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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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上）

辛德 勇
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1期
提 要 本文针对当前在秦汉直道研究方面的种种不同说法，重新分析有关秦汉直道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调查结果，指出直道南端起始于甘泉，是以甘泉至咸阳间的已有道路为基础，这条道路的南端起点，实质上应是咸阳。根据唐代以前比较可靠的文献记载，目前只能完全肯定直道乃是连同云阳（甘泉）和九原两地，但在这两地之间具体究竟怎样连接，并没有特别可靠的证据足以复原。史念海主要依据唐代文献记载对直道路线所做的复原，亦即西线方案，反对者并没有能够提出有力的文献依据，所以，在目前看来，还是一种相对比较可信的说法。
关键词 秦汉 交通 直道
直道是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始皇三十五年，修筑的一条重要战略通道，用以连接都城咸阳与北部边防前沿[1]。直道对于巩固和建设秦朝北方边防地区的作用，犹如灵渠对于秦朝经营岭南地区的作用一样重要。
由于史籍记载简略，对于这条道路的具体走向，学术界一直不甚清楚。1975年，史念海发表《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一文，结合对相关遗迹和现代地理形势的实地考察，提出了比较具体的直道路线复原方案：即秦直道南端，起始于泾、洛两河分水岭子午岭南端的秦云阳甘泉宫（今陕西淳化西北），循子午岭山脊西北行，至今甘肃定边一带，再经鄂尔多斯高原，转趋东北，越过黄河，至秦九原郡治九原县（内蒙古包头附近）[2]。沿途几乎没有经过任何已经确定的秦朝县级以上行政设置。在同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内部发行本上，所绘直道走向，与史念海复原的路线，基本相同；及至1982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正式发行本时，依然沿承了这一绘法[3]。所以，这一观点，

奋斗的中国历史故事简短

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主流看法。不知这是不是在地图集付印之前，吸收了史氏的见解，还是依据同样史料所得出的相近结论。
史念海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各方面普遍关注，一些不同领域的人士，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深入考察研究了这条道路。据云，画家靳之林，在20世纪80年代，徒步行走三千里，逐一考察了直道全线所经行的地点[4]。稍后，考古工作者贺清海与交通史研究者王开，也考察研究了直道的路线，并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5]。与贺清海、王开二人约略同时，历史地理学者王北辰，也对直道提出了自己的研究看法[6]。曾经协同靳之林一道考察直道遗迹的孙相武，随之也刊布了相关考察内容[7]。
虽然上述靳之林、王开等学者所复原的直道路线，并不完全相同，但基本上都是通过或贴近秦汉上郡的肤施、阳周两地，大体可以将其归为一派。这一派拟定的直道路线，与史念海确定的路线相比，要偏东很多，相对而言，不妨姑且将这两类复原方案，分别称之为东线和西线。
东线方案提出后，史念海又相继撰写一组文章，与诸家商榷，并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见解[8]；另有吕卓民撰写专文，评判诸家说法，结论仍是全面维护史念海的观点[9]；然而，另一方面，至1998年底，《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出版，编绘者根据更为深入、具体的考古学考察，绘出了直道在今陕西境内大部分路段的经行地点，结论则复与王开等人一派的东线方案，大体相近[10]。
上述论述和讨论，对于阐明秦直道的历史状况，起到了重大作用；特别是对直道南北两端地段的研究，已经比较清楚地复原出这条道路的经行地点。但是，就直道的总体状况而言，其基本走势，目前似乎还不足以做出完全肯定的最终结论。下面，即通过重新审视关于直道的早期文献记载，来说明依据可靠文献记载来确定直道路线的重要性及其所存在的实际困难，以及目前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做出哪些探索；同时，谈谈在这一背景之下，切实保护已经查明的直道遗迹，以及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深入考察直道遗迹，在直道研究中的重要性。
一、关于直道经行地点的早期直接记载
要想复原秦朝的直道，首先必须以可靠的早期文献记载为基础。脱离文献记载，单纯依赖野外考察，根本无法确定秦直道遗迹，并且也无从复原直道所经行的地点。通观以往有关秦直道讨论中所引述的历史文献，可知除了《史记》、《汉书》以外，其他涉及到直道的晚出记载，如唐代著述，史料价值，相对要偏低一些；特别是明清以来的相关记载，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史料价值。因此，准确理解《史记》、《汉书》相关记载的含义，乃是直道研究最重要的基础。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直道之修筑经过云：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11]
《史记·六国年表》记同事曰：
（始皇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12]
又《史记·蒙恬列传》亦有记述云：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壍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13]
类似的记述，尚别见于《史记·匈奴列传》：
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14]
关于秦始皇修筑直道的直接记载，只有这些。后世同类记述，基本上都是由此衍生而出，一般来说，并不具有用作复原依据的史料价值。
由于《史记·蒙恬列传》记有“道未就”一语，很容易使人产生终秦之世亦未尝筑成直道的看法。然而，《蒙恬列传》这一记述，并不确切。因为《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确记载，在直道修筑两年后，秦始皇死于东巡途中，胡亥与赵高等就是取途直道，率巡行队伍返回都城咸阳：
（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行，遂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15]
后来在汉武帝时，司马迁也曾走过这条道路，并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留下了很明确的记述：
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16]
可见，直道不仅已经修成，而且其延续使用的时间，至少也要持续到西汉武帝时期，说明当时施工，殊非草草了事。若再考虑到在秦末至汉武帝元朔二年之前，有很长一个时期，直道中间有很长一段路段，沦没于塞外匈奴控制区域，得不到正常情况下所应有的养护[17]，而到汉武帝时期，却仍然可以继续使用，由此愈可见秦人所筑直道，不仅按计划完工，而且工程质量，也是相当完善。所以，《史记·蒙恬列传》关于秦直道“道未就”的记载，显然不够准确。不过，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至秦二世时期，仍在修治直道，说明直道虽然在秦始皇身后，即已经全线贯通行用，但工程并没有全部结束，而剩下的应当只是一些非常次要的辅助工程。这或许就是《史记·蒙恬列传》谓蒙恬时尚且“道未就”的缘由[18]。
二、释直道南端何以起始于甘泉
按照前引诸书的记载，直道的北端在九原，这一点没有歧异；而直道的南端起点，却有云阳和甘泉两种不同说法，对此，需要予以说明。
九原是秦朝的县名，为九原郡治所,这在《汉书·地理志》当中，有清楚的脉络，可以追寻[19]。与此相应，云阳也是秦朝县名，这一点可以由出土的多方秦“云阳丞印”封泥[20]，得到确证。
至于甘泉，则本是云阳县境内一座山的名称。今本《三辅黄图》记甘泉山云：
《关辅记》曰：“林光宫，一曰甘泉宫。秦所造，在今池阳县西。故甘泉山，宫以山为名。[21]
此《关辅记》，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引作《关中记》[22]，应是。《关中记》为晋人潘岳所著。因今本《三辅黄图》为唐人所纂辑，故引及此书。曹魏至十六国期间，云阳县省罢不置[23]，故《关中记》谓甘泉山在池阳县西，而没有提及云阳。《三辅黄图》原本撰著于东汉末年，所以，今本中仍保存当时固有面目的另一些内容，则记载甘泉山位于云阳县境内：
甘泉有高光宫，又有林光宫；有长定宫、竹宫、通天台、通灵台。武帝作迎风馆于甘泉山，后加露寒、储胥二馆，皆在云阳。[24]
在今本《三辅黄图》中，还可以找到其他类似的记载[25]；而同样的记述，也见于《汉书音义》[26]，因此，可以确证，甘泉山应在云阳县辖境。
上引《关中记》谓秦林光宫一名甘泉宫，而这两个宫名之间，是否存有前后承递的关系，不甚清楚。从唐初人颜师古注《汉书》和李泰撰《括地志》开始，出现了林光宫为秦朝宫名，汉代始增建或是改称甘泉宫的说法。颜师古曰：
林光，秦离宫名也。汉又于其旁起甘泉宫，非一名也。[27]
李泰曰：
秦之林光宫，汉之甘泉（宫）。[28]
不管是在林光宫之外，另行新建甘泉宫，还是林光宫改名为甘泉宫，总之，秦朝在甘泉山上，还没有甘泉宫这一宫名。其后，唐元和时人李吉甫[29]、南宋学者程大昌[30]，乃至现代学者史念海等[31]，除了个别一些人如元人王士点等[32]，大多都沿袭了这一说法。这种说法，其实大可斟酌。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至迟在秦王政十年，秦国即已建有甘泉宫[33]：
（秦王政）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齐、赵来置酒。齐人茅焦说秦王曰：“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大索，逐客。[34]
此甘泉宫所在，史籍中没有具体记载，刘宋徐广谓“表云咸阳南宫也” [35]。徐广所说的“表”，应当是指《史记·六国年表》。今本《史记·六国年表》，在这一年下的相应记载为：
相国吕不韦免。……太后入咸阳。大索。[36]
并没有提及咸阳南宫。看来，徐广所见《史记》，与今本不同，“咸阳”下乃有“南宫”二字。
《史记》在流传过程中，产生过许多文字讹误。那么，今本《史记·六国年表》“太后入咸阳”下面的“大索”二字，有没有可能是“南宫”的讹误呢？参稽《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同样记有“大索”史事，可证《史记·六国年表》之“大索”无误。“大索”与“南宫”在字形上有些相接近的地方，颇疑徐广所据《史记》，系“大索”二字字有阙泐后，传录者因涉上文之“入咸阳”而错误地臆测补完为“南宫”二字，并不是较今本另多出有“南宫”二字。
前引唐人李泰的《括地志》，虽然记有“秦之林光宫”即“汉之甘泉（宫）”的说法，但同时在《括地志》书中，也另有记述云：
云阳宫，秦之甘泉宫，在雍州云阳县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宫，去长安三百里，黄帝以来祭圜丘处也。[37]
像《括地志》这类地理总志。本是“博采方志，得于旧闻，旁求故老”[38]，抄撮以往地志杂说纂辑而成，书中并存互不相同的说法，本不足为怪。处理这些不同来源矛盾记载的正确方法，是以之与相对可信的历史记载相验证，而《括地志》中秦始皇建造甘泉宫的说法，恰好与《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甘泉宫的记载相吻合。二者相互印证，可以确认，《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复居甘泉宫”，应当就是指秦王政在甘泉山上建造的宫殿[39]。
徐广以并不可靠的“咸阳南宫”，来疏释秦王政太后所入据的甘泉宫，除了版本上的依据之外，很可能与他对《史记》上文记述之“复居甘泉宫”一句话的理解有关。徐广很可能是将这里所说“复居甘泉宫”的人，连上文理解为皇太后；今中华书局本《史记》之点校者，似亦同样理解此文，所以，在“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句下，逗而不句。按照这样的理解，秦王政迎接其母皇太后，乃是入居咸阳之甘泉宫。
可是，甘泉山不在咸阳城近旁，若太后所居之甘泉宫是在距咸阳三百里远的甘泉山上，就很难解释秦王政特地迎接其母由雍而返回咸阳的记载；而若将甘泉宫视作 “咸阳南宫”，则显得似乎比较合乎情理。因此，南宋程大昌复发挥徐广此说，谓：“秦时咸阳跨渭南北，则此宫在不在渭北之咸阳，而在渭南之咸阳也。”[40]今徐卫民复引据出土之秦“南宫郎丞”封泥，与徐广所说的“咸阳南宫”相印证，试图证实“秦甘泉宫又名咸阳南宫”[41]。
要想确认秦甘泉宫座落在甘泉山上，就不得不花费一些笔墨，对这一问题，做出合理的解答。
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等记载，秦王政母在这次返回咸阳之前，居于雍城（今陕西凤翔附近），是因为此前在秦王政九年，她与吕不韦、嫪毐的私情败露，嫪毐“矫王玉玺及太后玺”以发兵叛乱，嬴政平定事变后，“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于雍”。嬴政本来想一同杀掉丞相吕不韦，但“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所以，才“不忍致法”[42]。
为吕不韦充当说客的“宾客辩士”，大多应是吕氏门下豢养的食客。史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不韦撰著《吕氏春秋》，即“使其客人人著所闻”而成书[43]。当时秦国文化，远较关东落后，观商鞅、甘茂、范睢、蒙驁、荀况、蔡泽、张仪、韩非、李斯、尉缭等关东士人，皆入秦以谋取权位，而未闻秦国有士人得以游食于关东，可以推测，吕不韦所招徕的三千食客，大多也必然出自关东列国。
吕不韦招致这些客卿，并不仅仅是要赖其著书立说，而是想要利用他们作为自己的政治工具，“欲以并天下”[44]。显然，这批人绝非仅仅是一些徒事空谈的游说之士，其间很多人应当怀有强烈的政治抱负。秦始皇在诛除嫪毐时，释吕不韦而不杀，所谓顾念其“奉先王功大”，只是表面上的说辞；其真实的原因，应是顾虑吕氏门下豢养的这些“宾客辩士”。身份卑微的嫪毐，因借重太后的权势，竟蓄有“家僮数千人”，此外，尚有“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馀人”[45]，骤然除之，已非易事，当时嫪毐抢先发难，险些得逞[46]，若再同时诛除把持朝政将近十年的吕不韦及其党羽，难免会有不测。所以，秦王政才不得不对吕不韦暂时隐忍不发。
待到局面稍稍稳定之后，秦王政便在第二年（秦王政十年），罢免吕不韦的相位，同时放逐其离开京城咸阳，去往河南的封国。正因为已经将心腹大患吕不韦逐出都城，秦王政这才听从齐人茅焦的劝告，准备迎接其母回京。吕不韦本人，虽然已经远离京城，但是他所豢养的大批门客，却仍然是威胁嬴政的重大隐患，太后回到咸阳城后，这些人仍有可能串连太后，犯难作乱。
在这种情况下，为预防不测，对于秦王政来说，暂时避居于都城附近的甘泉宫中，应当是一种比较稳妥的选择。此前嫪毐拟发兵反叛时，嬴政即因正居住在雍地的祈年宫内，从而得以从容调度人马，在咸阳城中先发制人，一举粉碎叛乱。与祈年宫相比，甘泉宫更接近咸阳，便于进退回旋，控制局面。
所以，《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复居甘泉宫”，应当是讲嬴政，而不是其母皇太后；而所谓“复居甘泉宫”的“复”字，早已有人指出，正是相对于此前秦王政离开京城所居之祈年宫而言[47]。另外，句法上看，若是将“复居甘泉宫”一句话的主语，理解为秦王政，那么，这句话上承“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下连“大索，逐客”，都是以“秦王”二字为主语，文句也最通顺。
这样一来，即使徐广所说的太后入据“咸阳南宫”，确是别有善本可据，它与秦王政本人复居于云阳甘泉宫一事，也并没有什么抵牾。
嬴政在把太后接回咸阳、自己避居甘泉宫后，随之即下达逐客令，大肆搜索驱逐关东客卿。过去论述秦王政颁布逐客令的原因，一般都是沿袭《史记·李斯列传》的说法，谓因韩国派遣水工郑国为间谍，鼓动秦国开凿水渠以疲秦，使其无力东顾，秦人觉察后，“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故秦王政始有逐客之令[48]。郑国阴谋的败露，固然是触发秦人全面逐客的直接契机，但联系前面谈到的政治背景，秦始皇下达逐客令的深层动机，恐怕应该是趁机剪除吕不韦的党羽[49]，譬如逐客令下达后上书谏阻嬴政改变对待客卿策略的李斯，原本就是投拜在吕不韦门下的舍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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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秦王政听从李斯的建议，改驱逐为利用，不过是因为如李斯等中坚分子已经改换门庭，效忠秦王，无需多事顾虑而已。秦王政逐客之举，适可说明他对咸阳城以及秦国安全的顾虑。
了解到上述重大政治背景，就可以理解，秦王政在迎接其母后返回咸阳城后，自己随即躲到云阳甘泉宫中居住，是在当时的特殊政治形势下，所采取的一项特别措施，不必因此而怀疑秦甘泉宫位于云阳甘泉山上的记载。
事实上，不仅甘泉宫不是林光宫之更名，或是汉代在林光宫旁所始建，而且林光宫的兴建，还要晚于秦始皇所建造的甘泉宫。《汉宫阙疏》有记载曰：
甘泉林光宫，秦二世造。[51]
可见，甘泉宫和林光宫这两座宫殿兴建的先后时间次序，与唐代以来的通行说法，恰好相反，是甘泉宫在先，林光宫居后。
《史记·六国年表》和《史记·蒙恬列传》记述直道的南端为甘泉，并不是泛指云阳甘泉山，而是具体指称甘泉宫。秦朝修筑直道，置都城咸阳于不顾，而径以甘泉宫为起点，这不管是从朝廷连通北部边防前沿的具体战略需求来考虑，还是从《史记·蒙恬列传》所记载的“始皇欲游天下”的表面原因来分析[52]，似乎都不够合乎情理。这是因为在此之前，在咸阳至甘泉宫之间，已经建成一条高质量的通道。
这条道路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
二十七年，始皇……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53]
以上引文，句读完全依照今中华书局点校本。按照这样的读法，文中“甘泉前殿”的位置，似乎是在郦山。《太平御览》引《史记》此文，在“极庙道通郦山”句下，多出一“上”字[54]，若还是依照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的句读，则此句应作：“自极庙道通郦山上，作甘泉前殿。”《太平御览》的引文，看起来似乎可以进一步坐实甘泉前殿就在郦山之上。
但是，信宫亦即极庙本位于渭河南岸，尽管其具体位置，在史籍中没有留下记载，但斟酌推敲《史记》的文字，信宫应是隔渭水与咸阳城相对。因此，“自极庙道通郦山”，亦即如同“自咸阳道通郦山”。假若甘泉前殿果真是在郦山上面，极庙与郦山之间的通道，已经将其与咸阳城连接在一起，又何必再“筑甬道，自咸阳属之”呢？这种句读方式，显然不够合理。
由于没有其他文献，能够证实另有甘泉宫存在，这里所说的甘泉前殿，还是应当理解为云阳甘泉宫的建筑。按照这样的理解，《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段文字，可以做如下标点：
二十七年，始皇……作信宫渭南。已而更命信宫为极庙[55]，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56]。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57]
依此，秦始皇二十七年，秦朝在渭河南北两岸，同时兴建了两处宫殿建筑，并修筑了两条重要道路，分别与之相连结：在渭河南岸，与咸阳城隔河相望，兴建了象征天极的极庙，以极庙为起点，修筑道路，通往郦山；在渭河北岸，在云阳甘泉山上，兴建了甘泉前殿，修筑甬道，连结咸阳城与甘泉宫。
极庙乃是秦始皇为他自己预先安排的用于死后祭祀的宗庙，而郦山则是他自登基之始即开始兴工建造的陵园[58]。因此，“自极庙道通郦山”，是秦始皇为其死后灵魂由郦山陵园中出游到宗庙里去接受祭祀的典礼而预先设置的通道[59]。
与此相应，甘泉宫也不仅仅是徒供游玩的离宫，而是一个具有神圣意义的处所。前引唐李泰《括地志》已经谈到：“秦之甘泉宫，……黄帝以来祭圜丘处也。”圜丘即后世通俗所云天坛，为祭天的礼仪建筑。黄帝之事，虽无从稽考，但这里本是匈奴祭天的场所，却有明文可徵[60]。后来汉武帝屡屡在此举行求神问仙的祭祀活动，而齐人公孙卿对他说：“黄帝接万灵明廷。”又曰：“黄帝乃治明廷。”而“明廷者，甘泉也”。其他方士亦“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61]。所以，汉人后来形成定制，“三岁一祭于云阳宫甘泉坛。以冬至日祭天，天神下”[62]。这说明在秦汉人看来，甘泉确实是一个可以与黄帝等天神沟通并追随其升仙的地方。
了解到当时人这样一种观念，就会很容易明白，秦始皇在建造极庙并铺设道路连同郦山陵园的同时，兴工建造甘泉前殿并修筑连同甘泉宫与都城咸阳的道路，乃是出自同样的心理需要，即都是在为他的灵魂寻求去路和归宿，这样也就不至于再将二者错误地混为一事，从而弄清秦始皇直道以甘泉为其南端具体起点的地理原因。
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史书，在纪、传、书（志）、表四种记述形式当中，本纪叙事，最为庄重谨饬，所以，《秦始皇本纪》叙述直道起迄地点，采用“道九原，抵云阳”的说法，南北两端，都同样用所在县的名称来表述；而《六国年表》和《蒙恬列传》将云阳记作甘泉，则是不计云阳与九原的对等地位，从实记述其具体地点。
按照上文所做考述，从秦朝的整个交通地理格局上看，甘泉宫实际上只是咸阳至九原间以直道为主体的这一整条战略通道上的一处中继站。不过，尽管如此，却依然不能减低甘泉宫在这条通道上的枢纽地位。这是因为甘泉宫所在的甘泉山，它除了是黄帝祭圜丘的处所这类人神沟通的信仰圣地之外，同时也是一处屏蔽关中腹地的战略要地。
战国时范睢说秦昭襄王，谓之曰：
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坂，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63]
这里所提到的一部分地名，如泾、渭二水，自然算不上险阻，但甘泉、谷口两地，却应当是指秦国在其腹心地域关中平原北部赖以“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的要害之地。因为稍后在秦王政秉政时，燕太子丹父鞠武，更明确地对燕太子丹谈到，秦“北有甘泉、谷口之固”[64]。“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这样的战略要地，又可以称之为锁钥之地，也就是出入的门户。因此，谷口与甘泉两地，肯定是与重要的交通道路具有关联。
谷口又作瓠口，即郑国渠浚引泾水引水口所在的地点[65]，是泾水即将流出陕北高原而进入关中平原之前的山口，也就是说，它正控扼着泾水谷地通道。由关中平原特别是咸阳城所在的核心地带北出，泾水谷地，是最重要的一条川谷通道，谷口成为关中北部的攻防要地，原因即在于此。
利用河川谷地开辟通道，是大多数地区的普遍做法。但是，正如史念海已经指出的那样，在陕北陇东黄土高原地区，由于其独特的黄土原、梁地貌，使得当地在开辟交通道路时，除了利用河川谷地之外，还常常选择在黄土原面或是梁面上修筑道路。渭河北岸的泾水与洛水两大支流之间所间隔的子午岭，据史念海考察所见，其南段，为土石山区，但山脉主脊，却很平坦，“并没有倏高忽低的现象”；其北段，为“黄土梁状丘陵”，应是以黄土梁或黄土原为主，地形更为坦夷。显然，这道山岭，很适于开辟成为进出关中腹地的南北通道，而甘泉宫所在的甘泉山，则属于子午岭的南端部分，是控制这条通道的关键地点。这就是甘泉山或者甘泉宫成为关中北部要隘的地理因素。
显而易见，在谷口与甘泉南侧的关中平原，不论攻守，都要倚重这两处要塞之地。对于防守来说，对手一旦越过甘泉和谷口，突入关中平原，通行就不再有地形限制，可以肆意畅行；对于进攻来说，由于关中平原内部往来便利，不仅仅局限于都城咸阳，关中各地的兵马和军需物资，都很容易集中到这里，再向北进发或者是转运。
正是基于甘泉的重要战略地位，就在修筑直道的同时，秦始皇向云阳县内大规模移民：
（秦始皇三十五年）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66]
也是在这同一年内，除了征发劳役，修筑直道以外，秦始皇复又调集“隐宫刑徒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67]，人力应当非常紧张。可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朝廷还是移民五万户到云阳，并免除其十年赋役，这应是缘于直道建成后，甘泉战略地位又将大幅度提升，朝廷不能不设法增强当地的实力。因为类似的措施，也见于直道北端的九原。一年之后（即秦始皇三十六年），秦廷复又“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68]。所谓“北河榆中”，即包括九原县所在地区在内[69]。这两次移民，应包含有相似的用意。
三、汉唐间其他相关记载与直道的复原
在早期的文献记载中，东汉时成书的《汉书·地理志》，在北地郡属下，列有两个县名，前人往往以为其得名与直道有关，并将其用作探寻直道走向的依据。这两个县名，一个是直路，一个是除道[70]。
除道县位置不详。另外，秦汉时期在边地异族聚居区所设县级政区，是以“道”字为通名，即所谓“有蛮夷曰道”[71]。北地郡为汉戎杂居的边郡，见于《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即别有略畔道、义渠道两个“道”[72]。所以，北地郡除道之“道”，也有可能只是这样的县级地名通名，而并不一定是与具体的某一条道路具有关联。这样，在目前情况下，“除道”这一地名，还不宜用作确定直道走向的依据。
从字面上看，直路县的得名，很可能与直道有关。现在比较通行的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绘直路县于陕西富县西侧的洛河支流葫芦河畔[73]。这样绘制，似乎不够准确。
按照《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有沮水发源于直路县西，东流汇入洛水[74]，而《水经·沮水注》记述沮水的流路，其下游乃是流经汉高祖刘邦之太上皇陵后，汇入郑国渠后，再东流汇入洛河[75]。
汉太上皇陵在今陕西临潼县北面与富平县交界处[76]。符合这一记载的河流，应当是今石川河上游之沮河。史念海推测，沮水源头应当在今陕西耀县西北柳林镇的西北[77]，所说大体可从。这一地点，南距甘泉宫不远。沮水源头和直路县的具体位置，虽然还可以再进一步仔细斟酌，但绝不会轶出于这一范围很多。依据《水经注》的这一记载，将直路县的治所，拟定在甘泉宫北侧不远的子午岭东坡，应当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根据直路县的所在，只能推断出直道由甘泉宫北上后起初是沿子午岭延伸，而甘泉宫的位置所在，决定了直道在这一地段，只能如此行走，这几乎是一个根本不需要证明的问题。
这样看来，仅仅是除道和直路这两个西汉时期的县级政区名称，并不能为复原直道的路线，提供多少有用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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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明确记述直道经行地点的文献，已经迟至唐代。这也是史念海在复复原直道的走向时，所得以利用的直接史料。唐代文献中的这种相关记载，只有两条。一条见于贞观年间编纂的《括地志》，一条见于元和年间撰著的《元和郡县志》。
《括地志》原书旧已佚失，这条记述见于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征引。张守节在疏释《史记·匈奴列传》所记秦始皇修筑直道一事时释云：
《括地志》……云：“秦故道在庆州华池县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云阳，千八百里。”[78]
《元和郡县志》在宁州襄乐县下记曰：
秦故道，在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始皇三十（五）年，向九原抵云阳，即此道也。[79]
史念海研究上述记载后指出，唐襄乐县即今甘肃宁县襄乐镇。襄乐镇东侧的子午岭地段，距秦甘泉宫旧址，至少要有七、八十公里远，方向已稍向西北偏移。史念海复又指出，唐华池县即今甘肃华池县的东华池镇。这里离开秦甘泉宫旧址已经有一百四十公里上下，而且方向已是明显趋向西北，直道若果真已经延伸到这里，从地形上判断，似乎理应沿泾、洛二水的分水岭继续向西北延伸，不大可能再由此转向正北或是东北方向。这两条史料，应该是史念海复原直道走向最重要的依据[80]。
单纯从文献学角度看，唐人在编纂《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志》等地理书，完全可能拥有东汉以来的文献作资料依据，这些文献，来源有早有晚，其可信性有大有小，唐朝的编纂者既然没有注明，现在已经无从一一辨识。假如没有其他与此相违异的史料，完全可以依据唐朝人的记载，来复原相关秦汉地理内容。
另外，附带在这里举述一条明末清初的史料，作为佐证，来补充证实《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志》的记载。若干年前，曾见有明末清初人文应熊（字平人）伪撰之《古乐经》一书，书中有文氏自序云：“寒族名曰直道，隶三水之西原六里许。”[81]依此，明代三水县亦即今旬邑县西侧，当时仍存有直道这一地名（当然，以“直道”地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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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一文氏家族支派的名称，来源可能更早），说明秦直道很可能经过这里。这里比东线方案所定直道由甘泉北行转而东折的地点“石门关遗址”，要偏向西北约50里左右[82]，表明在“石门关遗址”东转的直道复原方案，并不符合历史文献的记载。
不过后来有些人在研究直道问题时，提出战国秦汉间有些历史活动，涉及到直道，而这些活动反映出，上述文献所记载的直道走向，不尽可信。因此，依此复原的直道，是否合乎历史实际，就还需要通过相关历史活动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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