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文化-长崎贸易中的中国商人与日本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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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长崎贸易中的中国商人与日本汉学者

长崎贸易中的中国商人与日本汉学者

易惠莉
明清以来, 士绅家族涉足商业经营以及大量“弃儒从商”者的加入, 必然带来商人群体文化状态的变化。余英时先生关于明清以来商人文化状态的研究有精辟的评论:“商人恰好置身于上层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接笋之处。”[1] 同时余英时先生还提出了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我们也决不能夸张明清商人的历史作用, 他们虽已走近传统的边缘, 但毕竟未曾突破传统。他们所遭到的阻力是什么呢?”[2] 更丰富而具体的明清商人案例, 对于余英时先生上述结论及问题的进一步探索都是十分必要的。
在商人群体中, 明清以来远涉海外贸易者为当时最具开拓冒险精神的一族, 也是最有可能与那一时代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相沟通的一部分中国人。对于这部分商人的文化状态的了解自然具有特殊的意义, 不过国内史料可以提供的案例是比较有限的。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 赴日本长崎贸易的杭州商人汪鹏著有《袖海篇》, 详述华商旅居长崎期间的生活状况, 以及日本长崎商贸管制规则等。文章本身令我们对清代赴长崎贸易商人的文化状态有所领略 [3]。近代后, 1853 年随美国培理舰队游历日本各地的中国人罗森所著日本游记[4], 上海买办徐润的年谱中关于咸丰十年(1860)宝顺洋行派出的第一艘赴长崎贸易船买办杨明轩的记录[5], 也有相似的意义。类似的史料自然还会有相当数量, 但从表现商人文化状态的意义上考察国内史料,应该说在具体性和丰富性上尚有欠缺, 而日本在这方面的史料正可以补此不足。
江户时代(1603—1868) 的日本, 德川幕府始终有效地贯彻了严厉的海禁锁国制度, 严禁国人出洋贸易,唯在长崎接纳限额的中国和荷兰贸易船。由此长崎是日本了解中国及世界的唯一窗口。驻长崎的幕府官员负有向来长崎的每一艘华商船调查中国信息(问题范围十分广泛,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 以及中国与西方的贸易情况) 的职责, 留下了数量十分可观的官员与华商问答录为内容的所谓“唐风说书”。此外, 江户时代长崎是日本学者及学子的游学地, 无论和、汉学者还是洋学者, 长崎都有与江户、京都、大阪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日本著名学者的著作中与华商有关的史料也是相当丰富的。就说明中国商人文化状态的意义而言, 日本上述两方面的史料都在具体性和生动性上具有特殊价值。幕府官方这方面的史料集中于《华夷变态》、《清朝探事》、《清俗纪闻》等书中, 本文仅就见于私人著作方面的史料予以介绍, 自然是极不完全的。另外说明, 本文所涉书籍、资料均系日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特别文库室所藏。
一、赖山阳《山阳诗钞》
赖山阳(1780—1832) 名襄, 为江户时代后期著名的儒者、诗人、历史学家。其父赖春水(1746—1816) 系安艺(今广岛县境内) 豪商之子, 求学于大阪, 学成后曾先后在大阪、江户开塾授徒, 以汉诗闻名于国内, 后仕广岛藩儒员, 并获士族身份。赖山阳出生于大阪, 18 岁时私自赴江户从师学习经学、国史, 次年归藩, 以脱藩罪被幽居多年, 从事著述。后移居京都。1816 年赖春水去世, 山阳“居忧三岁, 戊寅(1818)归展, 既详, 颇觉廓然, 遂游镇西, 以吟歌排遣余忧[6]。”山阳去世后次年(1833) 刊印的《山阳诗钞》卷之三《西游稿上》即收录1818 年长崎之游的作品, 其中有关与华商交游的作品介绍如下:
见姑苏人杨兆元酒间赋赠
萍水相逢且举杯, 醉魂恍讶到苏台。看君眉宇秀如许, 犹带虎丘山翠来。
中秋后一日杨西亭馆举观月会,闻西亭新娶旅馆良宵且宴娱, 红灯绿酒小姑苏。对门秋柳笼烟月, 忆到云鬟香雾无。
戏代校书袖笑忆江辛夷
——余闻江名久矣, 江今夏当来, 阻风雨不至。水媚川为呼江所狎校书侍酒, 托致殷勤。酒间戏代叙其忆, 乃叙吾忆也。
举袖嫣然掩袖啼, 玉钗敲断酒醒时。相思何与封姨事, 阻却郎船故故迟。
除《山阳诗钞》外, 1818 年长崎之行赖山阳还有一份笔谈录传世, 笔谈对手为应邀来长崎行医已八年的浙江乍浦人陆如金(字品山) 及上述诗作中出现过的苏州商人杨兆元(字西亭)。在这份笔谈录中山阳向陆氏述及“稔闻江芸阁之大名”, 并表明“京

关于中国历史故事的对联

都、长崎道里遥远, 再游长崎之机会几稀”[7], 对此行不能与江氏谋面深感遗憾。笔谈中赖山阳对江芸阁的仰慕之情正与诗作一致。江芸阁, 名大楣, 字辛夷, 号芸阁, 别号印亭、十二瑶台使, 苏州商人, 五次抵长崎。虽赖山阳终未能与江芸阁会面, 但《山阳诗钞》卷之六《辛已(1821) 》中除有五篇诗作附署名江辛夷的眉批外, 另有《寄怀江辛夷》三首:
云帆几度趁冥鹏, 混迹鸱夷兴可乘。
山馆书声交夜雨, 海楼酒影乱春灯。
经年兰若护题墨, 一笑黎涡犹旧朋。
何日擘笺成唱和, 片心相似玉壶冰。
穿眼秋帆来底迟, 奈何游迹巧参差。
周年会晤无天合, 隔海心情有月知。
鸿雁才传寄吾字, 玲珑应唱忆君诗。
拟闻锦瑟同尊酒, 云树茫茫未可期。
归鸿来燕苦相寻, 回首崎阳落日沈。
曾得交书如接膝, 未能识面且知心。
扶桑枝脆犹栖息, 行李途遐岂盍簪。
筐底云烟存缟纟宁, 此情独与墨痕深。
在赖山阳之后, 文政七年(1824) 梁川星岩, 文政十年(1827) 田能村竹也经由长崎花月楼艺妓袖笑将诗作交江芸阁评点[8]。江户时代是日本社会对华观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 日本汉学者看重中国方面对自己作品的评价虽仍十分普遍, 但象赖山阳这样的第一流汉学者并不盲目迷信于此。1811 年为友人《古诗韵范》一书所作的序中, 山阳谓: 日本“近代声诗之盛, 几乎抗衡西土(即中国) , 而较其胜负, 则于此(指韵律) 终输一筹, 余常慨之[9]”。山阳对自己及日本的汉学水准充满自信。1825 年中国乍浦得泰船在赴长崎中遇险漂至日本远州(今静冈县) , 幕府官员野田笛浦随送遇难华商去长崎, 后野田笛浦作《得泰船笔语》, 并因而声名大著。赖山阳曾就此对华商有过如下评说:“他们只是一些狡猾的商卖人, 与之交往难有获益”[10], 这代表了山阳有与更高水准的中国文化人直接交流的愿望。《山阳诗钞》收录上述对江芸阁有思慕之情的诗文, 表明赖山阳始终对江氏有较好评价。
二、大木规磐溪《琼浦笔记》
大木规磐溪(1801—1878) 仙台藩士, 出身于幕末最著名的洋学家族。其父大木规玄泽(1757—1827)、兄大木规玄　(1875—1838) 以洋学者出仕幕府。磐溪自幼受业于家, 稍长即入昌平黉学习, 后十年游历东海(江户周围地区)、畿内(京都及其周围地区)、长崎。1832 年仕仙台藩儒员, 住江户为侍讲。磐溪虽以汉学家著称, 但在1850 年代曾受命参与西洋炮术研究, 并涉足幕府外交活动。因1868 年参与策划反明治政府的奥羽越列藩同盟, 事败次年春入狱, 直至1871 年获释。明治时代磐溪仍是日本汉、洋学界的著名人物[11]。磐溪游学长崎始于文政十年(1827)[12]。该年二月磬溪自江户出发, 三月中抵京都, 首次拜访赖山阳,
并以《催雨楼记》一文获赖氏激赏。因接其父玄泽病重之信, 磐溪中止行程, 返回江户。此行磐溪有《西游纪程》, 除有关赖山阳的交往外, 还记录了他与山阳女弟子细香江马氏及山阳叔父赖杏坪等的交往[13]。长崎之游真正成行在1829 年前后, 磐溪有《琼浦笔记》记录此行。该书分《琼浦笔语》、《磐溪小稿》两部分,《琼浦笔语》是磐溪1829 年在长崎与华商江芸阁、朱柳桥的笔谈录, 而《磐溪小稿》收录的多是与1827 年京都之行相关的诗文作品, 而且附有赖山阳及其他著名日本文人的评点。《琼浦笔记》书前江芸阁的题词中有“三复磐溪稿”, 朱柳桥的题词有“君交到新旧大作二册, 足徵笔力高雅”, 表明《磐溪小稿》可能是1829 年磐溪交江、朱二氏评阅过的作品。总之,《磐溪小稿》以及1827 年磐溪京都之行有理解《琼浦笔语》背景资料的意义。录《琼浦笔语》如下:
己丑三月十三日, 唐山船主辈, 设歌舞筵以邀享镇台,

中国历史之前的故事

余从而入馆。厥翌更享家老以下, 昨从者不往。余特请镇台而再往, 以故得两日接江芸阁、陆吟香诸人。但吟香笔语, 颇涉猥亵, 今皆删去, 独存芸阁十余条。
溪: 仆久闻先生之名, 今始得接芝颜, 欣喜何言。仆素一介书生, 载笔以来于此, 先生幸不以仆不才, 从此结文字缘, 是祈。
江: 江户秀才。
溪: 贵庚。
江: 四十五。
溪: 闻乍浦距崎(即长崎) 三十六更, 所谓一更当日本几里。
江: 六里。日本十里, 乃唐山一百里。
溪: 又闻西洋诸舶通商贵邦者, 凡七国, 皆集广东港, 未详七国为某某。
江: 贺兰、英吉利、暹罗、噶喇叭、丁家路。[14]
溪: 近时名儒瓯北随园以后, 更以何人冠弁。
江: 迩时皆平平。
溪: (芸阁出腰扇乞诗, 余乃书)
江: 阁下乃玉皇香案吏。
溪: 兄诗律之细, 临池之妙, 可谓舶商中翘楚, 其所私淑何如。
江: 无。
溪: 近作一挥见似为妙。
江: 荻花枫叶古祠堂, 司马风流已渺茫。只有青山如座客, 曾听商妇唱浔阳。右琵琶亭作。
溪: 真中晚绝唱, 白傅有知, 也应笑而颔之。仆亦有近制一首, 不顾倚玉之愧, 谨录乞政。忽怪[ ]前渔艇高,夜来潮势涨春涛。红鱼三尺价如土, 大嚼翻嗤毕卓螯。
江: 阁下瓣香于袁赵, 故高才捷足耳。
溪: 以兄之才学, 从举业取青紫如拾芥耳。何苦逐不可必之利于海外之远乎。
江: 官海升沈, 尤甚于风涛之险, 是以半作贾人, 而意实缘乎流览, 所谓明知故犯。
溪: (余出示烟霞骨董轴)
江: 细香是山阳女弟子。
溪: 然。杏坪乃山阳叔父。
江: 真可谓大小阮。
溪: (芸阁观了, 书轴尾云)。
江: 敬读是卷, 书画韵语, 皆入精妙, 余得观于意外, 亦天假之缘也。卧寐欣然, 幸何如之。己丑桃月中浣。
溪: 山阳文才学殖, 吾邦推为名儒, 不知兄以为何如。
江: 伊之学业甚富, 宛若吾乡举子。先生辈, 竟可与之抗衡, 在吾邦亦未可多得。阁下乃天地间钟灵毓秀之清品人才。
溪: 声闻过情, 君子耻之。
江: 芸是言非誉先生也, 固足以当之。
溪: 得伯乐一顾, 弩骀亦当为增声价耳。
七月二十七日。余承乏检使, 莅新地清库, 朱柳桥诸船主来谒。余豫怀条问一通, 出以授柳桥。柳桥书示曰: 今承条问, 并以佳什见示, 容改日奉和, 并条对各款, 兼订海邦风雅之交也。幸甚。后数日每条录答, 托译监柳某, 致之立山官舍, 今录于左。
溪: 羽仓县令, 野田笛浦致意足下, 二人皆仆旧友也。仆去秋既辱刘圣兄交, 今春更接芸阁诸君, 今又得见足下。足下不弃仆谫劣, 幸订为文字交。[15]
朱: 羽仓、笛浦二君, 昔年在远江之时曾经订交。今又获接芝颜, 此余所深幸也。他日如晤二君, 祈代余问讯。
溪: 曩笛浦之还自崎阳, 为足下到处说项, 仆亦闻足下文名久矣。仆又旧稿一卷, 他日托译监致诸左右,济览之余, 勿惜挥斧之劳。
朱: 余才疏识浅, 乃承笛浦谬为称扬, 惶愧无地。尊稿倘交译官携至馆中, 赐教以开茅塞, 慰甚幸甚。
溪: 闻之君羽, 贵舶之漂到骏海, 足下特口富岳之秀灵不置, 想当有神篇雄作, 今写出示人, 以一洗俗眼,如何。
朱: 仆在远江之时, 曾有富士之作, 但平生所有吟咏, 并不留稿, 今已忘矣, 未能就政。(磐溪示富士山诗二首) 朱: 捧读大作二首, 笔力雄健, 有唐人李杜之音,稍有微疵, 仰承惠示, 故敢斗吻直言。幸恕其狂瞽, 是望。
溪: 世所传和合图, 何神。或云, 即寒山拾得也, 愿详闻其说。
朱: 吾邦有绘和合二像, 世传即寒山拾得二人。盖寒山拾得, 道行高深, 同居一寺, 甚为投契, 面目相似,故称为和合云。
溪: 贵邦所谓华表, 与崎阳神祠前所立者, 制作异同如何。
溪: 乍浦去崎澳, 盖三十六更。顺风相送, 早者仅三、四日程, 迟者亦不过十日, 果然否。
朱: 顺风则三、四日, 或五、六、七、八日。若稽阻至数十天, 不可定也。
溪: 自乍浦至广东, 海路凡几里。
朱: ・・・・・・
溪: 英吉利人模礼菘(马礼逊) 者, 通商广东港, 淹留数年, 起志汉学, 习熟之久, 遂能把韵府字典之文, 翻为缠绵郭索之字, 以编出一书[16]。往荷兰人舶赍其书, 今见在象胥吉雄某许, 仆尝得一寓目。深服英人研精覃思之勤。未知足下耳目其人乎否。
朱: 如模君者可称才智之人, 惜未见其书。
溪: 五车韵府, 仆未见其书。盖康熙字典稿本云。不知贵邦有刊行者乎。
朱: 一名五车韵瑞。五车韵府, 吾邦已刊刻行世。
溪: 奸商黠贾私人与土人贸易, 俗谓之八幡。盖我战国之时, 西海逋逃, 屡犯明边境, 所谓倭寇, 尔时旗帜皆以八幡为号, 故唐人到今呼之, 此说信否。
朱: 至今尚称为倭寇。八幡乃昔所称, 今则不然。《琼浦笔语》还收录了大木规磐溪与江芸阁、朱柳桥的唱和诗多首。下录两首中有关于朱柳桥个人的背景资料的内容。
奉和磐溪先生原唱　　　朱柳桥
日对云山树满石奇, 公庭多暇坐书帏。舟车砺碌常为客(余少游燕晋闽豫各处, 足迹半天下, 今东渡来崎又将二十稔矣) , 文史徜徉漫赋归(谓先生之风雅不群也)。深喜同心臭味合, 无由促膝语言微(余久客于长崎, 不能通其方言, 故及之)。他时返棹休怀怅, 一纸还凭鸿雁飞。
再步原韵录呈磐溪先生　　朱柳桥
秋来绿柳尚垂崎, 客馆良宵月映帏。倡和同心如觌面, 东西殊域各遄归(余于九月中旬将扬帆, 闻先生亦行期不远)。钦君凤翥才原妙(先生以诗文二册见示, 嘱余评定) , 笑我虫吟力自微。指日高踪能惠顾, 麈谈未接已神飞(闻先生将随镇府来馆)。
三、关于罗森及其访日游记
罗森是以特殊身份而得以游历日本的, 与长崎贸易无关。将罗森列入主要在他的商人身份的意义上。大木规磐溪《昨梦诗历　献芹微衷》中收录有关于罗森的诗作, 该诗作于1854 年, 见录于下:
鲍厦旦船中清人罗森二首
——罗氏从米国使来者, 鲍厦旦即使节乘船号, 后诗误传为罗氏作
解逅相逢定底缘, 灵犀一点自通神。
谁知蛮语殊漓际, 有此同文对话人。
避乱蛮船亦一奇, 吴中战鼓不闻知。
翻将万里东来眼, 快睹芙蓉绝世姿。[17]
1854 年日美交涉中, 磐溪为日本首席谈判代表大学头林复斋的顾问人员。在双方已就谈判条款达成共识的情况下, 3 月27 日美方在“波瓦坦号”上宴请日方谈判人员, 磬溪作为随员出席。显然在“波瓦坦号”上磐溪与罗森有过笔谈, 诗中所谓“避乱蛮船”,“吴中战鼓”当与笔谈内容有关。不过罗森游记中并没有提及磐溪。游记中罗森着笔最多的人物是名为平山谦二郎者[18]。关于平山氏《大日本人名辞书》[19]收有他的传记, 摘录如下:
平山省斋: 神道大成教管长。德川幕府武士, 名敬忠, 字安民, 人称钅兼二郎[20], 省斋为其号。・・・・・・嘉永四年(1851) 被提拔为徒目付, 六年(1853) 美使节彼理入浦贺, 群议骚然, 省斋受命巡视房总、相武沿海。安政二年〔原作有误, 当安政元年(1854) 〕, 美使再来下田, 省斋参与接待交涉。
平山谦二郎是1854 年日本对美使交涉活动的重要参与者[21], 从而罗森与平山氏有多次交往的机会。平山氏长期涉足幕府对外交涉活动, 直至被涉安政大狱(1858—1859) 遭罢免。此后的经历再摘录如下：
后三年起, 补函馆奉行支配组头, 寻改目付, 奉幕府敕讨毛利氏。・・・・・・明治元年(1868) 遭朝谴, 屏居家宅, 顷从德川氏移居静冈。省斋为人沉毅坚忍, 奉身俭素, 兴公救急, 在所不惜, 集徒教授, 谆谆不倦。三年(1870) 正月遇赦, 归东京城北白山卜居, 号素山道人,绝意官途, 振张国教。・・・・・・独创一派神道大成教, 信徒甚众。
关于罗森的记录还可见于高川文筌《横滨纪事》一文[22]。1854 年受命在横滨负责警卫的松代藩主真田兴教指派高川文筌和木通火田翁辅对日美交涉活动作附有写生画的纪实性记录。《横滨纪事》即是此项使命成果的一部分。该文对二月己卯(3 月8 日) 日美首次正式谈判的宴席的记录有如下关于罗森的内容:
席末有广东罗森, 字向乔者。颇书画, 文(高川文筌自称) 以书试问曰, 尔何故在此船, 曰避朱氏之乱。顾彼或有罪科, 潜亡寄身于此船者欤。屡诘之, 遂言他。闻前年夏, 来国书时, 作汉文者, 出于彼之手云[23]。
罗森的游记中没有关于此次笔谈的记录, 不过在下田的接待活动中高川、木通火田二氏却令罗森留下了印象和记录[24]。
另外冈千仞的《尊攘纪事补遗》卷二中《吉田、佐久间二氏下狱》一节的有关内容值得一提, 虽然它对于罗森只有间接上的意义。
长洲藩士吉田松荫1853 年计划违禁搭乘来日本谈判的俄国舰出国, 游学西方列国。但该年吉田氏“比至长崎, 俄舰已去”。1854 年彼理舰队来日, 吉田氏计划再次冒险搭乘美舰出国。日美神奈川条约签约后, 美国舰队去条约规定的开港地下田, 吉田氏与其学生金子贞吉开始实施冒险计划:
・・・・・・乃赴下田, 夜棹舟近米舰, 舰卒坚拒, 不得乘舰。翌日途见米人, 投书陈情曰:“仆辈不幸生东洋一小岛, 周游国内不能出十数纬度, 比之诸君周游五洲何啻瓮鸡于鹏鲲乎。夫跛者羡步者, 步者羡骑者, 人情之自然, 仆辈局束一隅, 自诸君大舰大炮豪游五洲者, 而观之跛者耳, 步者耳。其所以欠羡, 果为何如。愿诸君收仆等二人, 为役卒, 令得一游海外。”是夜驾渔船近舰, 舰无梯索, 解带缚棹竿, 攀舰。米人知其有所请, 指示本舰, 乃棹达本舰, 攀梯索。舰人怪讶, 手执棍挥攉, 一人执手板, 上示画间所投书, 曰督将嘉二君志, 唯两国禁私交, 君等盍请官游国外。贞吉加手其颈, 曰仆等已犯国法, 还则斩戮。米人曰, 幕夜无知者。寅次(吉田氏) 请见解汉文者笔陈情事, 不许, 驱迫下舰。风暴波高, 渔舟已为激浪所漂, 佩刀行李不知所在, 米人下小舸送达岸上。・・・・・・
从吉田氏“请见解汉文者, 笔陈情事”, 可见他是以汉文致书美舰的。因此罗森不但了解事情的全过程, 而且在“波瓦坦号”上耳闻目睹了吉田、金子二氏在风暴夜幕下的激烈悲壮举动。值得提出的是罗森的游记中竟毫未涉及这样极具震憾力的事件。
四、关于中国商人在长崎与日本学者交流的感想
乾隆年间赴长崎贸易的华商汪鹏在《袖海篇》中对华商在长崎的生活有这样的描述:
馆中宴会极繁, 交相酬答有上办、下办酒, 有通办酒, 有饮福酒, 有春酒, 有宴妓酒, 有清库出货酒。寻常醵饮, 尤多珍错杂陈, 灯明烛灿, 殆无虚日。
《山阳诗钞》、《琼浦笔语》中的有关内容为我们提供了比上述更具写实意义的记录。在这样的宴乐场合中, 间或会有象赖山阳、大木规磐溪这样有深厚汉学造诣的日本学者出场, 江芸阁、朱柳桥在与之交往中表现出的自信与从容, 令我们看到华商“游长崎者每沉湎于声色货利”之外另有的文化风貌。江、朱等人良好的传统文化素养及其经济上的能力, 使他们完全有可能将山阳、磐溪的汉文著作介绍到中国, 包括山阳的《日本外史》。不过似乎不可能对此有乐观的期望[25]。传统文化多年的训练,“弃儒从商”者表现的多是情趣意义上的文化素养, 而知识意义上的文化追求精神则甚少。中日两国文化人在长崎的共鸣只是东方传统文化情趣意义上的。日本文人对中国以外的域外知识的求知欲望, 没有在华商方面得到同等的回应。《琼浦笔语》中,磐溪关于传教士马礼逊在华活动的话题, 不能得到朱柳桥的回应。《山阳诗钞》中, 作于1818 年长崎之行的诗作《荷兰船行》、《佛郎王歌》(听荷兰医生述拿破仑兵败俄国而作) 表达了赖山阳出于儒者的观念立场对西方强势的警觉与不安。在长崎的环境背景下, 山阳面对中国文人也应有交流关于西方问题的欲望。如果双方在这一点上有所共鸣的话, 长崎中日文化交流自然是另有一番风貌了。
视中华文化为世界唯一的文化, 无视域外文化的存在, 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 不能期待由“弃儒从商”者来突破。尽管他们在求利方面已具备同时代西方商人所崇尚的竞争、冒险之创业精神, 但在求知方面他们不可能担当起同时代西方人—— 包括商人、冒险家、传教士、军人等

中国历史古代人物成语故事

等——在中国相对应的角色。面对山阳、磐溪对域外文化—— 中国文化的求知欲望,江、朱二氏从容、自信背后的潜意识是不能回避的。恰如汪鹏在《袖海篇》中的表白:
唐山书籍, 历年带来甚伙, 东人好事者不惜以重金购入, 藏之什袭, 每每至汗牛充栋, 然不解诵读如商彝汉鼎。
如此观感不但未能正确评价日本社会的汉学水准, 而且全然没有视中国文化对于日本只是一种域外文化的意识。这一状况并非商人的文化境界限制所致,清代中国知识界对域外知识, 尤其对日本知识的无视是普遍而深刻的。除长崎贸易渠道外, 清代尚有其他多种获取日本知识的渠道, 尤其是与朝鲜、琉球关系的存在。在清代最开放的康熙年间发生的下述事情是有代表性的。据《白石先生余稿》一书所刊序文可

中国历史好事有哪些故事

知, 1711年日本汉学界设法经由琉球使节将他们视为日本第一的学者、诗人新井白石的诗集带往中国, 北京翰林院庶吉士郑任钥[26]得见诗集,“更为写一本, 自撰序文”。有郑任钥序文的新井白石诗稿于1714 年又辗转回到日本, 日本汉学界为白石的诗作得到中国翰林的好评而欣喜, 但中国知识界对诗集的作者——1711 年主持了日本对朝鲜通信使礼仪制度改革, 并正在制定长崎贸易法规《海舶互市新例》的重要政治家新井白石始终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江户时代, 也即中国的清代, 日本的锁国, 中日商贸上的相互依赖, 两国因此而有长期相安无事的局面。然清政府对日本以其为中心的东亚国际政治秩序对中华朝贡体制的挑战的容忍, 以及迫于政府铸钱对日本铜的需求, 而有违中华朝贡体制实行政府掌握下的对长崎贸易[27], 这都造成清代中国社会对日本态度的微妙性, 有关日本的知识无形中成为一个盲区, 甚或为一个禁区。整个清代关于日本知识的积累, 相对于明代是一倒退。
近代以后, 伴随着日本开国, 中日文化交流渐趋广泛、深入。中日文化交流中, 中国知识分子在原有无视域外知识的文化心态之外, 又处于在无力正视日本国民中蕴藏有当时中国社会所不具有的奋勇向上的社会政治文化资源的心境下, 罗森访日游记完全回避吉田松荫事件即为典型事例。直至甲午战前, 中国文人士大夫始终无力直面吉田松荫等维新志士明知不可为而奋力为之,“张胆绝月豆, 鼎镬在前, 刀锯在后, 大义所在视死如归”[28]的英雄主义精神。冈千仞关于明治维新历史的汉文著作《尊攘纪事》, 1884 年作者访华时曾广泛赠送中国知识界, 包括上层大夫。甲午战前中国文人对日本维新志士之业绩的反响甚少, 屈指可数的几例中,态度又甚微妙。黄遵宪虽有《近世爱国志士歌》、《西乡星歌》对包括吉田松荫、西乡隆盛在内的维新志士有充分的肯定[29], 但他关于冈千仞著《吉田、佐久间二子合传》一文的评价却有所保留[30]。至于王韬在《扶桑游记》中对西乡隆盛[31], 在《(重订) 法国志略》中对吉田松荫的保留就更为明显[32]。正因为如此, 虽然明治时代高层次的中日文化交流渐趋频繁, 而且两国交流有同文之便利, 但近代后中国知识界除了在日本历史知识方面有所进步外, 关于日本现实国情的了解仍是一个盲区, 其中包括对明治维新历史的了解, 以及对明治时代的汉学界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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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第576 页。
[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第577 页。
[3]汪鹏, 字翼仓, 号竹里山人, 善画工诗。参见《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 第484 页。关于汪鹏史料线索还可参见(日) 大庭　修《江户时代日中秘语》, 中华书局1997 年版, 第179 页。
[4]由日本返回途经浙江镇海, 罗森“入县城, 用四工钱贸丝, 价略低于粤省”。可见罗森是有商人身份的文人。《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三册, 岳麓书社1985 年版, 第46 页。
[5]《徐愚斋自叙年谱》, 页六。
[6]《山阳诗钞》卷之三《西游稿上》题记。
[7]据(日) 横山宽吾《幕末的儒学者—— 美浓的文人们》, (歧吾市) 大众书房昭和五十七年版, 第93—95 页。笔谈录原件当系汉文, 此处引文系自该书日文转译。此份笔谈录中赖山阳问及袁枚之后中国文坛之状况及杭州西湖、苏州虎丘、南京秦淮河等处的人文风光。陆如金推乾隆年间的沈德潜为袁枚之后的文坛巨擘。笔谈录中杨兆元署名为少奚谷。
[8]同注〔2〕, 第95 页。
[9]武元质《古诗韵范》。
[10]同注〔2〕, 第96 页。
[11]参见(日) 竹林贯一《汉学学者传记集成》。磐溪之子为明治时代的著名洋学家。1889 年明治政府大赦令消去磐溪1869 年罪名。1924 年磐溪被日本政府授予“从五位”名誉勋位。
[12]大木规玄泽于1784 年, 大木规玄　于1803 年游学长崎。参见(日) 大木规修二编《日本洋学年表》大木规藏版明治十年。
[13]同注〔2〕, 第84—90 页。明治、大正时代赖春水、杏坪、山阳先后被日本政府授予名誉勋位。
[14]丁家路见于《明史》, 系位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古国名。康熙帝晚年重提海禁, 谓:“海外有吕宋、噶罗巴两处地方。噶罗巴乃红毛国(指荷兰) 泊船之所, 吕宋乃西洋(指葡萄牙) 泊船之后。”(《康熙起居注》中华书局, 第2324 页)噶罗巴是清代华商赴南洋的贸易地。当时噶喇叭、丁家路均系荷兰殖民地, 江芸阁以此作答不确。
[15] 羽仓简堂(　　——1862) 幕府官员, 1840 年代著《海防私策》上书幕府, 主攘夷论; 1825 年“得泰船”漂船案, 羽仓正在事发地任官, 主持此案处理, 而野田笛浦是事发后由江户派出官员。得泰船主杨启堂, 财副朱柳桥以及刘圣孚是《得泰船笔语》中与野田笛浦的主要笔谈者, 其中以朱柳桥才学最佳。此处所谓“刘圣兄”当系刘圣孚。另外此语表明大木规磐溪于1828 年秋已在长崎。
[16]当是指马礼逊编《华英字典》一书, 该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按汉字部首查字法排列的汉英字典, 中文书名《字典》; 第二部分为按汉字音序查字法编列的汉英字典, 中文书名《五车韵府》; 第三部分则是英汉字典。据马礼逊称, 第一部分《字典》采用了《康熙字典》的全部汉字; 第二部分《五车韵府》的中文部分则是以清代早期一位陈姓学者的著作为蓝本,并称《康熙字典》编写也参考了该著作。(参见叶再生《概论马礼逊的中国语文字典、中国最早一家现代化出版社和中国近代出版史分期问题》一文,《出版史研究》(一) , 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 年版, 第16—22 页) 上述马礼逊编书阐释是理解以下磐溪、朱柳桥关于《五车韵府》的笔谈内容的线索。
[17]参见罗森《日本日记》,《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三册, 第42 页。
[18]同〔2〕, 第35、44 页。
[19]《大日本人名辞书》明治十九年(1886) 初版, 昭和十二年(1937) 增订十一版。
[20] “钅兼”与“谦”用于人名, 在日语中的读音一致。
[21]《彼理来航始末记》(手写本, 共七册) 中第三册有一包括林大学头、对马守井户觉弘、民部少辅鹈殿长锐、浦贺奉行伊泽政义等在内的八名日方接待交涉人员名单, 其中有“平山谦次郎。”
[22]该文收在(日) 木通火田雪湖编《米国使节彼理提督来
朝图绘》, 昭和六年二月发行。
[23]罗森自述“癸丑(1853) 三月, 合众国火船于日本商议通商之事, 未遽允依。”(《罗森日记》第31—32 页) 可见1853 年春, 罗森已作为卫廉士(三畏) 的汉文助手参与了彼理舰队赴日活动的文书准备, 只是未随舰队同行。
[24]高川文筌为浦贺奉行伊泽政义的医生, 木通火田翁辅在接待中则以提药箱的侍者身份出现。(参见《米国使节彼理提督来朝图绘》一书的绪言) 罗森访日游记在下田活动的有关记载中, 以“大医文筌”、“伊泽氏之侍儿桂正敏”分别记录了对二氏的观感或笔谈。(参见《罗森日记》, 第45 页。
[25] 1864 年幕府派船“健顺丸”访沪, 幕吏山口举直拜访上海道应宝时。应氏向山口氏索要岩垣松苗著《国史略》, 然同行者未带该书, 山口氏以赖山阳著《日本外史》相赠。(参见(日) 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涉史的研究》吉川弘文馆, 昭和五十九年版) 可见《日本外史》在同治初年尚不为国人所知, 但传入后受到国人重视, 光绪五年有上海文人钱怿(字子琴) 批语的《日本外史》的刊印本在上海问世。
[26]郑任钥字惟启, 号鱼门, 闽侯官人。康熙丙戊(1706) 进士, 改庶吉士授编修官, 雍正年间曾官至湖北巡抚。有《非颦轩稿》。(据《晚晴诗汇》卷五, 页十七)
[27]晚年已趋于保守的康熙帝在1816 年实行局部海禁。“内地商船, 东洋行走犹可, 南洋不许行走。——至于外国商船, 听其自来。”(《康熙起居注》, 第2325 页) 正德五年(1715) 幕府颁布《海舶互市新例》, 限制铜出口。虽然此后清政府铸钱对洋铜的依赖减少, 但长崎贸易限额在政府的掌握下得到充分的利用。
[28]冈千仞《尊攘纪事》卷二之七《兴大狱》。
[29]《人境庐诗草笺注》第202、274 页。
[30]冈千仞《(订正) 尊攘纪事补遗》卷二之一《吉田、佐久间二氏下狱》中, 作者有如下论说:“余曾草吉田、佐久间二子合传, 黄公度病其太详, 曰删去过半, 则为佳文。顾二子慷慨论国事, 四方志士为其所风动, 争起论事, 其益风教裨家国, 惟恐立传不详, 今节录片段于此。”可见冈千仞对黄遵宪的评点不以为然的立场。
[31]王韬《扶桑游记》,《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三册,第436、443、450 页。王韬显然不能理解西乡隆盛在1877 年西南叛乱中行为的道义及英雄主义精神。
[32]王韬《(重订) 法国志略》卷十四之四《日本启衅》中,“其人(指吉田松荫) 布衣忧国—— 不惜徘徊审顾出于一死, 虽取祸于当时, 而实可传名于后世固有足多者也。特惜其知经而不知权, 知常而不知变, 知小而不知大, 盖亦思逞其血气之勇, ⋯⋯于国何补, 徒足以招衅而已。⋯⋯咄咄岛邦尚有豪杰之士为国捐躯, 绝月豆而不辞者, 其事虽不足重, 而其志则有可嘉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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