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宝华-李文海：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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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文海：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二）

（接上续）
1979—1985年：从清史研究所到历史系
我决定回人大的时候，学校有两个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机构：一个是历史系，尚钺同志任系主任；一个是清史研究所，罗髫渔同志任所长，但罗老年事已高，实际工作由副所长戴逸同志主持，一年以后，戴逸同志就接替罗老担任了所长。尚钺同志给我写过信，希望我回校参加历史系的工作。戴逸同志也专门派人来谈，表达了同样的意愿，但他希望我回到清史研究所。尚钺、戴逸同志都是我的老领导，又都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究竟到哪里去？有点两难。
郭影秋同志此时已因病住院，他特意在医院中约见我一次。郭校长征询我到历史系还是到清史研究所的意见，我考虑了一下，表示愿到清史研究所，同时提出一个请求，就是到所里以后，希望能集中精力搞科研，不担任任何行政工作。当时，影秋同志非常赞成这个想法，他强调说，既然决定走学术发展的道路，就要安下心来，甘于寂寞，心无旁骛，刻苦钻研，只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就一定能够取得学术成就，作出自己的学术贡献。影秋同志语重心长的谈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我所以选择到清史研究所，主要原因是我同清史研究所有着一点历史的因缘。
清史研究所正式成立于1978年7月，但其实在“文革”之前，学校就已有过成立清史研究所的决定，并且这件事还同我发生过一定的关联。
1965年秋天，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大概是国庆节后不久，突然接到学校通知，说是孙泱副校长要找我谈话。我如约而去，谈话是在孙泱同志家里进行的。他告诉我，国家已经成立了清史编纂委员会，我校郭影秋副校长、戴逸同志都是委员会成员。清史编纂任务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主来承担。为此，学校决定成立清史研究所，作为承担这一任务的专门学术机构，由戴逸同志任所长，我任副所长，协助戴逸同志工作。同时他还说了一些鼓励的话。
那个时候，人大的系、所领导，都是一些老革命、老的著名学者，像我这样30岁刚出头的年轻教师当副所长，不说是“破格”，至少也是“破例”了。学校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主要原因当然是由于戴逸同志的推荐。戴逸同志是我的老师，他当教研室主任时我又做过他的副手，他对我是十分了解的。但也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郭影秋同志刚调来人大时，我恰好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历史的真实》的文章。影秋同志是很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的，他看到文章后，跟我谈过一次话，这也许同让我当副所长的事不无关系。当然，这仅是一种推测，并没有直接的根据。
但孙泱同志找我谈话以后不久，“文革”就开始了，成立清史研究所的事自然也就搁置了下来。谁知道一拖就拖了整整13年！
1979年8月，我正式到清史研究所工作。刚开始，确实按照事先的约定，没有担任行政工作，自己全副精力用于专业学习，除了读书、写作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杂务的干扰。这是我一生中少有的另一次能够集中精力专心读书的时段。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努力补习“文革”期间荒疏了的史学业务，读了不少资料，也集中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方面写了几篇文章。
可惜好景不长，到1980年7月，在戴逸同志的反复要求下，我又担任了清史研究所副所长的职务。与我同时被任命为副所长的还有我的同班同学罗明同志。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戴逸、罗明和我一起，共同担负起领导清史研究所的责任，大家合作得还是比较默契、比较和谐的。清史所在全

中国历史故事概述一鸣惊人

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也生机勃勃，发展迅速。
1983年9月，尚钺同志因年龄关系，不再担任历史系主任职务。学校做出了一个决定，要戴逸同志兼任历史系主任。戴逸同志十分发愁，因为这样一来，要同时兼管清史研究所和历史系两个单位的工作，势必全部精力都要陷入行政事务之中，不可能再从事学术研究，而且也必定会大大削弱清史研究所的工作。学校的决定又不能不执行，究竟怎么办？当时几乎陷入束手无策的窘境。经过多次商量，我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戴逸同志去兼任历史系主任，但只是挂名，把我调离清史研究所，到历史系去担任副主任。历史系的实际工作都由我来负责，戴逸同志只在重大问题上把把关，在重要场合出出面。平时他仍然集中精力领导清史研究所。就我个人来说，这件事看起来有点离奇可笑：为了保证清史研究所的工作，我却离开了清史研究所。但从全局出发，这样做显然是有利的，也许甚至是必要的。就这样，我从1983年9月起，调到了历史系工作。
系里的工作要比所里的工作繁重得多。因为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搞科研，教学只有针对为数不多的研究生，所以行政工作相对要简单一些。系里教学任务不仅针对研究生，还针对本科生；专业也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有，管理工作也要复杂得多。每天都有许多事情要处理，所以几乎每天都要到系里去上班。这样，用于研究工作的时间就大大减少了。
但是我行政工作再忙，也不放弃教学和科研，因为在学校这样的单位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假如脱离了教学，不搞科研，就同师生没有了共同语言，出的主意、实施的举措也往往不切实际，甚至会出现主观主义、瞎指挥的情况。不管担任什么工作，自己首先是一个教员、一位老师，这才是自己最重要、最带本质意义的角色。这一种观念，一直到后来担任了学校的主要领导之后也没有改变。这是我自己觉得很满意的一点。
我的几篇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的文章，就是在这个时期，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如《太平天国统治区社会风习素描》、《义和团运动时期社会心理分析》等，主要就是利用业余时间及寒暑假写出来的。
讲到这两篇文章，我想对如何看待唯物史观谈一点想法。近年来，有些人对唯物史观提出了种种责难，甚至说对唯物史观的“盲目崇拜”使研究者“不知不觉地放弃了对历史过程的理性探索精神，习惯成自然地丧失了历史批判的科学能力”。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有些年轻人一提起唯物史观就将之视作“左”的、“僵化”的“陈旧观念”。我以为这种认识和态度未免失之于武断。上面提到的两篇文章，从我主观上说，是力图用唯物史观的指导来进行研究的。是否运用得好，另当别论；但在学术实践中，唯物史观除了给我提供了观察问题的科学观点和方法外，并没有妨碍我对历史现象进行“理性探索”，更没有妨碍我去探求和认识历史真相。查一查学术史，在此之前，几乎很少有人从“社会风习”和“社会心理”的视角去探究近代历史的，这至少说明唯物史观并不是一种“僵化”的理论，用这个理论作指导，可以作出创新性成果。这使我想起了钱学森同志对这个问题讲过的一些话。钱学森同志逝世后，报纸上发表了他的一些谈话，其中有几段是这样说的：“人不懂历史唯物主义，就会是愚蠢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法宝，是尚方宝剑，你不要这个东西是要吃亏的。”“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们的工作，这在我国是得天独厚的。从我个人的经历中，我的确深有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一件宝贝，是一件锐利的武器。我们在搞科学研究时（当然，包括交叉学科），如若丢弃这件宝贝不用，实在是太傻瓜了！”请大家注意一下钱学森同志讲话的语气，他不是一般讲唯物史观如何正确、如何重要，而是反复说不使用这个锐利武器实在“太傻瓜了”、太“愚蠢”了、“是要吃亏的”。这充分说明，这些确实是他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绝不是对唯物史观的“盲目崇拜”。
1984年4月，我兼任历史系的党总支书记。1985年6月，学校同意戴逸同志不再兼任历史系主任，由我正式接替历史系主任的职务。
仅仅过了两个月，即1985年8月，中央决定任命袁宝华同志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在组建新班子的时候，我也被列入副校长的人选。当宝华同志同我谈话时，我提出了一个请求，就是我的组织关系，既不放在校部，也不放在历史系，而是转到清史研究所。宝华同志同意了我的请求。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不管工作有什么样的变动，我始终是清史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1980年7月至1983年8月，由于清史研究所在干部调动中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所长人选，还曾由我兼任过一段时间的所长职务。
清史研究所是一个学术空气十分浓厚的单位，我一直以作为清史研究所的一员而感到自豪。在庆祝建所30周年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一段话，大体概括了清史研究所成立以来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成绩：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30个寒暑，短暂而又漫长。创业之甘苦，学海之浮沉，师友之聚散，世事之往复，一缕缕如烟往事，历历在目，恍如昨日。说这30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实在并不仅仅是诗人的浪漫和夸张。但是，清史所建所以来，不说别的，仅以科研工作而言，30年间一共出版了244部专著，发表了2 000余篇论文，连同主编的各种书籍、资料、古籍整理、译著等在内，学术成果达两亿四千余万字之多，这却是所有现在以及曾经在清史研究所工作过的老师和同志们，在一万多个日日夜夜里，埋头苦干，辛勤劳作，共同奋斗的结果。许多同志为此付出了心血，付出了青春，甚至可以说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学术生命。这确实是一条漫长的路，当然也是一条无悔的路。”（《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
1985—2000年：担任学校党政领导工作
1985年7月31日，学校正式宣布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任命袁宝华同志为人大校长的决定。9月6日，宣布了国家教委的通知：“黄达同志留任副校长，罗国杰、李文海、杨德福同志任副校长，李焕昌同志代理党委书记。”到1987年10月，焕昌同志因年龄关系离职，由我接任党委书记。那时，人大实行党组制，宝华同志任党组书记，黄达和我任党组副书记。实际上，黄达同志在学校行政工作上全面协助宝华同志，我则在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成为宝华同志的助手。
袁宝华同志是一位老革命家，长期从事国家经济领域的领导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品德高尚，具有很高的威望。朱镕基同志在一首诗中，称赞宝华同志“赤臣谋国志不休”，“公正廉明口碑留”。王梦奎同志则有“满城争说袁公好，岂止清操贻子孙”（《偷闲吟草》，插页及第7页）之句。著名报人范敬宜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仆尝谓友人曰：‘予心中之长者可谓多矣，有可尊者，有可敬者，有可亲者，有可慕者，若四者兼而有之，则南阳袁公耳。’“何谓可尊？德高望重，而不居功自矜也；何谓可敬？清正廉明，而不孤芳自赏也；何谓可亲？谦冲平易，而不随俗自薄也；何谓可慕？博闻儒雅，而不恃才自炫也。一言之，曰自持，自牧，自重，自律。人生至此，庶几无憾焉。”（《袁宝华访谈文集》序）
这些文字，情真意切，自然是肺腑之言。能够在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领导下工作，实在是一次难得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
宝华同志在人大工作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点：
一是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尊重。他多次强调，“教师是建设人类文明的工程师”，“教师确实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功臣”，“尊师重教是天经地义的”（《袁宝华文选》，第6页）。他经常同老教授促膝谈心，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听取他们对办好学校的意见。他特别强调“民主办校”的问题，指出“要把人民大学办好”必须“紧紧依靠全体师生员工”，“发挥教工民主管理的作用”（《袁宝华文选》，第7页）。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搞好民主办学的若干措施》，提出从13个方面疏通民主渠道，落实民主办学的具体办法。所以当时的民主气氛确实是很浓厚的。
二是对年轻教师和青年学生的关心爱护。他特别强调，“要提拔年轻干部。要大胆选拔、启用有才能的年轻人，把他们放到各级领导岗位，给他们锻炼机会，使他们很快成长起来。放到岗位上,就要信任他，放手让他工作，出了事，领导承担责任。当然对青年人既要培养、使用，也要严格要求，培养青年人也包括在学术上奖掖后进。希望专家、教授、系主任、总支书记都开明一些”（《袁宝华文选》，第23页）。每年新学年开学，我都陪同宝华同志举行学生座谈会，请新生谈入学感受，请老生谈暑假回家乡的情况，既沟通了思想，又提供了一个进行思想教育的很好的平台。他大力提倡和鼓励学生利用寒暑假及其他假日，借回乡探亲、学业实习等机会，作社会调查，并亲自为《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社会实践论文集》撰写序言。
三是既强调发扬人大的优良传统和校风，又大力推进教育管理和学术上的改革与创新。宝华同志认为，中国人民大学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有着优良的校风和学风，这些是办好学校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将人大的优良传统和校风概括为“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勇于开拓、民主团结、艰苦奋斗”，号召大家继承和发扬这些光荣传统，以此振奋精神。同时，他又强调绝不能墨守成规、固步自封，而要随着时代的变化、形势的发展，大胆进行改革和创新。他专门作过一个《学新知·立新意·树新风》的讲话，提倡不断“学一点新东西”，“要有开拓创新精神”，坚持好的作风，改掉不好的作风。对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更旗帜鲜明地提倡“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实事求是，不拘一格。划框框，不利于理论上有所突破”（《袁宝华文选》，第32页）。
宝华同志的这些教育理念和治校举措，是很符合教育规律的，也是很符合人大实际的。
前面讲到宝华同志说要支持年轻同志，放手让他们工作，我虽然已经不能算是年轻人了，但我对此还是有着切身的体会。作为副校长，我是分管教学工作的。有一段时间，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教学秩序有点混乱，有些教师不能专心教学，对学生不愿多管、不敢严格要求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我在一次会上提出“整顿教学秩序，为更好地进行教学改革创造必要的条件和环境”的问题，就得到了宝华同志的大力支持。在1981年9月的一次会上，宝华同志讲了这么一段话：“关于整顿教学秩序这件事情，文海同志讲了两次。一次是在9月10日教师节会上，本来是庆祝会，应该说好话，但要实事求是，有好就说好的，有不好的就说不好。文海同志强调了‘严师出高徒’。过去叫‘名师出高徒’，名师不一定出高徒，看来还是严师出高徒。文海同志还讲了一句《三字经》上的话：‘教不严，师之惰’。教师节会上这个讲话，我看还是很真诚的，完全合乎实际。第二天开学典礼时，文海同志又讲了教学纪律和教学秩序，讲得很好，反应也很好。王任重同志听了文海同志关于‘严师出高徒’的讲话后对我说，这是讲到点子上了。第二天开学典礼，文海同志讲过以后，余秋里同志也说了几句：解放军的优良传统，重要的一条就是严格要求，这个作风一直到现在仍然起着作用”（《袁宝华文选》，第33页）。
这虽然是一个小例子，但很能反映出我在宝华同志领导下的工作状态，所以把这段话引在这里。
作为党委书记，我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个定位，就是通过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为学校的改革与发展提供较好的条件和保证。
1991年底，在袁宝华同志的多次申请下，中央同意宝华同志不再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校长一职由黄达同志接任。我则仍旧担任党委书记。
黄达同志任校长，这在人大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过去，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都是老革命、高级干部、政治活动家，像吴玉章、成仿吾、郭影秋、袁宝华等，黄达同志则开创了由著名学者担任人大校长的历史。其实，黄达同志也是老干部，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了，不过他一直在教育战线工作，在社会上以财政金融方面的权威学者著称，这跟过去历任校长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这个变化，当然是由客观形势的发展及学校本身的变化导致的，校长的两种类型各有其长处和优点，不能简单地认定人大只能采用某一种模式。
黄达同志从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命名之前就在学校了，可以说他是人大全部历史的见证人，所以他对人大的一切都十分熟悉。他自己又长期从事教学和科研，对如何办学有着丰富的经验。对许多事情他都胸有成竹，处理起来得心应手。所以，我作为党委书记，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营造良好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上，我以为这是对校长工作的最好的配合。
1994年6月，中央批准了黄达同志的申请，同意他不再担任校长职务，并决定由我接任人大校长，由马绍孟同志任党委书记。在我担任校长期间，先后任副校长的有杨德福、力康泰、杜厚文、郑杭生、李昭公、郑英良、袁卫、林岗、周建明几位同志。
我任党委书记的时候，如何配合校长做好工作，上面已经讲过了。我当校长的时候，同党委书记马绍孟同志合作得也比较默契。我们两人共同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战斗力——书记、校长二人谈》，谈书记和校长之间如何既分工又合作、既相互尊重又独立负责。当时的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同志看到后，颇为赞赏，批示印发全国各高校领导干部阅读，还特地找我询问这篇稿子的写作经过，原因是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体制下，党政关系如何处理好，在相当一些学校还是一个问题。开轩同志认为这个问题有普遍意义，所以加以肯定、加以推广。事情确实是这样，如果学校的党政一把手关系不那么融洽，不那么协调，甚至“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就会对学校的各个方面产生许多消极的影响。
在我任校长期间，一件大事是争取学校进入国家“211工程”计划名单。“211工程”是指在21世纪，国家重点建设100所高等学校的一个战略决策。能否进入“211工程”，对学校的发展关系重大。经过认真的准备，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及立项申请终于在1996年8月30日获得国家教委专家组的审核通过。
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最为齐全，但理工科专业所占比例则很小。在那个时候，社会上重理工、轻文科的观念十分浓厚，这种“重理轻文”的现象渗透在各个方面，诸如经费的投入、学校的评估标准、人才的地位和待遇、学术水准的评定等，甚至教育和教学的管理也常常以理工科思维去对待与处理文科学科的问题。我感到这个问题不仅对我们学校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扩大一点说，对我国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甚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都是一个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所以，我利用一切机会，大力呼吁必须充分认识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党和政府必须对人文社会科学给予与自然科学同样的重视和同等的地位。我在一些重要会议及报刊上，先后发表了《重视基础文科的建设》、《面向21世纪的高等文科教育》、《新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的三重挑战》等讲话和文章，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经过大家的努力，现在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还不能说这个问题已经完全得到了解决，还需要大家的持续努力。
在我担任学校领导的15年时间里，给我印象最深刻、对我考验最严峻的，应该说是1989年发生的那一场政治风波。当时我是党委书记，正处于工作的第一线，许多问题都需要我直接面对。这场政治风波，正如小平同志所说，“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那时，改革到了第十个年头，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突出的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国际和国内敌对势力认为这正是可乘之机，力图利用人们对物价上涨和腐败现象的正当不满来制造分裂，把中国搞乱，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广大学生出于爱国热情，但又缺乏社会经验，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蛊惑煽动下，举行示威游行，后来发展到在天安门广场静坐、请愿。有一段时间，中央对学潮又存在着两种声音，所以如何对待这种局面，很多问题要靠自己作出判断、作出决定。在那段非常的日子里，我一直坚守岗位，整整两个多月时间，我没有回家一次，每天都住在办公室。我始终坚持了两条：一是决不中断、停止党组织的活动，依靠党组织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团结师生员工，发挥人大党的力量比较强的政治优势，来共同应对复杂的政治局面。那时，每个礼拜都要开一两次总支书记会，通报情况，商讨对策。各个总支也及时加以贯彻。二是决不隔断同学生的联系，坚持面对面地同学生接触、对话。那时，我们始终保持着同学生联系的渠道，一方面积极引导，苦心劝说；另一方面又不采取同学生相对立的态度。我至今还保存着当时我在天安门广场人大静坐学生面前，手持大喇叭，劝说学生回校的照片。在当时没有条件召开大会的情况下，我向全校师生发表了两次广播讲话，强调要正确对待改革和前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吸取“文革”的经验教训，政治的动荡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损害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事实证明，只要讲得合情合理，绝大部分同学还是听得进去的。当这场政治风波过去后，大概组织上觉得我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还比较恰当，所以我在1989年8月被中组部、中宣部、国家教委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1991年6月又获得“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称号。
到了2000年的世纪之交，我已经68岁，校长任期也已超过了两年，我多次向教育部领导口头或书面提出离职申请，于2000年9月20日得到批准，免去我的校长职务，同时中央任命纪宝成同志接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2000年至今：重返教师岗位
进入新世纪，我的生活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离开了校长岗位，肩上的责任和心里的压力都大大减轻了，复杂繁重的行政事务彻底摆脱了。原本以为“无官一身轻”，可以轻松自在，逍遥洒脱，安安静静地读点书，写点自己想写的文章，过一过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所描写的“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的那种悠闲生活了。
谁知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我在最近写的一篇短文里作了这样的描述：“进入古稀之年后，朋友见面问得较多的一句话是：‘你近来忙点啥呢？’我的回答多半是两个字：‘打杂。’这个‘打杂’的含义，大致同最近流行的一个网络热词‘打酱油’差不多，就是说自己没有什么重任在肩，主要是给别人帮帮忙，做点琐事，类似打打油盐酱醋之类。有些事情让我去凑凑热闹，敲敲边鼓，只要是对社会有益的，我便欣然从命，起一点摇旗呐喊、站脚助威的作用。有的事情让我去出出主意，发发议论，只要邀请者出于诚意，我也奉命惟谨，去讲几句可供参考或者未必很合时宜的话。就这样，倒也忙忙叨叨，居然‘不知老之已至’。这样的‘杂事’并不少，但大多是上不了账的，过了一段时间，回过头来想想，自己也说不清究竟干了些什么。”（《从民族沉沦到民族振兴》序言）
上面所说的“打杂”，主要是指社会上要求我做的一些临时性的任务，这占去了我很多的时间，但“大多是上不了账的”。当然，还有“正业”，就是作为教师最主要的工作：教学与研究。下面，我把能够罗列出来的事情分三个方面报一个流水账：
第一，教学工作。我每年招收一至两位博士生，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毕业的博士生共25人，还有三位在读的博士生。除博士生课程外，也做一点专题讲座，在本校及一些兄弟院校如北大、清华、北师大、首师大、山东大学、安徽大学、河北大学等作一些学术报告。
第二，科学研究。这也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写了一些学术文章，进入新世纪以后写的一些文章大体收录在《李文海自选集》、《历史并不遥远》以及正在排印尚未出版的《从民族沉沦到民族振兴》、《清代政治文明杂谈》几本集子里。二是编了几部书。主要有：同戴逸同志一起主编了22卷本的《清通鉴》（获第12届中国图书奖），主编了12卷本的《清史编年》（获北京市第7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同夏明方同志共同主编了12卷本的《中国荒政书集成》（获第26届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及论文集《天有凶年》，同夏明方、黄兴涛同志一起主编了两辑共十余卷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获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及北京市第9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与龚书铎同志共同主编了《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历史卷共11册，与满运来同志共同主编了《20世纪掠影》等。
第三，社会工作。我有一些社会兼职，有些是20世纪就担任、后来延续下来的，有的是退出领导岗位以后新担任的。主要有：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党的第十四届中纪委委员，第

中国历史故事谁写的好看

九届全国人大代表（1998—2003年），中国史学会会长（2004—200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组组长（1995—2002年），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1994—2012年），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1995—2005年），中国高教学会副会长（1998—2004年），北京市高教学会会长（2002—2007年）等。目前仍兼任的有：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史学科组组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国家基础课程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高校理论战线》编委会主任，清史《研究丛刊》编委会主任等。
不管怎样，我的最基本的、始终不变的角色是一名“史学工作者”，我的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兼职大体也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
回顾一下进入新世纪以来10多年的史学研究，我觉得，我写的一些文章，至少有两点需要特别提出来说一说。这两点，一个是优点，一个是缺点。
先说缺点。那就是这些文章，涉及的方面和范围较泛、较杂，经过自已有计划的、长期积累和潜心钻研的研究成果较少，因此内容也就较浅，缺乏深度。产生这一缺点的原因，主要是这些文章的写作多半是根据形势的发展，为完成某种任务而写的。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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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遵命文学”的说法，东施效颦一下，也可以说这些东西不过是“奉命史学”。当然，我绝不敢随便去攀附鲁迅，鲁迅自己说他“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而我所“奉”之“命”，其实十分具体、十分简单，无非是工作的需要、报刊的邀约、朋友的嘱托，有时还有学生的要求等而已。不过，应该申明一点，所谓“奉命”也者，只是讲文章写作的缘由，也就是“为什么写”，至于“怎样写”、“写什么”，倒是完全自由的，并没有任何方面作过任何的规定和限制。因此，不管对了也好，错了也好，

《中国历史故事》阅读讲解

都是我自己的真实想法，应该文责自负。
既然“有一利必有一弊”，那么反过来说，“有一弊”往往也会“有一利”。所以，同缺点相伴的，也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这些文章与现实生活结合得比较紧密，有较强的现实感和针对性。有些文章是直接针对现实问题而写的；有的文章虽然讲的是历史问题和学术问题，但心目中也往往存在着某种现实针对性，希望通过对历史的叙述和分析，为人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对于这种做法是不是历史学发展的正确途径，大家的认识似乎并不一致。有人对此是不以为然的，认为史学文章只有离现实愈远，它的学术性和科学性才愈高，才能传之久远。不过，我倒是赞成梁启超的主张，他在关于《历史研究法》的讲演中说：“现代人很喜欢唱‘为学问而学问’的高调，其实‘学以致用’四个字，也不能看轻。为什么要看历史？希望自己，得点东西；为什么做历史？希望读者，得点益处。学问是拿来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已。”（《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讲，载《清华周刊》384号）
在史学研究中，我用功较多、坚持较久的是中国灾荒史的研究。从1985年开始，我组织了一个近代灾荒史课题组，20多年来，课题组成员不断发展变化，但灾荒史的研究始终没有停顿，也出了一批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为什么我们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呢？这首先是因为社会生活的严峻挑战提出了学科发展的强烈要求。这一点大家都有切身体会。这些年，不论中国还是世界，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破坏性影响愈演愈烈，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障碍，也成为一个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严峻挑战。最近，联合国组织了一个“全球可持续性问题”的高级别小组，撰写了一份题为《具有承受力的人类、具有复原能力的地球：值得选择的未来》的报告。这个报告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今天，我们的地球和我们的世界正处于最好的时期，也正处于最坏的时期。全世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繁荣，而地球也承受着空前的压力。”确实是这样。我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我们享受着各种文明的成果，使我们的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丰富多彩。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地震、海啸、干旱、洪涝灾害、气候变暖、疫病流行等，随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环境问题越来越严峻。正像有人所描写的：“地球已被糟蹋得遍体鳞伤了。”“移山造海、乱砍滥伐、无休止掘矿采矿、捕猎珍奇动物等等，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人类在发展过程中，肆无忌惮地对环境进行掠夺和破坏，严重超出了环境可承受的限度。我们今天的发展，实际上是向环境、向资源、向子孙后代借了很多债。恩格斯有一句名言：“人类的每一个进步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果人类只顾自己的发展，把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都破坏了，那么人类的发展环境也就没有了，有人甚至说：“如果人类仍然一意孤行，以为可以在地球上称王称霸，那么人类毁灭之日将不会遥远。”我以为这个话绝不是危言耸听。拿我国来说，从1998年的全国性大水灾，2003年的“非典”流行，2008年5月引起全民族巨大悲痛的汶川大地震，2010年春的玉树地震，同年由于极端天气条件造成的多发性洪涝灾害以及甘肃舟曲县特大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一直到近几年南方的雨雪灾害和北方的大面积旱灾。所有这些，都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自然灾害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威胁与障碍。因此，历史学家就有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要时时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用历史上曾经经历的巨大灾难、进行的艰苦斗争、积累的丰富经验、发生的惨痛教训作为教材，不断提高全社会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的认识与能力。
这些年来，我们对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步。从世界范围看，至少从20世纪的60年代开始，美国及欧洲一些国家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运动，环境科学也随之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从我国的情况看，随着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努力做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仅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而且已经上升到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层次。这就为灾荒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中国是个多灾的国家，一方面遭受了自然灾害的严重侵袭，另一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防灾抗灾的经验。我国有一大批被称为“荒政书”的著作，就是这些经验的总结和结晶。这也是中华文化百花园中极有历史价值的珍贵遗产。
2004年夏，我出过一本论文集，书名叫做《历史并不遥远》。我一向认为，历史离今天、离我们并不遥远，历史虽然过去了几十、几百、几千年，时代和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有一些历史规律、有一些历史经验、有一些历史真理，仍然同我们今天的生活十分贴近，至今并没有失去其生命力。南宋诗人陈渊有诗云：“谁云古人远？正是无来去!”今天的人们可以从古人那里得到许多历史的智慧，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得到生动的历史借鉴，这正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所以，我对于历史，概括了这么几句话：不要拒绝历史，因为历史给我们以智慧；不要忘记历史，因为忘记历史意味着对事业的背叛；不要漠视历史，否则将受到历史的惩罚；不要割断历史，因为否定昨天也就将失去明天。
这几句话就算是我学史、治史几十年的一点心得和感悟吧！
(转载自人大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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