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有限辛亥革命换来破天荒的共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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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有限辛亥革命换来破天荒的共和制

辛亥革命的有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把革命无限扩大到社会层面，没有把整个社会结构打得粉碎，它停留在政治革命的范畴里面。它只要达到一个目标，就是改变政治制度，换句话说就是改变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方式，要把皇帝拉下马，换成共和制，这就是它的目标。
辛亥革命在形式上结束了帝制，但要在深层文化结构上告别帝制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完成的，民国取代帝国注定不会顺利，如果要追问辛亥革命的失败的原因，更深的根子其实也在这里。

１　生活方式比制度更加本质

什么是变？什么是不变？首先要对“变”作一个界定，“变”不仅仅是“突变”、“巨变”，一夜之间的戏剧性变化，也可以是另外一种变法，是“演变”、“渐变”、“缓变”。后者可能更是常态，而巨变、一夜之间的变化不是常态，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渐变、缓变、演变。如果放在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到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隆裕太后下达退位诏书的１２０天来看，辛亥革命是一次剧变。但是你把它拉到晚清七十年，甚至近代中国一百年来看，它的变化是一个过程。就像一棵树被摇倒，中间有一个摇晃的过程，太平天国摇一次，戊戌变法摇一次，八国联军摇一次，立宪运动摇一次，最后辛亥革命摇一次，清王朝这棵树就倒了。所以我说“变”不是一个结果，“变”是一个过程。
问题在于你如何去看这个“变”。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因为扮演的角色不同、所处的阶层不同、掌握的财富不同，他们占有的资源不同、机会不同，对未来的预期也绝不会相同。掌握了既得利益的、大量资源的人一般来说他们不愿意变，他们希望保持不变、停滞的状态是最佳的，因为对他最有利。而处于比较贫穷的状态、比较失落的、比较底层的人希望变，他们希望大的变化给他们带来机会，穷人希望分富人的钱、分富人的地、分富人的财产，中国一贯以来有这样的传统。所以我们才会有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但是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只是复制了前朝的轮回，没有本质的变化，因为在制度上没有变化，没有生活方式的变化。
一个时代最重要的东西是生活方式，它比制度更加本质。如果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变了，制度不能适应这种生活方式，这个制度一定是千疮百孔，一个指头随便一捅就是一个窟窿，很快就会出问题，今天不出问题，明天也会出，事实上每天都在出问题，不断地在出小问题。据统计，晚清最后几年发生的“民变”到处都是，尤其长江中下游各省。这种环境是没有安全感的。普通人不安全，富人也不安全，官员也不安全，人人都觉得未来没有安全感、不可预期。这是晚清时候人们对未来的一种判断。
对于辛亥革命，一开始我更关注大人物，尤其是革命派的人物。２００４年我在写《主角与配角》的时候，关注的是大人物，包括孙中山、袁世凯、黄兴、宋教仁、蔡锷、梁启超、康有为、陶成章、章太炎，这些人都是当时的重量级人物。后来我逐渐发现，光是关注这些人物的作为，还是无法判断当时的历史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我开始留意当时普通人的生活和心态，那个时代，大部分的人是以种地为主要的生活来源，从事工商业的只是社会的小部分，直到１９４９年我们的工业总产值在经济的比重中大概只占了１２％，那时的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人们还是按照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不仅仅是指私人生活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指公共生活的方式。从这一点来看，跟秦始皇时代没有根本上的差别。人们当时所拥有的权利，所享有的公共生活空间跟秦始皇时代是一样的。很遗憾，人们只能跟２０００年以前的古人一样生活在马铃薯式的生活当中。马铃薯式的生活是马克思所说的，他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就像麻袋里的马铃薯，每一个马铃薯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因为马铃薯都是一个一个的，不会融合在一起。孙中山讲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子，还是不够准确，沙子放在一个麻袋里还可以是沙袋，是一个整体。马克思说中国人是一袋马铃薯很准确。马铃薯式的生活方式是说每个人是孤立的，在公共生活当中都等于零，每个人都等于零。这就是中国人千年相续的公共生活方式。

２　不到两年发生四次国会请愿运动

在一百年前的中国，辛亥那个时代，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还有幼儿皇帝宣统，他们面临的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社会变革的呼声非常高涨，社会中最有思想、最有头脑的精英都在要求进行体制变革。在１９０９年至１９１１年的春天，两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国曾经发生了四次国会请愿运动。国会请愿运动的推动者是当时的士绅阶级。士绅阶级是当时中国的顶梁柱，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是读过书、家里有钱、有地的人。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或是拥有秀才以上的科举功名，或是留学日本回来，或在国内的新式学堂毕业，换句话说都是有学问的新旧读书人。这些人在清朝垮台前的那些年，都追求一种与他们的祖祖辈辈不同的公共生活方式。他们最主要的一个要求就是开国会，把皇帝变成一个虚君，由国会来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他们看到１９０５年在东北发生的日俄战争，小日本打败了大俄国，这对中国人的刺激特别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因为体制问题。俄国是沙皇制，就是帝王集权制，而日本是君主立宪制，明治维新以后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天皇虚位，国会掌权，这样的体制是现代型的，是最有效能，最能动员资源，能够在经济上、社会上促进国家发展的一种体制。他们认为学习日本是最佳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国的读书人——绅士阶层都向朝廷施加压力，要求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而朝廷方面事实上已经作出回应。
１９０６年，慈禧太后在离世之前两年，已经下达了一个预备立宪诏书。以往我们常听说慈禧太后的立宪是假的，是为了挽救统治者没落的命运，所以要搞一个假的预备立宪，是为了欺骗中国人民。相隔一百多年，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根本不需要去猜测慈禧太后的动机，不需要猜测是真的假的，因为诏书已经颁布了，改革的行动已经展开了。事实上各个省都已经成立了选举产生的议会叫咨议局，就是说地方议会已经成立了。国会虽然没有成立，一个具有国会雏形的资政院也已经成立了。它有一半的代表是由各省咨议局推选出来的，另一半代表由皇帝钦选，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会。但咨议局是选举出来的，参加选举的人口比例虽然很小，只有相当于千分之四的人口具有投票权。为什么只有千分之四呢？这是有原因的，主要的限制条件和受教育程度或财产有关，要有举贡生员以上的科举功名，或在国内外中学堂以上毕业的；在本省地方有不动产５０００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的，或者在寄居地方有１００００元以上营业资本或不动产的。具备这些条件之一的人才可以成为选民。中国人有一个习惯的观念就是钱财不可露白，如果去登记要这张选票就要承认自己有多少钱，他们宁愿放弃选票也要保住家里的财产安全。真正去登记成为选民的人都是因为受教育的程度这条够得上，参加选举的人数很少。
当时的中国能有这样一种技术性安排来逐步开放民主选举，让中国人有可能尝试一种新的公共生活方式。可惜我们以往很少留意这样的进步。

３　只停留在政治革命的范畴里面

今天我们来看辛亥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许多历史事实都还没有搞清楚，今天急迫的事情就是要重建历史叙事。因为以往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几乎是革命党人单方面书写的，这样的辛亥革命史是不完整的，它只呈现了一个侧面，可能有夸张、有虚构，自我表扬的成分很大，它只说出了他们经历的那一面。
今天看辛亥革命，如果只看革命党人提供的单方面事实是不够的，因为它完全地排斥了当时的中产阶层、绅士阶层、官员阶层、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对那个时代的贡献，它只强调了革命党的贡献。其实，辛亥革命是一次有限革命。它的有限性就表现在它的局限上，其实局限是个中性词。有限革命比无限革命要好，因为它是有节制的，破坏性不强。中国缺的是建设性的人才，像张謇、卢作孚这些建设性的人都是很有限的，他们能做的也是很有限、很局部。
辛亥革命的有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把革命无限扩大到社会层面，没有把整个社会结构打得粉碎，它停留在政治革命的范畴里面。它只要达到一个目标，就是改变政

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课件

治制度，换句话说就是改变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方式，要把皇帝拉下马，换成共和制，这就是它的目标。达到这个目标，革命就可以不再往下。革命停止在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因为这一天皇帝诏曰：要退位了，中国变成共和了。政治制度改变了，革命的目标就达到了。
这个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如何产生的，靠的是有节制的讨价还价，妥协、对话、相互让步，靠的不是暴力，更不是大打出手、血流成河，不是把整个社会砸烂了重新来过，最后达成一个双方都不是最满意，但都可以勉强接受的结果。南北和谈的结果是清廷退位，由袁世凯来做总统，革命党人结束南京临时政府。这个结果双方都不满意，妥协的结果是谁也没有绝对的决定权，都要受到对方的制约。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往往会觉得很不过瘾，对于妥协产生的、没有绝对权威的、没有绝对权力的安排往往是不满意的，这样的结果太令人遗憾了。但恰恰是这种遗憾有可能能给中国人带来一种新的生活。但是从辛亥当时来说，通过谈判、妥协打出一个政治革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是空前的。
但是，辛亥革命毕竟有其历史局限性，为什么喊出了“共和”，而迟迟不能实现真正的共和？按照一

中国历史中的苦难人物故事

般的说法，辛亥革命的局限性首先在于其领导者是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本身就具有局限性，表现为软弱性，因此导致革命不彻底；其次是没有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再次是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仅仅靠专制军阀讨伐专制军阀。但历史往往有其复杂性，很多时候无法用简单的几句话去解，也无法提供确切的标准答案。只能这样说，共识，并不是只有主动的共识，更多的可能是被动的共识，共识的形成从来都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结果，任何时候达成共识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所谓“民国共和”则取得从来未有之名义而已。至于实质如何，都非所问。当时，全社会包括许多革命参与者对共和、民国的观念也很模糊，以为把皇帝拉下宝座，革命就完成了。当时在山东威海卫的英国人庄士敦就说，“这个小小的地区里，居民们对于革命显然是缺乏热情的，在他们之中对于共和有一点概念的，可能不到五十人，他们也不想去了解共和。”
辛亥革命在形式上结束了帝制，但要在深层文化结构上告别帝制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完成的，民国取代帝国注定不会顺利，如果要追问辛亥革命的失败的原因，更深的根子其实也在这里。秦始皇代表了农业文明时代的一种政治总结，当时或许是世界上是比较先进的政治模式——中央集权制的王朝政治，在秦始皇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国人对这个制度有所修正、补充，比如说隋唐发展起来的科举制就是对文官考试制度，唐代开始的御史制度就是监察制度，都是这样的补充。但这些制度补充都是在枝节上、技术层面对秦始皇创造的一套制度的补充，而没有新的制度创造。可以说，中国的政治制度两千年来都是一致的，从秦始皇到宣统帝，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翻来覆去总是重复的历史。辛亥革命虽然建立了共和制，但是实质上离真正的共和还有很远的距离。

４　公共生活方式边界在哪里

从辛亥当时来看，站在清王朝的一面，他们也觉得自己非常的冤枉，它们认为自己对老百姓还是很好的，三百年来有很多的仁爱德政施给老百姓，凭什么要把他们赶走下台呢？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袁世凯也不愿意，他手里掌握着中国最强大的陆军，他也想把天下打平之后一家独大。革命党人更不愿意，他们更愿意用武力削平天下，成为无遗憾的中华民国缔造者。没有一种政治力量满意这个妥协的结果。但是恰恰是这个妥协的结果可能对整个中国来说是最佳的。最佳的结果往往不是大家最满意的，而是大家都能勉强接受的。尤其是在政治上，在公共生活方式上。因为在公共生活方式上不能按照个人意愿达到利益最大化。这就是“边界”。边界在哪里？规则在哪里？共和、民主就是规则。这个规则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不是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
辛亥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中华民国。这个民国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是对话出来的。它是通过南北和谈谈出来的。南北和谈也有两个，一个是面上的，一个是面下的，面上的就是伍廷芳和唐绍仪之间的谈判，是文人之间的。另外还有一个是武人之间的，北方代表廖宇春，南方黄兴派出的代表顾忠琛，他们私下达成了五条协议，决定让清廷下台，让袁世凯出山，中国建立共和体制。这是他们的谈判达成的。
这些和谈在以往的中国历史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以往都是用武力解决的，最极端的是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争天下的时候，因为李自成先进了北京城，先称了帝，张献忠认为自己的机会被夺去了，他非常生气，今天看来仍然令我们瞠目结舌。他要把四川人杀光，杀到后来，自己也被杀了。他的逻辑是既然自己做不成皇帝，也不能把这些老百姓留给李自成，这是中国政治文化中最典型的恶例。鲁迅多次提到这个例子，说明中国人还没有为一种新的政治生活方式做好准备，我们都是暴力文化、帝王文化、杀人文化，我们不相信、不喜欢、不追求暴力之外的方式，把暴力看成是至高无上的法则，只愿意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我们看到１００年前辛亥革命的那一刹那，在短短的１２０天当中，中国发生了许多陈胜、吴广时代、黄巢时代、李自成时代、洪秀全时代没有发生过的事，就是尖锐对立的双方可以坐下来，用和平、对话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的出路，这是以前所没有的。那一次是谈成了，这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了。
不同的集团、派系存在着分歧，甚至尖锐的矛盾，这在任何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很正常，关键在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分歧、矛盾，这才重要。在古希腊就有公民大会，在中国只有杀人，每一轮杀人都是从精英开始。所以，为什么中国人过了多少年长进都不大，与我们民族的逆向淘汰有很大的关系。每一轮政治风波都是把最优秀的大脑从肉体上消灭了。辛亥革命也杀人，也死了一些人，但死的人很少，很少有满清大臣愿意为这个王朝殉道。当这场革命发生以后，清朝的封疆大吏、王公贵族们，真正愿意为这个王朝殉葬的人寥寥无几。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享受着高官厚禄的人真到了危机来临的时候，竟然只有那么几个人愿意与它共存亡，绝大多数的人都选择带着金银珠宝小老婆逃跑。
第一个逃跑的是湖广总督瑞澂，第二个是湖南巡抚余诚格，大部分省份的督抚、将军都把逃命作为第一选择，真正愿意捍卫朝廷的只有守卫南京的张勋，还有一个已退位的前陕甘总督升允，忠于清廷的人把他视为第一忠臣。清廷宣布退位以后他还不肯放下武器，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但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所以，清王朝在垮台的时候是稀里哗啦一下子就倒了。那些官员往往是靠送礼行贿上来的，都是读书最差、德行最差的人。
翰林恽毓鼎说过，一个国家依靠这样的人能不坏事吗？当时那些通过科举考上来的御史、翰林对这些封疆大吏都恨之入骨，但他们手中无权。凡是行贿上来的人掌权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巨额行贿的钱捞回来，而且要大大地捞回来，远远超过投入，因为这是一项投资。这个政权掌握在这样一些人手里，到了危机的时候是没有人出来捍卫它的。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摄政王下面就数庆亲王奕劻官最大，钱也最多，是中国第一大家族。他的第一选择是先到银行去提现款，大家一看庆王爷都拿钱准备逃命了，也都去取钱。这是当时发生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逃难，不到两个月时间，从京城逃到天津或者南方的官员加上家属有四十万人，连货船都用来运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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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坐在煤堆上面，什么讲究、脸面都顾不上了。逃的路子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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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两个，一个是往天津租界跑，一个是往上海租界跑。一些没有逃出北京的，就往六国饭店躲，或者干脆躲进外国人在北京开的医院，或者外国人租住的房子里。整个北京几个月之间乱成了一锅粥。当时汉人当中最有钱的人是盛宣怀，世人都认为这场革命是他引发的，因为他要把铁路收归国有，引发了四川保路运动，导致了武昌事变，资政院认为他应该被杀头。他的人头虽然被外国人保住了，他自己逃到日本去了，他的二女婿是个京官，却连路费都没有。因为筹不到路费，等了一个多月，最后好不容易弄到了三四百块大洋才逃出来。北京乱了，上海也乱了，整个中国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乱到什么程度呢？胡适那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他哥在上海工作，给他写了两封求救信，让他从美国借一点钱寄来。可见当时整个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北方在袁世凯控制下的政府都处于巨大的财政危机当中，缺钱是他们的第一个局限，没有军饷、粮食怎么打仗？第二个局限是双方的军队都没有足够的力量能把对方打败。这是军事上的局限。财政上的局限、军事上的局限，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局限就决定了双方都没有一统江山的本钱、实力。既然没有，只好坐下来谈一谈。局限不是坏事，有时能导向和平。绝对的暴力常常会导致坏结果，如果某一方掌握了绝对的暴力，那么这一方就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没有人可以约束它。

５　现代公共生活方式要靠每一个人去创造

每个人都会参与历史，但参与历史有三种方式，不参与也是一种参与方式，这是一种消极的参与方式。一种是积极的参与方式。还有一种介于积极与消极之间的，没有人能超越于历史之外。一个人积极地介入历史，可能作用很大，如果消极地介入历史，即不参与历史，虽然你的作用不大，但也在改变着历史的生态。没有人能置身于事外，因为这块土地既属于你也属于我，没有人能超越于历史之外，因为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将变成明天的历史。
一百年后回望辛亥革命，我不再把目光锁定在个别领袖、英雄的身上，而是渐渐地把目光投向了当时的普通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人身上，在我眼里，他们在历史上同样不是可有可无的。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群角”。中国畸形发达的东西就是主角意识，甚至连想当配角的人都非常的稀罕，更不用说一个人真心实意地愿意成为群众演员。其实舞台上没有群众演员这个戏是演不成的，群角、主角、配角放在一起，群角最重要，光有主角、配角的戏是演不成的，也是没看头的，还是需要很多的人来参与，因为历史更多是由群角来书写的。群角意识就是公民意识，这是中华民族最匮乏的一种意识。一个社会能否顺利地完成不流血、少付代价、不经过大规模动荡的和平转型，就是要依靠民间社会的进一步的发育，培育出大量的具有群角意识的公民，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地改变历史，支撑起一个现代制度。
（资料来源：深圳特区报网络版2011-09-07 ）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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