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日]大庭脩：《日清贸易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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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日]大庭脩：《日清贸易概观》

（原刊《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1期）
日本关西大学教授、文学部部长大庭脩先生长期从事日中关系史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工作，著述甚多。一九七九年夏季，大庭先生以日中学术恳谈会日中关系史研究者访华团秘书长的身份来我国访问，八月十一日上午在沈阳市中华剧场作关于日清贸易问题的学术演讲，回国后又将所讲内容撰写成文，寄赠本刊。本刊现将大庭先生的大作全文发表，以飨读者。——编者

一、近世日中关系史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所研究的两个专门领域：其一是今天讲的日中关系史，其二是中国古代史，尤其着重于汉代的法制史。我对研究著名的居延汉简及其它木简怀有极大的兴趣。
我所希望访问的那些与自己的研究课题有关系的中国城市虽然为数很多，但从古代日中关系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辽宁省则是必须访问的地方。我特别想到辽阳市去看一看。其理由正如诸位所知，这一带是汉代的辽东郡，郡治所在地襄平就是现在的辽阳市。公元一九О年前后至二三八年，即后汉末至三国时代的约五十年间，从这个地区到朝鲜半岛，处于半独立状态。统治此地的是公孙氏三代。公孙氏在二三七年、二三八年两年中，拥有完全独立的政权，国号燕，年号为绍汉。二三四年蜀国的诸葛孔明死后，魏国的西部战线有所缓和，于是魏国就把最强有力的司马鳃的部队投入东部战线，灭了公孙氏。翌年—二三九年即魏景初三年，楼国女王卑弥呼的使臣难升米前往魏国。日本古代史上第一个有姓氏记载的王一一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的使臣，大概就是通过此地去魏都的。因此，可以推断，在公孙氏时代，楼国使臣就到过公孙氏据守下的襄平。可以说，辽宁省是历史上最古老的、有过日中交往关系的地方。今天，我能在此地向诸位报告日中关系史，心情非常激动。
下面我谈谈近世日中关系史。
所谓近世，即指日本的近世后期，大致意味着江户时代（一六O三——一八六七年），相当于从明朝的万历末年到清朝的同治初年。这个期间，中国主要是清朝统治的时代，因此，我实际上讲的也就是日清关系史。
提及日中关系史，日本人立刻就想起遣唐使来往频繁的日唐关系，或者只想起明治以后的日中关系。诸位中国朋友作何想法呢？
日本人的这种倾向的产生，日中关系史的研究工作者是有责任的。而且，教育工作者也是有责任的，也就是说根据这些研究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制定的教科书的作者和使用此种教科书教学的教师们，也有责任。
江户时代，日本的文化与教育的中心都是儒教。更广义地说，中国的学术，在日本被称为汉学。至明治年间，日本吸收了欧美的科学、文化，踏上了现代化的道路。现实既然如此，那么，在研究和叙述历史的时候，产生了另一种倾向，历史教科书对在江户时代的学术中居少数派地位的兰学一荷兰的科学、文化大加吹捧。一般地说，无论哪一个时代，历史书往往不记载那一时代最普遍的、常识性的、日常性的东西，而偏偏喜欢写上些罕见的，尚未普遍化的事物。如写近世史不把注意力放在江户时代最为普遍化的汉学上，而放在当时罕见的仅能到下一时期才会得到发展的兰学上。明治时代初期，日本人阅读欧美人的著作，都要依靠中国人的翻译本一一在日本称之为汉译。这是因为在日本的知识分子阶层中汉学知识很普及。若是没有江户时代汉学的高度发达与普及，汲取欧美文化就颇为困难。受过鲁迅先生教诲的、在中国也负有盛名的日本人增田涉先生，在他的遗著《西学东渐与中国状况》中，曾经研究过关于明治初期中国汉译欧美人著作对日本的影响问题。
江户时代的日本采取了锁国政策。直接的目的，是统制思想，实行禁止当时被称作“切支丹”的基督教——确切地说，是天主教一一的政策。一六一三年曾将天主教传教士和日本信徒驱逐海外；一六一六年把贸易场所仅仅限定在平户和长崎；到一六三三年，除得到幕府许可的“奉书船”以外，严禁出国。一六三九年幕府驱逐葡萄牙人，一六四一年又将平户的荷兰商馆迁往长崎的出岛，于是贸易港口只剩长崎一港了。
一提到锁国政策，人们往往会认为封锁了一切对外关系。这是误解，其实，禁止最严的还是日本人的出国。外国船被许可来日本贸易的只有荷兰船和中国船。荷兰船隶属于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员并不只限于荷兰人，公司雇用的欧洲人也不受盘查。例如，一七七五年以医生的身份来到长崎因研究日本而出名的琼贝里（C.P.Thunberg

中国历史故事马援老当益壮

）就是瑞典人。一八二三年来日本的西欧最著名的日本研究者西波尔特（P.F.Von Siebolt）就是德国人。不过，这也许因为江户时代的日本人还不会区分欧洲人的国别吧。相形之下，中国船则不然，不问是何人派遣的，船上只要是中国人就不成问题。无论是清朝政府派遣的船，还是郑氏（指郑芝龙、郑成功父子——译者注）和三藩方面派遣的反清势力的船，或是以暹罗（泰国的旧称一一译者注）国王的直辖船为首的来自东南亚各地的船只，都可以顺利进港。从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来的“咬留吧船”，虽然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租赁的船，但乘坐的只要是中国人就不成问题。“咬留吧”是椰子的意思，在明代中国人称巴达维亚（即现在的雅加达）为“咬留吧”。锁国时代，日本除与荷兰和中国保持邦交外，还通过对马藩与朝鲜国、以及萨摩藩与琉球国保持着邦交，这也是不可忘却的。
另外，更重要的是，尽管日本采取了锁国体制，但通过对当时中国船和荷兰船航行遗迹的调查，可以认为，长崎是作为中国东海和南海的沿岸贸易的整个键条中最北端的港口。倘若不在世界史中这样理解长崎的位置，那么，就可以说，我们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存在着锁国意识。
综上所述，江户时代的日本，无论在精神文化上，还是在物质文化上，都同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可是，它却不象日唐关系那样为世所周知。这个责任一部分在于研究工作者。对此再稍加分析一下：我认为，明治政府急剧的现代化、西欧化的倾向，是和否定江户幕府、否定江户时代的倾向同时产生的。从而也形成了否定汉学、否定中国文化、进而否定中国的思想倾向。我想，这也是近代日本、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或朝鲜的精神上的远因之一。中国在进行四个现代化之际，对日本和西欧采取学其长、弃其短的态度，我认为比明治时代的日本要高明得多。
我们研究工作者务必要批判明治初期那种思想偏激的倾向，根据客观的历史事实阐明日清关系史。
还有必要从另一方面指出日清关系史研究工作落后的原因，这或许能多少轻减研究工作者的责任。江户时代因为是距离现今较近的时代，所以资料很丰富。可是，一九四五年以前，这些资料都被宫内省、日本政府以及各地的旧大名（封建时代的诸侯—译者注）家族等占为己有，他们限制或禁止别人阅览利用，因而日清关系史的研究工作者局限于极少数人。一九四五年战败后，日本实现了民主化，旧大名家族苦于经济困难，资料才开始公开。公开出版幕府的重要资料的工作，也从战败后日本经济复兴时起开始了。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出版的“大日本近世史料”。研究日中关系史的重要资料包括长崎的华语译员—“唐通事”办事处的日记《唐通事会所日录》（一六六三—一七一五年已出齐）和幕府的图书馆、红叶山文库的管理人“书物奉行”（江户幕府的官职名称，掌管红叶山文库，担任图书的保管、出纳、编辑等工作一一译者注）的日记《幕府书物方日记》（一七O六—一八五六年，现在出版到一七三六年）。现在在进行研究的同时，必须翻印重要的资料，满足一般研究者的需要。我也在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从事这一工作。总之，日清关系史的研究工作所以落后，不仅仅是由于研究者的工作落后，也是由于资料未能及时公开。因此可以说，日清关系史的研究工作是今后大有作为的一个新领域。我打算在讲演中提供关于资料的线索，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项目和目的。
我在二十岁以前，曾打算研究日本史。但是，我认识到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的根基中有根深蒂固的影响，领悟到要知日本，必须先知中国，于是我才决定在大学研究中国史。此后经过近二十年，当我已在关西大学担任中国史教师的时候，以关西大学为中心，与另外两三个大学的同道者共同研究了关于江户时代私塾（城镇中开设的面向庶民的学校）中的汉学。当时，我调查了私塾的藏书情况。从中国出版的书籍和在日本印刷的中国书籍（在日本称为“和刻本”）的对比情况来看，“和刻本”居多。把私塾的藏书情况与大约十年前调查过的某大名的藏书——藩学（即大名的学校）的藏书相比较，我发现私塾藏书中中国出版的书籍少。其理由很简单：因为藩校比私塾有钱，唐本一一中国出版的书籍—比“和刻本”价格高。那么，究竟有哪些种类的中国书籍，在何时、有多大数量运到日本来呢？这个问题若不弄清楚，怎么能够理解江户时代的日本的汉学呢？过去几乎无人调查过这个问题，我只好自己调查了。江户时代的日本把中国人称为唐人，中国船称为唐船。我的研究课题关于《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的研究》（江户时代中国船舶运往日本的书籍之研究——译者注）就这样开始了。我对中国船的停泊港口——长崎的贸易状况开始关心起来。
二、日清贸易概观
江户时代的日清贸易，在江户时代的二百六十五年间，情况变化很大，很难作扼要的叙述。从日本方面来看，只是等待中国船只的到来，而日本船是不能出海贸易的，因此，只能根据中国船来日的情况，一面考虑日本国内的经济动向和趋势，一面制订政策。自然是一种被动的贸易。中国方面则由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或由于东亚国际形势的变化，贸易船的出海也常有变化。日本方面进口体制如果发生变化，也要采取相应的对策。
所谓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主要是清朝的统一问题。一六四四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毅宗朱由检自缢，明朝灭亡。这时正值日本正保元年，将军德川家光当政。郑芝龙在福州拥戴唐王朱幸键，直到一六四六年仍在抵抗清朝，其子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为根据地，后来台湾也被纳入他的势力范围之内，继承乃父的抗清事业。在一六四八年到一六六O年期间五次向日本要求援助，郑成功率领反清势力一直战斗到一六六二年。
江户时代的日本人之所以把中国称为唐人，中国船称为唐船，其原因可以这样认为，郑成功以及郑氏势力下的人们，从自己反清扶明的意识出发，为了表示自己是唐王的臣民，自称唐人。郑成功在这一年（一六六二年一一译者注）逝世。他的长子郑经仍以台湾为根据地，乘一六七三年发生的三藩之乱，继续抗清。一六八一年郑经死后，其子郑克塽继续进行反清活动，直到一六八三年投降为止。构成郑氏和三藩的军费来源，就是包括同日本的贸易在内的贸易的收益。清政府虽然原则上实行海禁政策，但却没有严格取缔，听任沿海五省人民进行海外贸易。
在郑氏和三藩势力的强盛时期，从以厦门为中心的福建和台湾岛开来的船只中，有属于郑氏的，有属于平南王尚可喜及其子尚之信的和属于靖南王耿继茂及其子耿精忠的。这些船只与清朝势力下的船混在一起。日本方面则不过问其船属于清朝方面抑或属于其他方面，一律平等对待。只有在他们之间的争斗妨碍了日本贸易利益的情况下才加以禁止。因此，通常双方船只都准许在长崎进港。
清政府于一六六一年（顺治十八年，日本宽文元年）为消灭郑氏发布了迁界令，禁止一切船只出海，使山东、广东沿海五省之民不能与郑氏方面进行交易，这一措施，逐渐收到成效，只有从事收购日本铜而经官方默许的船舶才能非正式地出港。以一六八一年为例，这一年进入长崎港的中国船减至九艘，其中没有一艘是从中国本土沿岸来的。
在此，我简略谈谈十七世纪来到日本的中国船舶的数量。十七世纪前半期的情况，日本方面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只有依据平户英国商馆和平户、长崎的荷兰商馆的日记。一六一二年到平户三十艘；一六一四年六月以前有六七十艘；一六三一年七八十艘；一六四O年七十四艘；一六四一年九十七艘；一六四四年五十四艘等等。在一六四一年来的九十七艘船中，有六艘是郑芝龙的直辖船，其余郑氏系统的船还有七艘。一六六六年船舶总数三十五艘中有郑氏的船十一艘，一六七O年三十六艘船中，有十八艘郑经的船，一六七五年二十九艘船中有九艘、一六七六年二十四艘船中有十艘、一六七八年二十六艘中只有七艘是郑经的船。前文讲过一六八一年有九艘船都是从东南亚来的，现在看起来是郑氏方面的据。据说在郑成功势力最强盛的时候，他在厦门拥有用仁、义、礼、智、信命名的五家批发商，在杭州也有称为金、木、水、火、土的五家批发商；在福建沿海的势力范围内，向居民收税，把税收贷给商人经营贸易，船回港后便收回本金和利息。郑氏的船只大量运至长崎进行贸易的最重要的商品是生丝，由于迁界令的下达，郑氏船商收购生丝困难，整个贸易都受到很大损失。可见这个法令收到了效果。
关于在一六三五年到一六四七年期间，曾经到日本去的中国船舶数量的问题，因为中国和日本双方均无详细记录可查，所以我只好根据荷兰方面的记录进行了调查，结果得知：从一六三四年到一六四四年的十二年间（原文如此—译者注），平均每年为五十七艘。而一六八一年前后只有十艘左右，说明船舶数目是大大减少了。一六八三年郑克塽投降，从而清朝完成了中国的统一。清政府于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日本贞享元年）废止迁界令，颁布了展海令，其效果非常显著。一六八三年入港船舶二十四艘，一六八四年也是二十四艘，到一六八五年就增加到八十五艘，一六八六年增加到一百零二艘，一六八七年增至一百一十五艘，一六八八年增至一百九十四艘。一六八八年是整个日清贸易时期入港船舶数字最高的一年；船员和其他到长崎的中国人总计达九千一百二十八人次之多。这是由于取消了迄今为止的迁界令的严格限制，沿海的中国商船得以一齐开动的缘故。
面对这一急剧的增加，例如颁布展海令的一六八四年是二十四艘，但第二年一一一六八五年就是八十五艘，增加了二倍多，将近三倍，因而日本方面必须应付这一局面。日本方面制定了称为贞享令的贸易限制令，为防止金银外流，限定中国船的贸易额一年为白银六千贯。这办法叫做“割符仕法”，即按起锚地点区分来船，把每船的贸易额分出等级，按入港顺序累计贸易额，总额达白银六千贯后，便禁止此后入港的船舶贸易，勒令运回货物。因此十一月末至十二月入港的船舶都不得不原封不动地驶回中国。然而，尽管有的船只被勒令返航，驶来的船舶数目却有增无减，因此日本方面怀疑是否在进行当时被称为“拔荷”的走私贸易，于是限制中国人与日本人的接触。在此之前，中国船入港后，每艘船的人员都在长崎市内指定的住宿区逗留，中国人住在哪里，哪里便提供食宿，收取宿费和饮食费，也分到一些交易提成。但是，到一六八九年，开始营建称为“唐人屋敷”（“唐人住宅”一一译者注）或“唐馆”的较大的住宅区，围上围墙，强制中国人住在那里。来日本的中国人把它叫做“土库”。而且，从这一年开始，限制中国船的入港，把入港船舶数规定为春秋各二十艘，夏季三十艘，合计七十艘。几年后才增加到八十艘。从此时期起，长崎贸易开始成为幕府的财源。一六九八年成立了“长崎会所”（长崎交易所——译者注），统一管理以往分散进行的贸易会计。
进出口交易全部通过这个窗口进行，为幕府征收的收益税也通过它来收取。
然而，至十八世纪初，日本主要出口商品铜开始缺乏，贸易萎缩，“唐物”（中国进口商品）价格高涨，走私贸易增加。当时曾对幕府决定政策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新井白石，主张进一步限制长崎贸易，一七一五年（日本正德五年）实施了正德新令。正德新令把每年入港船舶数限定在三十艘，准许入港通商的只限于从日本方面得到预先付给的信牌（长崎通商的证明）的商人，贸易额限定为白银六千贯（与贞享令相同），每年卖出三百万斤铜。
这个原则直到幕府末期未曾变更，仅船舶数和贸易定额有如下变化：
一七一七年船舶数四十艘定额八千贯
一七二O年船舶数三十艘定额四千贯
一七三六年船舶数二十五艘定额四千贯
一七四九年船舶数十五艘定额四千一百一十贯
一七九一年船舶数十艘定额二千七百四十贯
单从上面数字来看，似乎贸易额逐渐缩小，但是，由于情况发生变化，船舶数字虽然减少了，驶来的船却大型化了。另外，贸易限定额在初期是指贸易总额，后来就只意味着铜的交易额，而不包括其它交易，即不表示贸易总额。例如，在下列交易中就可以了解这点，即一八O四年船数为十一艘，而贸易总额为七千三百四十五贯；一八四O年船数为八艘，而总额却为九千二百十七贯（其中铜占九百二十贯）。
下面谈谈展海令、正德新令（即中国和日本关于贸易的新法令）给中国带来什么影响。展海令发布后，来到日本的中国船舶急剧增加已如前述。这些中国船是江浙、福建等地的商人随着贸易解禁而出海的，可以说是自由贸易船，因此有许多日本产品流入中国。结果，一六九八—一七O一年期间，在上海、乍浦（宁波）等对日贸易基地及其附近，日本商品一度过剩，价格跌落，难于脱手；加之，由于湖州白丝因气候反常而减产，白丝价格猛涨，筹措对日出口的白丝颇为吃力了。这从当时的《唐人风说书》中便可察知。《唐人风说书》是日本的华语译员在听到入港的中国船主讲述中国国内及其他国家的情况、航海途中的情况和船主及其他船上负责人以及船本身的情况以后，向长崎奉行提出的报告书，同时也向幕府报告。它和《荷兰风说书》都是锁国的日本唯一的情报来源，汇总每年所有的入港船舶的消息，写成这种报告书，例如鸦片战争的消息等等，就是通过它最先得知的。日本现存的是一六四四—一七二八年的风说书，但其中也有一些年份的报告失传了。该书已由东洋文库出版，名为《华夷变态》。
在此时期供过于求的日本产品中有“俵物”，指装在草袋里晒干了的海产品，有海参、鲍鱼、鱼翅三种，称作“俵物三品”。幕府把它作为出口商品，弥补铜出口的不足，从十七世纪末开始大量出口。有人认为，也许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菜中才盛行使用海参、鲍鱼和鱼翅。关于“俵物”的出口，有荒居莫次所写的《近世海产品贸易史之研究》一书。
下面讲正德新令的影响。幕府早就计划准备实施这个新制度，一七一五年春给归国的船主发了信牌。这一制度的原则是，中国商人只有承认日本方面禁止私自贸易、限制装载货物和交易额等统制条件，才被许可进行贸易，得到信牌。中国船主当然听从长崎奉行的这一规定，接受条件，领取信牌。可是，问题却出在一向从事对日贸易，而这一年偏偏不在长崎的中国船主们的身上。中国船约二年来一次，即以二年为一个贸易周期，这一年轮到回中国的船主就未得到信牌。未得信牌的福建船主庄运卿、刘以玖、谢叶运等人出头，向宁波府郸县的知县告状，说一部分船主接受了有日本年号的信牌，是屈从外夷，反叛朝廷，追随日本的行为。知县把此案上呈浙江巡抚、浙闽总督办理，巡抚与海关之间引起争论，没有结果。而另一方面，杭州商人胡云客、宁波商人董宜日等领到信牌的商人也进行反诉，历时三年的争论，竟闹到由康熙皇帝钦批的地步。钦批的内容是：各国使用本国的年号理所当然；信牌由宁波、南京各海关分别保管；去长崎的商人从海关领取信牌后出海；商人应无你我之分，协商贸易等等。但是，实际上福建商人因集聚货物受到妨碍仍不能出海贸易。
在这场纠纷中，信牌由官府保管，因此一七一五年、一七一六年持信牌入港的船只极少。未得信牌的船主曾驶入长崎，要求日方许可贸易，在他们的要求被拒绝后，就将船停泊在长门、小仓的洋面上，企图走私。为此，幕府命令长州藩或小仓藩用武力驱逐走私贸易船，直到一七二O年止，这种纠纷每年都发生。
然而，在凭信牌而进行的贸易上了轨道之后，商人们开始想方设法为幕府办些事情，以便取得幕府的褒奖，以领到临时增发的信牌。从一七一六年开始，德川吉宗继任将军，从一七二一年起他为了积极地吸收以中国书籍为主的中国文化，向长崎提出了各种定货，因而中国商人中有些人积极满足将军的要求，以求得信牌，此种事例很多。例如一七二八年入港的郑大威的船，就是根据在一七二三年接受的将军的定货，用船载来两头大象，未凭信牌驶入港内，而得到了作为奖品发给的信牌。这两头象一头死在长崎，另一头步行到江户，受将军德川吉宗的观赏。当时，在大象通过的沿途异常热闹，至少出版了三种关于大象的书籍。那时大象恰似今天熊猫在日本那样博得人们的喜爱。
德川吉宗要求中国船主带来医生、马医和善于骑射的人，并命令载些马匹来。中国船主满足了将军德川吉宗的这些要求。这是在一七二O年到一七二六或二七年前后的事情。因而在乍浦一带曾有医生人等渡海去日本的传闻，浙江总督李卫于一七二八年开始加强警戒，严格监督开往日本的船只。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日本资料和《雍正朱批谕旨》中李卫的奏文可以互相对照，研究起来颇为有趣。后来，李卫制定总商制，任命有力的商人担任总商，把迄今为止完全自由进行的对日贸易，在总商的掌管下实行自治管理。这一总商制，可以说是中国方面应付日本正德新令的对策。总商最大的任务是管理铜的贸易，完成铜的转包额。
此后，日本铜的出口量逐渐减少。民间商人的活动趋于停滞。一七四O年出现了额商，即采办日本铜的户数被限定的民间商人。一七五五年定数为十二人，号称“十二家额商”。他们每年开来十二艘船，用自己的资本买进日本铜，他们有义务把铜的一半按一定价格交纳江、浙两省，余下的一半可以自由贩卖。到了一七四五年，又出现经营铜的官商，接受政府的贷款，承包江苏、江西等五省买进日本铜的任务，如有余铜，便可自由贩卖。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官商、额商垄断了对日贸易，直至一八五九年长崎开港前，都是以此种方式进行贸易的。中国之所以如此需要铜，是因为清朝使用铜钱，但中国国内却不产铜，后来云南省虽然能采些铜，但是仍然不足。
下面稍微谈一点来到长崎的唐船一一中国船的启航地点问题。
方才讲的官商、额商垄断的时期，即江户时代后期，所有船只全从上海和宁波出海。特别是由宁波出海的船只，从一七二O年前后起，从浙江省嘉兴府平湖县乍浦港驶来的船舶有所增加。在此地集中着向日本输出商品的批发商，这就是那些曾经漂流到中国的日本人所说的“日本商问屋”（对日批发商—译者注），还设有在中国的货主的会馆——两局会馆，于是该地成了对日贸易的中心。
江户时代前半期，主要进行自由贸易，这时期中国船的启航地点遍布各地。日本方面首先依起航地点把船舶分为三大类：第一类称“口船”，是从江苏、浙江两省来的船。从上海和长江江口来的船，又称为“南京船”，从宁波来的船称“宁波船”，这些统称为“口船”。第二类称“中奥船”，指从福建省、广东省启航的船。福建省的船有福州船、泉州船、厦门船、漳州船、台湾船、沙埋船􀀁广东省的船有安海船、潮州船、广东船、高州船、海南船等等。第三类称“奥船”，是从越南、马来半岛、爪哇、泰国等东南亚地区来的船，其船名有：东京、安南、广南、占城、柬埔寨、退罗、六昆（Ligor）、宋居朥（Singora）、太泥（Patani）、麻六甲（Malacca）、咬留吧（Calapa_Batavia）、万丹（Banten）等等。一六八八年进入日本港口一百九十三艘船，按其启航地点分：福州船四十五艘、宁波船三十二艘、厦门船二十八艘、南京船二十三艘、广东船十七艘、泉州船七艘、潮州船六艘、广南船五艘、普陀山船五艘、台湾船四艘、高州船四艘、咬留吧船四艘、海南船三艘、沙煌船二艘、麻六甲船二艘、暹罗船二艘、温州船一艘、安海船一艘、漳州船一艘、安南船一艘。这些船只的分布情况是，福建省八十六艘、浙江省四十艘、广东省三十艘、江苏省二十三艘、南方地区十四艘。一六八九年以后限定在七十艘的时候，在春季来的二十艘船中，有南京船五艘、宁波船七艘、普陀山船二艘、福州船六艘。在夏季来的三十艘船中，有南京船三艘、泉州船四艘、宁波船四艘、漳州船三艘、咬留吧船二艘、柬埔寨船一艘、普陀山船一艘、厦门船五艘、太泥船一艘、
福州船四艘、广东船二艘。在秋季来的二十艘船中，有南京船二艘、交趾船三艘、暹罗船二艘、高州船二艘、福州船三艘、宁波船一艘、广东船四艘、东京船一艘、潮州船二艘。其比例是，福建省二十五艘、浙江省十五艘、广东省十艘、江苏十艘、南方地区十艘。后来，在一七一五年船舶数限制在三十艘的时候，船只的分配情况是，南京船十艘、宁波船十一艘、厦门船二艘、台湾船二艘、广东船二艘、广南船一艘、暹罗船一艘、咬留吧船一艘。福建省的船舶锐减，江浙的船舶占优势。据说因为福建商人逐渐衰落，或者福建商人向江浙地方迁移，于是江浙商人势力增强了。
这些中国船只是单单往返于启航地和长崎之间，还是有时也向其他地方航行？经过调查，发现有专门往返于长崎之间的船，也有的船航行在宁波、咬留吧、广东、太泥、广南、长崎之间。正如我在开头讲过的那样，长崎是东海、南海沿岸贸易整个链条中的一环，可以这样来确定长崎的地位。
另外，我调查了从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港口到长崎的航海日数，以一六八八年为例：
普陀山五日—十四日
南京（上海）六日一一二十日 潮州十日一十九日
宁波八日一十四日 广东十六日一一二十五日
福州六日一十四日 海南十五日一十八日
厦门五日一十五日 广南二十八日一一一六十三日
泉州八日—十七日 咬留吧四十八日—一五十八日
台湾十六日—一十九日 暹罗四十六日一一五十日
这里既有顺风航行时的日数，也有逆风航行时的日数，虽然不能确切地指出几日到达，但可以知道所需要的大概的日数。
这些贸易船只载来何种货物，又从日本运回何种货物呢􀀁我来讲讲关于日清贸易的贸易品问题。
运往日本的，即日本进口商品，第一项是生丝。丝线有白丝、黄丝、钓丝、框线等品种。白丝由于来自著名产地浙江省湖州府，所以又称湖丝。黄丝有广东产的和山西产的，但以东京黄丝为上品。钓丝可能是捻丝的一种。初期，生丝的输入量最大，因而也是主要贸易品。日本的丝绸商多把丝线用来制造战刀的绦带、缝制恺甲和武装人员穿的内衣，因此是半军用品。一七一五年以后，输入量开始减少。
其次是纺织品，尤其是丝织品、纱绒、给绸、续子、缎子、纱、丝缎等等很受欢迎。也进口棉布，有印花布和白布两种。印花布是广东从印度的格尔曼底地区和爪哇进口的特产—树脂捺染（用有色的木蜡或树脂等在布上抽绘图案的一种印染法——译者注）。
药品也是重要的输入品，数量不断增加。最珍贵的是人参、朝鲜人参，有包治百病之说。其他需求量较大的药品有􀀁山归来、大枫子、槟榔子等，还有大黄、黄菩、杏仁、甘草、茵香、苍术、白术、没药、乳香等等。在江户时代的儒家中，曾有人主张进口商品是奢侈品，应予减少，历行节约。然而在这些人中也没有否认进口药品的必要性。
另外，还进口糖，有白糖、红糖、冰糖，中国船把糖当作压仓货物运来。
进口的矿物多半是锌和明矾，锌用来制作黄铜（铜与锌的合金—译者注）的原料，明矾则用于提取苏木颜色，也可归入染料类（苏木是印度产的一种树皮，做染料的原料一一译者注）。此外，还进口铅、水银、锡等。
染料类进口苏木、胭脂；涂料类进口向瓷器上绘画用的釉药；皮革类进口鹿皮和鳖鱼皮；还进口中国的竹纸、珠纱纸、花笺纸、乌金纸等。此外还进口漆。
书笈之类的进口是我研究的中心。它虽然在传播文化方面具有极大的意义，但在全部贸易品中，比重却不大。运书船有南京船和宁波船，前半期运载书笈的船并不多。而且，在进口书笈时，因为查禁与天主教有关的书笈，要进行图书检查，合规定的才准许进口，这是一个特点。正因为需要这一手续，所以才保存了资料，现在才有可能进行研究。书籍与纺织品和糖等消费品不同，可以保存至后代，因而，有的书籍可以查出是何年进口的。
下面谈谈中国船从日本运走了何种货物。
首先是黄金，一六六四年开始出口。它并非中国所需，主要运往印度。由郑氏船和奥船运载，据说运到格尔曼底海岸，就可有百分之二十到四十的盈利。清朝完成统一后，黄金的出口便停止了。
银是锁国以前主要由中国船运载的出口商品，日本后来逐渐采取禁运政策，到一七六三年以后，完全停止出口。
铜是中国船载回去的最重要的商品，清朝用铜铸造制钱，作为基本货币通用，但是中国却不产原铜，所以运铜是对日贸易的最大着眼点。日本铜质量优良，十七世纪前半期，荷兰船也购买日本铜。随着日本铜产量的下降，幕府限制了铜的出口量。嘉庆初年，制钱价格暴跌，直到银币取代制钱为止。日本铜贸易的意义很大。清朝时，称日本铜为洋铜。而在日本则称为“棹铜”，把铜铸成细长的像竹竿似的形状出口，生产这种“棹铜”的出口商是泉屋，也就是住友。还有，以进口丝织品为主的进口商越后屋，就是三井。
“俵物”的出口情况已如前所述。这些是主要的输出品，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零零碎碎的商品。然而，要知每年有多少交易额，各船都装了哪些货物来，运走了哪些货物这些详细的情况，资料甚少。只有一七一一年的一年有一年间全部贸易船只载进货物的品种和出港时运出货物品种，在这前后的情况，在《唐蛮货物帐》这一资料中即可见到。此资料现已出版。
下面我说明一下中国船到达长崎洋面上以后，通过怎样的程序入港的。在长崎湾前端的野母呷有了望所，了望所的官吏叫做“远见番”（即了望哨——译者注），他们监

中国历史故事后感400字

视着洋面，一望见中国船，就骑快马去报告。中国船先在港外洋面上指定的位置抛锚。奉行所用小船把了望所中负责迎接的人员运到中国船停航处，在中国船上系上拖绳，用几十艘小船拖入港内。时间如果在午后四时以前，奉行所的观察员便和华语译员、中国年行司、宿盯、付盯乙名登上中国船，然后，译员把写着宗派禁令（即禁止天主教）内容的牌子挂在桅杆上，读给中国人听。接着，询问船上人数、启航地点等，再让他们拿出信牌、配铜证文、装货目录、乘船人员名簿，“捉书请证文”——遵守禁止事项的保证书和风说书，然后进行“踏绘”。“踏绘”即把铸有天主教的图像的铜版放在地上，让人从上面践踏过去，用以判定其是不是天主教徒。
第二天，卸货，在中国船主会同下按照目录核对无误后，观察员在货物上打上封印，收藏到卸货地的仓库。这叫做“丸荷役”。然后，中国人就将船上的菩萨、天后圣母、妈祖（都是保护航海安全的神名）请到陆上，排成队，供到中国寺庙中去。这是“卸菩萨”的仪式。此后，中国人移至唐人宅子住宿，空船上的火炮由观察员盖封印，看船人担任警戒。入港第三天，在长崎会所官员会同下，请点货物品种、数量，并逐个检斤，记帐，查明全部数量。这叫做“精荷役”。然后进行所谓“大改”。长崎奉行将货物样品一一过目后，发给买卖许可，让投标商人看货。商人同意开始交易后，长崎会所便进行“值组”（指双方协商订立合同——译者注）工作，分管各类商品的“目利”（指专管某类商品业务的日方小官吏——译者注），分别与中国船主们商定各类商品的交易价格。若价格定不下来，可重新治商，如果最后仍未成交，中国船主便可以把货物运回去。排价后制作排价簿，第二天，或一、二天后进行投标，这样，货物就转给出价最高的商人。
投标的商人被称为“五家本商”，只限于特定的商人。中标后成交的商品，通过哪些途经流通到日本国内去，还不清楚。这是有待将来研究的课题，但究竟能否弄清楚，希望不大。向日本出口的商品，在中国是怎样以乍浦为中心集中起来的？从日本运来的商品在中国国内又是怎样销售的？这些都是我们想知道的问题。这要靠诸位中国朋友调查，我们来请教。
最初我已讲过，锁国时代日本人向海外航行遭到严格禁止。所以，中国的精神文化一物质文明，全靠渡海到日本的中国人传播。因此，哪些中国人来到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日本人中极少有人知其姓名。
这些人中有明朝灭亡时流亡到日本的朱舜水；在日本传播黄粟宗的隐元禅师和后来继承黄桨宗法统的木庵、即非等禅僧；还有以画家之名传世的沈南濒，他传播写生画的技巧，形成了长崎派的画风。还有船主尹孚九，擅长文人画和书法，也是今人难忘的。然而，除了这些在日本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以外，在日本自不待言，在中国史上也不予记载的人真是太多了。我仅仅从收集到的二、三个资料中，就看到了四百个以上的人名。这只是船主（货主）和“财副”（亦称“财附”。系船上主管商品及其会计的负责人一一译者注）一级的上层人物的名字，如果包括水手们（当时叫工社）就更多了。比起我们日本人来，中国朋友们最熟悉的也许是江鹏（号竹里），他至少从一七七二年到一七八O年每年来日本一次，他曾在一七六四年写成了长崎见闻记《袖海篇》，还有《日本碎语》问世。作为中国人对日本的见闻记，是很珍贵的资料。
于一七二二年最后一次来到日本的骆九宜，由于衰老从此放弃了航海。他是一个来过日本四十余次的老行家。一七二六年来到日本时七十四岁的黄哲卿，可以认为他这次是最后一次来日本了。他有一七O七年来到日本的证据。还足以证明他来过日本十一次。此人或许从更早些时候就来往于中日之间了。他在中国无子嗣，在长崎有个男孩，在最后一次来日本时，似乎觉得自己在今世再不能来日本了，就把财产留给了那个孩子。
有一位杭州人，沈丙，字灯炜，号燮庵。他于一七二七年来到日本，一七三一年回去，一七三六年再次来到日本。他是一位当上岁贡生的知识分子，受将军德川吉宗之命

中国历史故事130字

，鉴定校阅存于幕府红叶山文库的《唐律疏义》，自己还抄写了一本，回国后，交给当时的刑部尚书励廷仪观看，后来，他又携带励廷仪作的序再次来到日本。这个原本尚存。幕府于一八O六年加上此序出版了《唐律疏义》。后来，幕府出版的官版的《唐律疏义》收录于万有文库。因为乍一看有励廷仪作的序，好象是以中国版本为原本的，实际上原本是日本出版的。这真是意义极为深刻的日中学术交流。
考察这种中国船主、商人们的关系，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发现他们之间父子、兄弟、亲戚的关系􀀁就能了解到当时从事东海、南海沿岸贸易的中国商人的一些实际情况。我想中国方面如果能找到有关的资料，则会推动研究工作前进的；在中国史研究方面，日本的资料也可能起到一些作用的。
同样对研究中国史有用的资料，还很多。如关于江户时代来到日本的中国船的资料。在长崎县平户市的松浦史料博物馆里，有《唐船之图》卷轴。松浦是平户的一个大名，是平户开港后江户时代以前的领主，因此有许多珍贵的资料，这张图就是其中之一，画着十一艘中国船和一艘荷兰船，中国船的尺寸画得很精细，缩尺也是正确的。

中国历史故事封面图片

我问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夏鼎先生，他说中国尚无此种资料。其中南京船是沙船，其余的是鸟船。逞罗船是大船。根据《唐人风说书》的记载，沙船大约乘坐三十人，宁波船等普遍的鸟船乘坐五、六十人，逞罗船约乘坐一百人。《唐船之图》还附有《外国船具图卷》。
长崎博物馆中也藏有《唐船之图》的一部分复制品，真正在江户时代画的完全的模本收藏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国立女王美术馆，只缺《外国船具图卷》。
研究日中关系史把船舶排除在研究之外，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认为日中关系史是与船的历史有着密切联系的领域。
最后我再稍稍涉及一点日本的华语译员“唐通事”的情况。“唐通事”的祖先，是明末以前定居到日本的中国人。他们有这样的中国姓氏：颖川氏为陈氏；深见氏为高氏；彭城氏为刘氏；柳屋氏为柳氏；巨鹿氏为魏氏。在信牌上写这个姓。据说二木氏就是林字分开而称为二木的。“唐通事”分为大通事、小通事、见习通事等，有身分差别，职责各不相同，都到“唐通事会所”上班，根据各种需要进行工作。关于“唐通事”的资料有《译司统谱》。
“唐通事”在发信牌时，有权在长崎奉行面前向信牌上盖印章发予中国商人。盖在中央的印章是“结信永远”；盖在右上方的骑缝印是“永以为好”。这印文不正是今天我们为了日中两国永远友好应该使用的言辞吗？江户时代在长崎结成的友好关系，仅仅局限于来到日本的中国人和在长崎的日本人之间，结成的直接的友好关系。可以说，如今已经在全日本人民和全中国人民之间，结成了“结信永远”的关系。今天我能够得到在诸位中国朋友面前讲述迄今为止不大为人所知的江户时代日中友好的历史的机会，感到很荣幸，谨向诸位表示感谢。
（本文译者为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李秀石，校仃者为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宋佑燮、孟宪仁和日本关西大学中国语主任芝田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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