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权主义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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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皇权主义试探

义和团运动和所有的古代农民战争一样，带有浓厚的皇权主义色彩。而义和团的皇权主义问题，正是关于义和团运动性质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试作初步探索，就正于大家。
一
在义和团运动的整个过程中，皇权主义的表现，大致有四种形式：
一是假托前朝皇室后裔，或以拥护前朝名义，反对当朝皇帝。义和团的前身义和拳，本是八卦教离门的一个分支。到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以后，它逐渐演变为离、坎、乾、兑等诸门的合称。而八卦教则渊源于白莲教。在清代，白莲教发动起义时总是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宣称：“清朝以（已）尽胡人尽，日月复来属大明。”(《那文毅公奏议》卷42引《三教应劫总观通书》。)假前朝以号召群众，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义和团亦不例外。
二是反对当朝皇帝，不反皇室当权派。一些义和团组织进入北京之后，打的是“扶清”的旗帜，却不“扶”光绪皇帝。慈禧想废掉光绪是蓄谋已久的。因此，北京某些义和团组织扬言“愿得一龙二虎头”(李希圣：《庚子国变记》。)，是与此相呼应的。他们反对光绪皇帝，并不是一概反对皇帝，而是要大阿哥溥□来继承皇位。这在义和团的揭帖和乩语中是有所反映的。如：“有人若问江山事，江山还是旧江山”，“奈等小将必来到，原来小将是真皇。”(《义和团文献》。)或认为：“‘小将’当即义和团所理想的皇帝。”(《中国历代农民问题文学资料》第384页。)不过，问题是在“江山还是旧江山”的前提下，这“义和团所理想的皇帝”究竟所指为谁？不会指别人，只能是年仅十四岁的大阿哥溥□。在当时帝后两党的斗争中，这一派完全站在慈禧一边，可称之为拥后派皇权主义者。
三是只反地主和贪官，不反当朝皇帝。他们主张归政光绪，公开声称：“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团民是忠臣。”(《拳乱纪闻》。)可见，在“扶清”的口号下，既有拥护慈禧的皇权主义，也有拥护光绪的皇权主义。后者的认识是：“君非桀纣，奈佐非人”(《拳乱纪闻》。)，“一班脏与污，竟罢（把）清朝弄坏，不断洞门大开”(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见闻录》。)。并提出自己的行动纲领：“吾等暗使文武材，感动人心枪刀排，扶保大清不坏。可喜天子不受害，官败民不败。自带口粮来，除国之大害。”(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见闻录》。)这一派可称之为拥帝派皇权主义者。
四是反对清朝皇帝及皇室当权派，拥立“自己人”做皇帝。不管是光绪还是慈禧，他们都一概反对，而要自己拥立皇帝来取而代之。据记载，沧州南乡人某，即曾由“拳众奉以为帝，其下置丞相、军师”，“于田野中结棚为殿，制洋布黄袍奉之，众相率罗拜”(龙顾山人：《庚子诗鉴》。)。无独有偶，义和团还有拥立女皇帝的：“〔定县〕南乡拳匪与盗贼互结，昼夺夜劫，几无净土。”“时城东王习村有乡人称帝，设军师、将佐诸目。旋为防营捕送保定，乃一少女子，为群匪所拥以称乱者。”(《定县志》。)这一派可称之为“取代”派皇权主义者。
由此可知，义和团运动所表现的皇权主义形式是很齐备的。义和团运动具有齐备的皇权主义表现形式，正说明它仍然没有超出旧式农民战争的范围。
二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旧式农民战争，它除了具有农民战争皇权主义的一般特点外，还带有自己独具的特点。
第一，把皇权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结合起来，是义和团皇权主义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义和团在不反对皇权的同时，却既反地主、贪官，又反帝国主义。这一点，与太平天国运动也不同。表明义和团运动是一次以反帝国主义为主的旧式农民战争。义和团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并以皇权主义为反帝的思想武器。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时代，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鬼子闹中原”(《义和团文献》。)和“割据逞奇能”(《义和团文献》。)的严酷现实，是广大农民都深有切身体会的。因此，义和团群众响亮地喊出：“一片苦海望无津，小神忙乱走风尘，八千十万神兵起，扫灭洋人世界新！”(《义和团文献》。)义和团“灭洋”思想虽然表现为行动上的“笼统的排外主义”(毛泽东：《实践论》。)，说明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但决不能由此否定义和团运动反帝爱国的正义性。如果把这说成是义和团群众“对新生产方式和新生活方式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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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49页。)，恐怕是不能服人的。
显然，对“扶清”的内容和含义，必须作全面的理解。说到“扶清”，是否只是扶保清朝呢？其实，在农民的逻辑里，不反对朝廷与反对地主、贪官，可以并行不悖。义和团的“扶清”，并不意味着不反贪官。事实恰恰相反，《曹县义和团团规》便规定：“毋犯朝廷法，灭洋人，杀赃官。”在这里，就是一面要维护皇权，一面又要反对贪官。文献中关于义和团“与官为难”(《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他们“聚众而抗官，传单一出，千人立聚，兵刃森列，俨同敌国”(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书后》。)，在许多地方造成一种“纪纲法度，荡然无存”(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书后》。)的局面，对清朝封建统治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仅如此，义和团在反对贪官的同时，也反对地主。不过，他们主要是反对信洋教的地主，即所谓“附教有余之家”(《郯城县禀沂州夹单》。)。如：“清平境内有左、王两族最盛，而富于资，田产尤多，钱漕征额为一县之半，顾两家豪横特甚，而又崇天主教，每借势挟制官长，欺压邻里，乡民有向借贷者，升出斗入，率以为常，乡民恒衔之。每值征漕时，两家所缴之数恒不及半，官以其奉教也，亦无奈之何。”(《西巡大事本末记》卷2。)这种事例并不是个别的。另有些教民属于地痞、无赖或破落户之类，虽然不尽是地主，但“恃教士之势，借教士之财，高抬粮价，囤积居奇”(《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对农民进行剥削，其残酷性和信教地主并无二致，故亦在义和团的打击对象之列。在斗争的初期，义和团提出“打富济贫”(《山东省志资料》1960年第4期，第56页。)和“均粮”(《临清县志》。)，主要是对着他们。郯城义和团还明确地提出了“抵制洋人洋教，均粮济贫”(《郯城县禀沂州夹单》。)的口号。据记载，当时仅郯城一县，被均粮的信教地主等即共达二百三十二家(《沂属教案赔偿清单》。)。义和团的这些斗争活动，很明显是带有反封建的因素的。
第二，义和团皇权主义表现形式之多，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这是义和团皇权主义的又一个特点。义和团运动所表现的四种皇权主义形式，在农民战争史上是罕见的。有人认为：义和团的“扶清”，“‘扶’的正是以那拉氏为首的顽固派，而打击的却是比较开明的光绪皇帝”(《光明日报》1980年4月22日《史学》。)。这个说法是不够全面的。其一，从组织上看，在“扶清灭洋”的口号下，义和团出现了拥帝派与拥后派的对立，并不是所有的义和团组织都“扶”慈禧一伙顽固派。其二，从地域上看，主要是京津一带的义和团“扶”慈禧一伙顽固派；而即使在京津地区，也仍然有表现为其他形式的皇权主义。其三，从数量上看，“扶”慈禧一伙顽固派的义和团组织在整个义和团队伍中只占少数。其四，从时间上看，拥后派存在的时间极短，只有大约两个月，而从一八九八年冠县蒋家庄起义到一九○○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却经历了近两年的时间。因此，以“扶”慈禧一伙顽固派这个局部现象来论证“扶清灭洋”口号所包含的全部内容，显然是不妥当的。
那些参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义和团组织，为慈禧一伙顽固派所利用，“事事合政府宗旨”(《中外日报·原乱二》。)，事实上却被“驱诸必死之地(管鹤：《拳匪闻见录》。)，终于成为慈禧一伙顽固派出卖下的牺牲品。曾几何时，清政府在“上谕”中赞扬义和团“不用国家一兵，不糜国家一饷，甚且髫龄童子，亦复执干戈以卫社稷”(《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而八国联军一占领北京，却把脸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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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嚣“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划除不可”(《有关义和团上谕》。)，公然向义和团挥舞起屠刀来了。这不能不是一次十分沉痛的历史教训。从此，义和团便丢掉了对清政府的幻想，不再提“扶清”的口号了。
第三，几种皇权主义形式并存而又交替发展，也是义和团皇权主义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义和团运动的起点应该是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日（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冠县蒋家庄起义，因为这是以义和拳名义发动的首次起义。一些当事人认为：“义和拳之扰，始于二十四年冠县仇教之案。”(劳乃宣：《庚子奉教禁义和拳汇录》跋。)“庚子拳匪之祸，审其萌蘖，实始于戊戌（光绪二十四年）。”(《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第1页。)皆谓义和团运动始于冠县蒋家庄起义，确为不易之论。从山东冠县蒋家庄起义到光绪二十六年直隶定兴石亭之役，凡一年有半的时间内，“反清复明”和“扶清灭洋”这两个皇权主义口号实际上是并存的。有人看到蒋家庄起义公开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2卷，第117页。)，于是以为他们已经放弃了“反清复明”口号，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义和团的“扶清”，到底是宗旨还是策略？对此问题，长期争论不休。仅以此阶段而言，义和团却是同时用了两个口号：对外，是“扶清灭洋”；对内，则是“反清复明”。以赵三多为例：他在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和阎书勤等“十八魁”发动蒋家庄起义时，第一次提出了“扶清灭洋”口号，而且公开打出旗帜对外宣扬，“其旗帜系黄色而镶以黑边，上标‘扶清灭洋’四字”(《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2卷，第117页。)。实际上，赵三多是主张“反清复明”的。他在策划起义时，同朱九斌、刘化龙二人往来频繁，而他们都是“复明”派皇权主义者，一个自称明朝皇室后裔，一个自称刘基的后代。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为赵三多的得力骨干。“反清复明”口号是秘密的，不可能用旗帜标出。赵三多起义时接受别人的建议，公开打出“扶清灭洋”旗帜，其目的是“避免官府追剿”(山东大学历史系：《山东义和团调查报告》，第51页。)。验诸史实，也从来不曾存在过赵三多同清政府的联合，他奋战数年，屡败屡起，直至牺牲而后已。
朱红灯也是如此。他于起义后，公开在请帖上“大书特书曰：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汇报》第146号。)。但是，朱红灯始终是一个主张“反清复明”的皇权主义者。他“自言明裔”(支碧湖：《续义和拳源流考》。)，“其号谓之‘天龙’”(蒋楷：《平原拳匪纪事》。)。文献说，朱红灯“扶乩得语云：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天下红灯照，那苦才算苦。”(李杖：《拳祸记》下编第346页。按：原文中“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两句倒置，应以此为是。)暗寓“八月十五杀鞑子”。之意。在他被捕时，曾“起出私书数十通，中有‘明年四月初八日攻打北京’语”(蒋楷：《平原拳匪纪事》。)。怪不得平原县令蒋楷惊呼：“夫朱红灯，一李文成也；平原，一滑县也。”(蒋楷：《平原拳匪纪事》。)可见，在义和团斗争的初期阶段，其宗旨是“反清复明”和“灭洋”，而“扶清”则是为减轻清政府的压力，应该从策略意义来理解。也指出义和团的“保清”云云，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
但是，义和团进据涿州以后，情况开始有所变化。一八九○年六月，清政府派协办大学士、工部尚书刚毅和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到涿州等处“宣布朝廷德意”(《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实际上是观察义和团的动向。当时不少清朝官员主张利用义和团这支力量，招集拳民“另编一军，酌给口粮，以兵法部勒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甚至认为“洋人怵于义和团声势，尚易就范”(《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顽固派头子慈禧也终于决定利用义和团，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发布“上谕”称：“该拳民既以义勇为名，如足备折冲御侮之资，朝廷原可宥其前愆，以观后效。”(《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这是清政府以“上谕”形式第一次公开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存在。此后，义和团便开始大量地涌进北京。这既是前一阶段义和团艰苦战斗的成果，也是其受骗上当的开始。据当时人估计，进入北京的义和团群众“过八万人”(胡思敬：《驴背集》。)。其主流是拥后派皇权主义者。他们卷入帝后两党斗争之中，而且站在慈禧一边，为“载漪阴谋内禅”(胡思敬：《驴背集》。)服务，“大有弑君之意”(《景善日记》。)。与此相对立的，便是拥帝派皇权主义者。对这两派来说，“扶清”都不是什么策略的问题了。
除北京外，其他地区的义和团组织仍有许多坚持“反清复明”的。山东、直隶交界一带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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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义和团组织，即是如此。其著名者，如赵三多、阎书勤等，一直没有停止对清政府的斗争。即使在北京，也还有坚持“反清复明”的皇权主义者。如《永定门碑文》：“一弋止在心，八牛不安忍”，“日月从头起，文武拜圣君”(《义和团文献》。)。其中，“弋止”为武，寓“洪武”之意；“八牛”为朱，乃明朝皇帝之姓；“日月从头起”者，恢复明朝也。当时还有揭帖称：“可笑胡儿不害羞，何人保你万年秋？但等莲花遍地开，五羊赶你出幽州。”(《义和团运动史论丛·义和团的揭帖》。)对他们来说，“扶清”仍是一种策略。
一九○○年八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情况再次发生变化。此时，义和团对清朝统治者的反动面貌开始有所认识，于是收起了“扶清”、“保清”等口号，把斗争矛头明确地指向了清朝统治者。有的义和团组织甚至自己立起皇帝来，用“取而代之”的皇权主义形式来代替其他三种皇权主义形式。这样，在此阶段中，义和团的皇权主义就只剩下一种表现形式了。
三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旧式农民战争，但又不完全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旧式农民战争。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时代，资产阶级作为新的阶级力量已经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灾难空前严重，这就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社会背景。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评价义和团皇权主义的历史作用呢？
在考察这个问题时，同样必须坚持“严格的历史性”(《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2页。)，“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有的说，义和团“没有摆脱皇权主义的束缚”，对“封建统治者缺乏本质的认识”，“远不是真正觉醒的革命力量”(《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40页。)，等等。诚然如此。但是，历史上有哪一次旧式农民战争“摆脱皇权主义的束缚”，对封建统治者有“本质的认识”，“是真正觉醒的革命力量”呢？没有，从来没有。大量史实表明，处在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支配之下的农民，尽管屡次掀起激烈的反抗斗争，但他们对封建主义的认识始终处于感性认识的阶段。农民的皇权主义是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皇权制度在农民思想上的反映，义和团不曾、也不可能“摆脱皇权主义的束缚”，是合乎逻辑的，并不值得奇怪。同样，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也还处于感性认识的阶段。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进到理性认识的阶段，“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毛泽东：《实践论》。)。很清楚，主要问题并不在于义和团是否摆脱了“皇权主义的束缚”，而在于如何实事求是地对义和团皇权主义的历史作用作出科学的分析。
首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的皇权主义起了号召和组织群众的作用。一八九八年以前，全国各地的反洋教斗争，都是零星、分散的，直到赵三多等人以义和拳名义发动起义以后，才逐步将那些分散的群众斗争汇合起来，发展成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在此过程中，义和团的两个皇权主义口号“反清复明”和“扶清灭洋”是起了号召和组织群众的作用的。
其次，皇权主义也是义和团用来打击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正如恩格斯指出：农民虽然“反对过个别官吏”，但“从来没有反对过”皇权，他们甚至把皇帝“看成人间的上帝”(《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58页。)。农民往往依靠皇权来反对“个别官吏”。义和团在许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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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方面表示服从皇权，“毋犯朝廷法”，并宣言要“出力于国家而安社稷”(包士杰：《拳时上论》附《杂录》。)，另方面却又提出要“杀赃官”。这二者看起来似乎矛盾，其实是一致的。因为义和团是借助于皇权来反对“个别官吏”的。这样，他们“聚众而抗官”，“兵刃森列，俨同敌国”，也就成为合乎逻辑的行动了。于是，义和团不独“与官为难”(《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捣毁县署，威逼县尊”(《青城县志》。)，而且强向封建官府“借粮”，并“声称如不开城借粮，即来大队人马攻城”(《山东义和团案卷》下册第547页。)。有人认为，义和团的行动并未□越“拒杀官兵”(《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50页。)的范围，单纯是在清政府的进攻下“被迫采取的自卫行动”(《人文杂志》1980年第2期第48页。)，显然是不妥当的。不仅如此，义和团在反对“个别官吏”的同时，也打击了部分地主豪绅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武装。文献中关于义和团“与团（按指团练，即地主武装）相攻”(《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以及“迫令各村供给粮草，且不准各村团练”(《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381页。)等等记载，俯拾即是。他们“行踪所至，苟欲免其劫杀须由地方绅士贿送三四百或一二百金，方越境而过”(《汇报》第146号。)。当时，义和团之所以能够造成“拥众千百，枪械林立，动言焚杀，官吏熟视之而莫敢谁何”(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书后》。)的局面，与他们利用皇权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是不无关系的。
最后，皇权主义还是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乃是以民族矛盾为主的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自海禁大开，吾国频受外人欺侮，人民仇洋心理普遍全国。光绪二十四年，近畿各省遂秘密有义和拳之组织。”(《陵县续志》。)而义和团的主要宗旨则是“灭洋”。有人询诸团民，“众口一词，皆以预备杀逐洋人为言”(《拳事杂记》。)。义和团所提出的“捉拿洋人”(《利津县续志》。)“抵制洋人洋教”(《郯城县禀沂州夹单》。)、“灭洋人”(《义和团文献》。)、“驱逐洋寇”(包士杰：《拳时上论》附《杂录》。)等等口号，亦皆表明了这一点。在义和团群众看来，帝国主义的主要罪行之一，就是“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包士杰：《拳时上论》附《杂录》。)；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皇帝和百姓都是受害者，所以他们提出：“一概鬼子都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拳匪纪事》。)有的义和团揭帖说得更清楚：“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团民是忠臣。只因四十余年内，中国洋人到处行。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称奇能。”(《拳匪纪事》。)并且认为，“洋人灭，□相连，人神喜，鸡犬安，歌大有，庆丰〔年〕”(《义和团文献》。)。这当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义和团却是相信的。这也就是他们之所以将“扶清”与“灭洋”联系起来的原因。
由此可知，义和团的皇权主义不仅在其斗争的初期阶段起了号召和组织群众的作用，而且也成为它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击封建统治的主要思想武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皇权主义是农民的一个失败的思想武器，它使农民战争“总是陷于失败”。直到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清朝统治者的反动嘴脸已暴露无遗，有些地方的义和团组织还建号称帝，试图用新皇权来取代清朝的旧皇权。但事到如今，皇权主义已经没有多大号召力了。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宣告了产生旧式农民战争的时代已经结束。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几点认识：第一，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旧式农民战争，它以皇权主义为最主要的思想武器；第二，皇权主义与反封建并不是根本对立的，相反，皇权主义倒成为义和团打击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第三，义和团运动虽然具有反封建的性质，但它既不同于古代单纯的农民战争，也不同于以反封建为主的太平天国运动，它是以反对帝国主义为主要特点的，所以它是一次以反帝为主的农民战争。
【资料来源：《北方论丛》198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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