，防止内讧的发生。总之，冯、萧两人都在，或者只有一个人在（最好是冯），都有防止内讧的可能，因而内讧就不是必然的。
另一些同志不赞成上述看法。他们认为：天京内讧有其内在的必然因素，即使冯、萧不死，也防止不了内讧的发生。笔者赞成这种意见，还想就自己的认识作一点补充。笔者认为：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通过长期实践，一个政权对于神权、君权、相权、兵权这四大权力的分配，早已形成了一种“常规模式”。凡符合这种模式的，才能长治久安；与这种模式有出入的，每每造成动乱；出入太大的，就会发生内讧、分裂，导致迅速覆亡。
太平天国从金田起义开始，就由于某种不得已的原因，对于四大权力的分配出现了很不正常的交叉关系。以后，从永安建制到定都天京，军事上虽然一路顺风，不断地取得胜利，但是四大权利的交叉关系非但未能理顺，而且越来越复杂，复杂的交叉引起了不断的磨擦，最后必然爆发内讧。也就是说：天京内讧的必然性是由四大权力的复杂交叉所造成的。
三、如何理解偶然与必然
我们说：天京内讧是必然的，并不等于说：它必然爆发于1856年9月2日，其结果必然是杨秀清被杀，必然要株连二万余人，必然要导致太平天国的衰落和覆亡。我们所说的必然，只是指内讧这件事必然要发生。至于发生的时间，当然也可能提早，也可能推迟。其结果可能是杨秀清被杀，也可能是洪秀全被杀。可能株连二万余人，也可能并不株连，在冲突中只牺牲少数人就解决了问题。内讧既可能导致太平天国走向衰亡，也可能导致太平天国政权更加稳定和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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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由于内讧理顺了四大权力的分配办法，那就等于动了一次大手术，因祸而得福。比方说：如果冯云山未死，他一定会努力推迟内讧的时间，缩小内讧的规模，尽量减少因内讧而造成的损失；如果萧朝贵未死，他也会尽力改变内讧的形式，使之成为一场损失很小的宫廷政变，或使内讧的结果变成杨胜洪负；但是他们都没有消弭一场内讧的力量。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解决不了太平天国政权中四大权力复杂交叉的难题。
四、对常规模式的探讨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一个政权对神权、君权、相权、兵权四大权力应该如何分配，才算是常规模式？笔者认为：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中国的特点。即与西方的封建时代相比，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要淡薄得多。像西方那样由教皇给国王加冕的事是不会发生的；相反的，历史上某些佛教、道教的头面人物却要受皇帝之封。也就是说：神权常常要依附于君权。农民起义的队伍开始时以神权来号召，这样的事历代有之。如黄巾军崇奉太平道，方腊起义崇奉摩尼教。但那只是权宜之计，不是正常现象。朱元璋起初参加红巾军，自是白莲教徒；但他一旦羽毛丰满，正式建立政权，就毅然抛弃宗教迷信，斥白莲教为“妖”而加以镇压了。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神权从来只是君权的附属物，谁能打平天下，谁就“君权神授”，从未发生过神权凌驾于君权之上的情况。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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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权力之中，君权、相权、兵权是实，而神权是虚。谁掌握了君权，也就同时掌握了神权。太平天国起义之初以“天父天兄”的神权相号召，这是可行的；但是正式建立政权之后，神权不仅没有逐渐淡化，而且不断强化，一切信天不信人，这不但成为敌方攻击的口实，也常常引起自己军民的反感。过分强化神权，正是太平天国逐渐脱离“常规”而于己不利的做法。
由于神权君权几乎合二为一，中国历代封建政权最理想的常规模式是三权鼎立。如汉初的刘邦自掌神权（斩白蛇）与君权（兴汉业），而以萧何掌相权，韩信掌兵权，结果战胜了虽是英雄人物却刚愎自用的对手项羽，创立了四百年基业，传为千古美谈。如果总结他创业的经验，除了能够放手用人之外，就是创立了一个四大权力妥为分配的常规模式。李世民年青有为，才能远远超过刘邦，在一段时间之内集神权、君权、兵权于一身，但他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共居相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后来又把兵权交给可以相信的大将。他没有违反三权鼎立的常规模式，所以能够长治久安。
赵匡胤收拾五十多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烂摊子，创立统一的宋王朝，也得力于他的重视文治，尊重相权，恢复了传统的常规模式。所欠缺的，是他过分抓紧了兵权，实行一种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兵将分离的军制，削弱了自己的战斗力，以至外患连绵不断。
朱元璋是元末群雄角逐中的胜利者，是个大老粗。他在建立政权之后，不让白莲教的神权凌驾于自己的君权之上，并且重用知识分子，尊重相权，这是很明智的做法，基本上符合于常规模式。可是打平天后，他却大杀功臣，废掉宰相，实行专制。这种集三权于一身的办法，一个精明能干的皇帝也许还能勉强应付；如果是庸懦无能的皇帝，大权就会落到太监与近臣的手中，造成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明代的情况正是如此。
五、太平天国的模式是畸形的
与上述的常规模式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太平天国的政权模式是畸形的。不仅对于神权、君权、相权、兵权未能妥为分配，而且在四大权力之间产生复杂的交叉情况，纠缠不清，分拆不开。
就太平天国人物而言，是否可以设计出一套符合常规模式的方案，来妥为分配四大权力？可以说：作这样的设计并不困难。如果由洪秀全掌握神权与君权，冯云山掌相权，杨秀清掌兵权，这样鼎足而立，正好符合常规模式，那么内讧是可以避免的。简又文氏在《太平天国全史》第十七章中所拟的正是这样一个方案。他说，“洪氏创业，固以一己曾升天受命诛妖建国之神话为基础，万不容将此最高无上的神圣权威轻易落在别人之手，以致太阿倒持，为人挟制。其次，以冯氏之道德、人格、功业、才能、见识及亲情（为洪氏中表、契亲、通家及□角交），本应掌握政权为天王之宰辅（首相），而以秀清任统帅，操军权，专征伐。如是三权鼎立，而仍以教权为上，主宰全局，则后来内讧之祸庶可得免，而革命全功亦可得成矣。”
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简氏推测其原因为：“或者洪、冯当时确受杨氏之多方挟制，实具万不得已之苦衷，而为实现革命宗旨计，故不得已而妥协让步。”
说太平天国立国之初不能妥为分配四大权力，是确有苦衷，事非得已，这个论点是不错的。但是其“苦衷”绝不止“杨氏挟制”这一项。笔者认为：不能实现理想方案的原因，至少有以下这些：1.神权过于膨胀，本来就不利于建立常规模式。2.洪秀全缺少实际斗争经验，掌握不住君权。3.对杨、萧实力派让步，冯云山放弃了相权。4.既有能力，又有实力的杨秀清不会满足于只掌兵权。
因此，太平天国对于四大权力的分配模式就逐渐形成一种古所未有的畸形模式：1.神权明归于洪，实归于杨。2.君权虽归于洪，已被架空。3.相权全部归杨。4.兵权全部归杨。
这样的模式不能使各种权力起到互相配合而又互相制约的作用，只能使被架空的洪秀全时时受制于人，使洪、杨之间事事皆可能发生磨擦，无法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面。即使暂时勉强维持，其中不稳的因素，也就是内讧危机，与日俱增。
六、复杂交叉是如何形成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太平天国四大权力的复杂交叉绝不是一时的处理不当，而是长期形成的。我们现在不妨回溯一下其形成的过程。
洪、冯利用神权号召起义，这是历代农民起义所常有的事，是可行的。但是在起义准备过程中，发生了冯被捕，洪又远走广东以营救的特殊情况，才出现了杨、萧伪托天父、天兄下凡以团结群众的历史事件。这一事件确也起了稳住阵脚的积极作用，但却带来两种副作用：1.使神权大大膨胀，超越了“受命于天”的传统的规格。2.使杨、萧由于获得神权而增加了实力，可以与洪、冯相抗衡。
当时的紫荆山根据地，洪、冯是外来的，杨、萧是本地的。洪、冯的手中只有宗教上的号召力量，而杨、萧手中有群众，有实力。天父天兄下凡事件发生之前，洪、冯享有全部神权，足以号召群众，杨、萧必须服从，但是天父天兄下凡事件发生之后，神权已由双方所共有，杨、萧实力大增，洪、冯必须作适当的让步，双方的权力始能取得平衡，以利合作。从金田起义到永安建制，双方一直保持相对的平衡，是由冯云山精心设计而取得的。试看他们双方的位次。1.宗教位次：洪（天父第二子）、冯（天父第三子）、杨（天父第四子）、萧（帝婿）；2.政治位次：洪（天王）、杨（东王）、萧（西王）、冯（南王）。
颇有远见的冯云山既然能够“谋立创国”，就不会不考虑到一个政权的四大权力分配问题。但是力求双方保持平衡更是当务之急。不取得暂时的平衡就难以真诚合作，难以发动起义，就是发动了也难以进行下去，因此他不得不把精力首先放在保持平衡的工作上。至于四大权力的合理分配固然十分重要，还可以在日后徐图补救。可惜，后来局势的发展他已难以控制，四大权力的复杂交叉愈来愈严重。就是冯云山不早死，他也无法力挽狂澜。
在四大权力中，最早出现交叉的是神权。洪秀全作为教主，本应掌握完整的神权，这是不应该有争议的。可是出乎意外地发生了杨、萧代天父天兄传言的“奇迹”，洪、冯事后被迫承认。如果不承认，当时就会分裂、瓦解；承认了，虽然留下了后遗症，以后还可以设法挽回。这样，神权的交叉首先出现，即由洪、杨、萧三人共掌神权。平时，洪是教主，高于杨、萧；天父下凡之时，杨高于洪、萧；天兄下凡之时，萧又高于洪、杨。不是三人分掌神权，而是上下尊卑，随时变化，交叉关系，极为复杂。萧战死后，交叉关系似乎简化；其实洪、杨矛盾，更加激化。后遗症不仅难以挽回，而且症状越来越重。
其次谈到兵权。金田起义之初。不管实力掌握在谁的手中，从形式上看，还是洪秀全自掌兵符。辛开元年七月十九日洪秀全在茶地发布的《行营铺排诏》，规定了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的职权，仍由洪秀全本人发号施令。而《天命诏旨书》收录此诏时，却加上这样的附注：“此是前时行营铺排如是，今宜听东王将令。”这就是说，已经把兵权正式授予杨秀清了。为什么会作此决定，只能有两个原因：其一，洪秀全自知指挥能力不如杨秀清，自愿交出兵权。其二，实力在杨秀清手中，洪秀全指挥不灵。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兼而有之。总之，兵权是由洪秀全公开授予杨秀清的。从此以后直到天京内讧为止，杨秀清独掌兵权，发号施令。在封建社会中，手握兵权的大将在战略问题上也得请示君主，不敢自专。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是特殊情况。不是正常现象。而杨秀清此后指挥作战，一切都是自己作主，愿意奏报洪秀全才奏报，不愿意就不奏报。成了“将在内，君命有所不受”。这就造成了兵权侵犯君权，兵权和君权有所交叉。
再次谈到相权。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皇帝尊重相权，给宰相一定的权限，让他独立工作，这比一切事情都由皇帝自己决定要好得多。大致是：皇帝是国家元首，是“权”的主体；宰相是政府首脑，是“能”的班子的负责人。处理日常政务，由宰相执行，对皇帝负责。罗尔纲先生说太平天国是“军师负责制”，军师也就等于宰相。前期军师虽有四人，但是实权只在左辅正军师杨秀清手中，其他三人挂名而已。金田起义之时，是“军事第一”，杨秀清虽已受封为左辅正军师，没有什么国家政务需要处理，还无所谓相权不相权。永安建制之时，国家粗具规模，就有把相权与兵权分开的必要。这时，洪秀全在《永安封五王诏》中说：“以上所封各王（西王、南王、北王、翼王），惧受东王节制，”正式把太平天国的相权授予杨秀清。这种“节制”诸王，“管治”“各国”之权，只能理解为相权，至少是接近于相权。封建社会的宰相虽有一定的相权，但是只能以皇帝的名义管治臣民，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管治臣民。而太平天国“传檄天下”之时，竟以军师的名义发布，而不以天王的名义发布。定都天京以后，杨秀清又常以自己的名义发布文书，管治臣民。这就造成了相权侵犯君权，相权和君权有所交叉。
最后谈到君权。太平天国的君权实在小得可怜，它首先要受到神权的制约。因为天父下凡可以指挥一切，从国家大事到君主本人的私生活。其次又要受到兵权与相权的侵犯，实权已被剥夺殆尽，仅剩一个虚名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洪秀全的确是一位货真价实的“虚君”。
从四大权力的分配来说，洪、杨两人的交叉情况是：杨掌握了神权、君权的实权，兵权、相权的全部；洪只保留神权、君权的虚位。从洪、杨两人之间的关系来说，也存在复杂的交叉。从政治上来说，洪是君，杨是臣，二者是君臣关系；从宗教上来说，洪是二兄，杨是四弟，二者是兄弟关系；在天父下凡的奇迹出现之时　杨是父，洪是子，二者又是父子关系。这些形同儿戏的荒唐的复杂的交叉关系，竟然是真正的历史事实，内讧的大悲剧，正是由这种复杂的交叉关系所引发的。
七、连系铃人也难以解铃
太平天国四大权力的复杂交叉，犹如一个庞大的九连环，要想解开，无从下手。它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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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不开，而且相互之间，愈缠愈紧；暗中磨擦，愈演愈烈；危机四伏，险象环生，有一触即发之势。
兵权和相权都是洪秀全以一纸诏书授予杨秀清的，他是否也能以一纸诏书收回？这当然是办不到的。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皇帝收回相权比较容易，因为宰相手无寸铁；收回兵权比较困难，因为大将不肯服服贴贴地交权。如果相权、兵权落在一人之手，如曹孟德，汉献帝是无法向他收回任何权力的。
退一万步说，如果杨秀清一旦想通了，为了顾全大局，消弭内讧，愿意交出相权或者兵权，包括他掌握相权与兵权时所侵犯的君权，只要他本人自愿，都是可以办得到的。但是要他交出神权，宣布天父从此不再下凡，不仅他本人不愿意，客观形势也不许可；即或他本人愿意了，包括洪秀全在内的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也通不过。因为以“天父圣旨”维系人心已成习惯，一旦取消，大家就会无所适从，惶惶不可终日。虽然明知是迷信，而积重难返，积习难除，为了维持暂时稳定的局面，维护领导集团的利益，大家是不容许杨秀清放弃代天父传言的神权的。
神权的交叉是九连环中许多死结中的最大的一个，这个结是由杨秀清自己打的，但是既打之后，连他自己也无法解开。就是他自己要想解开，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为了眼前的利益也不让他解开。骑虎必然难下。
笔者认为：太平天国神权、君权、相权，兵权的复杂交叉一直酝酿着内讧的危机。如果这种复杂交叉可以理顺，或者逐步理顺，内讧还有消弭的可能。可是事实上难以理顺，尤其是神权的复杂交叉连一点理顺的可能性也没有，这就决定了天京内讧的必然性。
这里所说的必然性只指内讧必然爆发，至于内讧的时间，内讧的规模，内讧的结果，会因某些偶然因素的出现而有所不同，那是容易理解的。至出洪胜杨负或者杨胜洪负哪一种情况对太平天国的前途有利？洪秀全取得胜利之后是否理顺了四大权力的复杂交叉？如果杨秀清取得了胜利又能否把四大权力的复杂交叉理顺，从而获得长治久安？这些问题当然都值得探讨，但是已经不属本文的范围了。
【资料来源：《浙江学刊》1988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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