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唐后期长江下游户口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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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唐后期长江下游户口考（上）

陈 勇
《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
一、元和时期两浙、宣歙三道的户口升降
本文所说的长江下游，主要是指唐后期政府财赋倚重地东南八道中的浙西、浙东、淮南、宣歙4道23州之地。天宝十四年(755年)是唐代人口增长的极点， 《通典》卷7载当年国家所控制的编户为8914709，口为52919309。安史之乱打断了唐前期人口持续增长的势头，国家所控制的户口数直线下降。肃宗乾元三年(760年),天下有户1933174，有口16990386。[1]此后历朝虽不断有所增加，但最多时也只达到了天宝十四年户数的一半。唐后期州郡户数见于记载的仅见于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以下简称《元和志》)一书。是书成于元和八年(813年)，所记元和户当为元和前期的户数。不过元和一朝政府所掌握的在籍户大约都在240万左右，因而元和户实际上可代表元和一朝的户数。兹据《元和志》所记元和户与《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天宝元年户制成下表[2]：
元和时期长江下游户口升降表
由于《元和志》淮南道缺佚，故淮南七州户数的具体情况不可得知，所以这里我们首先来讨论两浙、宣歙三道的户数升降情况。从上表可知，天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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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居于本区户口之首的浙东道(缺台州)下降幅度最大，平均下降率为72.51%。[3]其次为宣歙道，较天宝元年户下降了42.53%。浙西六州下降速度相对缓慢，但仍下降了36.49%。对于《元和志》所记本区元和户数大幅度下跌,确有许多可疑之处：
其一，在安史之乱中，由于张巡、许远死守睢阳,“使贼锋挫衄，不至江、淮”[4]，因而战乱对长江下游地区并无直接影响。在安史之乱中，本区虽然发生过永王璘、刘展之乱，但规模不大，时间较短，对长江下游区的社会经济也未造成大的破坏。在这样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里，人口却大幅度的下跌，确实有些让人难以相信。
其二,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北方经济遭到了空前绝后的破坏，为逃避战乱，北方人民纷纷向相对安定的南方迁徙。史称“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5]，“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6]长江下游地区远离战事中心，又加上北人南徙,按理说应使本区人口较前有所增长。退一步讲,即使不能使本区人口上升，但也可弥补其户口损耗，使户口保持先前水平，或者说大大延缓下降的速度。但《元和志》所载本区户口情况却恰好相反。以浙东越州为例，安史乱中北人多“避地于越”，贤士大夫“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7]，但是越州元和户较天宝元年户非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近4倍，平均下降率为77.09%。
其三，更为重要的是，长江下游地区自安史之乱后至元和时期，增户的记载不绝于书。先看浙西道。《旧唐书》卷185下《萧定传》载：“大历中，有司条天下牧守课绩，唯定(润州刺史)与常州刺史萧复、濠州刺史张镒为理行第一。其勤农桑，均赋税，逋亡归复，户口增加，定又冠焉。”这说明大历时浙西润州、常州，徐泗节度使下辖的濠州户口皆有增长，而其中又以润州的增长速度为最快。据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载，永泰初(765年)润州丹阳、延陵、金坛3县“环地三百里，数合五万室”。当时润州共有6县，3县即达五万室，已达到了《元和志》所载的元和户数。建中二年(781年)，韩滉为润州刺史，“安辑百姓，均其租税，未及逾年，境内称理”。[8]可见在代宗、德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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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的户口大致呈增长之势。上引《旧唐书·萧定传》可知，大历中萧复任常州刺史时，常州户口有增长的记录。贞元前期韦夏卿出镇常州，据其《东山记》载：“贞元八年，余出守是邦，迨今四载，政成讼简，民用小康”(《全唐文》卷438)。安史之乱后,“刺史以户口增减为其殿最”。韦夏卿典常州时既然“政成讼简，民用小康”，这里的户口想必定有增长。贞元初独孤汜任睦州刺史，“下车数载，田畴始辟，桑柘初拱，人识廉耻，邑无逋亡”。[9]显然德宗贞元时，位于新安江流域的睦州人口在安史之乱后也有所恢复。浙东衢州、越州也有增户的记载。宝应元年(762年)殷日用出典衢州，招抚流亡，“凡增万余室而不为众”。[10]大历中，王士宽治理余姚，“营邑室，创器用，复流庸,辟菑畲，凡江南列邑之政，公冠其首”。[11]贞元时赵郡人李汲治理余姚，使境内“户口增倍”。[12]顾况《晋国公赠太傅韩公行状》载，建中二年韩滉为镇海军节度使充浙江东西观察使，“管郡十五，户百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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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卷530)。当时韩滉所管15州为浙西润常苏湖杭睦6州、浙东越明处温台婺衢7州，另加江西的饶江二州。据《新唐书·地理志》天宝元年户数统计，两浙13州户数为1010261，饶(40899)、江(19025)二州户数为59924，共计1070185户。据此可知建中时浙东、浙西户数已基本上恢复到了天宝元年的水平。然而据《元和志》载，较天宝元年，浙西户数由原来的495602户下降到314772户，平均下降率为36.49%。而浙东的户数下降更快，由430794户下降到100640户，平均下降率为72.51%，这确实不能不令人生疑。
再来看宣歙道。代宗大历时，柳均治理宣州溧阳，“奸豪屏气，茕婺苏息。流民复，旷土辟”。[13]贞元十二年(796年)崔衍为宣歙观察使，“居宣州十年，颇勤俭，府库盈溢。及穆赞代衍(永贞元年),宣州岁馑，遂以钱四十二万贯代百姓税，故宣州人不至流散”。[14]可见在德宗、顺宗时，宣州户口不至大降是可能的。据中唐人顾况《宛陵公署记》载：“夫宣户五十万，一户二丁，不待募于旁郡，而宣男之半，已五十万矣”(《全唐文》卷529)。宣州有户50万当系作者的夸大之辞，但天宝之乱后宣州保持了相当数量的人口，则是可以肯定的。其实称誉中唐后宣州人口之多并非顾况一人。白居易称“陵阳(宣州)奥壤，土广人庶”[15]，杜牧亦称宣州“赋多口众，最于江南”。可见唐后期宣州户口之多在当时人的眼中，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对《元和志》所载宣州户数较天宝元年下降一倍，确可存疑。池州在中唐也有辟田增户的记录。李冉在《举前池州刺史张严自代状》中称：“自军兴以来，职役繁重,江淮百姓，多有流亡。张严在任三年，辟田加户”(《全唐文》卷622)。从如上记载看来，安史乱后到元和时期，宣歙池三州户口不会直线下降。
其四,唐代州分辅、雄、望、紧、上、中、下七级，县分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除辅州、赤县、畿县外，其余州县主要是依据户口多寡而定。高祖武德年间规定三万户以上为上州，五千户以上为上县，二千户以上为中县，一千户以上为中下县。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因“太平时久，户口日殷” ，又提高了升等标准，规定“四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为中州，不满二万户为下州。……以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三千户以上为中县，不满三千户为中下县。”[16]这里兹据《唐会要》卷70《州县分望道》的记载，把本区两浙、宣歙大历、元和时期州县升置情况列表如下：
据上表统计，德宗大历时和宪宗元和时两浙、宣歙三道升雄州1，升望县12，紧县3，上县4。如前所述，唐代州县升置的标准是“以户口多少，资地美恶为差”。[17]既然大历、元和时本区有这么多的州县升级，那么这些州县户口的增殖也是必然的。按《元和志》所载，浙东道户数下降幅度最大。但从上表可知，浙东升级的县数最多，新升望县为6县，占三道的一半，新升紧县(3县)全在浙东。韩愈在《代张籍与李浙东书》中称：“浙水东七州，户不下数十万”(《全唐文》卷552)。文中的李浙东即指李逊。李逊元和五年出任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九年离任。在任期间，“以均一贫富，扶弱抑强为己任，故所至称理”。[18]元和九年孟简继任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承李逊抑遏士族、恣纵编户之后，及简为政，一皆反之，而农估多受其弊”。[19]显然李逊在浙东“扶弱抑强”，实以“抑遏士族”，优容编户为内容，因此他在任期间浙东户口的增加应是不成问题的，韩愈在文中称浙东“户不下数十万”当有一定根据。在两浙、宣歙三道中，浙东元和户数下降幅度最大,确实是最令人怀疑的。
综合如上记载不难看出，《元和志》所载长江下游地区户数，仅仅是当时政府所掌握的在册户，而且这些户口统计数与当时人的记载也有矛盾处，并不那么可靠、真实。同时由于本区还存在着大量的隐漏户(浮寄户、逃户) ，而这一批逃避税役的人口并不包括在内。因此《元和志》所载的本区户数，事实上是大大低于当时的实际户口数。关于长江下游地区存在着大量的浮寄户、逃户以及对本区实有人口的估算，下面还要专门论及，这里我们仍来讨论本区元和户的情况。
据梁方仲先生《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27统计，元和前期全国共有2368775户，长江下游地区所属的两浙、宣歙三道户口总数为524900户，占全国总户数的22.16%，占东南八道144万户中的36.45%。天宝元年本区占全国总户数16.27%，到元和时本区仅两浙、宣歙三道的户数即占全国总户数的22.16%，如果淮南道的户数不缺,本区在全国户数中所占的比例还将会上升许多。可见在唐后期，长江下游地区仍是全国名列前茅的重点人口区。
唐后期全国的户数普遍呈下降趋势，本区的情况也不例外。不过相比较而言，本区户数的下降程度比北方为低。北方两河地区的洛州(河南府)、汴州、宋州、魏州、冀州、沧州在天宝时都是10万户以上的大州，但元和时的户数较天宝时下降了90%以上。长江下游区户数下降90%以上的州只有浙东明州一州，其余各州下降幅度不尽相同，但下降程度比北方为低，确是事实。据王育民先生《唐代南北方户口分布比重的消长》一文统计[20]，元和时全国共有2373435户,天宝元年相当于元和时的府州户数为6854276，据此可知元和时全国的户数平均下降率为65.37%。长江下游的两浙、宣歙三道元和时有户524900，天宝元年的户数为1085920，其平均下降率为51.66%，显然低于全国的平均下降水平。可见，在唐后期全国人口普遍大幅度下降之时，长江下游地区凭借其较强的经济实力使其境内的户口下降速度大为减缓。
二、对淮南道户口的考察
由于《元和志》淮南道缺佚，故元和时期淮南七州的户口升降情况不可得知。这里我们试根据其它文献材料对该道的户口情况作一个大致考察。
《嘉庆扬州府志》卷20《赋役志》载有唐代扬州开元、天宝、贞元、元和四个时期的户口数，兹引述如下：
扬州：开元户61417，丁口缺
天宝户77105，丁口467850
贞元户73000，丁口469594
元和户87647，丁口缺
如上的开元户出于《元和志》，天宝户出自两唐书《地理志》，只是口数较两志少5口。贞元户取于《通典·州郡典》，户数少《通典》381户。《通典》是贞元十七年杜佑派人献于朝廷的，所以《扬州府志》的撰者把《通典》扬州户定于贞元，以贞元户名之。惟元和户，不知所据何书?如果是书所载的扬州元和户可信，那么元和时扬州的领户较盛唐天宝元年户，非但没有下降，反而还上升了13.67%。所以在引用《扬州府志》所载的扬州元和户时，还有必要首先对这一数字的可信性进行一番考察。
晚唐诗人许浑《送沈卓少府任江都》诗称扬州“十万人家如洞天”。[21]中唐后的扬州城虽然号称“天下繁侈之地”，但城内有户10万，则系诗人的夸张之辞。扬州城有户10万虽不大可能，但中唐后扬州7县保持了相当数量的人口则是确定无疑的。白居易有诗称苏州“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是诗虽然说的是苏州城区人口密度超过了扬州，事实上有唐一代苏州全境的人口一直都在扬州之上。苏州元和时有户10万余，且在大历十三年(788年)就因户口众多而升为雄州，而“富甲天下”的扬州却不在升置之列，可见元和时扬州的户数当在苏州之下，即在10万户以下。那么扬州元和户较天宝时的77000户是否有增长呢?回答是肯定的。在安史之乱中，由于扬州远离战区，故未受到战乱的直接影响。虽然在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发生了刘展之乱，以及翌年田神功率平卢军进驻扬州平叛大掠居民财产之事，但刘展之乱很快平定，平卢军在乱平后也迅速撤出了扬州，故对扬州并未造成大的破坏。唐人贾至称“兵兴十年，九州残弊，生人凋丧，植物耗竭……独扬州一隅，人尚完聚”。[22]杜牧亦称扬州“倚海堑江淮，深津横冈，备守坚险，自艰难以来，未尝受兵”。[23]由于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扬州也成为北人南迁的重要之地。比如扶风平陵人窦常“百口漂寓……卜居广陵之柳扬西偏”。[24]兴元元年(784年)淮南节度使杜亚称扬州，“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足见侨居在扬州的流寓人口之多。综合唐后期扬州繁盛的情况来推测，元和时扬州户数要达到《嘉庆扬州府志》所载的87647户，应当说是完全可能的。
和州在安史乱后有增户的记载。大历七年(772年)穆宁为和州刺史，“理有善政”，“居一闰，人忘其伤；又一闰，人忘其化”，结果和州“增户数倍”。[25]刘禹锡在《和州刺史厅壁记》中说：“初开元诏书以口算第郡县为三品，是为下州。元和中，复命有司参校之，遂进品第一。按见户万八千有奇，输缗钱六十万。”[26]刘禹锡的记载表明，元和时和州的在籍户不少，该州也正是在元和六年九月升为上州的。再来看舒州的户口情况。大历五年(770年)独孤及任舒州刺史,当时舒州“属岁饥旱”,“百姓流窳,十不一存”。独孤及到任后，与民休息，“劳来鳏寡，薄其徭赋，是以招携亡者，抚柔存者。庶经秋之后，赖或安集”。[27]楚州“提兵五千，籍户数万，其事雄富，同于方伯”[28]，也保持了相当数量的人口。庐州是在安史之乱中(乾元元年)由中州升为上州的[29]，升级的原因不知是该州的战略位置重要，还是户口较多之故，不过可以肯定在安史乱中和乱后该州的户口下降幅度不会太大。贞元中罗珦为庐州刺史,在此劝民耕织，“兴利除害” ，“考课第一”。前述中唐后刺史“以户口增减为其殿最”，罗珦典庐州时既然“考课第一”，其治理庐州的业绩自然也应包括户口增长在内，不难想象大历时庐州的领户也不会较天宝盛时相差太远。晚唐时庐州的户口也有发展，故杜牧在《卢搏除庐州刺史制》中称“庐州五城，环地千里，口众赋重”(《樊川文集》卷18)。大历六年李幼卿“以右庶子领滁州，而滁人之饥者粒，流者占，乃至无讼”。[30]既然流民咸归故里，滁州户口不会大降甚至上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元和六年九月滁州正是因为人口较多而被升为上州的。
如上我们采用了一些描叙性材料对唐后期淮南道户口发展情况作了一个大致的勾勒,如下我们拟对淮南道元和户数作具体考察。《资治通鉴》卷237元和二年条载：“是岁，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县千四百五十三。其凤翔、鄜坊……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外，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据此可知，元和二年唐政府财赋倚重地东南八道共有户144万户。《元和志》成书于元和八年，李吉甫在书序中称：“前上《元和国计簿》,审户口之丰耗；续撰《元和郡县图志》，辨州域之疆理。”学术界一般认为《元和志》所载的元和户主要采用的是《国计簿》元和二年的在册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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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会要》卷84载元和二年全国有户2440254，《旧唐书·穆宗纪》载元和十五年全国总户数为2375400，可见元和一朝政府所掌握的在籍户大约在240万左右。据此我们认为元和二年至元和八年间，东南八道的户数大约也保持在144万户左右。换言之,《元和志》所载东南八道的户数即使不缺淮南和浙东台州八州户数，其户数总和也不会较元和二年144万户高出许多。东南八道共49州，其户数见于《元和志》记载的有41州,兹据是书将这41州户数统计如下：
由上可知,《元和志》现存东南七道41州户数之和为1061486户，用144万户减去此数，余下者即为《元和志》所缺的8州户数,故可知这8州户数为378514。从《元和志》所载浙东6州户数来看，该道人口下降幅度甚大，元和时6州的户数较天宝时平均下降率为72.51%。台州天宝时有户83868，若元和时下降率以50%计，该州户数约有4万余户。即便是台州元和户不下降，仍以天宝户计，那么淮南7州之户也有294646。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天宝时这7州户数总和为268704户，可知元和时淮南7州户数较天宝时有所上升。
如上所推算的淮南元和户，是一个大致而非精确的数据，在材料极为缺乏的情况下，采用这样的推论大致是可以成立的。以濠州元和户为例。濠州“本属淮南，与寿阳阻淮带山，为淮南之险”。[31]安史之乱后，濠州划归河南道徐泗节度使管辖，故该州的元和户得以保存。濠州元和户数为20702户，较开元户20522略有上升，较天宝户21864户有所下降，但下降率仅为5.32%。前考《嘉庆扬州府志》所载扬州元和户大致可信，扬州元和户较天宝户非但没有下降，反而还上升了13.67%。再据《唐会要》卷70《州县分望道》载，滁、和、舒、濠四州，元和六年九月并升为上州；扬州扬子县大历八年五月升为望县；楚州山阳、盱眙二县，贞元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升为上县；舒州太湖、宿松二县、寿州霍邱县、楚州盐城县并于元和六年九月升为上县。综合如上材料，我们认为淮南道元和户数较天宝时有所上升，是极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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